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振華先生工作照
山東大學歷史系盧振華（曾使用盧南喬之名）教授，離開我們已經四十一年了。在先生生命最后二十年的大部分時間里，他全身心地投入《梁書》和《南史》的點校工作，奉獻了自己的才智，彰顯了自己的人品，贏得了學人的交口稱贊。當此中華書局《梁書》修訂本問世之際，回憶當年向先生問學、與先生交誼之事若干則，以寄托自己對先生的深深懷念之情。
一、初識因緣
我之結識盧先生，是在他長臥病榻、瘁力點?！赌鲜贰菲陂g。記得那是1974年初秋，全國范圍內形成“批林批孔”熱潮，當時我還不是“山大人”，而在濟南教育學院任教，講授古代漢語。受大潮的裹挾，學院領導命我寫篇論文，參加全市教育界的大批判，我應命寫成《在孔子“仁”“禮”的背后》一文。因為自己吃不準，于是通過朋友介紹走進盧先生家門，誠請指點。
先生認真看過后，說了兩點意見：其一，《論語批注》（北京大學哲學系工農兵學員注）的材料可用，但思想觀點要慎重考慮，不可盲從。其二，文章中所引《論語·雍也》：“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者焉，其從之也?！釉唬骸螢槠淙灰??！逼渲械诙€“仁者”當多一“者”字，讓我再核對一下。
對第二點，事后我查過原文，先生說得對。對第一點，我自然心下有數(shù)，但迫于形勢，我還是順隨了當時批判孔子的大潮流，因為不這樣就通不過。事后回想起來，我覺得先生學問扎實，且有政治眼光，表現(xiàn)出一個既有抱負又有良心的學者不肯隨波逐流的格調。后來我才知道，先生畢業(yè)于北京師范大學國文系，對《論語》等典籍確是下過一番苦功夫的，也有專著留下來。聽說中國人民大學黃樸民先生當年做山大歷史系王仲犖先生的博士生時，王先生曾讓黃先生留意此事，日后有機會參與此書的整理，期待出版，此事后來因故擱置下來。
二、先生的家國情懷
先生是湖北紅安（原名黃安）人。父親是讀書人，思想較為開明，樹定“耕讀傳家”目標，傾力培養(yǎng)后代，先生曾說：“高小畢業(yè)后，父親支持我到武昌讀中學，并寫了一封給董必武先生的信，讓我在遇到難處時，持而前往拜訪。到武昌后，我順利考取名校，由于早就聽說董先生是同盟會老人，又參加過辛亥革命，便以同鄉(xiāng)后學身份（董必武亦紅安人）去拜見他。談論之中，我發(fā)現(xiàn)他神態(tài)可敬可親，意氣堅毅果決，眉宇間透出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英氣和自信。他勉勵我把自己的學業(yè)和未來同國家和民族的富強聯(lián)系起來，爭取成為有理想、有擔當?shù)臈澚褐??！辈幌f，這次拜見對先生的人生走向起著關鍵性的作用。
先生在高中階段，對文學與寫作情有獨鐘。從《詩經》《左傳》起始，大量閱讀并作札記，一發(fā)而不可收。偶或潤澤成章，發(fā)表出來。后來考取北京師范大學國文系，成了陳垣、黎錦熙、劉迺和等著名教授的學生。他特別崇拜黎先生的為人和學養(yǎng)，經常對我繪聲繪色地描述黎先生當年上課的情景，說：“他的《新著國語文法》未出版前，便在課堂上給我們講論他的語法分析方法（引線劃分詞語層次），學生初次接觸此道，普遍覺得十分枯燥，可先生卻總是講得頭頭是道，眉飛色舞而不自知。他的《漢語詞典》雖是一部中型辭書，但容納中西、涵蓋古今，立言謹慎而析義精準。凡從學于他的人，都會大受教益。我立志畢業(yè)后當老師，就以黎先生的標桿為準?！?/p>
