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述者與……他們的狂歡故事

《布拉格狂歡》，[美] 菲利普·羅斯著，郭國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9年2月版，149頁，39.00元

美國當代杰出作家菲利普·羅斯（1933—2018年）的祖先是來自東歐的猶太移民，他從小同時承受了東歐猶太文化的滋養(yǎng)和壓抑。在文學上他最大的成就是書寫出“偉大的美國小說”，也就是早在19世紀美國評論家德佛瑞斯特所說的那種描述美國生活的、而且描繪那么廣闊真實和富有同情心的長篇小說。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布拉格狂歡》（郭國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9年2月）恐怕難以在羅斯的文學長廊中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但是，在羅斯的東歐與猶太文化情結中，這部小說有著特殊的意味，而且在冷戰(zhàn)晚期的國際文化氛圍中更是具有不可忽視的文學價值。

《布拉格狂歡》是以作家祖克曼的成長為主線的系列小說中的一部中篇小說，主人公祖克曼就是菲利普·羅斯本人的化身。這時的作家內森·祖克曼已經功成名就，在1976年初受捷克流亡作家西索夫斯基所托來到捷克，目的是找尋他父親生前寫的意第緒語小說手稿。但是他發(fā)現自己處處受到監(jiān)視，找到的手稿被沒收，被押送去機場驅逐離境，但是在登機前又被攔下……。僅僅是在四十八小時中的匆匆一瞥，祖克曼發(fā)現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文學世界與作家的命運困境，主要通過他與所認識的捷克作家的對話，呈現了那些被放逐的流亡藝術家或被馴服的當地作家如何在縱欲狂歡、放逐自我的同吋，以自己的獨特個性、身體、聲音表達出反抗束縛的精神性的。菲利普·羅斯在這里把文學與作家的命運與嚴苛政治局勢和社會體制緊密聯系在一起，對他的精神原鄉(xiāng)的知識分子的精神命運給予了深刻的關注與同情。

對讀者來說，全書扉頁上寫著“摘自祖克曼的筆記”，表明了它的日記式寫作體裁。羅斯本來就擅長戲謔性和嘲諷性的修辭手法，這在日記式體裁中容易變得更為變化多端；而且對白中時而插進來的人物常常來路不明，直接引語中的引語時常使對話場轉移或復位，有時又插入“我”的主觀感受和議論，總之所呈現的常常是一幅多邊的、多視點的對話語境，讀者一不留神就容易轉暈了。

小說第一部分記錄的是祖克曼于1976年1月11日在紐約與捷克作家西索夫斯基和女演員伊娃的談話。關于捷克作家與文學的命運是這部小說的核心問題，也反映了羅斯關于文學家與所處社會體制的關系的嚴肅思考。在對話中，祖克曼問流亡作家西索夫斯基：“雖然你的書被禁了，但你還是能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嗎？”，“可以。但如果我留在捷克斯洛伐克，恐怕就得逆來順受了。我不能寫作，不能在公共場合演講，要見朋友必須先接受當局的質問。要想做點事，做任何事，都會危及自己的幸福，以及老婆、孩子和父母的幸福?！惚仨氝x擇屈服，因為你意識到一切你都無能為力?！钡窃诹硪环矫?，“事實上，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國家的人已經逐漸接受了這個命運。已經八年了。只有作家和知識分子繼續(xù)受到迫害，只有寫作和思考受到壓制；其他所有人都感到很滿意，甚至滿意于自己對俄國人的恨意，大部分人的生活過的都比以前要好?！?（10—11頁）西索夫斯基甚至會從“謙卑”的道德訓令反思自己希望發(fā)表作品的用心是否只是“自己的虛榮心作祟”，進而反思“我這樣和他們作對，讓自己和認識的人陷入險境，到底是想證明什么？但是很不幸，正如我對不計后果的追慕虛名不以為然，我對逆來順受則更為懷疑。不是為了別人——他們只是做了自己必須做的——而是為了我自己。我不是一個勇敢的人，但我也無法容忍自己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懦夫?！保?2頁）西索夫斯基說，“最新的政策是讓那些想離開的人離開。那些不想離開的人就必須保持沉默。而那些既不愿意離開又不肯保持沉默的人，就只好進監(jiān)獄了。”（29頁）對于這位作家來說，更大、更徹底的疑惑來自一種尖銳沖突的矛盾狀況：“在捷克斯洛伐克，如果我待在那里，是的，我可以找到一份工作，至少可以生活在自己的國家，從中獲得某種力量。在那里我至少可以當個捷克人——但我無法當個作家。而在西方，我可以當作家，卻無法做個捷克人。在這里，作為一個作家，我是完全微不足道的，我只是一個作家而已。我不再擁有其他能賦予生命意義的事物——祖國，母語，朋友，家庭，回憶，諸如此類——在這里，對我來說文學創(chuàng)作才是一切。但我唯一能夠創(chuàng)造的文學是關于那里的生活，而只有在那里才能讓我的文字獲得我期待的效果?！保?3頁）

