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勘破狐貍窗》：搭一扇狐貍窗，看穿近代東洋

《勘破狐貍窗：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人事與書事》，吳真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9年11月出版，243頁，37元

2011年，吳真博士在東京高圓寺舊書集市上以一百日元（人民幣六元）的白菜價，不，白送價，淘得沈從文《邊城》1934年初版本。軟精裝帶護封。消息傳回中國，別人我不知道，本人是嫉妒得整宿睡不著覺，認真琢磨過有沒有機會去她家時南蠻入侵順手牽羊，主要還是覺得冤枉：你說你一個研究道教和日本文化的博士，跟我們現(xiàn)代文學的搶什么沈從文哪？

不過，看到《在東京的邊城，偶遇〈邊城〉》，才讀出了“高圓寺淘《邊城》”的另外一重含義：它不僅是舊書集市“撿漏”那么得瑟的拉仇恨，也不單是中文書的海外流傳那么輕飄的感慨，這本《邊城》，見證著東京城市文化史的變遷，與中日文化交流的偶然與注定。

1923年關(guān)東大地震之后，高圓寺是東京地價最便宜的荒野，吸引了大批失去住所的文人，從川端康成到井伏鱒二、寺山修司，昭和文學的開場，伴隨著中央線沿線的開發(fā)。2018年我在東京訪學，去過兩次高圓寺，都是為了“古本書市”。那里至今仍談不上繁華，卻像塞納河的左岸一樣，印遍了文人墨客的足跡。吳真淘得《邊城》的那種半年一度古本大祭的日子，從中央線南口拐入對面窄小的街道，時時會撞見提著大捆小捆舊書的眼鏡男，這種景象與游客追尋的繁華東京格格不入，也很難讓人相信是在舊書店不斷倒閉的2018年。遙想數(shù)十年前，熱愛中國文學的《邊城》日譯者松枝茂夫、風魔全球布爾喬亞的村上春樹，都曾經(jīng)這樣在高圓寺的老街上走過吧。

而《邊城》在日本的流播，與周作人的大力推薦分不開，也與岡崎俊夫、松枝茂夫的評騭譯介息息相關(guān)。湘西小城的動人風韻，就這樣慢慢融入日本文學青年的中國想象之中。

左為1938年改造社出版的松枝茂夫譯本《邊城》，中為吳真在東京高圓寺以一百日元所購1934年《邊城》初版精裝本，右為1938年的第三版平裝本《邊城》。

《在東京的邊城，偶遇〈邊城〉》篇幅很短，不過十一頁，五千多字，但里面的信息量相當大，文學、歷史、城市三者并置融合，如果讀者能勘看實地，當更有所悟。這一評價，也可以移用于吳真博士《勘破狐貍窗》一書，全書不到十五萬字，但涉及中日文化“互看”的層面之多、材料之富、用功之深，在遮天蔽日的“知日”讀物中，仍能頑強地顯出它的矯矯不群。

書分兩輯，上輯“人事”六篇文章中，“中國看日本”三篇，“日本看中國”兩篇，“風月同天”一篇，即《“甘黨”夏目漱石與周作人的羊羮》，這篇屬于小考證，出發(fā)點是中日“甘黨”各出一位文學大家，文豪味覺與常人無殊，但追覓同物同味，是欽慕人物，還是愛屋及烏，就難說清楚了。1957年，夏目漱石墓木早拱，周作人于枯苦生涯中，猶自念想東京的羊羮，心中所思，與舌上所憶究否相同，不得而知。文章落腳于藤村羊羮的消亡與“職人文化的純粹”，看似散漫，卻分輕了歷史沉重的感喟，像是羊羮最好是配苦茶，甘口苦口之間，才是世事本來的況味。

