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的中央財政物資管儲機構

一宗突如其來的偷盜案件

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高宗李治剛剛登上皇位，就遇到一起不大不小的刑事案件。這天，一名低級武官——左武候引駕盧文操翻越左藏圍墻，偷盜財物被當場抓獲。

唐高宗

左藏，是唐王朝設立的國家財政中樞機構，史載“國家舊制，天下財賦皆納于左藏庫”（《舊唐書·楊炎傳》），可以說性質敏感、地位重要。而左武侯負責的就是京城治安防御，現(xiàn)在竟“乃自為盜”，這還了得？高宗皇帝痛下殺手，直接“命誅之”（《資治通鑒·唐紀十五》）。

皇帝下令誅殺一名犯罪的官員，按理說并不是什么大事。但聯(lián)系當時的朝局，就能看出其中的微妙之處。

雖然李治在國舅長孫無忌等顧命大臣輔佐下順利登上帝位，但明眼人都看得出，相比英明神武、內外賓服的唐太宗李世民，相對仁弱的李治面對的，依然是一個巨大的權力真空?！爸魃賴伞钡南敕?，還在相當一部分臣民中存在。對父親唐太宗俯首帖耳的官僚集團是否會繼續(xù)向自己效忠？高宗李治心中并沒有十足把握。他急需一個機會，改變人們對自己“仁柔懦弱”的刻板印象，用殺伐決斷、說一不二的帝王手段證明自己是太宗李世民當仁不讓的繼承人。

面對高宗的處決命令，官僚集團迅速做出了反應。諫議大夫蕭鈞上奏：“文操情實難原，然法不至死?！泵鞔_表示了反對意見。他還發(fā)表了一大套說辭，認為如果殺了盧文操，則“天下聞之，必謂陛下輕法律，賤人命，任喜怒，貴財物”（《舊唐書·蕭鈞傳》）。

話是說得重了些，但蕭鈞身為諫臣，職在匡正朝失，所持論據(jù)也是入情入理。更重要的是，他是太宗朝著名宰相、蕭梁皇室后裔蕭瑀的侄子，不僅代表官僚系統(tǒng)，也代表貴族和功臣集團利益，讓李治不得不三思而行?？紤]之下，李治醒悟到重典治下確實操之過急，還須從長計議，因此準其所請，“遂特免其死罪”，還不忘安撫一下犯顏直諫的忠臣：“卿職在司諫，能盡忠規(guī)?！边@件事才算作罷。

除了還沒有十足的底氣和太宗一手歷練出來的官僚體系抗衡，李治之所以沒有堅持己見、一意孤行，還因為太宗一朝相對還是形成了諍臣進言、明君納諫的良好風氣，李治也不好太過執(zhí)拗。然而，無論是“主弱臣強”，還是“君明臣賢”，至少在這件事情中，左藏被盜一案還是在法制的框架下得到了圓滿解決。左藏作為國家最高財稅掌控機關的地位最終得到了捍衛(wèi)。此后雖然屢有波折，但在高宗朝，還是大體執(zhí)行了高祖、太宗以來修養(yǎng)民力、健全制度的施政措施，為盛唐的到來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一則鳳凰降世的彌天謊言

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高速發(fā)展，唐玄宗主導“開元盛世”的到來，事情卻慢慢起了變化。唐玄宗天寶十一年（公元752年），圍繞左藏，又一件奇事發(fā)生了。相比之前的官員翻墻偷盜，這件事更具傳奇色彩。

這年八月，宰相楊國忠上奏說，他在左藏庫的屋頂看到了神鳥鳳凰。為證明宰相所言非虛，出納判官魏仲犀也信誓旦旦地表示，親眼看見一群鳳凰聚集在左藏庫西的通訓門上。聽聞此語，唐玄宗李隆基龍顏大悅，沒有任何懷疑，立即宣布將通訓門改名“集鳳門”以示慶賀，并把魏仲犀提拔為殿中侍御史。楊國忠本來就取代權相李林甫位極人臣，如今已是賞無可賞，但他的一干屬吏還是“率以鳳皇優(yōu)得調”（《資治通鑒·唐紀三十二》）。