羅斯在接受《巴黎評論》的訪談的時候說，“我第一次去捷克斯洛伐克的時候，突然想到，在我生活的社會里，對于一個作家來說，什么都可以寫，寫什么都無關緊要，然而對于那些我在布拉格遇到的捷克作家來說，什么都不能寫，但寫出的每一句都至關重要。”這就是小說中的西索夫斯基所要表達的意思。但是，羅斯比他書中的人物更為深刻地論述了這個問題，他說不會為了他們那些似乎更有價值、更嚴肅的主題而和他們交換個人的命運，真正值得佩服的是不處在那種命運中、也不依賴帶有標識性的修辭或沉重的主題而能寫出嚴肅的有吸引力的文學。他不同意喬治·斯坦納認為記錄人類靈魂的杰作只能產生于像捷克這樣的社會中的觀點，因為他想不通為什么所有他在捷克認識的作家不能像斯坦納說的那樣寫出偉大的作品。他指出“一種群體性的文學如果封閉得太久，將無一例外變得狹隘、落后、甚至幼稚，盡管他們有豐富的經歷可以提供素材。”（1984年《巴黎評論》的羅斯訪談，陳以侃譯）羅斯的這些評論對于陷入“流亡文學”和“受壓迫者文化”情感漩渦而失去文學價值判斷是一種理性的提醒。羅斯在訪談中說，在七十年代早期他經常去捷克斯洛伐克訪問，“每年春天我都去布拉格，都快接受一點關于政治壓力的速成教育?！还茉鯓樱以桨l(fā)意識到對于一個作家來說，布拉格和在自由放縱的紐約生活是多么不同。于是在最初的猶疑之后，我決定關注那個我最熟悉的世界中，藝術家的生活有哪些出乎意料的后果?！保ㄍ希┦聦嵣希_斯自1973年起多次前往布拉格，與米蘭·昆德拉、伊凡·克里瑪等人對話，小說中的許多對話正是源自這些真實對話給他帶來的思考。羅斯還提醒我們，“每一本書背后都有這樣一些讀者看不見的東西，表面上毫無聯系，但卻釋放了作者最初的沖動。我想到的是當時空氣中的那種憤怒和反叛，周圍隨處可見活生生的例子向我展示憤怒的違抗和歇斯底里的反對?！保ㄍ希?/p>

西索夫斯基從自己講到那位扮演契訶夫戲劇中的人物的著名演員伊娃，他認為伊娃沒有疑惑，只有仇恨，這一點甚至連伊娃自己也感到很驚訝。的確，伊娃比西索夫斯基有更強烈的反思與憤怒的情感。她說，“我們這些人一開始就太會幻想。我們讀了太多書，我們情感太豐富，我們太愛做夢一一我們所想要的一切都是錯誤的！”（16頁）當西索夫斯基向祖克曼講授伊娃的故事的時候，她幾次要打斷他，“別再說這陳年往事了。為了自己的理念，為了自己被禁的書，為了讓民主回歸捷克斯洛伐克，那么多人在受苦——他們?yōu)榱俗约旱脑瓌t、自己的人性、對俄國人的痛恨而受苦，而在這可怕的故事里，我竟然還在為愛情備受煎熬！”（20頁）其實在伊娃的內心有一種更為強烈的情緒，那就是對自己所經歷的事情的荒謬感到徹底的厭倦甚至恐懼，“一想到我曾經是那個女人，我就會恐懼得顫抖！”（22頁）但是同時，伊娃對于“他們”與“自己”有非常犀利的判斷。她說“關鍵是我自己太懦弱。我太愚蠢，無法抵抗他們的欺負！我哭泣，我顫抖，我崩潰。我自作自受。在這個世上不管什么事情都要咬牙堅持！他們真應該把我的頭砍下來。那才叫正義！”（26頁）

