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夫人》：這些家庭婦女為何反對女權運動

區(qū)別于其他探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女權運動以及與之類似的諸如民權、性少數(shù)群體運動的影視劇，《美國夫人》所關注的其實是對二十世紀中后期這場如火如荼的社會運動形成“阻礙”的保守派的反擊。正如許多后見之明所指出的，作為反對《平等權利憲法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ERA）的領袖菲莉絲·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以及其所聯(lián)結起的以家庭婦女為主要成員的組織在成功阻擋了ERA寫入憲法，所產(chǎn)生的的意義遠遠超出了這一獨立事件的影響。

菲莉絲·施拉夫利的成功在某種程度上與整個七十年代美國所開啟的保守派的強勢回歸以及其對六十年代各種反傳統(tǒng)和權利爭取運動的“撥亂反正”，形成了緊密的聯(lián)系。而由于施拉夫利的反ERA行動出乎意料的成功，因而成為其后這一保守派回歸中頗具象征意味的里程碑事件。與此同時，它也意味著興起與興盛于六七十年代的美國第二波女權運動正式走向尾聲。

當制作此劇的達維·沃勒（她也是名劇《廣告狂人》的制作者）回答為什么會以菲莉絲·施拉夫利這樣一個“反女權”的人物來講述這段歷史的時候，沃勒提及了這一事件無論是對當時美國郁郁不振的保守派還是其后美國的政治格局，甚至是今日美國的許多問題和爭議，都能在當初這場反ERA活動中找到蛛絲馬跡。而通過施拉夫利這一美國典型的“反英雄”的人物在反ERA活動中的各種立場、言論以及她與主流女權運動之間形成的摩擦、沖突和斗爭，也給了我們一個不同的視角去重新審視以及反思第二波女權運動在七十年代的疲軟以及在某種程度上的局限與失敗。

施拉夫利反ERA的成功，與美國當時整個社會以及政治環(huán)境的轉(zhuǎn)變有關，但或許更加重要的是女權（以及與之類似的民權和性少數(shù)）運動內(nèi)部所出現(xiàn)的問題，導致了運動本身失去了曾經(jīng)所擁有的整合力量，從而導致一方面難以抵抗外界走向保守化的社會和政治氛圍，另一方面它本身的衰落也導致運動的勢頭直線下降。在《美國夫人》中也著重涉及了這一點，即女權運動領導層內(nèi)部的歧義、矛盾和局限導致群體中的離心力迅速增加，最終使得原本團結在一起的女性群體迅速地分裂，最終失去了舊日的力量，而也因此難以抵抗氣勢洶洶的保守派的反戈。

導致這一分裂的原因除了劇中向我們展示的，存在于女權領導者之間對于諸多議題和政見上的輕重緩急的不同看法和差異，更重要的其實是第二波女權運動所建基的基本理論范式本身的局限和問題導致了分裂幾乎在所難免。許多評論指出《美國夫人》中女權運動最后的失敗其實是占據(jù)第二波女權運動中主流的自由主義女權主義的失敗，在某種程度上，這個判斷是正確的。無論是給第二波女權運動帶來力量和靈感的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奧秘》，還是作為女權運動領導層發(fā)言人的格洛麗亞·斯泰納姆，她們都秉持著傳統(tǒng)自由主義的女權主義立場來推動整個運動的發(fā)展。而就如無論是當時其他女權思想還是之后對這一思想的討論和批評中，我們都能看到它本身所具有的問題和局限。

在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別麻煩》第一章，巴特勒首先對“女性”這一無論在六七十年代的女權運動還是發(fā)展出的各種女性主義理論中占據(jù)核心地位的概念發(fā)起質(zhì)疑。在巴特勒看來，“女性”這一看似建基在生物學基礎上的本質(zhì)屬性十分不可靠，并且由于其背后遭到遮蔽的建構與權力運作過程，而往往會產(chǎn)生新的區(qū)隔與排斥。即當女性主義借鑒傳統(tǒng)自由主義對“人”的普遍性和同一性的觀念時，“女性”也便由此成為一個自然的且具有普遍性的本體范疇，而一旦它成為現(xiàn)實政治行動中的指導原則時，我們便會發(fā)現(xiàn)，誰能被看作或是符合這樣的“女性”標準也便會往往充滿歧義，甚至各種忽視。

