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zhàn)爭是中國歷史上一場全民族抵御侵略的戰(zhàn)爭，其中占人口半數(shù)的婦女是重要組成部分。但在當時，作為中國婦女主體的農(nóng)村婦女長期以來生活在本鄉(xiāng)本土，國家和民族觀念淡薄，如何動員她們進行革命成為一個重要問題。本文關注的問題是，在延安時期，作為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張大型日報和中共中央機關報的《解放日報》，建構出何種女性形象以適應革命發(fā)展的需要。
本文采用社會建構論的視角。依照社會建構論的觀點，社會性別來源于社會力量的建構，“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寧可說是逐漸形成的”。媒體對于婦女問題的報道同樣是一個社會建構的過程，“一種意識形態(tài)的建構”。因此，本文主要采用文化分析的方法，以延安《解放日報》的婦女報道為文本，揭示其建構的婦女形象及其背后的意識形態(tài)，作為認知延安時期革命文化生活的一個側面。
1943年，延安大生產(chǎn)運動中，婦女們在紡線。
婦女主義與民族主義
1941年5月整風運動發(fā)起后，《解放日報》發(fā)表《略談婦女工作作風》一文，針對延安婦女工作中的“婦女主義”傾向，批評“婦女主義”把婦女解放孤立化，“不從社會經(jīng)濟基礎上去探究婦女被壓迫的根源，而把婦女被壓迫受痛苦歸咎于男子他們不從民族解放社會解放運動中爭取婦女解放，而認為只要婦女覺悟起來，向男子斗爭就夠了?！蔽恼抡J為，“婦女主義”過于強調婦女群體的獨立和個人要求，勢必造成婦女解放與根深蒂固的男權觀念形成激烈沖突，破壞鄉(xiāng)村社會的穩(wěn)定，進而提出“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從抗日的總原則下，婦女共同抗日為第一最高原則”。
為解決婦女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矛盾，當時采取的主要方法是動員婦女生產(chǎn)和參政。早在1940年2月，毛澤東給中央婦委的信就要求邊區(qū)的婦女工作者“注意經(jīng)濟方面”，提高婦女在“經(jīng)濟”和“生產(chǎn)”上的作用，并由此“引導到政治上，文化上”。這一轉變使得整風時期延安《解放日報》的婦女報道由兩性斗爭的話題轉移到經(jīng)濟根源上，即宣揚女性的受壓迫地位并非由性別對立所造成，而在于女性沒有占有任何生產(chǎn)資料，婦女要想獲得解放，必須參加生產(chǎn)爭取經(jīng)濟獨立。
《解放日報》將婦女參加生產(chǎn)勞動作為報道的焦點。報道中，這些女性參加的勞動既包括傳統(tǒng)家庭女性的活動，“全家人的茶飯，針線，撫育娃娃”，也包括此前不允許女性尤其是年輕女性參與的犁地、開荒、治家等活動，她們在邊區(qū)“像男子一樣的勞動著”。這些女性由于參加生產(chǎn)，大大提高了在家庭以及社會中的地位。她們在生產(chǎn)實踐中不僅獲得了可以獨立生活的能力，而且可以拿出自己的勞動成果為整個家庭的生活做貢獻，贏得丈夫和婆婆的尊重。
馬杏兒是邊區(qū)政府評選的第一個婦女勞動英雄。在《解放日報》的話語里，馬杏兒被建構為一個人人敬仰崇拜的偶像式人物?！榜R杏兒穿著一身嶄新的黑色衣裳、黑鞋、白襪、鮮紅的榮譽的獎花襯著紅潤的臉龐，在人們面前像太陽一樣輝耀?！碑斶@個英雄式的人物真正出現(xiàn)在崇拜她的擁擠的人群中時，“像海潮般的澎湃的掌聲響起來了”。人們向對偶像一樣尊敬著她，羨慕著她。不僅僅是社會地位得到提高，馬杏兒在家中也備受丈夫和婆婆的尊重，“她是被娘家和婆家一樣的珍視著?！痹谟X悟到生產(chǎn)勞動的意義后，無論老幼，婦女們紛紛投入大生產(chǎn)運動中。尤其是紡織運動，“全區(qū)絕大多數(shù)的婦女，不論是年老的，年輕的或者是小女子，都盡可能的把她們每一秒空閑的時間，參加到紡織戰(zhàn)線上去了?！?/p>