如此拙劣的謊言卻能讓宮廷喋血中摸爬滾打出來的唐玄宗李隆基深信不疑，這又是為什么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玄宗本人好大喜功、樂聽阿諛。李隆基成長于武則天女主臨朝、專橫暴虐的特殊時期，從小就飽受磨難歷練，培養(yǎng)了當機立斷、果敢有為的性格，這為他成為中興帝王，迎來開元盛世奠定了基礎。但隨著時局的好轉和政權的穩(wěn)定，玄宗“太平天子”驕奢淫逸的本性逐漸暴露了出來。

唐玄宗

從太宗到玄宗，持續(xù)一百多年的大體穩(wěn)定和經濟發(fā)展，為唐王朝積累了巨量社會財富，也成為玄宗為代表的統(tǒng)治集團驕奢淫逸、縱情享樂的最大資本。史載“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資治通鑒·唐紀三十二》），宰相楊國忠此時權兼太府卿事，為方便玄宗揮霍用度，奏請將各地征收的糧食、丁稅賣出換成錢帛等“輕貨”運往京師左藏，然后吹噓“帑藏充，古今罕儔”以邀功。

天寶十一年八月，唐玄宗又一次興致勃勃來到左藏，用國家布帛賞賜隨行百官，君臣再一次沉醉在大唐盛世的幻景之中。為了讓皇帝更加高興，幾天后，楊國忠就上奏在左藏看到預示祥瑞的鳳凰，這才有了本節(jié)開頭那段“一人見鳳，雞犬升天”的故事。

然而左藏的財富并非無源之水。唐朝君臣無限度的汲取，必然成為萬千百姓的沉重負擔。以戶部郎中王鉷為代表的一干酷吏，敲骨吸髓，“割剝以求媚”，以致“中外嗟怨”（《資治通鑒·唐紀三十一》）。橫征暴斂使得“民無所訴”，加上天災頻仍，土地大多被官府大戶兼并，府兵和百姓衣食無著，只得大量逃亡。再加上節(jié)度使權力不斷擴大，不知不覺間，整個國家已經悄然坐在了火山口上。

一場王朝興衰的苦難循環(huán)

就在楊國忠上奏左藏出現(xiàn)“鳳凰”的三年后，公元755年，堪稱中國歷史分水嶺的安史之亂爆發(fā)。

極短時間內，叛軍就打到了長安城下。逃亡途中，唐玄宗又經過了他曾予取予奪、大肆封賞的左藏國庫。城破在即，楊國忠主張“無為賊守”（《資治通鑒·唐紀三十四》），建議一把火燒掉了事。此刻，唐玄宗算是天良未泯，說了一句：“一把火燒掉是容易，但叛軍們來了得不到府庫寶藏，更要搶掠于百姓。不如讓給他們，還能讓朕的子民少受點苦。”

然而唐玄宗虛幻的愿望注定只是一廂情愿。入城后，安祿山叛軍將百官和宮中一干人等押送范陽，沒來得及逃走的宗室大臣、王侯將相及其家小則被盡數(shù)處死，“或以鐵棓揭其腦蓋，流血滿街”，偌大長安，已成人間地獄。左藏財物，叛軍也全數(shù)笑納，與其他搶掠的財富一起被送到洛陽和范陽，“于是賊勢大熾”。

歷經八年苦戰(zhàn)，安史之亂終于平定。但大唐王朝已是“人戶凋耗，版圖空虛”。中唐理財能手第五琦篳路藍縷，創(chuàng)立“鹽榷法”，重組帝國財稅系統(tǒng)，將左藏之儲一點點重新建立起來。但由于戰(zhàn)事頻繁，諸軍將領長期駐扎京師，求取無度、賞賜過濫，讓左藏不堪其負。第五琦無計可施，只得上奏，請求將左藏錢帛悉數(shù)轉存皇帝所屬的大盈內庫，由宦官掌控。