對這一看似無可置疑的“女性”概念的質(zhì)疑其實在第一波女權運動時期便已經(jīng)出現(xiàn)，當黑人女性代表參加美國當時主流的白人女權運動的會議時，她們的質(zhì)問——“我難道不是女性嗎？”——直接揭露了這一“女性”主體背后的各種局限。巴特勒指出，建基在生理性別（sex）之上的“女性”概念存在著抹平其他一切社會的、歷史的以及政治和經(jīng)濟上的差異，從而把所有女性都按照同一個“性別”模板進行整合，最終似乎變成了一個人。在《美國夫人》中，女權運動領導層的這一忽視主要表現(xiàn)在她們對家庭主婦——這一在美國主流社會幾乎是占據(jù)絕對數(shù)量的群體——的忽視、批評與輕蔑，以及在處理黑人女性的欲求、權益和渴望時存在的忽視和局限（在這背后也隱藏著主流的白人歧視。而許多歧視都是通過一種無意識所顯露出來的）。

菲莉絲·施拉夫利正是準確地看到了女權運動觀念和實踐理論中的這一缺點和局限，才開始調(diào)動人口基礎巨大的家庭主婦，并通過利用她們都熟悉的話語和思考邏輯來對ERA進行聳人聽聞且往往是缺乏事實根據(jù)的解釋和污名，從而引起家庭主婦們的普遍危機感，進而為了維持她們的既得特權（在劇中，她們認為一個女人作為妻子和母親是一種“特權”，而非對其的剝削）開始組織和行動，最終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覷的力量（并且施拉夫利完美地捏準了男性們的軟肋，即對于母親、妻子和女兒這些“家庭內(nèi)的守護者們”的某些隱秘羞愧）。

而對于貝蒂·弗里丹或是其他激進女權者來說，這些家庭主婦之所以看不到父權體制和家庭對其的剝削與壓制，完全是因為她們的無知以及其逆來順受，不愿掙脫自身的鐐銬。然而事實卻不僅僅只是如此，因為如果只站在“女性”這一立場來看，家庭主婦必然會遭遇著傳統(tǒng)父權體制的各種限制，但一旦結合進諸如階級、社會地位以及其他范疇來看的話，事情便會立刻變得十分復雜。

在像施拉夫利這樣的白人中產(chǎn)階級的家庭主婦看來，許多生活中的不平等或是差異，并非來自于她們的性別，而是來自其他原因。在施拉夫利與貝蒂·弗里丹的辯論中，前者便把女性找不到丈夫之事解釋為女性自己的問題，并且指出女權運動卻把它怪罪在性別不平等上，則顯然是錯誤的。（施拉夫利對于話術的運用十分擅長，在她的許多稱述和論斷中，我們往往會發(fā)現(xiàn)其中真相與謬誤共存，并且由于她對自己聽眾心理精準地把握，而能夠通過對謬誤的大加渲染和聳人聽聞化后成功地調(diào)動起聽者的不安和恐懼感，從而達到自己的目的，并且讓人忽略其話語中存在的諸多謬誤甚至荒誕之處。）

菲莉絲·施拉夫利 凱特·布蘭切特 飾

對于女權運動是否應該包含或是爭取家庭主婦而引起的爭議，以及對其中黑人女性或是女同性戀少數(shù)群體的利益和欲求的忽視甚至排斥，也直接引起了對于看似具有普遍性的“女性”概念的質(zhì)疑，由此所產(chǎn)生的后果便是新的內(nèi)部差異的產(chǎn)生。而也正是伴隨著“差異”這一觀念的出現(xiàn)，導致女權運動內(nèi)部出現(xiàn)了幾乎是難以避免的離心力。

在《美國夫人》中，曾有幾個片段提到貝蒂·弗里丹對女同性戀的排斥，認為她們是女權運動中的不利之處，而稱其為“紫色威脅”（Lavender Menace）。在美劇《當我們崛起時》，原本滿懷期待的女孩參加了弗里丹創(chuàng)建的美國全國婦女組織NOW，但只因其是同性戀而遭到排斥，最后去了洛杉磯建立了屬于女同群體的組織，并由此開啟屬于她們的運動。這樣的遭遇也發(fā)生在黑人女性身上，因此在《美國夫人》中，她們也開始分離出去，建構自己的組織，關注屬于她們的問題和種種困境。

這一被?？路Q作“身份政治”的社會運動模式在美國六七十年代的迅速發(fā)展，一方面使得原本處于社會和主流邊緣的少數(shù)群體開始走上舞臺，為了自身的權利斗爭；但另一方面，它也存在著一個無法避免的問題和局限，即由于他們大都建基在某種日漸被看作是本質(zhì)的身份（無論是女性、黑人女性、女同與男同等）之上，而導致他們在爭取解放的同時也為自己畫地為牢，并且由于差異可以被無限地發(fā)掘，從而導致原本注重的普遍和共識漸漸被拋棄，從而再難形成聯(lián)合與協(xié)助。最終導致群體好似細胞般不斷分化，反而削弱了他們面對強勢回歸的保守派力量的能力。

