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女人、我們的姐妹和女兒”
1905年12月8日，位于上海公共租界的會審公堂審理了一起華人官婦黎王氏涉嫌從四川拐賣未成年少女到租界的妓院做雛妓的案子。案情是原籍廣東潮州的黎王氏與家人親友一行人為了運送在四川任候補經(jīng)歷一職的亡夫黎廷鈺的遺體回故里安葬而搭乘英商太古洋行的“鄱陽號”輪船順長江而下抵達上海，再計劃由上海轉(zhuǎn)海運南下粵東。黎王氏隨行還帶了3名家丁和15個8至14歲的奴婢以及近一百箱之多的行李。黎廷鈺父親黎植生在重慶經(jīng)商有年，頗有影響力，其叔父黎祝南在重慶主持四川招商渝局的報關(guān)行。黎家似有先見之明，知道途經(jīng)上海不同別處，需要額外的通關(guān)文件，于是通過當?shù)卣猩叹窒蛑貞c道臺（也稱川東道臺）申請了護照，而且黎祝南還特地安排了招商局的丁昌志號輪船送黎王氏一行人由重慶先到宜昌，再由宜昌換乘“鄱陽號”前往上海。
輪船行至鎮(zhèn)江的時候，船上一名水手因為勒索黎王氏不成而登岸向“中國內(nèi)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的美國長老會傳教士文懷恩（John Elias Williams, 1871-1927）告黎王氏拐賣幼女，文懷恩就發(fā)電報給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房報案。12月6日，“鄱陽號”抵達位于法租界外灘（Quai de France）的太古洋行碼頭（現(xiàn)上海十六鋪一帶），黎王氏一行人就被早已在那等候的兩個租界的巡捕以涉嫌拐帶人口逮捕。他們被先押到法租界巡捕房，后者再把他們移交給公共租界巡捕，由其帶到位于福州路的公共租界中央捕房（今上海市公安局所在地）收押候?qū)?。黎王氏?5個奴婢則被送往由歐美女傳教士們1902年創(chuàng)立的專門救助和改良華人妓女特別是雛妓的“濟良所”（Door of Hope）。
圖1：太古洋行輪船公司發(fā)行的明信片。上面的輪船就是“鄱陽號”，走的是長江沿線。“鄱陽號”原本是美國同孚洋行（Olyphant & Co.）的貨輪，后來被太古洋行買下改造成客輪，1891年加入長江航運，噸位也由此前的827噸增加到1892噸。由于噸位過大，無法穿過三峽天險，最遠只能到宜昌。所以，黎王氏一行人只能坐小船先由重慶到宜昌，再搭乘“鄱陽號”到上海。明信片左側(cè)顯示的是太古輪船公司還經(jīng)營北自牛莊（今遼寧營口）和安東、南自廣州和香港的覆蓋整個中國沿海的航線。雖然這張明信片沒有標明，但是太古洋行早在19世紀70年代就在汕頭設有分點，所以，黎王氏一行人也有可能打算在上海換乘太古洋行的沿海航線南下粵東。
兩天后，黎王氏一行人被巡捕房押送至專門審理租界內(nèi)華人為被告的會審公堂，交予中方讞員關(guān)炯和英國副領事德為門（Bertie Twyman）一同會審。在被問及她的15個奴婢的來源時，黎王氏稱是其應潮州親友所托在四川購得的，而且她有買賣契約和她與親友往來書信為證，只是她的這些證物在其被巡捕房扣押的行李里而無法呈堂。黎王氏的供詞為她的奴婢們所證實。她們當中年長的幾個女孩供述了她們是如何被她們的父母或親屬以不同的價錢賣給了黎王氏。由于晚清新政的法律改革才剛剛開始，旨在翻譯引進西方和日本以“人格平等”為基礎的新法律尚未成型和生效，“舊的”以家庭和等級差異為基礎的《大清律例》又尚未被廢除，主審黎王氏一案的關(guān)炯因而認定該案無據(jù)，“似不能遽指為誘拐”。關(guān)炯一開始想直接開釋黎王氏，并與陪審（Assessor）德為門商議，但是德為門不同意，因為在此之前巡捕房和他已經(jīng)商量好控告黎王氏“涉嫌綁架三個女孩和以非法目的購買另外十二個女孩”。黎王氏一行人當天被逮捕收押之后，巡捕房就初步審訊了這些女孩。