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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崇伊的前半生:從結交清流到迎合慈禧

每一個歷史事件的背后,總有無數(shù)雙眼睛,從不同角度觀察和捕捉歷史的不同側(cè)面,并據(jù)以做出自己的描述與判斷。不過長期以來,后世論者用以把握歷史脈絡的依據(jù)和對史事細節(jié)的鉤沉,往往都是參照“進步”人士的書寫,至

每一個歷史事件的背后,總有無數(shù)雙眼睛,從不同角度觀察和捕捉歷史的不同側(cè)面,并據(jù)以做出自己的描述與判斷。不過長期以來,后世論者用以把握歷史脈絡的依據(jù)和對史事細節(jié)的鉤沉,往往都是參照“進步”人士的書寫,至于那些負面的或非主流的人物,其生活境遇、思想演變及立身處世之道,通常不為論者所重。然而歷史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chǎn)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比绻笔Я藢髢深惾宋锏难芯亢屠斫?,不但會使豐富生動的歷史內(nèi)容空泛化、簡單化,也很難全面客觀地闡明歷史事件和歷史發(fā)展進程。

以甲午戰(zhàn)爭為分水嶺,清朝的國內(nèi)政局和國際環(huán)境發(fā)生顯著變化。戰(zhàn)后圍繞政治權力的重組和對內(nèi)、對外方針,清朝高層爭斗不休。其中一些人雖官職不高,卻極為活躍,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楊崇伊是其中典型:甲午戰(zhàn)后,京師強學會被禁和帝黨骨干文廷式去職,都源于他的彈劾;“戊戌政變”的發(fā)生,也以其赴頤和園告密、奏請慈禧太后垂簾聽政為直接引線。不過長期以來學界往往只在論述相關事件時,才提及楊氏其人,而對其政治背景、政治動機,缺乏深入分析;對戊戌政變后楊崇伊的所作所為及其對政局的影響,更是所知甚少。這就給本文提供了進一步深挖的空間。歸根究底,楊崇伊之所以能在晚清政壇屢掀波瀾,尤其在戊戌政變時一擊即中,關鍵在于他適應了晚清官場的腐敗黑暗,對于政治形勢的判斷迎合了慈禧太后的政治需要。澄清其人其事,有助于填補相關研究中的盲點,豐富學界對晚清相關人物史事尤其是對甲午至庚子年間高層政治的深入認識。

交接清流,背靠淮系

楊崇伊(1850—1909),原名同楏,字思大,號正甫、莘伯、遂居士,出身江蘇常熟八大家之一,即所謂“翁龐楊季是豪門,歸言屈蔣有名聲”的楊家。楊家崛起于道咸年間,是典型的文化世家。崇伊曾祖楊景仁,官至刑部員外郎,輯有《籌濟篇》。景仁生6子,次子希銓,翰林院編修,曾任惠州等地知府;三子希鈺,素有文名。希鈺生3子,長子沂孫官至安徽鳳陽知府,為著名書法家;次子泗孫中榜眼,官至太常寺少卿;三子汝孫,為廩貢生,候選訓導。汝孫娶國子監(jiān)學錄龐大堃長女為妻,育有4子,即崇伊、同檙、同穎(崇光)、同復(崇綸)。崇伊與刑部郎中曾熙文之女聯(lián)姻,有1子2女。

同治九年(1870),楊崇伊中舉,充覺羅官學正白旗教習。光緒三年(1877),報捐內(nèi)閣中書。翌年,參與修建慈安太后普祥峪萬年吉地工竣,保加五品銜。光緒六年(1880)中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先后任丙戌(1886)、庚寅(1890)會試同考官。光緒十四年(1888),充武英殿協(xié)修。次年考試御史,奉旨記名。十七年,充國史館纂修。十九年,丁父憂,直至光緒二十一年(1895)秋補授江西道監(jiān)察御史。早年的楊崇伊,只是一名閑散文員,并未在政壇留下多少痕跡,但因其擁有高等科舉出身,又善于利用家族政治資源和同鄉(xiāng)、同年、姻親關系,仍得以躋身上流交際圈,結交了不少政壇上赫赫有名的人物,為其日后介入高層政爭創(chuàng)造了重要條件。

