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10日，英美聯(lián)軍組織了諾曼底登陸，標志著二戰(zhàn)局勢的徹底轉(zhuǎn)向。一周之后，在6月16日這個初夏的晚上，在索恩河畔一個名為拉魯西永（La Rousille）的地方，猶太裔法國史學家馬克·布洛赫被德國納粹槍決了。十天之前，布洛赫在監(jiān)獄的折磨中度過了他的58歲生日。
與布洛赫一起被押赴刑場的共有28人，其中有兩位奇跡般地生還。他們說，布洛赫是第一組被帶去槍決的四個人之一，臨死前還在安慰另一個參加了法國地下抵抗組織的年輕人，讓他不必惶恐。這個“上了年紀、頭發(fā)花白、身材短小還戴著金邊眼鏡”的“索邦教授”高喊著“法國萬歲”，倒在了法國的土地上。
晚年的馬克·布洛赫，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張照片，約攝于1943年
作為“年鑒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布洛赫在中古時期國王神跡的考察、封建社會的解讀、法國農(nóng)奴與地主關(guān)系的分析以及社會—經(jīng)濟史上的分析，直到今天仍受到學術(shù)界的重視。布洛赫的著作由張緒山、黃艷紅等專家的翻譯為中文，使中國學界對布洛赫的學說非常熟悉。年鑒學派的理論方法也與唯物史觀有相近之處，這都使布洛赫對中國世界史學界產(chǎn)生了特殊的影響。
對于理解一位歷史學家來說，除了查考其著作，還要體味其生活。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對自身生命的踐行是其內(nèi)心最深處所思所想的真實寫照。
近年國內(nèi)出版的馬克·布洛赫著作的中譯本
布洛赫的家學淵源與學術(shù)成長
作為猶太裔，布洛赫的家族很早就脫離了猶太人的宗教羈絆。布洛赫的曾祖父在1793年法國大革命的血腥時期成了一名軍人。他的祖父馬克在11歲就變成了孤兒，后來卻成為科爾馬師范學院的第一位猶太裔學生，并擔任過斯特拉斯堡猶太中學的校長。布洛赫的父親古斯塔夫·布洛赫在1868年進入巴黎高師，還在1870年參與過斯特拉斯堡保衛(wèi)戰(zhàn)。古斯塔夫在索邦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后，從原先任教的里昂大學回到了母校巴黎高師，后來成為合并后的索邦大學教授，直到1919年退休，是法國知名的羅馬史學者。這是一個猶太裔家庭幾代人奮斗的故事，在這百余年的時間里，他們對于宗教身份已經(jīng)非常淡漠，然而在外界看來，即使已經(jīng)躋身巴黎學術(shù)界的大人物，他們?nèi)匀皇恰傲魍霭査_斯的猶太人”。
1886年7月6日，布洛赫出生在里昂，當時他的父親還是里昂大學的教員。在布洛赫兩歲的時候，全家前往巴黎，這就賦予了他完整的“巴黎人”成長過程。在布洛赫出生之前，法國已經(jīng)開始了新的集中化教育改革，要通過歷史再現(xiàn)法蘭西民族往昔的輝煌，從而為整個民族療治因外國入侵和戰(zhàn)爭失敗所帶來的創(chuàng)傷。那一代青年人富有愛國的熱情，也非常重視身體鍛煉，可謂“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的先驅(qū)者。
德雷福斯案件在小布洛赫的成長過程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直到晚年也還常常會書寫自己當時的感受，并在各種研究中時不時地以這個案件來闡釋自己的論點。因為這個案件，布洛赫一直對新聞媒體持懷疑態(tài)度，認為媒體會為博人眼球而刻意編造“爆炸性新聞”。與此同時，這起案件的審判也使布洛赫對法庭程序產(chǎn)生了深深地迷戀，這在他日后的歷史研究中有著非常鮮明的體現(xiàn)。因此，他特別強調(diào)搜集史料證據(jù)，更注重史料證據(jù)的分析和辨別。
