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賭王”何鴻燊去世的消息,一時間占據了各大新聞的頭條。他當然是一個有故事的人,有商業(yè)傳奇,有愛國義舉,也有四房姨太的“八卦”;甚至一張照片,也可以引出一個族群的傳奇。
何鴻燊與元配夫人黎婉華。何鴻燊是歐亞混血兒,黎婉華是土生葡人。
白人金字塔的底層
在何鴻燊年輕時期的照片中,“混血兒”的特征尤其明顯。他的確有異國血統(tǒng),其家族源頭可以追溯到19世紀后期的香港。用“冒險家的樂園”來形容開埠后的香港并不過分,希望在那個混沌初開的地方碰碰運氣的歐西商賈蜂擁而至,與從華南前來“揾快錢”的鄉(xiāng)民不期而遇。猶太裔荷蘭人何仕文(Charles Henry Maurice Bosman)與華人女性施娣認識同居,生下的孩子起名“何東”、“何?!?。何鴻燊就是何福的孫兒。
“賭王”年輕時的照片
何東、何福的外表讓人一看便知為混血兒?!耙簧聛肀闶チ酥袊鴤鹘y(tǒng)家族、宗族及鄉(xiāng)里紐帶和網絡”的歐亞混血人在當時的香港被人稱為“邊緣群體”——原因也很簡單,英國人自恃為文明種族,而在中國人眼里他們卻只是些“番鬼(佬)”。華洋社會均對“非我族類”嗤之以鼻,不愿與對方來往,混血族群被夾在中間,自然處境尷尬。
按照1897年的香港人口統(tǒng)計,像何東家族一樣的歐亞混血人有272人。考慮到當時全香港的“歐美人口”一共只有5500多人,這個數字倒也不容小覷。而且,這五千余人的“歐美人口”其實也不很“白”,因為其中大約半數是來自澳門的“葡萄牙人”。就連當時的英國政府也將其視為另類:“因不斷與異族通婚,家世嬗變,到他們這一代已很少歐洲血統(tǒng)?!痹谙愀?,他們與何東這樣的“歐亞混血兒”其實“同病相憐”。在英國統(tǒng)治下的香港權力等級中,歐洲白人高居于權力金字塔的上層,而混血族群在最底層。這與西班牙美洲殖民地頗有相似之處——在那里,來自西班牙本土的“半島人”高高在上頤指氣使,土生白人(“克里奧爾人”)反而飽受壓迫,以至于所謂的19世紀初期拉丁美洲革命,其實就是土生白人推翻了“半島人”的統(tǒng)治。
拉丁美洲有“土生白人”,澳門也有“土生葡人”。這個名詞在葡萄牙語中寫作“Filhos da terra”,其意相當于中文里的“本地人”或“當地人”。澳門華人稱之為“土生人”。有趣的是,葡萄牙本土出身者不被稱為“土生葡人”,葡萄牙的非洲殖民地也沒有“土生葡人”,這是一個只屬于澳門的概念,通常指在澳門居住,或在澳門土生土長的葡萄牙后裔。
西歐勢力進入澳門(16世紀中期),要比進入香港早得多。15世紀葡萄牙人出海遠征之時,為了減少閑散人員和避免分散男人的精力,國王下令禁止婦女隨船出征。直到1505年才打破禁令,允許貴族家庭的女性成員隨行。不過,按照16世紀的航海條件和科技水平,從葡萄牙坐船抵達馬六甲海峽以東,少說也需要兩年時間。海上航行風險極大,實際上很少有葡萄牙或歐洲的婦女隨船同行。于是,葡萄牙商人在旅途中常常攜帶男女奴隸,特別是從印度、馬來亞、甚至非洲販賣來的女奴,他們最后往往成了葡萄牙商人的同居伙伴。在這樣的關系中,必定有子女出生。這些子女在大多數情況下,能夠得到父母的承認,并由父母為他們洗禮。這便是第一代土生葡人——有一種說法稱第一代澳門土生葡人由“500名葡萄牙人與500名印度和馬來亞婦女通婚而來”。