就同鄉(xiāng)關系而論,楊崇伊最看重的是與同為“常熟八大家”的翁、龐兩家的交往。其中,翁家的核心人物是翁同龢。翁同龢的三兄同爵,娶崇伊伯祖希銓之女;同爵之子曾榮、曾翰(注:后過繼給翁同龢),曾就學于崇伊伯父泗孫;翁同龢與崇伊的伯父沂孫、泗孫、舅父龐鐘璐,都素有交情。同治十年(1871),崇伊赴京會試,在龐鐘璐家初見翁同龢,翁對其印象極佳,稱“極清挺,翰苑才也”。光緒六年,崇伊會試得中,又出翁氏門下,更得其“垂愛尤摯”。光緒十一年(1885)起,每年翁同龢在京擺春酒宴請同鄉(xiāng),崇伊幾乎都受邀參加。以翁數(shù)則日記為例,可證二人關系之款洽:

飯罷移時拜數(shù)客,晤楊思大,將請伊為德孫(按:翁曾翰之子)作媒龐氏(按:龐鐘琳孫女)也。

是日三兄忌日,設奠??臀┮姉钶凡?/p>

聞楊莘伯丁外艱,馳函慰,送藥及傘,明日行。

崇伊與翁家后輩曾翰、斌孫等,也往來甚殷。龐家的中堅人物,是官至刑部尚書龐鐘璐及其二子龐鴻文、龐鴻書。此一門三父子,皆中進士、成翰林,亦屬門第昌隆。楊、龐兩家且世為姻親:崇伊之母,即龐鐘璐胞妹;崇伊三弟同穎,又娶龐鐘璐之女。鴻文、鴻書與崇伊既是姑表兄弟,鴻書又與崇伊為同年進士,關系格外親昵。值得一提的,還有楊崇伊的妻兄、刑部郎中曾之撰。之撰灑脫不羈,負有文名,曾與王懿榮、張謇、文廷式并稱“四大公車”,其子即《孽?;ā返淖髡咴鴺恪?/p>

除同鄉(xiāng)外,楊崇伊也高度重視同年關系,與李慈銘尤稱莫逆。李慈銘(1830—1894),號莼客,浙江會稽人,文名早著,但科場蹭蹬,直至光緒六年始中進士,此后官不過御史。李雖仕途失意,但才名藉甚,“一時翰苑諸公皆仰之如泰山北斗”。楊、李二人結識于光緒四年,后同中進士,來往更加頻繁。光緒九年(1883),“以國恤不賀年,執(zhí)友密親間一過從而已”,李猶于當日晤楊。光緒十三年冬,楊崇伊在家設宴,邀同好為李氏賀壽,也令李感動不已?!耙乖勢凡遥越裣凡勺优?、桂卿、芾卿為余作生日也?!瓲T粲燈妍,陳設華整,肴饌皆出內(nèi)治,精奪五鯖,點心兩食盤,香美尤劇。叨此非分,深慚過情。”正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楊、李二人既相交多年,彼此的行事作風、政治取向必有若干相契合處。時人評價李:“矜尚名節(jié),意所不可,輒面折人過。議論臧否,不輕假借茍同,雖忤樞輔不之顧。以是人多媢之?!边@與《重修常昭合志》對楊的評價相近:“慷慨有大志,性直,每喜斥人過,人亦以此銜之?!贝送?,李對慈禧太后一向推崇備至,曾贊其“憂勤圖志,百倍女中堯舜”。這也很可能影響到楊日后在“帝后黨爭”中的立場。又,李思想保守,“對來自西方的學術文化與科學技術整體上持盲目排斥的態(tài)度”。楊亦自述“不識時務,尚能自知”。

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李慈銘廣泛的交際面,楊崇伊與同年進士沈曾植、黃紹箕、盛昱、何乃瑩、王頌蔚、朱福詵、徐琪、王詠霓、徐寶謙、王蘭、郭賡平、徐寶謙等,不時詩酒唱和;與同為進士的袁昶、王彥威、沈曾桐、繆荃孫、吳講、徐定超、鮑臨、濮子潼、楊晨、吳品珩、馮煦、朱懷新、吳慶坻、陸廷黻、陳彝等人,也有所往來。尤令時人津津樂道的是,楊崇伊和沈曾植、盛昱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且楊、沈為同年進士,楊、盛為同年舉人。光緒十六年二月二十九日(1890年3月19日),李慈銘特邀袁昶、曾之撰、黃紹箕等人,為楊、沈、盛三人慶生。袁昶有詩記其盛:“座客各肅然,呼僮斥寒具。就中同甲生,古心鞭呴呴?!北M管如此,楊與沈、盛二人始終談不上深交,在甲午戰(zhàn)后更是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