作為湖北紅安人，先生從不掩飾自豪感，他不止一次對我說：“1952年‘黃安’改作‘紅安’，這是對這里的父老鄉(xiāng)親在土地革命戰(zhàn)爭、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中所作貢獻的肯定，他們當中有一百多人成為我軍的將領，就是一個明證?！贝送?，他對近現(xiàn)代湖北籍的學者名流嘖嘖稱賞，不絕于口，能夠如數(shù)家珍地列舉：聞一多和魯桂珍（英國《中國科學技術史》作者李約瑟的夫人）是浠水人，黃侃是蘄春人，熊十力和李四光是黃岡人……就中他尤其尊崇聞、熊兩先生。對聞一多，他說：“三十年代初期，他是山東大學文學院院長，帶出了包括‘兩家’（指古文學家陳夢家和詩人臧克家）在內的許多學術、文藝名人。四十年代中期，他是西南聯(lián)大文學院院長，反對獨裁政治，遭國民黨反動派槍殺。在他身上體現(xiàn)出中國士人的高尚志節(jié)?！睂π苁?，他說：“青年時代投身反清革命，武昌起義后任都督府參議，并參與護法運動。三十四歲脫離政界，入南京支那內學院治佛學，后應蔡元培校長之邀，任北京大學哲學教授，是名副其實的現(xiàn)代新儒家開宗大師。”
先生在教學和科研工作中一直敢為人先，勇挑重擔，為人所稱道。全國解放初期，高校歷史學科的外國史課程，幾乎是“一邊倒”地開設蘇聯(lián)史，歐美史、亞洲史則備受冷落。山大方面注意及此，決定由美國回來的黃紹湘先生開“美國史”，而亞洲史，首先是中國周邊國家的歷史如日本史，也不應缺位。盧先生自告奮勇?lián)敶巳?，出任亞洲史教研室主任，教授日本史。他殫精竭慮地編寫講義，內容既注重過往的幕府時代，也兼及現(xiàn)代日本，包括對中國和周邊國家的侵略行徑。
其實，從我持文稿向盧先生請益之時起，直到他去世，前后約五年時間，他曾數(shù)次對我表明心跡，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在點評日本學者瀧川資言的基礎上，寫一部屬于中國人自己的《史記集注》。他認為，作為近代學者，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是繼中國古代三家注（劉宋裴骃《史記集解》、唐司馬貞《史記索引》和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之后，對《史記》研究成果的第二次最重要的總結和梳理。但日本國內外對其持批評態(tài)度的學者大有人在，批評者的意見大多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其所補千余條《正義》佚文（來自日本東北大學所藏慶長、寬永年間活字本《史記》）多為偽作，即非張守節(jié)原文。其二，資料搜集方面仍有重要遺漏，如鮑彪、吳師道、雷學淇等人的意見未能收入，對與《殷本紀》密切相關的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文，竟置之不顧，一字不收。其三，訓詁失考、斷句失察之處應予糾正。先生說，“作為一個外國人，瀧川資言的心態(tài)、思路以及校訂中國古籍的著力點，都會有自己的定式，失真甚至悖理之處定在難免”。先生還說：從抗戰(zhàn)勝利后自己便專注于此，從標點、?？?、注音、注釋、補佚、考證六個方面廣搜資料，羅列書中，日積月累，數(shù)十年如一日，從未中輟，多從清趙翼《廿二史札記》、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等重要典籍中甄采所需資料；自己的教學科研，明里暗里均以撰成《史記集注》為依歸；尤其是在點校史籍的過程中，得以同許多專家學者交流切磋，顧頡剛先生點校已畢的《史記》，是最有價值的參考材料，此外，已故史學家丁山先生的甲骨卜辭研究成果如《新殷本紀》《商周史料考證》《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等，對自己也很有用。