根據(jù)巡捕房錄的口供，“其中三人表示她們是被拐的，而后又有三人表示她們是被不認識的男人從她們家里擄走的”。這些口供就構(gòu)成了巡捕房控告黎王氏的事實基礎。但是對中方讞員來說，如果這些奴婢真如黎王氏所說是她購買的而且她確有購買憑證，那么即使這些奴婢當中有的是被拐騙后再賣給她的，而并非她們的父母或親屬直接賣給她的（父母或者直系親屬買賣子女在當時有“天然”的合法性），這也不足以證明她買賣她們的行為為非法。在“買賣人口”仍被視為一種權(quán)利甚至特權(quán)，還沒有從根本上被定為非法之前，只要她的官婦身份允許她買賣人口，那么她不需要對這些女孩的來源是否合法負責。
在德為門和巡捕房看來（以及后見之明會告訴我們的那樣），買賣人口的行為本身以及任何環(huán)節(jié)都是非法的，無論買賣人口交易的發(fā)生地和買賣她們的是什么人（包括她們自己），亦即，無論她們是被拐賣的還是被她們的父母和親屬所賣抑或是“自愿”賣身的。即使買賣人口的行為發(fā)生地不在公共租界或者法租界，但是由于這些被買賣的女孩大部分都被賣到租界內(nèi)的妓院，這在租界一方看來就和他們的公共利益有直接的關(guān)系。從這個殖民主義色彩濃厚的“任何形式的人口買賣都是非法”的普適主義看來，黎王氏顯然已經(jīng)對自己買賣人口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而她的奴婢們在公堂上給出的口供也佐證了她買賣人口的罪行。如果說再找出那些買賣契約對讞員和上海華人社會來說可以證明黎王氏的清白，那么對德為門和巡捕房以及今天早已接受和內(nèi)化了這一普適主義的中國人來說，無疑只會提供更多證明她非法買賣人口的有力物證。換句話說，今天的中國人理所當然地認為人格平等和人口買賣本身就是非法的總體化認知并非自明于某種所謂的儒家法律和經(jīng)濟思想傳統(tǒng)之中，而是作為一種外來的殖民現(xiàn)代性（colonial modernity），興起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晚清通商口岸的世界中。
鑒于雙方對于黎王氏買賣人口的行為是否構(gòu)成犯罪無法達成一致，關(guān)炯便堅稱，根據(jù)1868年的《洋涇浜設官會審章程》及其他條約如《天津條約》和《煙臺條約》（也稱《芝罘條約》），外國領事陪審員無權(quán)干涉像黎王氏這樣發(fā)生在租界內(nèi)純粹只涉及華人的案件，而且沒有上海道臺的授權(quán)，他不能任由德為門把黎王氏帶走。德為門則稱其只聽命于英國領事而不知有上海道臺，而他接到的指令就是要將公堂判決的女犯收押在虹口新建的工部局監(jiān)獄（俗稱西牢或者提籃橋監(jiān)獄）。關(guān)炯回敬稱其也不知有英國領事。陪同關(guān)炯一起審案的襄員（副主審）金紹城見德為門多番否定關(guān)炯的判決氣憤不已，就命公堂衙役和“官媒”（女監(jiān)的看守，通常由年長女性充當）將黎王氏帶走收押在公堂后院的女監(jiān)。德為門也命令在場的巡捕爭搶黎王氏，沖突一觸即發(fā)。但是巡捕明顯占據(jù)了優(yōu)勢，不但毆傷數(shù)名衙役，還撕爛了金紹城的朝服與朝珠。沖突中衙役將大門反鎖阻止巡捕，巡捕脅迫關(guān)炯開門放行，關(guān)寧死不從，最后巡捕強行破門將黎王氏一行人帶走。黎王氏被押回到工部局西牢，她的奴婢則被巡捕房和在場的美國浸信會傳教士斯圖亞特女士（Rebecca Cloud Stewart）送回“濟良所”；斯圖亞特女士陪同這些女孩出庭，以確保她們?nèi)耘薪粷妓樟簟?/p>