我黨將動員婦女參戰(zhàn)與保護婦女切身利益相結合的另一個成功方式是引導婦女參政。1939年，邊區(qū)第一屆參議會通過《提高婦女政治、經(jīng)濟、文化地位案》，提出發(fā)動婦女參戰(zhàn)和提高婦女地位的辦法，“鼓勵婦女參政，各級參議會應有的女參議員，各機關應大量吸收婦女工作”。政權的直接參與將極大地拓寬婦女抗戰(zhàn)實踐的空間和內容。正是在這種切身實踐中，民族意識才會在婦女心中扎根，“她們今天努力于生產(chǎn)和職務，不僅像過去一樣只是為的個人生活問題，而且是擔負了抗戰(zhàn)建國工作的一部分”。
《解放日報》中的女性被建構為一個積極參政的群體。這些婦女從剛開始消極認為“選舉是屬于男人的事”，到后來逐漸覺悟到要爭取自己的權利和地位，參選熱情高漲。在選舉報道的描述里，“有些老太婆騎著毛驢翻過幾架大山區(qū)選舉她們擁護的人”，也有“一個人投票經(jīng)過將近半點鐘的時間”才慎重做出抉擇的中年婆姨，選舉現(xiàn)場甚至還出現(xiàn)了“平日很少見人的青年媳婦”，就連“小媳婦也膽大了，都能認真的選出想好了的人”。通過參與邊區(qū)的民主政治活動，婦女們活動的范圍不再局限于狹小的廳堂院落，而是更廣闊的社會場所，婦女們的關注焦點也不再僅僅是為自家生活更好，而是包括了邊區(qū)建設和婦女群體的切身利益。在選民大會，不少婦女不僅針對自身的切身利益提出了疑問和意見，包括婦嬰、衛(wèi)生、紡織、做軍鞋等，而且敢于大膽地向政府工作提出批評和建議。
在選舉運動中，很多生產(chǎn)業(yè)績突出的婦女當選為鄉(xiāng)代表、縣及邊區(qū)參議員。生產(chǎn)業(yè)績成為婦女當選的一個重要指標。當選的婦女們在工作和生產(chǎn)擁軍運動中也更加熱情高漲?！罢驗閶D女獲得了民主的權利，所以她們竭誠擁護和愛戴邊區(qū)政府，在各種工作上，都曾給抗日政權極大的幫助?！痹趮D女的抗戰(zhàn)實踐中，參政和生產(chǎn)擁軍成為彼此推動的兩大力量。女干部劉桂英工作努力，出色地完成了征糧任務和擁軍工作。當?shù)弥h府要獎勵她，她誓言以后要做得更好來報答縣府的獎勵，“今年的工作，是以發(fā)展經(jīng)濟建設為主，因此我自己至少開三畝荒地，以響應政府的號召”。在民主運動中，婦女們提高了自己的社會地位，同時學會了處理小家與大家利益的關系，“在盞縣某村，有七個母親送兒，在深澤某村有七個妻子送郎”，她們知道了當小家與大家的利益發(fā)生沖突時，要以大家的利益為重。
《解放日報》將主要話題集中在婦女生產(chǎn)和參政上，其目標是抵抗外侮，建設一個偉大的民族國家，婦女本身首先是作為民族共同體之成員的形象而出現(xiàn)。民族國家成為報道建構婦女形象的最高價值。同時，民族主義雖將婦女主義關心的婦女地位與男權觀念之間的矛盾擱置一邊，但并非對婦女主義的否定，而是通過婦女生產(chǎn)和參政提升其自身社會地位的大批實例來表明民族主義實為實現(xiàn)婦女主義的一種現(xiàn)實方式。
“賢妻良母”與革命“新女性”
在抗戰(zhàn)的特殊時期，女性和男性站在同一條戰(zhàn)線上共同抵御民族的敵人。她們和男人站在同一戰(zhàn)線上，在后方支援著共產(chǎn)黨的革命。由此引發(fā)出《解放日報》對女性評價的重新定位，即不再將評價女性的標準定義為“賢妻良母”，而是以其是不是革命“新女性”中的一員。
