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驢非馬”的漢學家和“半吊子”的區(qū)域研究

一

1958年3月4日，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qū)東方語言系（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教授、著名漢學家薛愛華（Edward H. Schafer, 1913-1991）先生十分罕見地給《美國東方學會會刊》（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和《亞洲研究雜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這兩個迄今為止依然是北美最重要的亞洲（東方）研究學術期刊投了一封公開信，信中不假掩飾地挑明了傳統(tǒng)漢學所遭遇的困境，表達了對新興的“區(qū)域主修”（Area Major）的強烈不滿，提出漢學家們應當徹底放棄漢學和漢學家這樣名重一時的專業(yè)和稱號，為自己在語言、文學、歷史、哲學和語文學等專業(yè)學科中，重新選擇一條學術出路，并按照那個學科通行的學術標準來要求自己，做一名可與所在學科同行們進行公平競爭的優(yōu)秀學者。

薛愛華

大家知道，薛愛華是美國著名漢學家，是研究中國中古時期中西物質文化交流史的一位專家，他的名作《撒馬爾罕的金桃：唐代的外來文明研究》是西方漢學研究史上的一部經典著作（Edward H. Sc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r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漢譯本：薛愛華著、吳玉貴譯，《撒馬爾罕的金桃——唐代舶來品研究》，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6年）。學界常有人將薛愛華的學術興趣、方法和成就與偉大的德裔美國漢學家、博物學家勞佛爾（Berthold Laufer，1874-1934）先生相提并論，他們都繼承了傳統(tǒng)歐洲漢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其博學深邃的學術品質令人肅然起敬。

《撒馬爾罕的金桃——唐代舶來品研究》

薛愛華曾經是1975/1976年度美國東方學會的主席，還長期擔任《亞洲研究》東亞部的主編，在國際漢學和東方學界都享有崇高的學術聲譽。然而，在他的學術盛年，他也曾遭遇過嚴重的政治和學術的雙重危機。1949年，他因為拒絕加州大學要求每位教授在必須簽署的反共忠誠誓約（Anti-Communist Loyalty Oath）上簽字，差點就丟掉了教職；1953年，薛愛華取得了加大的終身教職，卻正好趕上了與戰(zhàn)后冷戰(zhàn)中的國際政治形勢直接相關的美國大學“區(qū)域研究”（Area Studies）急速興起的時代，這對他所從事的以研究古代語言、文本和文化為主的傳統(tǒng)漢學（語文學）研究造成了巨大的困擾和影響，漢學在北美大學人文學術體制內失去了穩(wěn)固的學術家園，它被更注重于現實政治、經濟和國際關系的“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所取代。

大概就是在這種傳統(tǒng)漢學因“區(qū)域研究”興起而面臨生存危機的困難形勢下，想來平常應該很酷、很淡定的薛先生，竟然擼起了袖子，伸紙捉筆，給他后來成為其主席和主編的學會和學刊，寫下了這封言辭犀利，頗帶幾分激忿的公開信。在此我們不妨先將薛先生的這封信轉譯如下：