由于黎王氏案開庭審理當天會審公堂內(nèi)聚集了聞訊來報道的上海各大中英文報社的記者，沖突的消息立刻在滬上傳開，并在接下來的幾天內(nèi)很快傳到其他城市如北京、天津、廣州、倫敦和美國的主要城市。有趣的是，記者們和觀審的群眾在沖突爆發(fā)時也加入了華洋各自一方參與毆斗。彼時的上海正經(jīng)歷由美國排華法案激發(fā)的“抵制美貨運動”。這場由上海商務總會（成立于1902年）在1905年5月發(fā)起，而后很快蔓延到全國各大城市的聲勢浩大的運動到了年底已經(jīng)開始式微。其最終雖然沒能改變美國的排華法案和行徑，但是其積累起來的民族危機感和挫敗感立刻在黎王氏案上找到全面的爆發(fā)口，并且讓世紀之交興起的女性主義理論實踐，尤其是民族主義女性主義，廣泛深入到中國新興的城市各社會階層和團體的集體意識當中；“中國女性”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話語霸權(quán)下與“中國國家”之間建立起相互的隱喻邏輯關(guān)系：囚禁“中國女性”即是囚禁“中國”，解放“中國”以及建構(gòu)一個“中國人的中國”（China for the Chinese）必須從殖民主義者手中解放“中國女性”。
用一個署名“公平游戲”（Fair Play）的中國讀者（應為男性）發(fā)表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官方英文報紙《北華捷報》上的評論黎王氏一案的文章稱：“讞員只是想把這些女被告?zhèn)兞粼诠?，而且這么做也是順應了廣大中國人民的感受，即他們不愿意看到他們的女人，無論她們多有罪，被外國人收押…我們不想巡捕房打著保護的幌子闖進我們的家里，肆意逮捕我們的女人、我們的姐妹和女兒，然后羈押她們；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原則問題，而且只要我們心中還有這個原則，就絕不能讓這樣的事發(fā)生，絕不?！?“中國女性”之所以能扮演這樣的原則性角色，簡言之，又是因為解剖性醫(yī)學和優(yōu)生學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開始引進中國（主要通過來華的傳教士和作為新知識翻譯與出版?zhèn)鞑ブ行牡纳虾＃屩袊闹R分子與社會大眾開始將女性性別化的身體視為孕育新的民族國家的力量源泉（子宮）。
圖2：12月18日暴動中被燒毀的巡捕房。Photograph by Stewart Young. Image Courtesy of Robert Inglis Fearon and 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 University of Bristol (www.hpcbristol.net).
正是基于此，在大鬧公堂之后，上海華人社會上上下下群情激憤，紛紛走上街頭示威游行，并密集地舉行多則上萬人的集會演講，抗議巡捕房羈押黎王氏，并要求清政府商部和外務部與駐京公使團和英國外交部交涉。駐滬領事團和工部局在13日收到駐京公使團無條件釋放黎王氏的命令之后，故意拖延到15日才將黎王氏送至廣肇會館而不是會審公堂釋放，以示蔑視中國官方。這就激起了滬上華人更大的抗議浪潮?？棺h者于18日暴力沖擊中央巡捕房和工部局大樓，并成功沖入巡捕房將其破壞和焚毀。工部局召來自己的“萬國商團”（The International Volunteer Corp）和各國軍隊武力鎮(zhèn)壓，打死打傷數(shù)十人。加上上海地方政府聯(lián)合彈壓，騷亂才被平息下去。
圖3和圖4：鎮(zhèn)壓18日暴動的上海公共租界的“萬國商團”和各國軍隊。圖4是圖3的局部放大圖，顯示的是被打死的中國示威抗議者。Photograph by Stewart Young. Image Courtesy of 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 University of Bristol (www.hpcbristol.net).