第五琦的本意是借助皇帝權威，保護左藏不被豪帥們侵奪，但沒想到卻是前門拒狼、后門入虎，讓作為國家公儲的左藏淪為皇帝私藏。從代宗到德宗，一方面平叛御寇戰(zhàn)事不斷，一方面皇帝和宦官的貪欲與日俱增，以至于二十年間，國家財政部門無法掌握國庫盈虧多少。而皇帝本人，以及掌握左藏的三百多宦官結成了龐大利益集團，“蟠結根據(jù)，牢不可動?！保ā顿Y治通鑒·唐紀四十二》）

德宗時任命宰相楊炎主管財政。為厲行“兩稅法”，規(guī)范財經秩序，楊炎堅請將左藏從宦官手中剝離出來，重新納入政府統(tǒng)一管理。愛財如命的唐德宗反復權衡，終于答應，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庫，一用舊式?！钡€不死心，繼續(xù)討價還價，要求“每歲于數(shù)中量進三五十萬入大盈”（《舊唐書·楊炎傳》），規(guī)定了由左藏納入皇帝小金庫的數(shù)額。楊炎見目標大體達成，也只得妥協(xié)。

唐德宗

然而好景不長，德宗貪財?shù)拿∮种饾u顯露。與玄宗一樣，他任用寵臣裴延齡為戶部侍郎，權領度支，專司管理左藏。裴延齡自問沒有理財之能，便和左藏奸滑老吏勾結，用“多張名目”（《舊唐書·裴延齡傳》）的方法迷惑德宗。

所謂“多張名目”，就是在左藏之中按照賦稅類別，分別設立欠庫、負庫、耗庫、剩庫等門類，單賬之下再設分賬。其實錢帛總數(shù)并沒有增加，卻能讓人眼花繚亂，不明所以，裴延齡等人再上下其手，從中漁利，混淆視聽。一番操作鬼斧神工，能讓皇帝撈到好處的同時滿足自己的私欲，裴延齡堪稱千古以來用國庫“洗錢”第一人。

不僅如此，德宗還動不動就派出中使宦官到左藏和各地藩鎮(zhèn)“宣索”，百姓生活更加困苦。白居易筆下的“賣炭翁”，正是這段時間老百姓身處水深火熱中的真實寫照。

晚唐以后，國事更不可為。唐敬宗年少繼位，專好享樂，公然派人到左藏“宣索”銀十萬兩、金七千兩，全部轉存內庫，滿足平時賞賜之用，左藏作為國家賦稅機關，到此名存實亡。

到了唐僖宗繼位，熱衷游宴、縱情聲色更是超過敬宗，政事則全部交給權宦田令孜把持，還“呼之為父”（《新唐書·田令孜傳》）。唐僖宗和田令孜奢靡無度，用左藏、齊天等庫的金銀賞賜給歌舞伎，每日巨萬，是以“國用耗盡”。

左藏和內庫的錢糟蹋光了怎么辦？有辦法。除了賣官鬻爵、克剝百姓，田令孜、尹希復等宦官還攛掇僖宗，將洛陽、長安的胡漢各國商人登記造冊，讓他們把金銀財寶全部送到內庫里來。同時派使者在他們的柜臺茶閣等處實地監(jiān)視，有敢不交錢者，或者訴冤告狀者，一律“杖死京兆府”！

國庫被揮霍一空，就明目張膽搶掠天下，唐僖宗君臣的做派實在震古爍今、人神共憤。腐朽統(tǒng)治引發(fā)的民眾怒火，注定將引發(fā)一場沖天烈焰。最終，這條將天下財貨一網打盡的妙計還沒能實施，唐王朝就爆發(fā)了王仙芝、黃巢領導的大起義。伴隨著藩鎮(zhèn)割據(jù)、宦官亂政，僖宗君臣終于迎來了王朝末日。而無論是左藏還是內庫，也都成了王朝覆滅的殉葬品。