致《美國東方學會會刊》、《亞洲研究雜志》編輯們的公開信

我謹通過你們向美國東方學會和亞洲研究協(xié)會的會員們，特別是那些興趣在遠東的成員，傳達這條信息。雖然在趣味相投的同仁圈子里，這早已是一個非常熱門的話題，但是在專業(yè)的學術期刊上還很少有人公開討論過——我指的就是那場讓當代漢學蒙羞的毫無結果的爭吵。是該漢學長大的時候了！或許也是徹底拋棄“漢學”和“漢學家”這二個曾經名重一時的稱號的時候了。它們繼續(xù)被使用本身已成為產生摩擦和誤解的一個來源。我希望我的同仁們能原諒我就這個話題實話實說了。在“漢學家”之間我們都曾聽到過諸如此類的說法，比如“語言學家是統(tǒng)計出來的小玩意兒的預言家”“語文學家是吹毛求疵的古董玩家”、“社會學家是是是而非的抽象概念的販賣者”，和一百種別的［說法］。對于［爭議的］一方主角來說，是人類價值的延續(xù)在這場道貌岸然的混戰(zhàn)中處于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而對于另一方來說，［處于生死關頭的是］對科學進步的保證?！肮诺涞摹睗h學家譴責“現代的”漢學家“時尚地”全神貫注于廣泛的社會潮流之中；現代主義者則痛惜傳統(tǒng)主義者依舊汲汲于關心那些雞毛蒜皮的東西。對于那些已經卸除了“歐洲學家”稱號的幸運的學者來說，這整個場面一定顯得很滑稽，盡管他們會被歐洲歷史，或者歐洲哲學，或者歐洲文學的某些方面困擾，但可以免受毫無意義和令人羞恥的爭斗了。將一位能干的拜占庭古文字學家污蔑為巴爾干政治學的一名平庸的理論家，或者把一位［研究］杜爾哥財務安排的學生污蔑為一位不合格的《新愛洛依絲》（Le Nouvelle Hélo?se）的批評家，我想，這大概只配受到鄙視和嘲諷。而恰恰就是這一類的事情正在漢學圈子里發(fā)生，且多半還是不公開的。技術的語文學家們自以為是地談論研究遠東社會變革動態(tài)的專家們于經典詮釋的種種不足；［研究］中國的政治進程的學生們哀嘆文本批評家們于政治理論方面的愚笨。是讓這種廢話停止的時候了！這種糊涂想法的最關鍵的部分是堅持把一個地理區(qū)域作為一個學科，它制造出了我們大學課程中像“區(qū)域主修”這樣的畸形怪物，它是半吊子的避難所和庸才的收容站。并不存在專用于研究一個區(qū)域的嚴格的研究方法。一位“歐洲學家”既非魚亦非鳥，而如今，一名“漢學家”亦同樣［既非驢亦非馬］。做一名對中國的偉晶巖感興趣的礦物學家是一回事，而成為一名中國魔玉屬［植物］的分析家則是另一回事。讓這位對東亞感興趣的學者，就像對歐洲或者對拉美感興趣的學者一樣，決定他該是一位文學評論者、一名哲學史家、一名政治學家、一名描述語言學家或者其他什么東西。為了他的心靈的健康，他應該盡可能多地了解在類似地理［區(qū)域］范圍內其他學科的同行們的成就，就像他或可以從一頁頁地仔細閱讀《亞洲研究雜志》和《美國東方學會雜志》獲益一樣。但是，讓他自己在與西班牙文學的批評家、經院哲學的專家、歐洲政府研究的學生、班圖語音韻學的分析員，或者任何什么適合他的[專業(yè)的學者]的公平競爭中去證明他是一名學者。由此看來，坦率地說，以責難別的“漢學家”而給自己冠以“漢學家”頭銜者，除非他投身從事的是一個真的可以互作比較的學科，將使自己容易遭受怯懦的指控。指控［別人是］“老派的”和“新潮的”都是沒有意義的。做一名好的歷史學家或者金石學家的意義才是明了的；稱人為“好漢學家”已成為惹人不快的做法，不同學科的代表對好壞的看法是不一樣。這種模糊想法的結果是（例如）將斷言“某些語文學家（或者社會學家、或語言學家）是二流的”與斷言“語文學（或社會學、語言學）是一個二等學科”混為一談。除了鞏固和認可這種混淆之外，“漢學”這個詞在這里沒有什么意義。在我看來，在遠東的學者中，就是那些語言學家們（我自己并不屬于這個團體）最認真地履行著他們的職責，并按照在科學的語言學家們中間普遍流行的標準評判彼此。讓語文學家們、歷史學家們和社會學家們追隨這個優(yōu)秀的榜樣吧！我是一名對與物質文化相關的中古漢語文獻特別關心的語文學家，我的標準，舉例來說，是由［那些研究］比魯尼（Al-Biruni, 973-1048）、阿格里克拉（Georgius Agricola，1494-1555）、甚至喬叟（Geoffery Chaucer, 1343-1400）的學生們設定的。我寧愿被評判為一名不成功的語文學家，也不想去擁有自大的“歷史學家”或者自負的“語言學家”（而我曾是這二者）這樣的名頭。這份個人的證詞是作為我推薦的這種自我分類［定位］的一個無傷大雅的范例提出的，妥當與否或都不會對這個議題產生偏見。大家各尊自便，都別再嚷嚷了吧！