第二部分，祖克曼來到布拉格，2月4日的筆記記錄的是他與劇院經營者波洛托卡、女作家奧爾佳等人的談話，以及他最后被驅逐出境的經過。有關竊聽、監(jiān)控與告密是談話中不斷出現的話題，很難說其中的內容都反映了真實的狀況，比如奧爾佳說“這個國家有一半人都被雇來監(jiān)視另一半人”這句話顯然是一種夸張的說法，但是其中的深刻與幽默確實不是羅斯在寫作中所能想象和發(fā)明出來的。祖克曼在捷克感到到處是竊聽器，西索夫斯基早在紐約就已經告訴他掛在床頭之上的黃銅水晶吊燈是他們最喜歡裝竊聽器的地方，他還說在你的房間里說話要小心，到處都藏著竊聽器；在電話里也最好什么都不要說，不要在電話里向她提起那份手稿。（81頁）著名電影人克里尼克被禁止涉足捷克電影業(yè)，但他仍然可以在他的豪宅里呼朋喚友，而且這些朋友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已被當局列為頭號敵人，可能是因為這有利于對外宣傳，而波洛托卡甚至認為克里尼克很可能是個臥底，但他說“不過即使這樣也沒什么關系。沒有人會跟他說任何事，他也知道沒人會和他說什么，而上面的人也知道沒人會跟他說任何消息?！弊婵寺鼏枺骸澳沁@樣做有什么意義？” 波洛托卡的回答似乎更能反映出羅斯曾被認為是情色作家的興趣：“就克里尼克而言，意義并不在于刺探政治，而在于窺視性事。這間房子到處都裝了竊聽器。秘密警察在外面偷聽，還從窗戶往里窺探。這是他們的工作。有時候他們看到了某些場面還會興奮。這是一種輕松娛樂的好消遣，讓他們可以擺脫瑣碎惡意的慣常工作。”（42頁）

波洛托卡自己的被監(jiān)控的故事聽起來同樣荒誕。他的童年好友布勒夏想成為著名詩人、小說家和劇作家，有一天晚上他喝醉之后向波洛托卡承認當局要他監(jiān)視他，每周寫一份報告上去；但他的報告寫得很糟糕，因而擔心他們會把他開除了。于是，波洛托卡對他說，“布勒夏，我會替你跟蹤我自己。我比你更了解自己一天做了什么，我也沒什么別的事要忙。我會自己監(jiān)視自己，然后寫下報告，由你當作你寫的交給他們。”這樣果然有效，布勒夏還把上面給他的報酬分一半給波洛托卡，但是新的問題又來了：他們發(fā)現他是一個如此優(yōu)秀的間諜和作家，要讓他升官了，去監(jiān)視一個比波洛托卡更大的麻煩制造者，甚至要用他的報告在內政部作為新人的教材。他嚇壞了，“現在我就可能徹底毀了，如果他們知道是你自己寫你的監(jiān)視報告的話?！保?4頁）

頹廢與放縱似乎既是墮落，也是反抗?！白詮亩韲苏碱I這里以后，歐洲最好的縱欲地點就在捷克斯洛伐克了。少一點自由，多一點做愛的快樂?！?波洛托卡如是說，他告訴祖克曼說，“天底下最好的人在這里，最壞的人也在這里。我們現在全都是革命同志了。來狂歡吧，祖克曼——讓你看看革命的最終階段?！保?3頁）這就是書名所講的“布拉格狂歡”。波洛托卡在克里尼克的豪宅里向祖克曼介紹新聞記者、畫家、作家的放縱情史，女作家奧爾佳要祖克曼教她講“操”這個英文字，然后她說“操這個狗日的世界，操到它不能再操我為止。你看，我學得很快吧?！保?2頁）奧爾佳坦承自己為了生存而不得不取悅監(jiān)控窺視者，在到處隱藏的攝像頭前扮演蕩婦形象，在作出性挑逗的同時抵制性威脅，在羞恥而反抗之間掙扎地生存。她要祖克曼和她做愛、結婚、帶她去美國，她不能忍受的是“那么多國際名人來到布拉格欣賞我們受到的壓迫，但一個都不愿跟我做愛。為什么？……你以為簽署一份請愿書就能拯救捷克斯洛伐克，但是，要想拯救捷克斯洛伐克，就只有和奧爾佳上床?！保?5頁）祖克曼感受到的是，“這些一無所有的布拉格人，身處如此難以忍受的環(huán)境，面對徹底的束縛以及日復一日地遭受羞辱，過著這樣壓抑的生活，卻還能展現出那樣充滿機智時尚和喜劇性的舉止。他們盡管被禁止發(fā)聲，卻仿佛全身都在吶喊訴說?！保?3頁）