澳門舊照
對此,早有葡萄牙學者不無感慨地表示:“的確,在東方,凡是葡萄牙人留下過遺跡之處均產生過十分豐富的基因混合。他們把已十分混雜的伊比利亞半島的葡萄牙的遺傳本底帶到了那里,又通過他們的葡萄牙—亞洲混血的子女將亞洲大陸上各種不同的基因帶到了那里。”
買辦的淵藪
這個奇特的“土生葡人”群體,很可能就是在中國近代歷史中扮演過重要角色的“買辦”的最初來源。鴉片戰(zhàn)爭之前,清廷只開放廣州“一口通商”,由于“中土民人與夷人不準私相授受,已為成例嚴禁”,“買辦”就成了洋商必不可少的助手。“買辦”被早期葡萄牙人稱為“comprador”,即采辦者。將《圣經》翻譯成中文的傳教士馬禮遜在他的《中國商業(yè)指南》里寫道,“買辦為廣州外國商人的家務管事,也是泊在黃埔的外商船只上的管事,他們在這兩個場合的職務是一樣的。船上的買辦要供應膳食,雇碼頭伕和苦力,為船主和船員采購所需物品以及做其他類似的工作”。大約1703年,一位名叫漢密爾頓的洋商就說,他被要求從一位“澳門通事”處購買需要的所有補給品。這位通事“說葡萄牙語”,很可能就是一位“土生葡人”。
廣州十三行貿易
所謂“通事”,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翻譯。不難想見,一個“通事”無法包辦貿易過程中的所有口頭交際。因此,用“僑居中國四十年”的美國商人威廉·亨特的話講,“外國人與當地中國佬之間所進行巨額貿易的十分之九,都是通過這一古里古怪的‘洋涇浜英語’去完成的,離了它,您還真是玩不轉”。這種因陋就簡的“洋涇浜英語”不靠譜到什么地步呢,足可以讓當代的“Good good study,Day day up(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相形見絀。比如,土法上馬的“洋涇浜英語”有一句叫做“my Chin Chin you”,其中的“Chin Chin”其實就是廣州話的“請請”,說英語的外國人聽罷能夠不墮入五里霧中,委實不易。
就像有人指出得那樣,“洋涇浜嚴重地限制了溝通的范圍,并容易造成誤解。在英國人一方,他常常不得不猜測混淆不清的語言;而在中國人一方,洋涇浜英語的知識不能使他理解英語的細微含義”(施其樂,《歷史的覺醒:香港社會史論》)。
這樣一來,精通中英雙語的“歐亞混血兒”反而有了用武之地。有個說法就是,香港著名的渣甸洋行(怡和洋行)首任買辦蔡星南不諳英語,曾在某次會見渣甸洋行英商班時找小舅子何福充當翻譯。會議上,洋人對何福中英雙語極為流利的能力十分欣賞,并私底下表示愿意委任何福為買辦,取代蔡星南。至于何東,起初只在渣甸洋行的不同附屬公司擔任部門助理買辦,后來也不斷擢升,甚至出任位高權重的渣甸洋行總買辦一職。
何東
葡國菜的印記
世事偏偏就是這樣神奇。在香港,何東這樣的歐亞混血兒與“土生葡人”境遇相當,而今天的何鴻燊家族里也有著“土生葡人”的血脈。何鴻燊早年家道中落,不得已從香港赴澳門謀生。正是在這里,他結識了自己的元配夫人,有著“澳門第一美人”之稱的一位“土生葡人”,黎婉華(葡萄牙語:Clementina Angela Leit?o)。
黎婉華是一位“土生葡人”