薛愛華（加州大學）

（Edward Schafer, “Open Letter”,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78, No. 2[Apr. - Jun., 1958], pp. 119-120）

不難看出，這封公開信提出的話題是當漢學面對“區(qū)域研究”強勢崛起和人文科學學科已有精細分工這雙重挑戰(zhàn)時，漢學和漢學家應該如何重新確定自己于人文社會科學學術體系內的專業(yè)定位問題。薛先生給出的讓“漢學長大”的解決方案是效法“歐洲學”的先例，徹底拋棄傳統(tǒng)漢學，以適應北美大學既定的人文社科學術分工體制。同時，他對新興的“區(qū)域研究”這樣的畸形怪物表示了強烈的反感，在他看來，對一個地理區(qū)域的研究無法構成一個獨立的學科，它缺乏嚴格的學術方法和學術評判標準，“區(qū)域研究”無異于一個“半吊子的避難所和庸才的收容站（asylums for dilettantes and refuges for mediocrities）”。如果漢學也必須成為一個“半吊子”的“區(qū)域研究”類學科，那還不如讓它從此消失。漢學家們與其成為“非魚非鳥”“非驢非馬”的怪物，不如立刻起身揖別，各奔前程，轉型成為語言、文學、歷史、哲學、政治學等不同的學科領域的專家學者，相忘于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的大江大湖之中。但是，薛先生自己則鄭重聲明他既不是語言學家，也不是歷史學家，而是一名對“與物質文化相關的中古漢語文獻特別關心的語文學家”。換言之，作為一名傳統(tǒng)的漢學家，他依然要守住傳統(tǒng)漢學這塊在北美大學建制中已經無家可歸的學術陣地。

二

不知道時間都去了哪里，這封公開信發(fā)表至今已經過去了六十余年，今日讀來，卻依然覺得勝義紛披，意味深長。它不但是我們了解1950年代北美大學中漢學向“中國研究”轉變這一段學術史的寶貴資料，而且也對我們理解今天世界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分類，以及“漢學”（國學）和“中國研究”（區(qū)域研究）的不同學術取徑有很深刻的啟發(fā)意義。當然，若要充分領悟這封信的微言大義，恐怕還需要我們下一點語文學的功夫，對它做一番語境化和歷史化的處理，解釋清楚漢學、語文學和“區(qū)域研究”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以了解“區(qū)域研究”的興起何以會對漢學的生存帶來如此嚴重的挑戰(zhàn)。

研究英語語言的學者告訴我們：“philology”（語文學）這個單詞屬于以“-logy”結尾、表示“對某物的研究”的復合詞范疇，同類的復合詞有占星學（astrology）、神學（theology）、考古學（archaeology）等等。因為“-logy”這個詞素長期被用于創(chuàng)造專門研究領域的新術語，所以英語中有大量此類復合詞。但是，盡管“philology”是一個最早被證明屬于這一復合詞范疇的單詞，它在結構上卻與大多數其他以“-logy”結尾的復合詞不同。對此，我們可以“archaeology”為例來說明，這個單詞包含兩個成分（中間有連接成分-o-），第二個成分“-logy”表示行為，即“研究”，第一個成分“archaios”表示其對象，即“古老或原始的東西”，所以，它合起來的意思是“考古學”。而在“philology”這里，這個關系是相反的，其行為，即“熱愛”，由第一個成分philo表示，其行為的對象，即logos“言語”，或者logia“理性”，則通過第二個成分傳達，合起來的字面意思是“對言語之愛”，或者“對理性之愛”，其引申義為“語文學”。