工部局執(zhí)意不愿在黎王氏一案上妥協(xié)以致釀成流血事件是因為對其及其聲稱代表的公共租界而言，“中國女性”的身體同樣是其想象和建構(gòu)一個城市國家或者“獨立共和國”不可避免的現(xiàn)實問題和核心利益。一直困擾上海公共租界的以中國女性為主體的娼妓問題，特別是擔心隨之而來的性病問題對租界公共衛(wèi)生和一個想象的完整健康的城市國家身體的污染，讓世紀之交的工部局決心要將娼妓業(yè)完全納入其行政管理之中。巡捕房中央捕房所在的福州路就是當時上海娼妓業(yè)的核心地帶，尤其是一個叫會樂里的弄堂。它的存在對公共租界構(gòu)成了直接、可見的威脅，因為不斷有巡捕因為光顧近在咫尺的妓院染上性病，而巡捕房又是工部局治理租界和尋求自治的核心力量，同時也是租界每年預算最多的部門。沿長江流域的人口買賣特別是買賣婦女和女童，以及扮演這一行業(yè)關(guān)鍵中間人的人販子和老鴇自然也就成了工部局關(guān)注的重點（作為每周三舉行的工部局董事會例行會議的重要議題與會審公堂陪審以及巡捕房聯(lián)合執(zhí)法一起討論）。
殖民主義凝視下的“人口買賣”問題
圖5：18日暴動中受傷的巡捕。從圖片中我們能看到巡捕里除了歐洲白人，還有華人和戴紅頭巾的印度錫克族，而且從他們的站位中，我們也能看出巡捕房隊伍里的種族主義階層劃分非常明顯，包括白人之間的等級劃分。圖片來自 “上海老底子” 老照片。
鴉片戰(zhàn)爭后，歐美外資以上海為據(jù)點設立的大量洋行輪船公司借助條約和領事保護很快滲透到長江中上游和中國的腹地。其聯(lián)合同時崛起的民族資本如李鴻章1872年創(chuàng)立的輪船招商局（1877年還巨資收購美國旗昌洋行的旗昌輪船公司；黎廷鈺叔父黎祝南主持的四川招商渝局應該是輪船招商局的分支），不僅將晚清中國納入全球資本主義當中，而且還把新發(fā)現(xiàn)的“中國人”的身體特別是女性性別身體的生產(chǎn)與再生產(chǎn)置于這個由世界各大都會（上海是其中之一）構(gòu)建的全球資本流通網(wǎng)絡的核心位置。如果說英國突破其經(jīng)濟發(fā)展內(nèi)卷化瓶頸的一大“幸運”因素是其海外殖民擴張所掠奪的廉價資源和勞動力，那么中國的政治和商業(yè)精英以及“傳統(tǒng)”的同鄉(xiāng)會館組織同樣在被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上海和江南一帶以及整個長江流域找到突破中國經(jīng)濟內(nèi)卷化和實現(xiàn)資本主義大生產(chǎn)的辦法，即積極加入由殖民主義構(gòu)建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誠然，這一大歷史進程是以無數(shù)個體生命的遷移、勞動、病痛和隕滅為代價。與大量的中國男性尤其是廣東福建沿海的男性被賣到或是通過勞動契約輾轉(zhuǎn)到全世界各地做苦力一樣，成千上萬的中國內(nèi)地的婦女和女孩自發(fā)或者被迫通過發(fā)達的長江航運來到上海，而她們當中的很多人成了租界里的妓女或者上海紳商家里的奴婢，抑或是被賣到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做妓女。從曾經(jīng)長期在武漢和漢江一帶傳教的上海廣學會（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編輯高葆真（William Arthur Cornaby, 1860-1921）在黎王氏一案之后給倫敦《泰晤士報》的一封頗有點馬克思主義階級論的讀者來信中（ 事實上，高葆真在廣學會參與翻譯和編輯的《萬國公報》最早于1899年2月把馬克思的政治經(jīng)濟學和《共產(chǎn)主義宣言》翻譯成中文），我們可以對19世紀末、20世紀初長江流域航運為上海和世界范圍內(nèi)的娼妓業(yè)源源不斷供應女性身體的人口買賣窺見一斑?！霸缭谏弦荒闧1905]的7月9日，14名掌握著難以啟齒的財產(chǎn)（女性）的中國業(yè)主在一封提交給部分工部局董事的聯(lián)名信中威脅發(fā)動暴動。他們反對任何限制或者監(jiān)管他們?nèi)丝谫I賣的措施，因為他們的中國客戶會因此用一種不可控的方式發(fā)泄他們的不滿，以至給公共租界的外人造成不便?！痹诤唵蚊枋隼柰跏弦话钢?，高葆真從受害者的立場分析道：