作為先生的助手，我曾先后若干次從他手批的《史記會注考證》中轉錄相關資料。這部書中，書頁的眉、地、側、縫，多記著先生批注的文字，字小行擠，密密麻麻，其中有不少批文過長，不得不貼敷另紙。應當說，這就是先生擬寫的《史記集注》原本。不過，說實話，點校《梁書》《南史》是國家任務，他終日瘁力于此，少有余暇顧及自己的課題，心想“點校”事竣，騰出手來，專力整理，不想卒然仙逝。半熟之果，未得足實采摘，實是一大遺憾。此手批《會注考證》全十冊，想必已由先生家人依囑交給學校圖書館。前不久，側聞此書早在2004年即已被人盜走，此后，又有人在網上出高價收購，這從一個方面顯示出此書的價值。
三、與《文史哲》共成長
全國解放后，山大舊貌換新顏，校長易為剛從香港回到大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華崗。他帶領文史兩系的部分教師，于1951年4月創(chuàng)辦了全國高校第一家人文社會科學期刊《文史哲》，自任社長，副校長陸侃如、教務長吳富恒兩先生為副社長，歷史語文研究所所長楊向奎教授任主編，編委會由羅竹風、高亨、蕭滌非、童書業(yè)、王仲犖、趙儷生、盧振華、殷煥先、孫思白、孫昌熙等先生組成。辦刊目標定為“繁榮學術，發(fā)現(xiàn)和培育人才”。作為編委之一，盧先生好學深思，思路敏捷，撰稿質量高且速度快，應邀撰寫或自定題目的稿子，大都發(fā)表在《文史哲》上，現(xiàn)在可以查詢的已發(fā)表的二十篇論文中，《文史哲》發(fā)表的就有十二篇之多。
這些論文可以說篇篇都是擲地有聲之作。這里僅舉一例。在《民間醫(yī)生扁鵲在醫(yī)學上的貢獻及其在中國醫(yī)學史上的地位》一文中，先生駁斥了扁鵲為“公稱”即“良醫(yī)”代稱的說法。據(jù)《史記·高祖本紀》：“（高祖?zhèn)﹨魏笥坚t(yī)。醫(yī)入見，高祖問醫(yī)，醫(yī)曰：‘病可治?！谑歉咦嬷櫫R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毕壬痛苏J定，明明“良醫(yī)”是“公稱”，“扁鵲”是“私名”，怎么能把“私名”的“扁鵲”解釋為“公稱”的“良醫(yī)”呢！并進而確認，這位古代名醫(yī)以秦為姓，越人為名，扁鵲為字，其里籍為勃海（齊國）盧（今濟南長清）人，而不是什么漢人、趙人或鄭人。這一研究成果為學界所認同。
《文史哲》創(chuàng)辦之初，實際上是一份“同人”雜志，并無專職工作人員。舉凡組稿、撰稿、審稿、編輯、印刷、發(fā)行等工作，無一不是由上述各編委兼任。當時盧先生年僅四十歲，身強力壯，又熱心公益，自然成為刊物的中堅力量。他與其他編委一道撰稿而不取稿費，反倒需從自己工資里拿出錢來，作為付給校外投稿人的稿費。楊向奎回憶這段往事時，曾深情地說：“華崗校長自始至終是《文史哲》的培育者。童書業(yè)教授、盧振華教授、劉津溪副教授……也都是這一刊物的愛護者。盧振華教授曾經為它到北京求援，跑郵局，跑印刷所，他都是積極參與者?！薄段氖氛堋穭?chuàng)刊不久，時任上海市長的陳毅便給予熱情洋溢的贊許，說：“大學就是要通過教學和科研，為國家培養(yǎng)合格而又對路的有用人才，而學報正是檢驗這一成就的標尺。山大創(chuàng)辦《文史哲》是開風氣之先，已引起全國各大學的注意?！?