而導致這一點的除了六七十年代各種群體為了自身往往頗具“特殊”的欲求的直接經(jīng)驗和實踐反映之外，也與興起于那個時期的整個哲學轉(zhuǎn)向有著一定的聯(lián)系，尤其是各種“后”學的出現(xiàn)，使得西方自啟蒙運動以來就被奉為典范的理性以及與之勾連的諸如普遍性、同一性和主體等概念遭到質(zhì)疑，而由此開啟的是對各種差異的關注。當?？略谠u價美國六七十年代的同志運動時，他便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建基在“差異”的性傾向上的身份政治開始成為此刻少數(shù)群體爭取自身權益的典型手段。雖然?？聦Υ吮３謶岩桑珔s依舊無法阻止這一趨勢在其后成為主流，并且一直延續(xù)至今（LGBTQ…）。

而也正是因為巴特勒對傳統(tǒng)中建基在同一性的“女性”概念的批評，引起了美國一些學者——如努斯鮑姆在其《戲仿的教授》一文中——批評巴特勒所強調(diào)的女性的差異，可能最終導致現(xiàn)實政治運動中主體的失效，從而導致運動的失敗。如果我們根據(jù)《美國夫人》中的展現(xiàn)來看，努斯鮑姆的批評并非沒有道理，正是因為對“差異”的強調(diào)導致了女性群體內(nèi)部迅速分化，而又因為對“差異”的過分推崇和迷戀，而導致各個群體對其他群體或因為傲慢或因為意見之爭而產(chǎn)生的隔閡，使得她們一方面無法彼此理解，另一方面也再難形成政治行動上的聯(lián)合，最終導致面臨反對者時的節(jié)節(jié)敗退。

這一因分化而可能導致的問題在七十年代便已經(jīng)被這些群體察覺，因此在《當我們崛起中》，性少數(shù)群體也強調(diào)對其他諸如黑人民權、勞工階層的抗議以及反越戰(zhàn)等運動的參與與互助。在2017年英國拍攝的電影《驕傲》中，便講述了一個真實的故事，發(fā)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英國撒切爾執(zhí)政中的礦工抗議時期。一些同志組織希望能幫助礦工，從而通過各種渠道與其溝通、并幫助他們進行物資募捐和協(xié)助，而這份因為彼此放下成見和刻板印象而結成的友誼最終也使得礦工群體對同志群體在需要幫助時能夠積極的出手相助……

在理查德·沃林的《非理性的誘惑》一書中，作者批判誕生自法國六七十年代的各種后學（學院左派）在質(zhì)疑甚至丟棄傳統(tǒng)西方哲學以及諸如政治、社會和文化領域中的理性、民主以及普遍性等基本原則時，所形成的的反理性、相對主義甚至文化種族主義。在沃林看來，正是因為他們對“差異”的過分推崇，而導致了各種建基于其上的社會觀念或運動中往往自我局限，以及由此產(chǎn)生了某種難以避免的絕對性和不寬容。而當原本作為一個民主社會基礎的共識的被忽略時，更是會直接導致聯(lián)合愈發(fā)的困難，最終在破碎的小群體中失去了抗衡強勢的保守力量的能力。而這一點在當下美國社會也不是普遍存在嗎？

如果說《美國夫人》通過對上世紀末期那段對女權運動而言是失敗的歷史中能產(chǎn)生的對于當下的啟發(fā)，其中之一或許便是如何重新聯(lián)結的問題。而伴隨著反性騷擾和性侵運動的誕生，我們也發(fā)現(xiàn)新的聯(lián)合的嘗試也開始重新出現(xiàn)。而其實無論是巴特勒對“女性”這一生物性本質(zhì)概念的懷疑，還是努斯鮑姆擔心對“女性”這一概念的解構所可能導致的在政治和社會層面的問題，目的都是為了解決不僅僅只存在于女權運動中，還存在于其它眾多建基在某種本質(zhì)（從而能夠形成差異）之上的身份政治中的一個結構性問題，即如何一方面保證群體的粘合性，另一方面又不會因此抹除群體內(nèi)部的差異以及其需求而造成新的壓制。

而這一問題又遠不僅僅只面對美國或西方的此類運動，其實也和當下我們所遭遇的狀況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建基在各種身份或差異中的訴求一方面有其正當性，但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遭遇著勢單力薄而難以抵抗強大的反對力量的威脅，并且還可能導致被其一一吞噬的結果。因此如何在一個共同的基礎或共識上形成聯(lián)合，或許也是我們當下需要思考的當務之急。因為就如《當我們崛起時》中的主角所說的，“同樣的掙扎，同樣的斗爭”，當危機發(fā)生時，別人怎么做或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的朋友做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