根據(jù)這些業(yè)主自己的判斷，他們的客戶家里有為數(shù)“不低于四五千人”的奴婢（inmates）。由于她們當中很多人的健康每況愈下，綁匪和奴隸販子會從尤其是漢口以及漢口以西的長江沿岸的很多人口買賣中心不斷地找新人來補充。甚至很多顯要華人基督徒的女兒都被綁架拐賣，而且很多中國人反復確認過，幾乎沒有一艘從漢口開往上海的外籍輪船上沒有來自四川的“奴隸”。負責運送她們的那些女人常常稱自己是“帶著個人奴隸的貴婦”，受到這些業(yè)主的保護，而后者又受到上海的同業(yè)會館的保護（這早在上一年12月份的暴動前的十多年內(nèi)就被中國中部地區(qū)的人反復證實了）。
由于一旦這些女孩們被從當?shù)氐拇限D(zhuǎn)運到外籍輪船上就再也沒有辦法追蹤到她們的去向，近些年開始流傳著非常危險的謠言，稱有外國人和這些買賣有關(guān)聯(lián)，收錢保護那些“貴婦”免于會審公堂的調(diào)查。確實，七年前我本人在漢江上游一百英里處的一個地方就被當?shù)厝水斪鳌敖壏恕苯o包圍，這很有意思地等于把我和那些在去年12月份反對釋放黎王氏的暴動中受到圍攻的人歸為一類了（即反對奴隸制者）?？墒侵挥校ㄉ虾＃┊?shù)厝说母惺茉谟粓蟮溃L江流域那些失去了聰慧女兒的家庭卻鮮有被報道的，以至于出自上海的那些值得尊敬的意見實際上是和巡捕房而不是和“上海的愛國者們”站在同一個立場上。
如果說高葆真仍難免事后諸葛亮，那么“鄱陽號”輪船上的水手選擇向文懷恩“誣告”黎王氏拐帶買賣人口也從側(cè)面證實了高葆真描述的沿長江流域的高度組織化和日?；娜丝谫I賣，以及這一現(xiàn)象早已引起傳教士們的注意，而文懷恩再將黎王氏涉嫌買賣人口報告給公共租界巡捕房某種程度上也說明這種合作打擊長江流域人口買賣的常態(tài)化。如果我們由已知的描述19世紀中葉到1949年上海發(fā)達娼妓業(yè)的社會史反觀的話，高葆真對于長江流域人口買賣規(guī)模的描述實際上只是更大范圍人口買賣的冰山一角。當然，高葆真不只是要為那些失去女兒的中國家庭伸張正義和批評中國的排外民族主義，他這么做也是為了支持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對租界內(nèi)中國人的管治權(quán)和出于19世紀中葉以來西方大量來華并以上海為據(jù)點的傳教士們抱著的一個共同的野心——“宗教帝國主義”。根據(jù) Sue Gronewold 的研究，“早期中國人對基督教的接受度很低逐漸被認為是因為受制于中國家庭婦女的抗拒，‘婦女工作’因而被視為傳教士滲透中國的帝國主義事業(yè)的關(guān)鍵。只有女性可以接近中國女性，也只有通過把中國婦女變成基督徒，才可以‘贏得’整個中國‘種族’”。作為世界女性問題的一種在地化表現(xiàn)，中國女性問題可以說是西方傳教士（包括他們當中大量的中產(chǎn)階級和藍領階級白人女性）提出和施加在中國/上海的華人社會和租界西人社會身上，而后者之間爭奪中國女性反過來又讓中國女性變成二十世紀至今中國乃至世界的一個核心問題。
這里需要簡單梳理一下鴉片戰(zhàn)爭之后上海這個，用杰逸（Isabella Jackson）的話說，因為“跨國殖民主義”（transnational colonialism）而一躍成為一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世界城市”的歷史，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為什么大量來自全國各地和全世界各地的移民會不斷涌入并共存于上海的租界里，以及移民人口如此龐雜的租界又到底是如何運作和管理的，尤其是涉及前文中提到的工部局、巡捕房、領事團、和會審公堂等多方權(quán)力機構(gòu)的由來以及他們之間復雜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而了解上海作為19世紀中葉之后崛起的全球移民城市也有助于我們理解中國女性問題是如何興起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殖民主義、全球資本主義和民族主義構(gòu)建的歷史語境之中。
上海不是廣州：從“華洋分治”到“華洋雜居”