可是，我們不難發(fā)現，很多以“l(fā)ogy”結尾，表示對“某物的研究”的詞匯，大部分都是語文學研究，或者說是以語文學為基本學術方法的某一種很專門的學問。特別是那些與東方某個地區(qū)、民族（國家）、宗教和文化相關的人文科學學科（humanities），例如漢學（Sinology）、印度學（Indology）、藏學（Tibetology）、突厥學（Turkology）、亞述學（Assyriology）、埃及學（Egyptology）和佛教學（Buddhology）等等，它們無一例外都屬于語文學研究范疇。這些學科通常也都被歸屬于廣義的東方學（Orientalistics）研究領域之內，從其學術特點來看，大部分又都屬于東方語文學（Oriental Philology），或者東方文本語文學（Oriental Textual Philology）的分支學科。

薩義德著《東方主義》1978年初版

順便說一句，迄今有不少人堅持將薩義德先生的名著Orientalism翻譯成《東方學》，這其實是沒有多少道理的。盡管薩義德確實把西方的東方學，特別是它的狹義形式，即西方對近東、阿拉伯世界和伊斯蘭教的學術研究，作為他所討論的“東方主義”的一個重要層面，但是作為學術的東方研究在西方通常被稱為Orientalistics （德語Orientalistik），或者Oriental Studies （Orientwissenschaft東方科學），它與作為一種思想觀念、思想方式或者意識形態(tài)的Orientalism（東方主義, Orientalismus）并不是同一回事。后殖民時代對東方主義思想及其后果的激烈批判，曾對西方的東方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困擾和打擊，當人們知道了由于東方主義，西方對東方的所有知識、研究和認知，無不都打上了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烙印，他們自然會問：那么對古代的東方語言、文本和文化的學術研究于今天又究竟有何重要意義呢？

然而，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這些可歸屬于西方之東方學范疇的很多不同地域的研究學科，它們在西方的形成和發(fā)展恰好與以語文學為主導的歐洲現代人文科學學術蓬勃興起同時，所以，從誕生之日起，它們就都是典型的語文學學科。它們要求其從業(yè)者們從學習這些地區(qū)、民族、國家和宗教的語言、文字開始，通過對它們遺存的文本的收集、整理、翻譯、解讀，來對它們的歷史、社會、宗教和文化做出符合西方人文學術（語文學）規(guī)范的研究和構建。而漢學無疑是這類東方學分支學科中的典型，西方早期的漢學研究主要就是對古代漢語語言和文獻的研究，是對大量漢語文文獻的整理、翻譯、解釋和研究。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方殖民探險家們在中國西北廣大地區(qū)開展了很多次大規(guī)模的科學考察，于西域文物考古領域掠奪了大量珍貴的文物資料，進而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特別是他們相繼發(fā)現和劫取了敦煌（吐魯番）和黑水城兩座西域語文文獻寶庫，這給當時的世界漢學和中亞（西域）語文學研究的蓬勃發(fā)展注入了強勁的動力，使這兩個學科得以在西方東方學研究領域內異軍突起，令舉世矚目。正是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先生于國際學術界脫穎而出，聲譽卓著，被公認為世界漢學第一人，其學術地位至今不可動搖。伯希和那些不拘一格的學術著作，雖然經常缺乏明確主題、腳注長于正文，但汪洋恣肆、博大精深，是漢語語文學和中亞（西域）語文學研究的典范和登峰造極之作。在他那個時代，漢學是一門經典的語文學學問，漢學家必須是一名語文學家。