1942年“婦女節(jié)”出版的《解放日報》副刊中，丁玲對賢妻良母的觀念進行了批評。她認為“一個有了工作能力的女人，而還能犧牲自己的事業(yè)去作為一個賢妻良母的時候，未始不被人所歌頌，但在十多年之后，她必然也逃不出‘落后’的悲劇”。在丁玲看來，“賢妻良母”已經(jīng)不能滿足女性進步和爭取幸福生活的需求了。因此，她呼吁廣大女性走出家庭，參與社會事業(yè)，因為“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強己”。同期的一篇文章《回家庭？到社會？》則回應了這一觀點，呼吁廣大婦女離開家庭，才能真正獨立。
何謂“新女性”？《解放日報》上發(fā)表《新女性的典型——前駐蘇邵大使談》一文對此做出解釋。文章將蘇聯(lián)女性列為“新女性的典型”。蘇聯(lián)女性很好地處理了家庭和社會的矛盾，她們不僅具有深厚的家庭觀念，而且擁有自己的社會事業(yè)?！霸谔K聯(lián)，婦女一方面是社會人，一面仍然有家庭生活，兩者并不沖突?！彼齻儾⒉恢皇菍Ｗ⒂谧约旱男〖遥八齻冇胸熑涡?，把自己當作國家的一人，社會的一人?！薄靶屡浴备拍?，一方面強調女性身負撫養(yǎng)教育子女成才的重任，另一方面則認定女性與男性一樣對國家、家庭、自己享有同等的義務。對此，《救救母親》一文有著精確的概括：新女性不僅是個“好母親”，而且是“各種學問與事業(yè)的創(chuàng)造者”。
《解放日報》對“賢妻良母”的否定主要著眼于其社會地位上。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家庭性別秩序，迫使婦女被束縛在家庭里，喪失了一切生產(chǎn)資料，毫無社會地位可言。周恩來在1942年11月8日的《解放日報》上發(fā)表《論賢妻良母和母職》一文，明確提出反對舊的賢妻良母，并一針見血地指出“賢妻良母主義”的社會意涵：“它是專門限于男權社會用以作束縛婦女的桎梏，其實際也的確是舊社會男性的片面要求?！币虼速t妻良母并不是促進了婦女的解放，相反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婦女解放的羈絆。
對“賢妻良母”的否定并非對婦女在傳統(tǒng)社會中責任的完全拋棄，而是在原來的基礎上為其增添了新的含義。周恩來在批評“賢妻良母主義”的同時，仍然視女性最主要的社會角色是繁衍后代的“母職”，只是提出要超越這一角色。他認為，婦女應兼顧家庭與社會兩面，“我們提倡母職，絕非視婦女于盡母職之外，便無他職可盡”。
在此背景下，《解放日報》塑造了大量的革命“新女性”典型，賢妻良母和社會責任在這些典型身上得到有機結合，如女工英雄李鳳蓮。出身貧寒的李鳳蓮加入革命隊伍后，先后在女工廠負責做飯買菜、稱棉花，后被調往被服廠和中央印刷廠工作。曾經(jīng)的女工廠廠長評價她說：“那是個好娃娃，一二百女工做活，她一個人稱棉花，從早忙到晚，可是她總是耐煩細心地做，沒有說過累，工作始終如一?！痹谟∷S，李鳳蓮依舊起早貪黑地工作，抓緊一切時間生產(chǎn)，“她生產(chǎn)的數(shù)量最多，質量也最好，摺頁子她每天能摺到四千五六百頁，并且摺得整齊，號碼對得好，當時裝訂部十七八個工人每天都是僅能摺兩千多頁，要比她少一半。”報道不僅強調李鳳蓮在生產(chǎn)戰(zhàn)線上是一名勞動英雄，也突出她在家庭中的“賢妻良母”角色。其丈夫趙永奎“工作上吊兒郎當，還有愛吃喝賭博的毛病，有時還向李鳳蓮同志發(fā)脾氣”。面對丈夫的這些壞毛病，李鳳蓮對他進行“和氣”但“嚴正”的說服和批評。在李鳳蓮的幫助下，丈夫改正了毛病，工作走上了正軌。同時，報道刻意突出李鳳蓮也是一位好母親，“對娃娃也照管得很好，第一個兒子現(xiàn)在三歲多了，就像五六歲的，臉蛋紅胖，從來沒有生過病”。