1842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和具體涉及英國人在通商口岸租賃房屋居留和享受治外法權(quán)的《五口通商章程》之后，上海道臺宮慕久與第一任駐滬英總領事巴富爾（George Balfour, 1809-1894）劃定洋涇浜（今延安東路）以北李家莊（今北京東路）以南的荒地和灘涂為英租界。當時的華民主要集中在上?？h城（即現(xiàn)在常說的老城廂），人口二十幾萬，以廣東和福建商幫居多，而租界內(nèi)外僑最初只有二三十人，原住民也不過五百人。雙方于1845年簽訂《土地章程》。這個23條的章程充當了租界的根本大法或者說“憲章”的角色，并且后來被多次修改以適應租界不斷擴張的現(xiàn)實和需要。特別是中間涉及剝奪中方地主自主權(quán)以保護外籍租地人權(quán)益的第9條（“商人租地建房之后，只準商人稟報不租，退還押租；不準原主任意退租，更不準再議加添租價”）后來更是被視為允許英國商人和經(jīng)由英國領事許可的其他外國商人在租界內(nèi)永久租用土地但土地所屬權(quán)仍歸中方地主的“永租制”。華民不被允許在租界內(nèi)租地，所以租地人只是外僑。由于英租界剛成立時有著強烈的排他性，美國人和法國人也先后在上海建立各自的租界和獲得相同的永久租地權(quán)?！锻恋卣鲁獭泛炗喓蟮牡诙甑?2月22日，英租界的租地人舉行第一次“租地人會議”，并確立此類會議的準議會性質(zhì)。會議推選出一個初具市政管理功能的3人行政機構(gòu)道路碼頭委員會（Committee of Roads and Jetties），也就是工部局的前身。1852年7月3日舉行的租地人特別會議，規(guī)定英租界的租地人無論土地多少都在租地人會議上有一票選舉權(quán)。
1853年由廣東三合會劉麗川領導的小刀會攻陷上?？h城雖然給剛成立不久的租界制造了空前的危機，但是也讓租界外人發(fā)了災難財。租地人在自己的租地上興建簡易民房租給大量逃入租界避難的華民，從中獲得了豐厚的利潤，而且他們還初嘗了炒作地皮和房地產(chǎn)的紅利。英法美三國領事和租地人會議為了自保和應對難民危機，以及滿足租地人資本原始積累的欲望，決定合并三國租界，并于1954年7月修改《土地章程》，擴張租地人租地購房的權(quán)限（此前的《土地章程》對外人租地的條件和數(shù)量有嚴格的限制）、允許華人在租界內(nèi)租住租地人的房屋（但是華人在租界內(nèi)的日常生活行為受到嚴格的限制和規(guī)訓）、以及設立一個功能更完備的自治市政機構(gòu)，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和由工部局領導的巡捕房，以應對大量難民和駐守租界的海軍士兵帶來的治安問題。新的《土地章程》為上海的國際化和資本主義發(fā)展奠定了基礎。由于大量的難民為租界的市政建設提供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這也決定了租界的市政建設和經(jīng)濟發(fā)展從一開始就高度依賴長江流域甚至整個中國源源不斷供應的勞工，包括我們熟知的蘇北難民。 此前廣州“一口通商”時期中英雙方都嚴格執(zhí)行的“華洋分治”（東印度公司的商人聚居在廣州的英國商館/British Factory內(nèi)）從此被上海租界的“華洋雜居”所替代。租界也基本上形成了由領事、租地人會議和工部局三方共治租界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
1854年小刀會失敗之后，大量的難民離開租界，租界人口明顯回落。1861年和1862年前后，太平天國幾次進攻上海及其周邊，導致更多的難民涌入租界。太平天國失敗之后，華人人數(shù)雖然也有所回落，但是仍維持在相當可觀的數(shù)目。英美租界（1863年正式合并）和因為不滿英美租界借太平天國危機試圖獨立租界而退出三國聯(lián)盟的法租界在太平天國之后，同時在各自轄區(qū)內(nèi)做了第一次人口普查，并于1865年3月公布了普查結(jié)果。公共租界計有外國人2297人，中國人90587人，合計92884人；法租界計有外國人460人，中國人55465人，合計55925人。兩租界實有中外人口共計148809人。統(tǒng)計結(jié)果同時顯示，在滬的外國人分別來自英、美、法、德、俄等18個國家。這些人口保證了租界在太平天國后的經(jīng)濟恢復和發(fā)展有足夠的勞動力，而租界在之后相當長的相對和平時期里經(jīng)濟持續(xù)增長和面積不斷擴張又持續(xù)吸引著全國和全世界的移民。1898年，外國租界（1870年之后工部局將英美租界更名為“外國租界”/Foreign Settlement，以強調(diào)其國際公共性）完成其歷史上最后一次擴張之后，界內(nèi)華人達到35萬，外僑也有近7000人。工部局順勢再次將“外國租界”更名為“上海國際公共租界”（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of Shanghai），以強化租界國際化程度和弱化其英美特性。這一增長趨勢一直持續(xù)到二戰(zhàn)日本占領上海前夕，最高峰時公共租界華人人數(shù)達到160萬，面積較小的法租界也有八九十萬，而外僑則多達6萬人，來自58個不同國家和地區(qū)。