一頭反復傷人的權力猛獸

從建立到滅亡，作為中央財政物資管儲機構，左藏伴隨著唐王朝走過了近三百年。從王朝建立的白手起家，各項制度初步成型，到王朝中期的變革發(fā)展，直到最后的變質毀滅，左藏也和唐王朝一起，走過了一條完整的拋物線。

唐朝初年，憑著開國英主的一統(tǒng)功業(yè)和人格魅力，加上前朝隋文帝、煬帝以南北朝各制度為基礎，融合創(chuàng)新形成的府兵制、均田制、科舉制等制度藍本，唐王朝只要沒有根本方向錯誤，憑借和平安定的社會環(huán)境，以及百姓普遍渴求休養(yǎng)生息的民意支持，以財政為核心的各項制度就可以迅速發(fā)揮功效，幫助社會醫(yī)治戰(zhàn)爭創(chuàng)傷，重新恢復活力。

幸而太宗皇帝還深刻汲取隋煬帝貪殘暴虐、剛愎自用導致亡國的歷史教訓，勤政二十余年，形成了相對寬容和諧的政治氛圍。繼位的唐高宗只要尊重現(xiàn)狀、“蕭規(guī)曹隨”，以制度成法為依歸，以克制欲望為己任，自然能夠延續(xù)初唐以來的穩(wěn)定發(fā)展趨勢。

但是，高宗皇帝不甘寂寞，又御臣無術，見一偷盜小吏尚不能誅殺，更無法撼動官僚隊伍，便以“廢王立武”為契機，引入武則天對付以長孫無忌為首的文臣集團。武則天在皇權和相權拼得你死我活、兩敗俱傷之際坐收漁翁之利，輕而易舉地推翻唐王朝，建立武周，皇權在這位女主手中開始彰顯其強勢地位。

其后，李唐皇室和利益相關者們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宮廷政變，李隆基成為最終的勝出者，將沾滿鮮血的皇權掌握在自己手中。但他并沒有意識到，初唐時期臣賢君明、臣諫君納的和諧政治氛圍已經被獨大的皇權打破。雖然他可以靠一時隱忍勵精圖治，重現(xiàn)盛世圖景，但是，一俟政權穩(wěn)定、萬國來朝，皇權就會在缺少制約的情況下一度度擴張。

開元年間，唐玄宗以姚崇、宋璟、郭元振、張嘉貞、張說、張九齡等名臣為相，可謂人才濟濟、風云際會，但他們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入相時間都很短，很難對皇權進行有效的制衡。無論是開元時期歷任賢相，還是天寶年間任用的李林甫、楊國忠等奸相，他們更像是皇帝的“打工仔”，是皇帝在不同時期貫徹自身意志的工具和象征。

當唐玄宗需要勵精圖治、開創(chuàng)盛世時，就有姚崇、宋璟披肝瀝膽、理政治國；當唐玄宗要貪圖安逸、沉溺享樂時，就會用李林甫、楊國忠搜刮財富、敗壞朝政。雖然真實的歷史要更為復雜，但突出的屬性卻并不能改變。宰相和朝臣們，實際上并沒有多少自主意識。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唐玄宗才會公然來到左藏國庫來頒行賞賜。因為在他心中，國家公庫和皇帝內庫之間實際上并沒有區(qū)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生長于其中的財富自然都屬于朕，予取予奪，都要按照朕的旨意來行事。

憲宗以后，隨著唐王朝國事日非，以穆宗、敬宗、僖宗為代表，歷代帝王沒有了前代還殘存的責任意識，只剩下畸形膨脹的皇權和“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無邊貪欲。他們把左藏真正當成了內庫的延伸，甚至干脆用內庫吞并左藏，在“化國為家”的同時，也帶領著唐王朝這條百年大船，最終滑向歷史的深淵。

打造制度的牢籠，馴服權力的野獸，才能讓左藏——這一財政秩序的有型基礎，得到切實的加強和保障，進而實現(xiàn)國家的長治久安。

此理，歷經千載，顛撲不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