伯希和

不幸的是，自上個世紀中葉開始，語文學于西方，特別是北美的人文科學學術領域內進入了一個全面的衰退時期。隨著人文科學研究逐漸被明確地劃分成文學、哲學、歷史、宗教、語言、藝術等學科，語文學雖然作為人文科學研究的基本學術方法或依然隱性地存活于上列各個分支學科之中，但它在北美大學的學術建制中已經接近于無家可歸了。只有在美國的一些老牌大學中或還保留有古典研究系（Department of Classical Studies），給語文學的某些特別專門的學科，如古希臘語文、拉丁文和梵文研究等，保留有一席之地，但僅僅起著一種拾遺補缺的作用。只有像梵文研究和與它關聯(lián)極深的印藏佛學研究（Indo-Tibetan Buddhist Studies），還能夠在歐洲和日本的人文學術界繼續(xù)保持著一定的發(fā)展勢頭，成為今日世界語文學研究的典范。

與此同時，大部分本來屬于語文學范疇的東方學分支學科于北美大學的學術建制中紛紛失去了獨立存在的基礎。隨著現代人文科學各分支學科之間的分野越來越細致和明確，像漢學、印度學這樣從語文入手對一個地區(qū)、民族和國家進行百科全書式的研究，與現代人文學科的學術分類明顯相矛盾，故很難繼續(xù)維持下去。于是，這些曾享有崇高學術威望的語文學學科迅速被肢解，融入了文學、歷史和哲學（宗教）研究等不同的分支學科之中。此外，二戰(zhàn)之后的美國，在冷戰(zhàn)愈演愈烈的國際政治背景之下，由中央情報局和聯(lián)邦調查局等政府機構，和福特、洛克菲勒等許多民間財團和基金會的聯(lián)合推動和支持下，北美各大學中紛紛建立起了名目繁多的“區(qū)域研究”項目，開始將“區(qū)域研究”作為一個主修學科，整合進大學的教學和研究體系之中。

所謂“區(qū)域研究”，簡單說來就是對一個地理的、民族的、國家的和文化的特定區(qū)域，進行結合人文和社會科學的跨學科研究，它涵蓋語言、歷史、地理、文學、文化、政治、經濟、社會、戰(zhàn)略和國際關系等所有學科的研究，尤其重視對這些地區(qū)之現實政治和經濟進行社會科學的研究，明顯偏重政治導向和理論闡釋。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前述那些屬于東方學范疇的分支學科則紛紛被改變成為一種“區(qū)域研究”，如漢學和印度學被分別改變成為“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和“南亞研究”（South Asian Studies）。像漢學這樣傳統(tǒng)以語言、文獻和文化研究為主要內容的民族、國家的語文學研究，在北美大學中通常會被整合進入東亞語言文學研究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成為對東亞地區(qū)之“區(qū)域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區(qū)域研究

事實上，當漢學被“中國研究”取代時，曾經輝煌的漢學時代到此就已宣告結束了。語文學從來不是“中國研究”最基本的學術研究方法，用像諸如“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這樣的社會科學理論，看起來完全可以更好地解釋中國現實的政治和經濟形勢，預測其將來的發(fā)展趨勢，所以，人們似乎完全不必再花那么大的力氣，去學習和研究中國古代的語言、文獻和歷史文化了。當然，將眾多有著完全不同的學術背景和專業(yè)訓練的學者們聚集在一起，組成一個被稱為“中國研究”的跨學科的區(qū)域研究項目，這并不是輕而易舉就能取得成功的。如何在不同學科之間，就對學術主題的設定和分配、不同學術方法的選擇和使用，和不同學術標準的確定和統(tǒng)一等等，進行有效的協(xié)調和整合，這是十分棘手和難以解決的問題。