租界內(nèi)的“華洋分治”和“中國佬的機會”
公共租界的國際化和資本主義發(fā)展助長了工部局的權(quán)力欲望及其自主意識的形成。工部局不斷地與領事、租地人會議（1869年后由于選舉權(quán)擴大給繳納房捐的非租地人而改為納稅人會）、和中國政府奪權(quán)以擴張租界權(quán)限和完善租界的城市國家建設，包括征稅、征地、跨界筑路、司法管轄、以及修改《土地章程》。太平天國之后，尤其是進入19世紀70年代之后，工部局不僅能擺脫他們的限制，還反過來利用他們?yōu)槠浞?，并最終形成一種由少部分實力雄厚的租地人和洋行大班主導的寡頭政治。工部局的崛起讓上海公共租界不同于上海法租界和西方列強在中國其他各地設立的租界，比如有著十幾國租界的天津。后者都是由各國領事直接控制和管理。盡管這些租界也設有類似工部局這樣的行政機構(gòu)，而且盡管這些行政機構(gòu)如法租界公董局也不乏尋求自治或者與領事分權(quán)共治租界的欲望和行動，但都沒有成功，而仍只是作為領事的行政和咨詢機構(gòu)存在。工部局是極少數(shù)成功利用其宣稱代表的公共利益和地方主體意識（“上海人”Shanghailanders）取代領事成為公共租界的實際領導者，并剪斷其與歐洲母國的臍帶關(guān)系。在這個意義上，上海雖然是一個被殖民了的城市或者說是因為殖民主義而崛起的世界城市，但用畢可思的話來說，“上海不是一個殖民地”。上海不是香港。
租界的國際化和“華洋雜居”并不意味著華洋被一視同仁對待。無論租界內(nèi)各方勢力如何爭奪租界的領導權(quán)，他們對于在租界內(nèi)實行“華洋分治”和維持一個種族隔離的租界社會以維系白人優(yōu)越感有著相當?shù)墓沧R。華人不被認為是Shanghailanders，而且即使華人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一直是租界的納稅大戶，他們卻沒有獲得相應的選舉權(quán)和代表性；華人商業(yè)精英也直到1925年五卅運動之后才進入租界管理的核心權(quán)力層，工部局董事會。1905年的黎王氏一案事實上也是租界華人社會爭取選舉權(quán)和代表性的一次努力。所謂的Shanghailanders不僅從租界設立之初就通過法律東方主義的話語霸權(quán)獲得治外法權(quán)，即他們作為被告的訴訟案件歸他們的代表領事審理、中方和工部局都無權(quán)過問，后太平天國的租界面對“華洋雜居”的現(xiàn)實和趨勢，還以華人不適合西方的文明法律而發(fā)明“中國法”，并通過設立一個由中方讞員主審、領事陪審的混合法庭來審理租界內(nèi)華人為被告的訴訟案件。這一基于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屬人管轄”設計，和歷次修改的《土地章程》都極力壓制的租界土地的主權(quán)歸屬問題，卻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崛起的中國民族主義顛覆《土地章程》的殖民主義話語霸權(quán)和建構(gòu)西方式的主權(quán)獨立的“領土國家”（territorial state）提供了重要突破口。中國佬終究也有他的機會。正如本文前半部分對于黎王氏一案的描述，這一場意識形態(tài)之爭又是圍繞爭奪“中國女性”的身體控制權(quán)展開。一旦“中國女性”因為反帝反殖的需要進入中國的文化政治話語里成為一個基礎性的思考范疇，它就成為一個爭執(zhí)不斷的問題延續(xù)至今，相信還會一直延續(xù)下去。當我們今天關(guān)注“人口買賣”和移民的問題，以及與其密切相關(guān)的性別和女性問題，仍不可忽視當下的這些問題也有著其自身譜系的重要歷史問題，而掌握這一問題的歷史脈絡也有助于我們理解其在當下的呈現(xiàn)并指導我們的行動。
（本文原題為：“我們的女人、我們的姐妹和女兒”：19世紀末、20世紀初沿長江流域的移民和人口買賣問題。為方便閱讀，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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