風靡江戶人的老字號——藤村羊羹，2007年尚有零星出售羊羹，2011年之后徹底歇業(yè)。

我自己讀來最親切的，當然是《一個清朝官員在東京逛博覽會》。文中主角楊芾，正是我的高祖，他逛博覽會的記載，也見于我整理的《扶桑十旬記》。吳真博士也曾在閱讀鄰居《扶桑十旬記》讀書會上講過文章大義。正如上文所述，她敏銳地抓住了歷史、社會與城市的交叉點，從上野博覽會入手分析楊芾游記，顯然是有備而來，“六經(jīng)注我”。也是受吳真的啟發(fā)，我2018年探訪楊芾游跡，特別留意1907年博覽會材料，自博覽會而勸業(yè)場，明治末年東京生活歷歷如繪，而關(guān)注民生，于博覽會用意“非徒炫華麗、廣商業(yè)，且藉以開民智，俾之增見聞也”“頗會于心”，也正是楊芾考察日本，與或敷衍公差，或?qū)＞珜崢I(yè)的晚清官紳考察大相徑庭之處。這種差異，對于今日之初識異域，仍有提示作用：不可流于個人瑣碎，亦不可遽言整體特征，而是入而能出，胸中有自家問題，才能借鏡異邦。許多留學生白白留學經(jīng)年，其實是不了解他者，也不解自身之故。

《一份申請失敗的日本民俗調(diào)查計劃》寫鐘敬文日本游學故事，最見出材料工夫，以鐘敬文一人之留學生涯為線索，串連起“中國作家在日本”的大背景，又讓人看見鐘敬文在日時學術(shù)發(fā)展的多種可能性，實是史家眼光。而《被魯迅記憶抹去的敷波先生》，當日在《讀書》首發(fā)，即已驚艷四座，它為魯迅研究界早已議論再四的“魯迅與藤野”提供了新的視角與新的材料。正如文化研究常提的法則：沒有說出來的，比說出來的，可能更重要，所謂“缺席的在場”。被魯迅記憶抹去的敷波先生，與被魯迅書寫并放大的藤野先生，背景之差異，為人之不同，一經(jīng)并列比較，不僅“魯迅的留日心態(tài)”，得到了更好的印證與闡發(fā)，于當年日本議會“為何留日者皆仇日”的天問，也提供了更切近的理解。

藤野先生故居客廳正中懸掛《孝經(jīng)》掛軸，右邊大衣即藤野先生出診時所穿外套。

《日本最早的中國道觀實地調(diào)查》《1928年常盤大定的廣東佛寺調(diào)查》則是“日本看中國”的示例。相較之下，中國學者要去理解日人之眼光手段，比理解“中國看日本”更為艱難。好在此是吳真的“正業(yè)”宗教民俗研究。這方面學識，非我所能置喙，只好“她說什么我信什么”。

下輯“書事”七篇，統(tǒng)而言之，比上輯要更“緊”一點。我指的是作者的內(nèi)在情緒。因此這一輯的主題，概括一下，無不關(guān)于中日兩國的“文獻爭奪戰(zhàn)”。三菱巖崎家、文求堂、皕宋樓、嘉業(yè)堂、文奎堂，這些名字，稍知近代舊書業(yè)的人，決不會沒聽說過。而中國古籍的東傳與回流，更是種種相關(guān)學科近代的起點。從黎庶昌、楊守敬，到鄭振鐸、朱世明、王世襄，幾代學人付出的努力，均可歌可泣，于故宮文物南遷之壯舉，未遑多讓。日本學者在這種往復爭奪的過程中，與中國學人或合作，或疏離，或為敵，不一而足，種種驚險情節(jié)，拍成影視劇也一定好看。而國運與文運之升轉(zhuǎn)離合，更令人感慨。長澤規(guī)矩也敢于面對中方代表說出“（這些古籍）如果不是保管在上野，放在香港的話，一定早就化為灰燼了，你們大概應該感謝我們吧！”這樣的話，身為中國后輩學人讀到，一定也會像吳真一樣，為古籍的艱辛命途與前輩的堅卓努力“捏一把汗”，于眼花繚亂之中體味無比矛盾的心情。

1943年，北平舊書店文奎堂寄到東京的郵包。仁井田陞將這些郵包的包裹皮、購書明細都貼在所購書籍的封底。

吳真在《自序》中解題曰：“狐貍窗，是日本民間流傳至今的一種手訣……狐貍窗，不僅是勘破妖怪‘正使’（原形）的透視鏡，也是一部時光倒讀機。搭上狐貍窗回望過去，據(jù)說可以看到歷史場景、記憶場面的一幕幕重現(xiàn)。當然，我還希望借助這扇狐貍窗，看破那些被大歷史敘事所遮蔽的，影影綽綽的‘附魅’（enchanted）之物?！眳钦娲畹倪@扇狐貍窗，只有八根手指（十四篇小文），于滄海巨瀾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當然只是管中窺豹，但一旦給了讀者“去魅”的提示，有心人自可破除虛妄，求尋新知。這樣，也就不負吳真博士十年異域求索之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