就師門、同年和同鄉(xiāng)關系而論,楊崇伊早年無疑與清流淵源匪淺。同光以來,在幼帝繼位、太后垂簾、親王輔政、督撫坐大的特殊政治格局下,慈禧太后出于權力制衡的需要,放任清流議政的風氣風靡一時。其中骨干多出身翰詹臺諫。起初奉李鴻藻為宗師的張佩綸、張之洞等人風頭強勁,后因卷入中法戰(zhàn)爭,遭受重挫。繼而翁同龢一派勢力漸長,親信之人包括文廷式、張謇、汪鳴鑾等。光緒十五年(1889),楊崇伊應御史大考,并獲記名,表明其也有意借御史一職出人頭地。而這曾獲得翁同龢的大力提攜?!敖袢臻営肪砀ν?,同邑楊振甫第三,龐劬庵第四,俞佑瀾第十七,望必記名?!?/p>

李鴻章

楊崇伊一面與清流人物來往頻繁,另一面熱衷于延續(xù)與李鴻章等淮系權貴的通家之好。李鴻章之父李文安,為崇伊曾祖楊景仁的門生。光緒初,楊氏家族刊行楊景仁的《籌濟編》,李鴻章曾出面作序。后李鴻章胞兄瀚章之女,嫁給崇伊四弟同復,使兩家關系更進一層。光緒十四年(1888),李瀚章與徐郙結兒女親家,特請楊崇伊、曾紀澤做媒。當然最關鍵的,還是光緒十八年(1892),崇伊之子楊圻(原名朝慶,號云史)娶李鴻章的孫女、李經(jīng)方的長女李國香為妻。楊圻幼而穎悟,有才子之稱。李鴻章對這樁婚事十分滿意,曾特意叮囑崇伊為楊圻延師教授:

月前孫女歸寧,文郎偕至,正值天時晴淑,闔宅歡欣?!睦闪糇⊙啵ο嘁?,質(zhì)性聰敏,氣度詳和,綽有家風,洵稱令器。詢其志學所向,尤為遠到之資。……專課之師斷不可少。雖有過人資性,若無指授,終慮作輟不常。此正一日千里之時,如此美材,真宜寶惜也。

崇伊另有二女,長女此前已嫁給淮系要員胡燏棻之子希林,次女后許配李鴻章嫡孫、李經(jīng)述之子國杰。較之同鄉(xiāng)、同年關系,這種官場上下聯(lián)為親家的婚姻關系,為楊崇伊締造了更為穩(wěn)固的政治基礎。

生于江南世家,身負翰林清望,并得到帝師翁同龢的卵翼,文壇名宿李慈銘的推彀,以及聯(lián)姻權臣李鴻章家族,這使得早年在政壇默默無聞的楊崇伊,實則擁有許多他人難以企及的政治資源,對于朝局的了解也比一般官紳準確透徹。盡管如此,楊崇伊的仕途發(fā)展不但落后于同科的沈曾植,更不及后起的文廷式,這使其內(nèi)心深有不甘。而他之所以頻頻奔走權門,廣為交游,正是為了尋覓在政壇發(fā)跡的機會。當然,對于翁同龢和李鴻章政見相左,楊也是心知肚明,故“與合肥書,痛詆常熟,而于常熟處又短合肥”,自己則夾處其間,左右逢源。至于李慈銘,雖與李鴻章分屬不同陣營,但“以就天津書院故,官御史時于合肥不敢置一詞”。其間是否也有楊斡旋之力,目前尚不得而知。