德雷福斯案件的昭雪使布洛赫深刻地確信了一點：他們并不是法國土地上的猶太人，而是猶太裔的法國人。這一信念在他心中從未動搖。
布洛赫于1905年在巴黎高師獲得學士文憑，之后又通過了歷史和地理學科的教師資格考試。1908年，他又前往德國的柏林和萊比錫求學。
馬克·布洛赫在巴黎高師簽署了為國家服務(wù)十年的承諾書
那個時代，法國史學界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超越德國人，但超越的方法卻是沿著德國人趟出來的道路走下去，比如完善文本研讀、文體辨析等方面的技巧，并建立嚴格的準則。法國學界向來有感情充沛的傳統(tǒng)。無論是被譽為近代法國史學之父的儒勒·米什萊還是埃米爾·格巴爾，其行文風格都具有激情和優(yōu)美的特征。與現(xiàn)代史學相比，那個時候的史家更類似于文人寫史，特別強調(diào)修辭的力量。即使是標榜“如實直書”的蘭克，也概莫能外。
布洛赫的成長過程受到了各方思想激蕩的影響。在他求學時代，史學家的巨擘是合著《史學原論》的瑟諾博司和朗格諾瓦，這部書在1926年就由李思純譯為中文。這兩位學者力圖反對浪漫主義對歷史研究的不良影響，強調(diào)對過去的重構(gòu)要對文獻進行詳盡地梳理、綜合和分析，強調(diào)文獻的根基性作用和個案的獨特性。此外，布洛赫還深受柏格森和涂爾干的影響，這就使他的歷史研究具有了更深的理論維度。
在當時的法國歷史學界，以費迪南德·洛特為代表的學者開始更強調(diào)歷史研究中的比較視野。洛特在20世紀的歐美中世紀學術(shù)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美國的查爾斯·霍默·哈斯金斯和英國的理查德·威廉·索森都曾慕名來巴黎求學于洛特，而這兩位分別是美英中世紀盛期研究新范式的奠基人。
布洛赫的比較研究視野更多地源自于比利時學者亨利·皮朗。皮朗的《中世紀的城市》《查理曼和穆罕默德》和數(shù)卷《比利時史》直到今天都是學者們的案頭書。皮朗始終堅持只用法文進行寫作，甚至根特大學廢除法語和荷蘭語的雙語教學，而只允許荷蘭語教學時，皮朗即轉(zhuǎn)任布魯塞爾大學。他原先在根特大學的教席由他的學生、撰有《何為封建社會》的甘紹夫所繼承。除了在學術(shù)方法之外，皮朗更向布洛赫傳遞了一種生活態(tài)度。1928年，皮朗與布洛赫一起游覽斯德哥爾摩時，建議應(yīng)從新落成的市政廳開始：“如果我是古物學者，就會一直盯著那些古老的東西，但我是一位歷史學家，因此，我熱愛生活”。
比利時著名史學家亨利·皮朗
布洛赫對歷史的動態(tài)演變具有濃厚的興趣，無論是領(lǐng)主與農(nóng)民關(guān)系的演變還是國王神跡與加冕禮的研究，都體現(xiàn)了這一特點。我們在這里看到了伯格森思想的影響。柏格森一直試圖強調(diào)，我們不能對時間周期和空間格局做人為地決絕劃分，因為歷史和地理環(huán)境并不是在某個時間或者地點就戛然而止了。在研究中，應(yīng)當使用“帶有變量”的尺度來描述。這一思想就成為了后來年鑒學派標志性的“長時段”之濫觴。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布洛赫先后參加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這就使他對歷史、戰(zhàn)爭、政治、國家等有了更為深切的體悟。在戰(zhàn)爭的轉(zhuǎn)移乃至逃亡之中，布洛赫也許會在親身經(jīng)歷中更加深他對那些史料的體悟。受到那個時代社會科學迅猛發(fā)展的影響，布洛赫認為歷史事實在本質(zhì)上是人類心理上的事實。在布洛赫看來，作為歷史研究者，最基本的常識就是“避免籠統(tǒng)的抽象名詞，進而重建隱藏在背后的唯一確鑿的基本事實——人”。