/p>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開始，《文史哲》針對當時學術界的一些敏感而重要的話題，諸如中國古代史分期、土地制度和農民戰(zhàn)爭、資本主義萌芽、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紅樓夢》研究等，開展了專題大討論。盧先生都無一例外地參與其中，先后發(fā)表《也論生產力與古代史分期問題》《劉知幾的史學思想和他對于傳統(tǒng)正統(tǒng)史學的斗爭》《從秦漢農民起義、農民戰(zhàn)爭的特點來看歷代農民運動的性質和作用諸問題》《〈論語〉中的仁與人》等。即使在后期的《梁書》《南史》點校期間，他依舊保持與《文史哲》的這種親密無間的關系，像《高麗史編纂的史學基礎和它所反映的中朝人民友好關系》《中國古代杰出的民間工藝家——魯·公輸般》等論文，都是這段時間的供稿。此外，一批知名老專家，如顧頡剛、周谷城、王亞南、蔡尚思、羅爾綱、黃藥眠、陳子展、齊思和、楊寬等，也都不吝賜稿，無形中大大提高了刊物的知名度。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54年《文史哲》第九期上，發(fā)表了李希凡、藍翎合寫的《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的成名之作。同年10月16日，毛澤東主席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同志寫了一封《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對兩個“小人物”予以表揚，而《文史哲》也由此引起全國學界的注目。
而今，由于幾代人的努力，經歷了六十余年的風風雨雨，《文學哲》的文化橋頭堡和學術風向標的地位，已經確立下來，榮獲首屆國家期刊獎，被國學泰斗季羨林稱為“鯉魚躍龍門”的學術刊物，蜚聲海內外。我想，如先生地下有知，定會感到莫大的欣慰。
很明顯，盧先生四十歲以后的歲月，是在盡心澆灌《文學哲》之樹，使之不斷枝繁葉茂的歷程中走過來的。經由腳踏實地的磨煉和考驗，漸而顯露鋒芒，毫無疑問，他正是若干被“發(fā)現(xiàn)”和被“培育”出來的杰出“學術人才”之一。
四、五年史學浸潤，終生受用不盡
1974年深秋某日，我第二次去盧先生家。一進門，先生手指西墻書架的右上角，示意我取下放在那里的三本書。他把書端在手上，說：“山大歷史系接受國家交給的點校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任務，我分工點校南朝五史的《梁書》和《南史》，《梁書》點校已畢。這是中華書局出版的點校本。因為不提倡點校人署上姓名，我也就不簽名了。把它送給你，留作紀念。”回家以后，我便在第一本扉頁上鄭重寫下“山東大學歷史系盧南喬教授所贈”幾個字。從那時起，《梁書》點校本三冊，一直置之案頭，它與后來我的業(yè)師殷煥先先生贈我的王念孫《廣雅疏證》十冊（原為殷先生的導師、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所長羅常培先生送給他的）一起，都成為我舉首必見的要籍，時時給我鞭策與激勵，使我不敢留有絲毫的怠惰。
1973年《二十四史點校工作匯報提綱》提及《梁書》出版情況
不數(shù)日，我又去見先生，先生低聲說：“我重病在身，只能仰臥在床，看書寫字都很感吃力。現(xiàn)在學校停課，系領導又不敢自己作主為我配備助手。你是大學教師，文筆又不在人下，希望你常來這里，幫我……”不等他說完，我就欣然答應做他的“編外助手”。此后五年中，可以說每隔三兩日，我必去他那里，看望他倒在其次，主要是伴隨他的《南史》點校進度，為他做些力所能及的取書、借書、校對、謄正、寫稿等輔助性工作，直到他駕鶴西去。