三

前述北美“區(qū)域研究”的崛起和傳統(tǒng)漢［語文］學的衰落就是薛愛華寫作這封公開信的時代歷史背景?！皡^(qū)域研究”的興起和文史哲等學科的明確劃分，這二者促成了使曾經享有崇高學術地位的漢學和漢學家們失去其學術家園的尷尬局面。而將研究同一個地域范圍的語言、歷史、金石文獻、文藝批評、經院哲學、政治進程、社會動態(tài)、財務形勢，甚至花崗巖石的學者們都集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區(qū)域研究”主修學科，這在薛愛華看來十分荒唐可笑?！皡^(qū)域研究”既沒有統(tǒng)一的學科性質，也沒有嚴格的學術方法，何以能夠成為一個主修學科？不甘平庸的薛先生自然不樂意與從事“區(qū)域研究”的庸才和半吊子們?yōu)槲?，也不愿意做一名非驢非馬的漢學家，坐視曾經德隆望尊的漢學蛻變?yōu)楸姸嗖粋惒活惖摹皡^(qū)域研究”項目中的一個——“中國研究”。

正是在這種極其困難的形勢下，薛愛華不得不承認漢學已經走到了它的終點，漢學不能再那么天真、幼稚了，是它“該長大的時候了”，于是，他向自己的學術同行們建言，干脆徹底拋棄曾經給他們帶來過榮耀的漢學和漢學家的身份認同。與其像曾經的非魚非鳥的“歐洲學家”一樣，做一名非驢非馬的“漢學家”，和一伙道不同不相與謀的“中國學家”們?yōu)槲椋共蝗缱杂X地投身和融入進語言、歷史、文學和哲學研究等人文學術的分支學科之中，成為可與這些學術領域的同行們在普遍流行的學術標準下公平競爭的專家學者。早在“區(qū)域研究”興起以前，幸運的歐洲學家們就已經卸下了“歐洲學家”的包袱，成為分別研究歐洲文學、歷史和哲學的專家學者，得以免受因“區(qū)域研究”的興起而給漢學家們帶來的沖擊和羞辱，所以，漢學家們只要拋棄漢學和漢學家這個名頭，轉而在文學、歷史、哲學、宗教和政治學等專業(yè)領域中尋找自己的學術出路，他們就能擺脫困境，涅槃重生。

當然，薛愛華先生自己則不想“擁有自大的‘歷史學家’或者自負的‘語言學家’這樣的名頭”，而要繼續(xù)做一名“對與物質文化相關的中古漢語文獻特別關心的語文學家”。他認為語文學家或可以是二流的，但語文學并不是一個二流的學科，不能讓某些二流的語文學家破壞了語文學這個具有悠久傳統(tǒng)的一流學科，語文學家絕非天生就是二流的學者。雖然薛先生研究中古漢語文獻，但漢學可以是一門世界性的學問，故他不以漢學家或者中國研究的同行們?yōu)閷W術上的競爭對手，他的目標是要做一位可以與世界上研究比魯尼、阿格里克拉和喬叟的優(yōu)秀學者們并駕齊驅的一流語文學家。

值得強調的是，薛先生在公開信的一個注釋中還專門給出了他給語文學下的的一個明確的定義，他說：“我使用‘語文學’這個詞并不是，如先前一樣，作為那個我們現在稱之為‘語言學’的一個同義詞，而大約是如《韋氏新國際字典》（第二版）中開篇所說的那個意思，即‘對主要是在其語言、文獻和宗教中表現出來的文明人的文化的研究……’我更傾向于我自己的定義：‘[語文學]是對文本遺存的分析與闡釋，利用如金石學、古文字學、訓詁（解經）、低等和高等批評等學術手段，引向對作為文化復雜性和思想微妙性的一種直接表現的文獻/文學的研究。’語文學，像整體的人文科學一樣，目的在于［獲?。荼容^而言抽象水準較低的知識，例如與社會學相比較，盡管其技術可能是高度抽象的。終究，語文學關心的是具體的、個人的、直接的、具象的、表現的知識，故而與傳記、圖像、象征與神話等相關。語文學之家，正如歷史之家，擁有眾多宅邸。我想，在我的定義中，風格批評、民俗學家、詞典編纂學者和許多其他別的人都各有其位置。”這樣的一個語文學定義當然首先是薛先生對他自己的學術實踐的一個總結，但它也是對傳統(tǒng)漢學，或者說漢語語文學研究及其方法所作的一個十分確切的定義和總結。