話說回來,何東家族雖然有著歐裔血統(tǒng),但其自我認同卻完全是母系的中國人。這是因為,早期的來港歐洲人恨不得一夜之間就變成百萬富翁,多數人都是25歲左右孤身來港,指望撈到“第一桶金”之后就在30歲左右衣錦還鄉(xiāng),因此很少考慮攜帶家眷做久居打算。那位何仕文雖然在港居住了十多年(1859-1873),卻也并未與施娣正式結婚。而且,在何仕文拋妻別子離開香港后,何東也是由母親獨力撫養(yǎng)的。所以,何氏家族的家族籍貫跟隨母系,為廣東寶安。與這一現象異曲同工的是,澳門的“土生葡人”,也將澳門,而非遙遠的葡萄牙視為自己的家鄉(xiāng)。
晚清年間曾在德國柏林大學講學的潘飛聲(1858-1934)在1895年及1908年兩次到過澳門,并寫有《澳門雜詩》。其中“白飯晨餐豉與蝦,烏龍尤勝架非茶。發(fā)睛黑似吾華種,已見葡萄屬漢家”兩句就活靈活現地展示出了一個習俗與血統(tǒng)兩者都正在“本土化”的“土生葡人”。
與許多地方一樣,“本土化”首先是從飲食習慣開始的。就像一個西方觀察家注意到的那樣,中西方飲食文化在澳門的交融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以至于“澳門的葡萄牙人常常到中國餐館進餐,而中國人也經常進入葡萄牙餐館。在許多比較小的餐館,人們可以同時預定葡萄牙雞和中式炒面,許多本地小飯館則以這種方式把各種食物混合起來制飯”。久而久之,“土生葡人”的飲食習慣甚至可以“用筷子吃牛排,用刀叉吃米飯”來形容了。
如今的澳門“葡國菜”與正宗葡萄牙菜相比,相對味濃、而且較咸。另外,主食方面,澳門的“葡國餐”也較多采用米飯,而正宗葡萄牙餐和其他西餐一樣較多用面包。在“澳門葡國菜”里貴為招牌菜的“葡國雞”就有著中國菜的淵源。這道菜香味濃郁、雞肉鮮嫩可口,通常作為全套“葡國菜”的主菜,與佐餐酒配合則風味更佳。雖然名字里有“葡國”兩個字,其實只是因為澳門的土生葡人廚師,首創(chuàng)性地融會了中式烹調雞的燒法,融入東南亞的香料,最后用西式烹調的烤法制成,再配以來自印度和馬來西亞的咖喱和椰子,與典型的葡萄牙風味的橄欖等食材,締造出了這款地道的澳門美食。
葡國雞
值得一提的還有“什錦飯”與“燜烤豬肉”。“什錦飯”是一道中西合璧的主食,以番茄汁調味的米飯為主,配以大香腸片、中式火腿、雞肉、葡萄干、煮熟的雞蛋、土豆和炸面包干等。“燜烤豬肉”則采用中國傳統(tǒng)的燒法,將肉煮熟,放在豬油中炸成焦黃,然后澆上胡椒、藏紅花、桂葉和蒜末之類的調料;這些菜肴自然也難以“撇清”與中國菜的關系。
這恰是澳門“葡國菜”的一個縮影。明清年間的澳門因歷史的機緣成為中西飲食文化交匯融合之窗。隨著歷史的變革和中西文化的交流,澳門“土生葡人”的飲食文化日漸偏離葡萄牙本土,逐漸形成了帶有明顯中西合璧色彩的“澳門葡國菜”。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葡國菜”似乎又是“土生葡人”族群在澳門留下的最為顯著的文化印記。就像何鴻燊家族新生代的歐洲血統(tǒng)越來越淡一樣,如今的“土生葡人”在澳門人口里的比例不過2%左右。這一族群本身,也正在成為歷史的一部分。
參考文獻:
彭海鈴:《土生菜:澳門飲食文化的混血兒》,亞洲食學論壇論文集,2011年
李長森:《澳門土生族群研究》,暨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