有一次，先生讓我去山大圖書館找人借清末外交官郭嵩燾的《史記札記》，我接過書名紙條，發(fā)現(xiàn)他把“燾”字寫作“濤”，就囁嚅道：“‘濤’應是‘張國燾’的‘燾’吧？”先生當即接話說：“對，對，你也了解這個人。他既是大清駐英、法的大使，又是有名的學者，對《史記》很有研究。”從此，凡點校過的初稿，先生都先交我謄正，然后上交。
先生常說，《史記》有《陳涉世家》，這確是太史公開了一個好頭，為弱勢平民和農民起義領袖立傳。山大歷史系從一開始就有這樣的傳統(tǒng)，例如趙儷生對農民戰(zhàn)爭史有獨到的研究成果。此外，孫祚民先生也是以研究農民戰(zhàn)爭和農民起義廣得學界贊譽的專家。學著他們的樣子，先生自己也曾參加有關農民戰(zhàn)爭的專題討論，并在《文史哲》上發(fā)表了《元末紅巾起義及其進軍高麗的歷史意義（上、下）》等論文。他還極力關注金末紅襖軍領袖，山東蓋都楊安（鞍）兒及其胞妹楊妙真抗金的史實，屢次囑我搜尋這方面的材料。也許是材料未能備齊，論文未得出手。
1976年夏天的一個夜晚，先生家來了一位研究生畢業(yè)于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的劉先生，他們兩人讀到楊向奎、陳祖武、孟祥才等先生治學方面的往事，興致極高。此人離開以后，先生深有寓意地對我說：“該生在山大讀本科時，就相當優(yōu)秀，社科院歷史所獲得碩士學位后，留在北京，做研究工作。從他身上，我們看到了學術研究斷層現(xiàn)實中的一線希望。將來如有可能，你也要讀研深造?！毕壬嗽掽c燃了我心里的求知烈火，久久不能平息。大約兩年后，先生找我來，特意告訴我說：“中斷十年的研究生招生即將恢復，歷史系領導指名令我?guī)貪h史方面的研究生。你就報在我的名下好了。這樣，我也有了寄托?！边@時，我才不得不對他講了自己的實心話：“雖然您對我的史學熏陶使我終生不忘，但我的興趣愛好，在語言文字方面?！笨赡苁歉械匠龊跻馔猓壬дZ片刻，略待情緒調整，然后答道：“那也好，就報在殷孟非（煥先）名下吧。他可是羅莘田（常培）先生的高足。”那幾天，我一直為自己辜負先生的好意而感到歉疚，直到得知南開大學歷史系本科畢業(yè)生張金光同志被先生收在名下，攻讀秦漢史方面碩士學位，心情才逐漸平復下來。后來，錄取通知書下來，我如愿以償，算是正式步入山東大學之門，戴上了紅色?；眨ó敃r，學校方面把我們這些“文革”后第一屆研究生當作教職工看待）。先生得知這一消息后，自然很喜悅，照例又說了一些勸勉的話。
過了幾天，先生讓我從他的箱篋中翻檢出大宗往日的存稿，著手加以統(tǒng)理，取書名為《山東科技人物論集》，存稿中有的完整，有的散亂，有的僅有較為詳細的綱目，而墨子篇則僅有一個題目，此外空無一字。先生把此篇的撰寫任務交給我，說：“你有數(shù)理根基，這是得天獨厚的。那些大數(shù)理學家，可能不諳文字訓詁；反過來，那些大訓詁學家，又可能不諳數(shù)理，都不能對墨家科技進行恰如其分的董理。而你則可以雙兼，這是你的強項。山大早年出了幾位《墨經》研究大家，你可以去找欒調甫、譚戒甫、高亨、楊向奎諸先生的論著，認真研讀一下，我相信你能寫出見水平的論文來?！彪m然不無惶恐，但我還是按先生之囑，前后用三個月時間閱讀找來的相關資料，又用三周時間寫成《墨家在科技方面的貢獻》一文，約八千字，先生予以肯定，一字不改，成為他的《山東科技人物論集》中的一篇。那年我三十六歲，這可以說是我一生中第一篇真正意義上的學術論文。事后，我反復思忖，終于自悟，是盧先生引導我進入學術研究領域，并以墨學研究作為起步。