從戰(zhàn)壕中走向巴黎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時，布洛赫作為歷史“學徒”的生涯正在走向尾聲。坐在一輛堆滿蔬菜的馬車中，28歲的布洛赫在亞眠入伍。戰(zhàn)爭期間，這位年輕的歷史學家驗證了史書中所記載的人間悲劇，更見證了史書中未曾見證過的殘酷。他在1940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回想起一戰(zhàn)的時候，說自己在戰(zhàn)壕中開始學會辨識空曠夜間的各種聲音，而嗡嗡的子彈聲卻像腦子里灌制的唱片一樣，隨時可以打開。
當他親身經(jīng)歷了戰(zhàn)爭，布洛赫更為深切地理解了人們在戰(zhàn)爭中的心態(tài)：“除了一些最崇高、睿智的士兵，很少有人會在勇往直前的時候想到自己的祖國。他們更多地是被個人榮譽感所支配，而這種榮譽感在團體中又不斷地滋生，變得非常強大?！痹诘诙问澜绱髴?zhàn)期間，布洛赫也有類似的觀察：“當危機來臨的時候，品格的缺陷都被磨掉了，美德卻作為潛在的力量，突然間爆發(fā)出來了?！睙o論這戰(zhàn)場上是否有硝煙，榮譽感所支配而慷慨赴死的都是英雄。
他曾在1915年6月立下過一份遺囑，除了對家人朋友告別、堅信法國必勝之外，他愿意將自己所有的工資、撫恤金等捐獻給戰(zhàn)爭造成的孤兒以及巴黎高師的校友會，捐助那些“為了更公平更合理的社會而奮斗的組織”。
一戰(zhàn)時期著軍裝的馬克·布洛赫
1919年，馬克·布洛赫在一戰(zhàn)的尾聲中迎來了在斯特拉斯堡的新生活。斯特拉斯堡曾經(jīng)是神圣羅馬帝國統(tǒng)轄下的自由城市，見證了宗教改革時期天主教徒和路德宗、加爾文宗教徒的廝殺，同時還有一個古老的猶太人社區(qū)。1919年10月1日，馬克·布洛赫被聘任為斯特拉斯堡大學的中世紀史助理講師。1920年，布洛赫通過了以瑟諾博司為主席的答辯委員會對其論文的審查，獲得了博士學位。其申請博士學位的主要論文是《國王與農(nóng)奴：卡佩王朝歷史的一瞥》，雖然與其早期設(shè)計的宏偉計劃大相徑庭，但已經(jīng)展現(xiàn)了布洛赫的敏銳學術(shù)眼光和扎實的研究基礎(chǔ)。
斯特拉斯堡大學中原先有許多德國教授，他們在戰(zhàn)后紛紛離開，而大量法國學者填充了他們的教席。斯特拉斯堡宏偉的大學宮使各個學科的教師們都能便利地相互交流，這種地理上的親近也帶來了跨學科研究的可能。
斯特拉斯堡大學的大學宮
1923年，費弗爾在布魯塞爾的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上提出創(chuàng)辦一個國際性刊物，當時名為《經(jīng)濟與社會史年鑒》。布洛赫隨即將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用在了《年鑒》的編撰上。同時，他也一直想著“跳槽”，期待著能當選法蘭西公學院教授，回到巴黎這片生活和研究的樂土。
1924年，布洛赫出版了自己第一部專著《國王神跡》，討論了英法兩國通過國王的觸摸來治療頸部淋巴結(jié)節(jié)炎癥的神跡，其背后則是國王樹立神圣權(quán)威，與教會爭奪人心的意圖。在《法國農(nóng)村史》中，布洛赫將法國境內(nèi)的土地進行了分類，并強調(diào)這些土地類型的塑造因素不僅是自然條件，更重要的是人類的勞作和適應(yīng)過程。如果沒有人類的參與，一切的分類都只是空談。他的研究雖然聚焦于中世紀晚期，仍也帶有濃厚的現(xiàn)實關(guān)懷。當時的蘇聯(lián)農(nóng)民正處在斯大林時代的黑暗時期，而一戰(zhàn)后的西歐農(nóng)民也面臨著人力不足、肥料短缺等諸多問題。布洛赫知道歷史研究無法給現(xiàn)實生產(chǎn)提供直接的借鑒，但他仍希望以此來理解古往今來的底層人。