入臺兩劾:政治面目初顯露

甲午戰(zhàn)爭以來,在日本的軍事打擊和國內(nèi)主戰(zhàn)派的圍攻下,李鴻章及其淮系失勢。同時翁同龢一派坐大,上結光緒帝,下聯(lián)維新士紳,一面對李鴻章、孫毓汶等政敵窮追猛打,一面鼓動戰(zhàn)后改革,并在事實上獲得相當成功。不過隨著對外局勢有所緩和,慈禧太后、李鴻章等人也很快發(fā)起反擊。初任御史的楊崇伊,審時度勢,出于政見的不同和政治投機、報復私怨的目的,不惜背棄師門,充當李鴻章和后黨的政治打手,成為影響戰(zhàn)后朝局走向的人物。

光緒二十一年(1895)八月,楊崇伊丁父憂服滿,補授江西道監(jiān)察御史,嗣掌廣西道監(jiān)察御史,直至光緒二十五年(1899)冬,他在御史任上為期4年。這4年不僅是他政治上最活躍的4年,也是對國家大局影響最直接的4年。御史隸屬都察院,負責監(jiān)督各級行政,糾彈百官,官銜雖不過從五品,卻擁有“風聞言事”的單獨上奏權。這為楊崇伊參政、議政提供了便捷合法的通道。

楊崇伊就任后選擇的第一個靶子是強學會。先是因甲午戰(zhàn)后拒和運動的浪潮,以廣東進士康有為、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軍機章京陳熾為代表的一批進步官紳,逐漸聚到一起。他們一面上奏上書,敦促朝廷實行改革;一面發(fā)起京師強學會,創(chuàng)辦強學書局,希望通過譯書、辦報,開通社會風氣,汲引有識之士。強學會的成立,在一向嚴格限制結黨集會的清朝京城,可謂首開先河,也因此成為中外各界關注的焦點?!白裕ü饩w二十一年)七月創(chuàng)辦以來,朝士云集。軍機、總署、御史、翰林、各曹來會者至百數(shù)”,包括翁同龢、李鴻藻、孫家鼐在內(nèi)的中樞大老和以張之洞、劉坤一、王文韶為代表的地方高官,紛紛向該會捐款或撥房、撥物。若干英美人士也參與了該會的活動。繼之而起的,還有康有為、張之洞兩派共同發(fā)起的上海強學會,同樣高調(diào)標榜改革。

強學會遺址

正值中外人士對強學會寄予厚望之機,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1896年1月21日),楊崇伊忽上彈章,劾奏臺館諸臣創(chuàng)辦強學書局,結黨斂財,“流弊所極,必以書院私議,干朝廷黜陟之權,樹黨援而分門戶”,請旨封禁并嚴懲創(chuàng)辦之人。光緒帝當日下旨都察院查明封禁。上海強學會也隨后宣告解體。

強學會被禁,在官紳中間引發(fā)強烈轟動。梁啟超稱:“會既被禁,京師嘩然,謂將興大獄?!蔽掏樔沼浺噍d:“南城因封禁強學會,眾洶洶有煩言。”關于楊氏奏劾的原因,起初有人不滿翁同龢明哲保身,楊崇伊又為其門生,疑心是翁氏暗中唆使。但多數(shù)人都揣測李鴻章才是幕后主謀,畢竟此前強學會成員曾多次攻擊李,李要求捐款入會,亦遭該會拒絕,由此唆使親家出面報復,著實不無可能。不過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表示,李鴻章“拒絕承認他和強學會的關閉有什么關系”。美國駐華公使田貝(Charles Denby)也判斷李鴻章與此事無關。所以亦不能排除楊崇伊主動逢迎的可能。

