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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史:亞當(dāng)·斯密的臨終焚稿

1790年7月17日,蘇格蘭哲學(xué)家、現(xiàn)代經(jīng)濟(jì)學(xué)鼻祖亞當(dāng)斯密在愛丁堡去世,在他的墓碑上鐫刻著這樣一句話:這里埋葬著《道德情操論》、《國富論》作者亞當(dāng)斯密的遺體。對于大部分著書立說者而言,文稿是一輩子

1790年7月17日,蘇格蘭哲學(xué)家、現(xiàn)代經(jīng)濟(jì)學(xué)鼻祖亞當(dāng)·斯密在愛丁堡去世,在他的墓碑上鐫刻著這樣一句話:這里埋葬著《道德情操論》、《國富論》作者亞當(dāng)·斯密的遺體。對于大部分著書立說者而言,文稿是一輩子的心血、一生的成就、一世的遺產(chǎn),期待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但亞當(dāng)·斯密在臨死前,卻選擇將自己部分著作焚毀。斯密為何要這樣做呢?

寫作《國富論》時的亞當(dāng)·斯密

臨終焚稿

斯密焚稿,并非突發(fā)奇想或心血來潮,早在17年前,他就動過這個念頭。

1773年4月16日,亞當(dāng)·斯密致信大衛(wèi)·休謨,請求對方做自己遺稿的保管人,他在信中寫道:“我必須告訴您,其中除我隨身帶著的(指《國富論》)外,別的都不值得出版?!彼€提醒休謨,“在房間的矮柜里還有18本左右對開的文稿,頁數(shù)都不多。這些文稿,我想好了,毀掉就是,不必翻看?!痹谛诺哪┪?,他特意關(guān)照:“除非我突然死去,否則這些文稿我一定設(shè)法托人謹(jǐn)慎地交給您?!?/p>

然而,休謨走在了斯密前面。1776年8月25日,休謨?nèi)ナ馈?4年后,斯密的生命也走到了盡頭。按照約翰·雷《亞當(dāng)·斯密傳》記載,“當(dāng)斯密預(yù)感到自己死期將至?xí)r,他除了兩三篇認(rèn)為已經(jīng)寫完可以出版的手稿外,他非常急切地要把自己的所有手稿都銷毀掉?!彼纳眢w越來越孱弱,但悔恨的心情越來越強(qiáng)烈,他深感“自己做的事情太少了”。用他的原話說:“我原打算寫更多東西,我的原稿中有很多可以利用的材料,但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可能了。”他既無法完成未盡的心愿,構(gòu)建龐大的知識體系,連銷毀稿件的力氣都沒有了,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懇求好友布萊克和赫頓先生來操作。兩人一直沒有答應(yīng)斯密的請求,他們反復(fù)安慰斯密,盼望他能恢復(fù)健康,或是改變想法。但臨終前的一個星期,斯密特意把兩人叫過來,要他們當(dāng)面把16冊手稿銷毀。

對于焚稿的過程,坎南在《亞當(dāng)·斯密關(guān)于法律、警察、歲入及軍備的演講》序言有詳盡的描述??材蠈懙溃涸谑艿絹啴?dāng)·斯密的委托后,詹姆斯·赫頓和約瑟夫·布萊克博士參與了焚稿,具體執(zhí)行者是后者。那時,亞當(dāng)·斯密的身體已經(jīng)極為虛弱,“無法親手做這件工作”。那天早上,朋友到來的時候,斯密高臥在床,那些薄薄的對開頁的稿子則放在“玻璃折門的衣櫥中”,斯密雖然看得到,但由于病重已經(jīng)拿不到了。在這種情況下,他請求朋友把文稿從衣櫥中取出來,“不管是在臥室還是其他地方焚毀。”

一片火光中,上百頁文稿灰飛煙滅。

劫后余生

幸運(yùn)的是,部分文稿并未就此煙消云散,而是劫后余生,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亞當(dāng)·斯密哲學(xué)文集》。1795年,約瑟夫·布萊克和詹姆斯·赫頓在該書序言中記錄了該文稿幸存的經(jīng)歷:

“他在去世之前,曾經(jīng)一批文稿(即收錄于此的這些文章)交托給幾位摯友,囑其按照他們以為妥帖的方式加以處置,又將多份自認(rèn)為不適合向公眾發(fā)表的文稿自行銷毀。經(jīng)檢視,我們發(fā)現(xiàn)這批文稿大部分應(yīng)該屬作者生前一度納入考慮的一個寫作計劃的組成部分,他曾打算撰寫一部貫穿人文科學(xué)和優(yōu)美藝術(shù)的歷史著作,但他發(fā)現(xiàn)該計劃工程過于浩大,因此早已將其放棄。于是,這些已經(jīng)寫成的文稿便一直放在作者手邊,未予處理,直到他行將離開的時候。盡管如此,他的朋友們都相信,這些文章將使廣大讀者再度感到作者著述中一貫鮮明的特點:流暢端麗的行文、縝密精確的表達(dá)、明晰透徹的闡述。雖說此書的出版未必能使作者已有的榮名錦上添花,但它定能給讀者帶來莫大的快樂和滿足。”

斯密的另一部重要講稿《關(guān)于法律、警察、歲入及軍備的演講》也得以流傳,這部講稿是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學(xué)任道德哲學(xué)期間講課、演講的文稿記錄,其傳世經(jīng)歷很是曲折。

據(jù)坎南記錄,“1895年月,我在和《牛津雜志》文藝主編一起聊天,當(dāng)時在座的還有律師查爾斯·麥康諾基先生,我和他是第一次見面。談話中我提到了亞當(dāng)·斯密,麥康諾先生立即插話說他家中有一本亞當(dāng)·斯密法律演講的筆記手稿,他認(rèn)為這本筆記極為重要?!笨材峡吹降墓P記本為八開本,高九英寸、寬七英寸半,厚一英寸又八分之一,用牛皮裝訂,但牛皮盒書脊已不相連,“與其說是由于經(jīng)常有人翻閱所致,不如說是由于年代久遠(yuǎn)的關(guān)系。”

這部歷經(jīng)百年的筆記本是如何流落到麥康諾基手中呢?據(jù)麥康諾基的自述:“亞當(dāng)·斯密的演講筆記是如何落入到我叔祖父詹姆斯·阿蘭·麥康諾基之手,我無法查明,非常抱歉。從筆記的日期和其他事實來看,它不可能是詹姆斯·阿蘭·麥康諾基或他父親或他的哥哥所記錄以后由別人謄清的……因此我推斷這筆記手稿一定是從拍賣或其他途徑獲得的。詹姆斯·阿蘭·麥康諾基曾任律師和奧克尼郡行政司法長官,他沒有娶妻,死于1845年。(麥康諾基家族的)梅竇班克大廈還藏有他許多書籍。在過去130年間,在梅竇班克莊園的主人中,曾有兩位法官和一位格拉斯哥大學(xué)教授。因此,梅竇班克大廈藏有許多法律書籍,其中有的是很笨重的卷冊,這些書堆積在屋頂一間小屋的地上,1876年我開始當(dāng)律師時,得到允許拿去那些我認(rèn)為對我有用的書,其中有一本就是這本筆記。從那時起,它一直未離我的手。”

盡管這本筆記流落過程顛沛曲折,但終于得見天日。

難舍的書

除卻焚毀的文稿,斯密最難舍的莫過于《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這兩部書名不僅刻在了他的墓碑上,也深深地銘刻在他心上。那么,對于《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斯密到底更喜歡哪一部呢?

斯密對于《國富論》的喜愛是不言而喻的。如前文所說,他囑咐休謨,除了他隨身帶著“這本書”,其他都不值得出版。在斯密一生的創(chuàng)作過程中,《國富論》并非刻意而為,而是妙手偶得。該書成書于他陪同巴克勒公爵歐洲游學(xué)之際,按照斯密給休謨信中所說,“您可以相信,我簡直無所事事。為了消磨時光,我已開始寫一本書?!睆?765年前后開始動筆,到1776年出版,《國富論》的寫作歷經(jīng)了十余年。1786年,斯密為該書增寫了《序論及全書設(shè)計》置于卷首,出版了該書的第四版,這也是他生前最后審定的版本。從初版到終版,正好歷經(jīng)10年。