在自己的祖籍地阿爾薩斯生活了十余年，布洛赫越發(fā)感到失落。他覺得斯特拉斯堡大學的生源不佳，原先優(yōu)厚的薪水，也隨著預(yù)算的削減而降低，學者們的失望情緒日益累積，不少朋友已經(jīng)另謀高就。在巴黎，雖然生活開銷更高，教授們的待遇還是要好得多，還有最好的學生、圖書檔案資料以及各種期刊、出版社。而且由于地理上接近德國，納粹思想在斯特拉斯堡的影響也變得越來越強。
在斯特拉斯堡大學任教時期的馬克·布洛赫
從1928年起，布洛赫就一直惦念著法蘭西公學院的教授出缺，他的好友費弗爾也是如此。經(jīng)過幾次慘敗的費弗爾最終時來運轉(zhuǎn)。1932年，法國的新任教育部長蒙齊為法蘭西公學院增加了一個教授崗位，同時提名費弗爾擔任《法國百科全書》的主編。當年年底，公學院經(jīng)過投票恢復(fù)了近代史教授崗位，并在來年一月正式選舉了費弗爾執(zhí)掌教席。
呂西安·費弗爾，他與馬克·布洛赫共同創(chuàng)造了《年鑒》。
費弗爾的當選也讓布洛赫感受到了一些焦慮，他想以“比較史學家”的身份來獲得教席，但后來覺得勝算不大，干脆直接退出了。從此，布洛赫及其競爭對手，都帶著焦灼和期盼，等待著法蘭西公學院發(fā)布的教授訃告。在這個期間，布洛赫還去了一趟英國，與牛津大學教授莫里斯·波威克和流亡在此的恩斯特·康托洛維奇進行了深入的交談。他對英國大學生活的魅力極為贊賞，對法國學術(shù)機構(gòu)的狀況則甚為灰心，這也許更是他當時焦灼心境的寫照。然而，在牛津極其不受待見的康托洛維奇大概不會特別贊賞英國的氛圍。
1935年的1月15日，對布洛赫是雙重的打擊。在這一天，薩爾州的全民公決以壓倒性優(yōu)勢決定并入德國。在同一天的法蘭西公學院選舉中，馬克·布洛赫申請設(shè)立“歐洲社會比較史”教授席位的建議，僅僅獲得了一票支持，來自為布洛赫提出申請的中世紀哲學史家吉爾松。這是布洛赫學術(shù)生涯中的一次重大挫折，甚至可以被視為一次羞辱。布洛赫曾帶著幾分戲謔、滿腔憤懣地說，法蘭西公學院、英國議會的貴族上議院和德國的總參謀部是三大保守主義的最后堡壘。他認為，自己的落敗一方面是“比較史學”的治學方法帶有濃厚的反傳統(tǒng)意味，另一方面也是當時反猶主義的日益增長。
1936年，索邦文學院授予了布洛赫一個經(jīng)濟史的教授席位，這使他最終回到了巴黎。在塞爾夫街17號一座公寓頂樓的兩層，布洛赫一家開始了在巴黎的新生活。這一年他整整五十歲。除了在自己工作室中進行研究之外，布洛赫還特別喜歡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說，甚至在戰(zhàn)爭期間，他也常常閱讀推理小說，使緊張的精神得到緩解。在巴黎，他一方面聚焦于自己的巨著《封建社會》，另一方面時刻緊盯著德國的動向。作為一個心態(tài)史學的研究者，布洛赫深深地理解各種符號象征和盛大儀式對民眾的煽動能力，這一切正在國境線的另一邊上演。
馬克·布洛赫《封建社會》書影