正是由于對語文學的堅持，薛愛華最終成為一位名滿天下的優(yōu)秀漢學家。但是，他于這封公開信中所表達出來的這份對“區(qū)域研究”的忿忿不平之情和要拯救漢學的良苦用心，顯然都未能阻擋住漢［語文］學受“區(qū)域研究”沖擊而徹底走向衰落的進程。那些在“區(qū)域研究”的學科框架下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們，自然不都是一些非魚非禽（非驢非馬）的“庸才”和“半吊子”（票友），他們當于不同的學科專業(yè)領域內學有專精，術有專攻，各有各的優(yōu)秀和卓越。嚴格說來，“區(qū)域研究”始終不是一個學科（academic discipline），它更像是一塊匯聚各路英雄的金字招牌，美國的大部分中國研究專家，正如薛先生所希望的那樣，因拋棄了漢學家的名分，而得以成為能在文學、歷史、哲學、政治和經濟等學科內各領風騷的專家學者。當然，不得不說的是，在美國的中國研究領域內，從此再難見到像薛愛華這樣畢生以語文學為職業(yè)的具有經典性意義的優(yōu)秀漢學家。這或亦一如薛先生之所愿，漢學和漢學家于北美學界業(yè)已成為一個歷史名詞。

于此，我不禁也想起二十多年前在德國慕尼黑巴伐利亞科學院內發(fā)生的一則學術往事：與薛愛華同時代的傅海波（Herbert Franke, 1914-2011）先生是二戰(zhàn)之后德國漢學絕對的主帥和領袖，他是一位杰出的歷史學家和語文學家，也是德國學術史上最后一位蜚聲世界的漢學巨匠?？墒?，雖然自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德國各大知名大學漢學系的教授大人們大多數都曾是他的弟子或者再傳弟子，卻沒有任何人真的繼承了他的“漢學”衣缽，他們做的學問都與他們的老師很不一樣，很多人更喜歡做通識性的中國古代思想、哲學、宗教和文化研究，或者專注于中國現當代文學、哲學、思想、宗教和社會研究，很少有人像他一樣一輩子孜孜不倦地做著語文學的和歷史學的漢學研究工作。1997年春天，我曾前往位于慕尼黑的巴伐利亞科學院中亞研究委員會拜訪傅先生，當面向他討教這其中的原因。令我吃驚的是，傅先生竟然以“他們懶惰”（sie sind faul）一句話帶過，看起來這不像是一個讓先生覺得愉快的話題，所以，他輕描淡寫地用一句戲言把我給打發(fā)了。

傅海波

于今想來，傅先生的一眾弟子們之所以會集體地背離他們老師的學術門徑，或許亦與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發(fā)生的美國人文學術研究之范式和方向的轉移和改變不無關聯(lián)。具體說來，即使德國的中國研究至今還保持漢學（Sinilogie）的名稱，但受美國學術的影響，同樣早就開始從以語文學為主導的傳統(tǒng)漢學轉向了多種面向的和更注重現實的，更接近“區(qū)域研究”范疇的中國研究。在這個背景下，德國的漢學時代實際上也已隨著傅海波先生這一代漢學家退出學術一線而告結束了。他的弟子和再傳弟子們，或正是因為一方面至今還能夠保留漢學和漢學家的名頭，但另一方面卻既不能像他們的老師一樣做語文學的和歷史學的傳統(tǒng)漢學研究，也沒有能夠像他們的美國同行一樣，自覺地分流、整合進文學、歷史、哲學、宗教、政治和經濟等專業(yè)學科領域之中，所以，他們看起來更像是薛愛華筆下的“非魚非鳥”（非驢非馬）的漢學家。由此看來，漢學、語文學因“區(qū)域研究”的崛起而走向衰落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盡管其發(fā)生的形式、特點、程度和方向并不完全一致，但從根本上來說，北美和歐洲于上個世紀下半葉先后完成了從漢學轉向中國研究的過程。漢學涅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