1776年的《國富論》扉頁

《道德情操論》則是斯密傾注精力最多,也最偏愛的一部著作。1759年4月,《道德情操論》首次出版,1790年該書出版了第六版,前后跨越了31年。在斯密生命的最后幾年里,他將所有精力都用于《道德情操論》第六版的修訂工作,這次修訂也是該書1759年出版以來規(guī)模最大的,也是最具實質(zhì)性的一次修訂,是他長期深思熟慮的結(jié)果。

與《國富論》寫于盛年不同,《道德情操論》最后一版新增內(nèi)容的“極大部分是斯密在重病之下寫成的”。1786年至1787年,慢性腸炎一直折磨著他。約翰·雷在《亞當(dāng)·斯密傳》記載道,這種疾病讓斯密一度臥床不起,好友羅伯遜在寫給吉本的信中寫道,“他(斯密)病得很重,危在旦夕?!?/p>

1788年春,斯密的病情有所好轉(zhuǎn)。3月15日,他在寫給托馬斯·卡德爾的信中寫道:“現(xiàn)在我告別同事們4個月,目前正緊張地專心用功。我工作的主題是《道德情操論》,該書的每一部分我正在做添加和改正。主要和最重要的增補(bǔ)在第三部分,該部分的論述的是‘責(zé)任心’,還有關(guān)于‘道德哲學(xué)史’部分,由于我生命的期限極不穩(wěn)定,很難說我能活到幾種我已經(jīng)計劃好的和已經(jīng)寫好了一部分著作出版?!?/p>

到了1790年春天,斯密感到自己來日無多,他婉拒了幾乎所有社會活動,將所有精力用在對《道德情操論》的修訂上。3月31日,他在寫給托馬斯·卡德爾的信中透露:“自從我上次給您寫信后,我一直起勁工作為計劃好的《道德情操論》的新版做準(zhǔn)備。辛勞甚至損害了我的健康?!彼幌奚】?,就是希望在臨死前看到該書新版問世。所幸在他去世前幾個月,新版《道德情操論》終于付梓。5月25日,亞當(dāng)·斯密給托馬斯·卡德爾寫信,其中提到:“拙著12本(即《道德情操論》第六版)及時收到,衷心感謝。在附下的通知中,裝訂者告訴我,其中有一本不完整,缺少幾頁。我請求您在寄往蘇格蘭的第一個郵袋中把缺頁寄下?!?/p>

這是斯密的最后一封信。一個多月后,他闔然辭世。

《道德情操論》第二版扉頁

畢生堅守

斯密一方面選擇焚毀部分稿件,另一方面則傾盡全力修訂稿件。在這種看似矛盾的選擇中,反應(yīng)的恰恰是他內(nèi)心的堅守。

1788年3月15日,他在寫給托馬斯·卡德爾的信中表露了自己的心跡:“我想,我能夠做到的最理想的事情是使那些我已經(jīng)出版的書籍能以最好、最完整的狀態(tài)留諸于世。我是個遲鈍、非常遲鈍的作者,每一篇作品在我能勉強(qiáng)滿意它之前,至少要寫個六七遍。”

無論是臨終焚稿,還是生前修訂,斯密所做的事情內(nèi)在邏輯是一樣的,即以畢生心血用于追求崇高真理,把“最好、最完整”的作品留存于世。正如杜格爾德·斯圖爾特所說,“這些崇高的真理在他年輕時離開(格拉斯哥大學(xué))學(xué)院之際,第一次激發(fā)了他天才的熱情,他最后的精神努力也是寄托在這方面?!比绻@個目的不能通過修訂實現(xiàn),那么他情愿毀掉它。

因此,我們才能理解,為何在看到未裝訂的手稿和已經(jīng)裝訂好的十幾本薄紙手稿全部銷毀后,斯密并沒有惋惜、失落,而是“似乎大大松了口氣”。按照約翰·雷的記錄,焚稿完成后,朋友們照例來吃晚飯,斯密仍能像往常那樣迎接他們。按照以往慣例,斯密也許會陪他們待到很晚,但人們不讓他陪著,九點半左右他返回了臥室。走出房間,他回過頭來說道:“諸君,我很喜歡和你們待在一起,但我不得不和你們分手,到那個世界去了?!?/p>

那個世界是什么樣的?能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的斯密未能回答。這一幕讓人想起2000多年前的蘇格拉底。臨別之際,這位古希臘哲人對弟子說:“現(xiàn)在我去死了,而你們活著。究竟誰更幸福?只有神知道?!?/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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