1939年，戰(zhàn)爭再次在歐洲的土地上爆發(fā)，已經(jīng)53歲的布洛赫再次投身又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這位走向老年的歷史學家留下了更多細致地觀察，再一次在真實的戰(zhàn)爭狀態(tài)下，直面政府的運作和調(diào)動能力以及戰(zhàn)爭中難以形容的殘酷。在敦刻爾克大撤退后，布洛赫在英國待了一段時間，又潛回法國。他換上便裝后，教授的氣度與德國軍方追捕名單上的軍官形象判若兩人。他在雷恩的十天里，他因騙過了所有德國軍官，產(chǎn)生了一種“惡毒的快感”。但到了1940年，法國的維希政府開始清除教育系統(tǒng)內(nèi)的猶太人。當時，負責整理猶太裔教授豁免申請的是索邦代理校長杰羅姆·卡克皮諾，他曾是布洛赫父親的學生，兩人也是好友。維系政府的教育部長格勒諾貝爾不僅和布洛赫是校友，他的兒子還是布洛赫的學生。因此，在1941年1月第一批準許保有教授席位的十個猶太人當中，布洛赫名列其中。
但是，歐洲的局勢仍然讓他擔心，他也想要歩康托洛維奇的后塵到美國去。當時，紐約市社會研究新學院的校長埃爾文·約翰遜（Alvin Johnson）利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推動五十名到一百名歐洲學者來美國避難任教。布洛赫的申請發(fā)出后，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多所著名學府的熱情回應(yīng)。然而，由于布洛赫家眷眾多，高齡的母親和剛剛成年的子女無法獲得赴美簽證。而且，布洛赫堅持要一家人一起走，而一次性預(yù)定八個人的跨洋船票在當時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wù)，況且還需要在戰(zhàn)時獲得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過境簽證。1941年8月，約翰遜最終取消了對布洛赫的邀請。雖然從理論上來說，布洛赫仍然可以前往美國，但他再未曾嘗試過。
當時幫助布洛赫的美國學者似乎都失去了耐心，說他不愿意在無法保障“他的母親、妻子、五個孩子”獲得簽證的情況下來到美國。圖為當時匯報馬克·布洛赫不愿意在無法保證全體家庭成員獲得簽證情況下前往美國的電報。
當時布洛赫的妻子已經(jīng)病入膏肓，為了給妻子找一個更適合休養(yǎng)的環(huán)境，布洛赫遷往蒙彼利埃大學。法國國內(nèi)的反猶情緒和政府對猶太人的歧視政策仍在繼續(xù)加碼，而為了讓兒子能夠繼續(xù)上學，他不得不利用歷史學家的技能四處搜尋資料，證明他和妻子在五代以內(nèi)都是法國公民，并為法國做出了杰出的貢獻。1942年復(fù)活節(jié)期間，布洛赫的母親溘然長逝，他的妻子也因胸膜炎而高燒不退。他的一個學生從巴黎回來告訴布洛赫，他在巴黎的家和所有藏書都被德軍“沒收、移出公寓，轉(zhuǎn)運到了未知的地方”。在薪水難支、自己不被允許上課、妻子臥病在床、孩子天涯四散的困頓中，布洛赫給教育部長的申訴信中羅列了自己身為猶太裔法國人對國家的貢獻。在簽名的地方，他寫上了自己最珍視的頭銜與榮譽：“索邦經(jīng)濟史教授，榮譽軍團騎士軍功，1914—1918年戰(zhàn)爭十字勛章，1940年戰(zhàn)爭十字勛章?！?/p>
尾聲：知識分子的責任
1943年初，布洛赫最終決心加入法國的地下抵抗運動。他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里昂，幾年前，他曾在這里被美國的簽證官搞得身心俱疲。在里昂的地下抵抗運動中，布洛赫這個“小個子的年長紳士，笑容可掬、十分和藹”，逐漸成為了整個地區(qū)的領(lǐng)袖，還要去巴黎參加秘密活動。他甚至還曾帶著妻子再度去往巴黎，即使街頭上高揚著納粹旗幟，他們也只能遠遠看一眼自己原先的住所。與費弗爾的交談和塞納河的夜晚都讓他沉迷。
布洛赫一生中最后一封信寫給了妻子西蒙：“雖然你勇敢、理智，我卻能想象你做所有決定時的艱難，原諒我離你如此之遠”。在這封寫于1944年3月28日的信發(fā)出后，布洛赫再沒有新文字流傳。在距離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勝利還有不到一年的時候，這位猶太裔法國人，這位20世紀法國最偉大的中世紀史學家之一，以自己的血浸染了祖國的土地。