小說的最后一部分是1976年2月5日的筆記，祖克曼在被驅逐離開捷克之前的各種談話。祖克曼看著一群喝酒的工人，想起曾經的劇院經營者波洛托卡現在成了博物館的看門人，想起波洛托卡的解釋：“就是我們現在安排事情的方式。卑賤的工作都由作家、教師和建筑工程師來做，而建筑本身則由醉漢和騙子來干。有五十萬的人被剝奪了原有的工作。一切都由醉漢和騙子接管。他們和俄國人相處得更好。”于是祖克曼想象著威廉·斯泰倫在賓州車站的酒吧間洗杯子，蘇珊·桑塔格在百老匯面包店里包裝面包，戈爾·維達爾騎著自行車給皇后區(qū)的學校食堂送意大利香腸的情景。（106頁）這是關于知識分子的真實遭遇與想象。

查爾斯大學的一位仰慕祖克曼的學生來酒店找他，告訴他要盡快離開布拉格，否則會被當局抓起來。下面這段對話頗有意思：“我？你怎么知道這事的？”“因為他們在羅織罪名。我是查爾斯大學的學生。他們訊問了我的教授，也訊問了我?！薄翱墒俏也艅偟竭@里。什么罪名？”“他們告訴我您肩負著間諜使命，讓我離您遠點。”“罪名是搞間諜活動？”“罪名是策劃與捷克人民為敵。”（93頁）但是，老練的波洛托卡認為他們只是在嚇唬這個學生和他的老師，他們感興趣的也只是這個學生和老師。他還說不要太看重秘密警察的能力，他們就像文學評論家一樣見識少之又少，判斷錯誤很多，干脆說“他們就是文學評論家，我們的文學評論是警察評論。”（114頁）那么，波洛托卡的說法究竟是否可靠？他以自己的經驗回答祖克曼的疑慮。他曾經被抓起來，但是在審判前就把他放了，因為抓他的理由太荒唐了：在他的劇院里，演出中的主人公總是在本應大哭的時候哈哈大笑，這就成了他的罪名。于是他在監(jiān)獄里等待審判的時候學會的是“不要停止咒罵，永遠都不要停止咒罵?！保?17頁）祖克曼聽到了各種各樣的故事，“在這個充滿敘述者的國度，我只是剛剛開始傾聽他們的故事，我只是剛剛開始感覺到自己的故事像一條蛇似的正在層層蛻皮，悄然無息地從包裹我的敘事中溜走?！保?45頁）“在布拉格，故事不僅僅只是故事；它們已然替代了生活。在這里，他們只能成為他們的故事，這些故事替代了他們其他的可能性。講故事是他們反抗掌權者們高壓政治的一種形式?！保?12頁）

在被送去機場、驅逐離境的路上，自稱是文化部長的諾瓦克告訴祖克曼，作家在捷克擁有崇高的社會地位，是國家的道德標桿，然后他說“我可以讓你認識一下什么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日常生活。你就會明白普通捷克公民的想法和你所見的那些人不一樣。普通老百姓和他們的舉止不同，也不尊崇他們。普通捷克人對這種人深惡痛絕。他們是何許人也？性變態(tài)。不合群的神經病患者。充滿仇恨的自大狂。他們在你看來很勇敢？你覺得他們?yōu)榱俗约簜ゴ笏囆g付出的代價讓人激動？好吧，辛勤工作、希望讓自己和自己的家庭生活得更好的普通捷克人可不這么想。他覺得他們是反叛者，是寄生蟲，是被遺棄者。至少他們神圣的卡夫卡知道自己是個怪人，他知道自己是個不合時宜的人，永遠不能和他的同胞一起過上健健康康、普普通通的生活。但這些人呢？這些不可救藥的離經叛道者，妄圖把他們的道德觀樹為社會準則。最糟糕的是，如果讓他們隨心所欲，讓他們恣意妄為，這幫人一定會毀掉這個國家。”（136—137頁）他的確講得非常好，接著他還告訴祖克曼關于他父親，一個現在已經退休的機械工“這一生是如何表達自己對這個國家的熱愛的”：他曾經頌揚過馬薩里克、希特勒、貝奈斯、哥特瓦爾德、杜布切克，“這才是代表了真正捷克精神的人民——是我們的現實主義者！他們知道什么是必然。他們不會嗤笑秩序，任何事不會只看到最壞處?！麄冎廊绾螀^(qū)分什么是可能的事，什么是愚蠢、狂熱的錯覺——他們知道如何體面地屈服于歷史的不幸！這片讓我們熱愛的土地能繼續(xù)存在下去，要歸功于這些人，而不是那些離群、墮落、自高自大的藝術家！”（143—144頁）這就講得更為清楚了。

敘述者與他們的故事，無論是狂歡的或嚴肅的，都是一個時代的真實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