五、病榻點校二史，肝膽照人
可以說，先生生命的后二十年是最華彩的，因為把自己的大部分時間交給了《梁書》和《南史》的點校工作。有人說，綜觀先生治學生涯，當以研究《史記》用情最深，以點?！读簳贰赌鲜贰酚昧ψ钋?，以考論扁鵲等山東古代科技人物用功最精，可謂允當之論。
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關懷下，1958年秋，古籍整理工作在全國范圍內正式啟動，而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點校又是古籍整理的重頭戲，是年冬，中華書局專門派人到時在青島的山東大學，約請著名史學家王仲犖、盧振華、張維華、華山、韓連琪五位先生點校南朝五史（后來高亨先生也參與其事）。按照當時的分工，張、華?！端螘罚跣！赌淆R書》，盧?！读簳?，韓校《陳書》（后因情況有變，改為盧校《梁書》《南史》二史）。盧先生熱情高漲，立說立行，到1959年暑假結束，他已對照百衲本和武英殿本將《梁書》粗校一過，加了標點，同時對文字異同作了一些校勘，可以說對山大方面的點校工作起到了帶動作用。1963年11月23日，中宣部會同教育部、文化部聯(lián)合發(fā)文，調王、盧、張三人去北京中華書局集中進行點校工作。此時適逢盧先生五十二歲生日（而王先生生日剛過），興之所至，揮毫作五言詩《贈仲犖先生》一首，道：“昨聞公始滿，今朝仆又過。幽燕同作客，辛苦共磋磨。齊梁爭手筆，元魏最唐（長孺）多?！T公皆健者，有如百丈柯。托以介眉壽，欣然學放歌?！苯枋阕约和度氪舜喂ぷ鞯暮V誠情志。
教育部1962年1月24日向山東大學借調王仲犖、盧振華兩先生的公函
盧振華先生1967年6月5日關于借調赴京工作的來信
看得出，其時點校工作雖然繁忙、緊張，但氣氛還是相對寬松的，學者之間還能互有唱酬，以志情懷。兩年多后，即1966年6月，“文革”驟來，點校中止。先生同王、張一起回到濟南。次年，北京來電，盛邀山大三先生再度赴京，賡續(xù)前事，但在王、張二先生被打成“反革命”的情況下，唯盧先生一人到京，其時高亨先生正在北京，借便到中華書局，參加《宋書》點校工作，但好景不長，點校工作因不少學者被“揪”回原單位而嚴重受阻。盧、高兩先生無奈回到濟南。1970年3月18日大雪，先生在去系里開會的路上摔傷，下肢癱瘓。同年7月，傳來周總理指示，要求加快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點校進程，已在北京的王先生致函告知臥床在家的盧先生。一直關注此事的盧先生當即回函，請求中華書局允許自己在濟南完成分工的二史點校工作，如不獲批準，自己會將有關資料轉交接手的同志作為參考。當時，周總理親自委托顧頡剛先生具體負責點校事宜，顧先生從中做了工作，中華書局方面遂決定答應盧先生的請求，留濟南完成自己的點校任務。
參加“二十四史”點校工作會議的陳垣、鄭天挺、劉節(jié)、唐長孺、王仲犖、王永興、羅繼祖、盧振華、張維華、陳仲安、劉迺和等合影（1964年7月17日）
很少有人知道，此時的盧先生，肋骨、脅下和腰際都疼痛難忍，只能平躺，不能側臥，且經?？谕潞谖壑M食困難，只能喝一點米湯、豆?jié){之類……病魔纏身的盧先生，硬是強忍痛楚，咬緊牙關，托卷提管，無論寒暑，不舍晝夜，既按新規(guī)定要求訂正《梁書》，待校畢送印之后，又接上《南史》，一卷一卷，一句一句，直至1973年8月13日事竣。當我將最后一部分謄正稿送至坐鎮(zhèn)北京中華書局的王仲犖先生處時，他把稿子掂在手上許久，滿含熱淚地說了一句：“唉！多么不易！”