本年春拒和運動風起云涌之際,楊崇伊對時局一直保持緘默,不僅如此,出于對李鴻章的維護和偏于保守的政治見解,他對言路的高漲甚至抱有強烈反感,所以劾強學會一奏,開篇就抨擊言路局外論事,惑亂聽聞。楊氏同日所附奏片,亦是不滿津、滬等地報館譏彈時政,請飭南北洋議禁。另外,楊此前一直在上流交際圈如魚得水,對強學會起初也有意虛與委蛇,但因其“不出會費而欲為會員被拒絕”,故而“懷恨在心,以種種理由構陷其事,遂及彈劾”。御史張荀鶴也揭露:“(楊)始與康逆厚契,聞康將敗,抗章彈劾?!边@暴露了楊性格中狹隘反復、挾嫌報怨的一面。而最重要的是楊能夠透過李鴻章等人獲悉朝廷高層好惡,借機媚上,亦是大有可能之事。此前強學會成員張仲炘請撤督辦軍務處、褚成博彈劾軍機諸臣,嚴重觸怒恭親王奕等人,“政府既恐清議日甚,渠輩無所容足,而一二傖父,遂欲借此報私怨,興大獄,抄黨案舊文?!眳情跃透裢鈴娬{(diào)這一層:“楊崇伊者,揣政府之意,……迎合李、孫(按:孫毓汶),欲借此以興大獄,遽以聚黨入奏?!蔽掏樖潞笸性~,亦是“推之兩邸,而為諸人抱屈”。換言之,個人私怨、政見相左和取媚權要,都可能構成楊崇伊彈劾強學會的起因,而強學會的內(nèi)訌又恰好給他提供了上奏的機遇?!皶杏心彻僬撸鯇c梗瑫兄T公共惡之。本月上旬會中分一新局在琉璃廠,將某官二三人分出局外,不與之謀,某人怒而相攻,故有言官奏劾之事?!辈痪脧妼W會雖又獲準以“官書局”的名義重開,但士氣已挫,再無補于大局。

楊崇伊首戰(zhàn)告捷,初次顯露出其忮刻陰險的一面,但這僅僅是一個開端。轉(zhuǎn)年二月十六日(1896年3月29日),他再上一疏,嚴參侍讀學士文廷式、記名御史李盛鐸,再度在政壇掀起軒然大波。該折篇幅不長,卻觸及文氏甲午主戰(zhàn)、操縱言路、交通宮禁、朋比黨援等一系列敏感問題:

竊見侍讀學士文廷式……通籍之后,諂事文姓太監(jiān),結為兄弟,往來甚密。東洋事起,群言厖雜,皆由該員主持。御史安維峻之折,亦聽其指使。故遣戍之日,該員廣為勸募,贐者盈萬,躁妄險诐,至斯已極?!ㄅc李盛鐸)生同鄉(xiāng)貫,互相標榜,梯榮干進,遇事生風。常于松筠庵廣集同類,議論時政,聯(lián)名執(zhí)奏,博忠直之美名,濟黨援之私見?!瓚堉妓儆枇T斥,以儆官邪而端士習。

該折當日轉(zhuǎn)呈慈禧太后。次日奉旨:

文廷式與內(nèi)監(jiān)往來雖無實據(jù),事出有因,且該員于每次召見時語多狂妄,其平日不知謹慎,已可概見。文廷式著即革職,永不敘用,并驅(qū)逐回籍,不準在京逗留。此系從輕辦理,在廷臣工務當共知儆戒,毋得自蹈愆尤。

與強學會的封禁不同,該上諭完全反映了慈禧太后的意見,且亦不同于楊折重在攻擊文廷式操縱言路,而是另行添出文氏“每次召見時語多狂妄”云云,并警告“在廷臣工務當共知儆戒”,明顯是借機發(fā)作,殺雞儆猴,刻意敲打帝黨。這也解釋了為何楊氏彈劾文、李二人,諭旨僅針對文氏。

文廷式(1856—1904),字道希,號蕓閣,江西萍鄉(xiāng)人。早年為廣州將軍長善幕府,并由此結交其嗣子志銳,以及志銳之弟志鈞和兩個妹妹(即光緒帝的珍、瑾二妃)。光緒十六年(1890),因翁同龢賞識,中榜眼,授翰林院編修。甲午(1894)春,大考翰詹,光緒帝親擢一等第一名,升任翰林院侍讀學士兼日講起居注官。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后,文氏堅決主戰(zhàn),一再攻擊李鴻章、孫毓汶,引起后黨側(cè)目。慈禧太后甚至放言“事定當將此輩整頓”。翌年(1895)春,文廷式又鼓動官員舉子們抵制《馬關條約》,痛詆李鴻章為“漢奸”,使李“幾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勢”。他還支持光緒帝實行戰(zhàn)后改革,參與發(fā)起強學會??涤袨樾稳菸氖现诘埸h的重要性稱:“上所倚,一常熟耳,力不支,將以三哥(按:文廷式)佐之?!眱?nèi)閣中書汪大燮甚至評價:“京中真君黨只渠一人?!?/p>