布洛赫反對歷史學家在自己的研究中做過多的價值判斷，因為他們既不是神學家也不是道德家，他們研究的目的不是為什么開脫或者譴責譴責。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盡可能全面地考察這些歷史現(xiàn)象的成因，并試圖揭示現(xiàn)象背后的目的。換句話說，歷史學家的責任在于理解而非評判他的研究對象。在具體的政治立場上，布洛赫與當時許多的知識分子一樣，屬于邊緣地帶的“逍遙派”。他們希望能夠保持作為學者的不偏不倚，盡可能避免對重大公共事件發(fā)表評論。
深陷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時候，布洛赫似乎開始了對那一代學人和對自己的深刻解剖。他承認，“我們只是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合適的位置上，重新拾起我們?nèi)釉诘首由夏切┞犎纹渖P的工具，我們業(yè)已落后于我們的研究了，所以我們冒著消化不良的危險狼吞虎咽著”。但與此同時，他也坦承他們早就“意識到凡爾賽和魯爾的外交策略實際是一道深淵”，知曉其可能帶來的嚴重后果最終也許會將他們吞噬掉。布洛赫對知識分子明哲保身的批判也是對自我的批判。他希望每個個體都能對社會需求形成明確的看法，并且要廣泛傳播自己的觀點，在一點點小事上改進普遍的關(guān)鍵，以最終對事件的過程產(chǎn)生影響。布洛赫指出，“我們這些教授的真正問題在于，太沉浸于日常的工作。我們大多能證明自己是勤懇的工匠，但我們能同樣把自己稱作合格的公民嗎？”然而，他們謹慎地活著，在隱隱地不安中享受著自己舒服的生活，直到大戰(zhàn)再次露出獠牙。
在布洛赫身后，他在抵抗運動中的活動成為了“年鑒學派”的一座豐碑，甚至演化成了某種形式的圖騰（諾曼·坎托語）。布洛赫的一生一直伴隨著放逐感，無論是作為一名猶太裔法國人，還是新史學方法的倡導(dǎo)者。在那個風云詭譎的大時代里，布洛赫卻始終未曾放棄對學術(shù)的追求和對內(nèi)心的堅守。他是為歷史而生的，并將自己的一生，活成了一部歷史。
附馬克·布洛赫相關(guān)著作中譯本（所列均為最新版本）：
1.《國王神跡：英法王權(quán)所謂超自然性研究》，張緒山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8年版。
2.《封建社會》（上下卷），張緒山、李增洪、侯樹棟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1年版。
3.《歷史學家的技藝》，張和聲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
4.《歷史學家的技藝（第二版）》，黃艷紅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5.《法國農(nóng)村史》，余中先、張朋浩、車耳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1年版。
6.《奇怪的戰(zhàn)敗：寫在1940年的證詞》，汪少卿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7.【美】卡羅爾·芬克：《為歷史而生：馬克·布洛赫傳》，鄭春光等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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