《梁書》點校筆錄五十三萬字，《南史》點校筆錄一百二十萬字，冷冰冰的數(shù)字，記下了盧先生的恒心與業(yè)績。他身殘志堅，抱定弘揚中華燦爛文化的決心，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苦難，向國家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不論是點?！读簳愤€是點?！赌鲜贰?，先生都極其鄭重、勤勉，細微之處，哪怕是一個句讀、一個注釋都十分“較真兒”。前述考證扁鵲為齊國盧人，是一個例子，這里再舉一個句讀?？彪p兼的例子。先生和王先生曾寫過一篇題為《標點比?？备匾返奈恼?，說：
我們從工作一開始，就遇到了一個問題，這次的整理工作是“校點”還是“點?！?？實際上這是工作的主次問題。很坦率地說，此前我們重視?？薄它c分段，認為附帶解決一下就行了，實踐經驗改變了我們的看法：?？惫倘恢匾珮它c比較?？备唧w，更重要。不負責任的古籍整理者，?？庇龅嚼щy還可以回避，而標點遇到困難卻無法回避?！纭赌鲜贰ゑ以Ｖ畟鳌返摹榜覐┗貍鳌闭f：“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遷為陳留，未入境，卒?！背踝x這段文字，會以為“士”是指士人，孫德祖是人的名字，其實不然?！锻ǖ洹ざY典》說：“魏河南尹丞劉綽問曰：士孫德祖以樂陵太守被遷陳留?！慈刖扯觥！闭f明“士孫”是復姓?！涍^推敲考證，我們在“士孫德祖”加了人名標線。（見《光明日報》1978年6月1日第四版）
丁福林先生《點校本〈宋書〉、〈南史〉校點獻疑》說：“近年中華書局編輯出版的王仲犖先生點?！端螘贰⒈R振華先生點?！赌鲜贰酚志C合前人成果，并作了進一步審慎精密的校勘考訂工作，糾誤補漏，多有創(chuàng)見，誠為迄今所見之精本?！本狞c校之后得到學界肯定，這原是自然而然的事。
當然，大功不無小失。正如其他整理的古籍不可能完美無缺一樣，《梁書》《南史》在點校過程中或有不妥甚至錯訛之處，例如，同樣是這位丁福林先生指出的，《南史·孔靖傳》將官職“右仆射”誤為“左仆射”，便是一例。原文為：“（季恭）累遷吳興太守，加冠軍?！w尚書左仆射，固讓。義熙八年，復為會稽內史。……十年，復為右仆射，又讓不釋?！倍“矗骸凹仍啤畯蜑椤?，又云‘又讓’，則前此所遷及讓職為‘右仆射’顯而易見。且稽之《晉書·安帝紀》《謝混傳》可知，義熙七八年間，尚書左仆射為謝混所任，則季恭此時不得有此任?？梢妭鬏d季恭遷左仆射，誤?！边@里，盧先生于“累遷吳興太守，加冠軍”句下出“?？庇洝痹唬骸板X大昕《廿二史考異》：‘冠軍’下當有‘將軍’二字”，而于“遷尚書左仆射”句下未出“校勘記”?；蛟S因為錢氏未記，趙翼《廿二史札記》等亦未記，故而失校。丁先生指出此失，得之。
正如盧先生所指出的那樣，“古書的整理，漢劉歆是第一次，那時經史不分；宋曾鞏是第二次，那時專對正史；清館臣是第三次，那時專對二十四史，即乾隆四年武英殿版，每卷后附有《殿本考證》。我們這是第四次”。他認為，“前三次的整理，無論在規(guī)模上還是在質量上，都無法與這第四次相比”。我想，先生的評估可謂實至名歸。無論過去、現(xiàn)在，還是將來，大家都會說，包括盧先生所點校的《梁書》《南史》在內，1958年至1978年間這次對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點校工作，在中國文化史上絕對是空前的、令人感到震撼的和難以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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