深諳政壇內(nèi)幕的楊崇伊,此次徑直向文廷式出手,且詞連宮闈,不啻是對翁同龢的公然背叛和對帝黨的公開挑釁,若非有高層授意,恐怕他也不敢貿(mào)然為之。對此,時人普遍認為是出自李鴻章的指使:

聞二月李鴻章臨俄時請見慈寧,折列五十七人請禁勿用,第一即文道希,李出京而御史楊崇伊抨彈文道希之疏入矣。

(光緒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楊崇伊為合肥訪查臺館彈劾東事之人,開一清單,凡三十余人。十五六合肥又獨詣長信呈之。十八楊即以彈蕓閣章就正合肥。合肥臨行有言,若輩與我過不去,我歸看他們尚做得成官否?

而由李鴻章及其心腹的反應,也證實了他對此事的特殊關切。二月十七日、十八日,沈能虎、盛宣懷競相電告李,楊彈劾文氏落職的消息;十九日,李電復沈:“以后新聞,望商告孫(按:孫毓汶),隨時電告?!?/p>

楊崇伊疏參文廷式,固然是為李鴻章修舊怨,但同時也是有意迎合慈禧太后。乙未春中日議和以來,慈禧太后為避輿論鋒芒,一度退處深宮。但隨著李鴻章、孫毓汶等人接連受挫,光緒帝、翁同龢的勢力坐大,為維持政治上的平衡,她很快再施雷霆手段。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她以“信口妄言,跡近離間”為詞,將翁的親信、吏部右侍郎汪鳴鑾和戶部右侍郎長麟革職,永不敘用。翌年正月,撤毓慶宮書房,取締翁與光緒帝的獨對。二月十六日、十七日,她接連斬殺違例上書的太監(jiān)寇連材,驅(qū)逐文廷式,皆是針對帝黨的政治威懾。而楊之所以選在寇連材被殺翌日上奏,且以文氏勾通太監(jiān)為詞,很可能就有宮中之人里應外合。換言之,文氏被劾是甲午以來帝后黨爭的持續(xù)與高潮,楊則主動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而與之相對,李鴻章奉旨出使俄國,同樣是慈禧太后政治平衡戰(zhàn)略之一環(huán)。

相較于強學會的封禁,文廷式被黜對朝局的影響更加直接。汪大燮感慨:“自道希落職,從此諸人結舌,下藥如此靈應,亦奇談也。”翰林院編修葉昌熾也意味深長地寫道:“鉤黨之禍,近在眉睫,明哲之士,所當深戒?!辈粌H如此,當時還頗有慈禧太后廢帝另立的風傳,“京師人人震恐,慮皇上之位不保。”吳士鑒還透露內(nèi)定的繼承人是端王載漪之子溥儁(按:3年后被立為大阿哥)。受這種緊張肅殺的政治氛圍的影響,清朝的戰(zhàn)后改革自然很難充分展開,而僅能于軍事、經(jīng)濟、教育等有限范圍內(nèi)實施。直至膠州灣事變后,隨著外患急遽升級,改革的勢頭才再度昂揚。

楊崇伊任職御史僅半年時間,首劾強學會,再劾文廷式,接連予帝黨和維新官紳以重創(chuàng),連帶殃及整個國家的改革大局也由形勢漸好轉(zhuǎn)向搖擺不定。媚上希寵、挾私報怨的他,固然由此獲售于后黨,卻也因此為士林所鄙。鄭孝胥評論:“楊崇伊本惡奴,眾所不齒,朝廷乃用其語彈壓朝士,嗚呼,人心瓦解,速之亡也?!眳情砸差A言:“此人不久必高升,升則以排正類為己任,平日對人言如此,可謂兇惡之至。千古亡國,如出一轍,可恨可恨!”盡管如此,經(jīng)此兩番重挫,康有為等人也充分意識到言官之于政局的特殊影響,并在此后的行動中,不惜采用賄買、結黨、代擬奏折等多種手段拉攏言官,俾其充當己黨的政治代言人,進而左右國家大局。

(本文首發(fā)于《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2期,原題《“行險以徼幸”:楊崇伊的仕途與人生》,作者張海榮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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