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說教的男人》：女性如何被沉默

麗貝卡·索爾尼特的這本小冊子從日常生活中時常遇到的看似無關痛癢的男式說教談到種種更加觸目驚心的性別暴力：性騷擾，性侵，甚至謀殺。在她看來，日常生活中的被打斷、被忽視、被說教與直接的身體暴力其實處于同一個光譜的兩端，這個光譜就是噤聲的暴力。

英文中作為動詞的”silence”——使沉默、使緘默——不是很容易找到對應的中文表達，但卻是理解書中探討的性別權力與暴力的關鍵。“Mansplain”或者男式說教（也有人稱為“信口雄黃”）只是這種權力關系最常見、看起來最無害的一種形式，恐怕絕大多數(shù)女性——如果不是全部的話——都經(jīng)歷過這樣的時刻：自信滿滿的男性交談對象滔滔不絕地談論或者向你解釋一個你比他了解得多的話題，而不給你發(fā)言的機會。雖然過度自信和拒絕聆聽的特質(zhì)并不完全局限于男性，但這種現(xiàn)象并不只是取決于個人性格，而是根植于習慣于忽視女性聲音的性別文化，這種文化在幾乎所有的社會中都有漫長的歷史。

畢竟，在人類歷史的絕大多數(shù)時間，女性被完全排除在公共事務和知識生產(chǎn)的體制之外。與男性“公民”相對，她們被認為是屬于私人的、家庭的、情感的，而非理性的、公共的。即使在女性終于獲得法律上的平等地位的20世紀，這些滲透在文化中的性別偏見并不是可以在一朝一夕克服。當女人開口說話，她需要為在她之前被沉默了一代又一代的母親、女兒和姐妹說話。

梅麗爾·斯特里普在電影《華盛頓郵報》中飾演郵報的發(fā)行人凱薩琳·格雷厄姆，在劇情所處的1970年代，即使作為報紙的擁有者，格雷厄姆仍然苦于不能在男性主導的董事會上獲得發(fā)言的機會。在今天的職場，還有一個流行詞是“hepeating”，指的是女員工在工作會議上提出的建議反應平平，而當男員工重復同樣的點之后卻大受關注。在看似擁抱進步文化的西方學術界，完全由男發(fā)言人組成的小組會議屢見不鮮，被戲稱為“manels” (man + panel)。對論文引用數(shù)據(jù)的研究也發(fā)現(xiàn)，許多領域（比如國際關系）的論文引用存在明顯的性別落差：男作者的論文更容易得到引用，而且男作者和女作者相比更較為不可能引用其他的女作者。

得不到說話的機會、以及說出的話得不到重視，僅僅是噤聲的暴力一種較為平和的形式。它并不止步于此。索爾尼特列舉了大量觸目驚心的數(shù)字來說明強奸、家暴和親密關系暴力的普遍，即使是在那些在性別平等方面已經(jīng)取得了巨大進步的國家。在她看來，性侵不僅是對身體的侵害，也是對女性的聲音和主體性的否定：她不擁有她自己的身體，她所說的“不”沒有任何意義，她不是一個平等的人。

噤聲的暴力持續(xù)到遭遇性侵之后的斗爭——索爾尼特在書中把種種來自內(nèi)部和外部的壓力稱為“沉默的同心圓”，層層擴展，將被迫沉默或者被迫需要證明自己受到侵害的女人禁錮在最中心。第一層是受害者自己感到的羞辱感令她沉默，而這種恥感和羞辱感同樣是社會文化強加于個體之上；第二層來自加害者的直接威脅；而第三層圓環(huán)則是：當她終于沖破重重阻力講出自己的遭遇，卻像希臘神話中的卡桑德拉一樣無人相信。

如作者所言，可信度（credibility）是一種根本性的權力，而父權主義文化有一種“拒絕把女人的話當真的沖動”——西方醫(yī)學界曾經(jīng)發(fā)明了“歇斯底里”這個病癥來否定女人的理性、智性和可信度。當一個女人指控一個位于權力高位的男人，人們質(zhì)疑的不僅僅是她指控的內(nèi)容，往往還包括她的品格、動機、甚至精神狀態(tài)?？ㄉ５吕闹湔Z一再上演。 “她的預言之所以無人相信是因為她拒絕和阿波羅發(fā)生性關系，這位神祇對她施加的咒語所致。試圖捍衛(wèi)自己身體的權利就會導致失去信譽”，是這個古老的希臘神話隱含的信息。

但索爾尼特是一個充滿希望的人：畢竟我們在過去這個世紀中取得了很大的進步，而這些進步的取得是由堅持不懈的抗爭而來。保守勢力也許會反彈，也許會修改法律使得女性失去現(xiàn)有的權利（比如選擇墮胎的權利），也許會操控宣傳機器要求女人發(fā)揚“傳統(tǒng)美德”。但她相信當一種觀念在人們的頭腦中生根發(fā)芽，它就不會消逝。

這本雜文集最大的不足之處在于對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的忽視，比如書中最為人詬病的一句話是“暴力沒有種族、階級、宗教或國籍，但是有性別”。女權主義理論使用交叉性這個概念來強調(diào)社會權力關系是多維度而互相交叉的：種族、階級、宗教、性取向、國籍等種種范疇都會塑造不同的支配機制和不平等的條件。雖然說女性面臨的不平等與暴力有一定普世性，但是比如說一名曼哈頓高管和一名只能在灰色經(jīng)濟打零工的無證件移工，或者一名被剝奪受教育權利的農(nóng)村女童，或是一位生活在希臘難民營的敘利亞婦女，她們的“悲歡并不相通”。即使她們都受到了性別權力結構的影響，她們對壓迫和不公正的體驗有著質(zhì)性的不同，這種不同絕不能在普世性中被消解。

在性別這個社會身份以外，種族和階層等其他身份認同與分野可能在某些權力結構和利益訴求方面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事實上，白人女性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更多投票給了特朗普，而少數(shù)族裔無論性別則更多投票給了民主黨。這次新冠疫情也顯示了英美等國深刻而尖銳的結構性不平等，少數(shù)族裔在很多地方的病亡人數(shù)比例都遠遠大于他們的人口比例，除了經(jīng)濟收入對長期健康狀況的影響之外，低收入群體也更多從事收銀、食品加工等一線工作，很難居家辦公或保持社交距離?？傊?，交叉性提醒我們看到相互疊加交織的不平等機制，認識到每一個個體或群體的體驗，境遇和訴求都是不同的。

除此之外，書中涉及到國際政治經(jīng)濟的部分也顯得過于簡單草率，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流于表面。但瑕不掩瑜，作為一本可讀性很強的入門式小冊子，還是十分值得推薦——當然，也不妨多購幾本送給你身邊愛說教的男性朋友、同事和上司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