女黨員陳敏是一個有著兩個小孩的母親。白天，她“憑自己的力量進行生產(chǎn)”，來供給全家“一切生活費用”，“還影響和組織了許多女同志也參加生產(chǎn)”，“晚間，她學習文件和給孩子補縫衣服，她房間里的燈，總是十一點以后才熄的”。“每天黎明即起，還忙于給大孩子做飯，洗孩子們換洗的衣服?！币虼?，報道所建構的女勞動英雄陳敏集母職、生產(chǎn)和參政于一體。
從傳統(tǒng)的“賢妻良母”向革命“新女性”的轉化，使女性介入政治社會領域并使其社會地位得到提高，她們從一個困于家庭內的身份提升為民族國家構成的身份。《解放日報》極力將傳統(tǒng)性別觀同革命需求相結合，打造出賢良、富有智識和社會責任感的新女性形象，它不失時機地展現(xiàn)和號召女性逃離家庭的狹小空間，同時又以新的意識形態(tài)重新規(guī)范她們的行為。只是，這種“新女性”形象導致了女性的雙重負擔問題，即在承擔社會工作的同時，也承擔家庭勞動。
性別與階級
在1942年大生產(chǎn)運動的宣傳報道中，《解放日報》賦予了這些革命“新女性”最光榮的稱呼——“婦女勞動英雄”。“勞動英雄”這個詞匯經(jīng)過《解放日報》革命和階級話語的重塑，在文本里被重新賦予了新的階級意義?！昂玫膭趧诱弑环Q為英雄，比中狀元還光榮，而他們在經(jīng)濟上的貢獻和在政治上的作用，又是舊社會里的狀元之流不能比擬的。狀元之流是剝削者，是社會的寄生蟲，而勞動英雄們卻創(chuàng)造了新社會，這才是真正的主人?！薄皨D女勞動英雄”在《解放日報》的文本里代表了一個新的社會，具有嶄新的階級意涵。
在對“婦女勞動英雄”的報道中，《解放日報》特別強調這些婦女的極度貧困，生活很苦，特別是一些童養(yǎng)媳認為婆家地主的生活相對好得多，用階級框架將婦女生活窮苦的根源歸于地主階級身上。上文提及的李鳳蓮就有這樣的苦難生活：父親從小就給財東家攬工，一年到頭勞作，然而“父親掙的工錢養(yǎng)活一家七口是很困難的，因此我家常年吃的是糠和野菜，穿的更是破破爛爛”。在李鳳蓮十三歲時，家里無法養(yǎng)活她，就將她送去比較有錢的婆家做了童養(yǎng)媳。在未婚夫家，幼小的李鳳蓮不僅要承擔沉重的家務活，“我雖年紀小，抬水，做飯，推磨，什么都要做”，還常被婆婆虐待，“吃剩飯，喝洗鍋水”。婆婆脾氣很大，嫌棄李鳳蓮腳大不好看，經(jīng)常指著她父親的名字罵“窮鬼，對女子從小沒管教好，留一雙大腳”。地主不勞而獲卻可以享清福，婆婆對李鳳蓮的打罵和虐待，與李鳳蓮的貧窮和可憐被《解放日報》置于同一時空，突出體現(xiàn)了兩個階級的沖突，以及舊社會對女人身心的壓迫和侮辱。最終，李鳳蓮終于覺悟到：“這樣的日子，實在苦極了?！闭怯捎诳?，“她知道了窮人要翻身，要走到?jīng)]有人壓迫人的社會去”。
在《解放日報》的文本中，這些“婦女勞動模范”擁有相似的生命軌跡，出身貧苦，食不果腹—做童養(yǎng)媳，挨打受罵—向往革命—參加革命得翻身—積極生產(chǎn)勞動—成為勞動英雄。她們是一步步獲得解放的，最終靠著革命的力量獲得了人生的價值。如《解放日報》在報道模范婦女李玉花時，重點強調是“土地革命使她新生”。在革命的暴風雨來臨前，她的前半生是在階級壓迫中艱難熬過來的，“李玉花由十二歲起做童養(yǎng)媳，餓肚子，吃粗糠，砍柴，擔水，上地，挨打受氣，做難民，喂孩子”。然而，未曾料到一場土地革命徹底改變了她悲慘的命運。革命使李玉花不再是從前那個沒有生產(chǎn)資料、挨打受氣的童養(yǎng)媳，“她分得了兩孔石窯，兩間房子，也分得了土地和菜園子”?！兑粋€女人翻身的故事——記邊區(qū)女參議員折聚英同志》一文更是將革命推翻舊階級，重塑女性形象說得具體直接：“折聚英！你，過去的難民；你，過去的童養(yǎng)媳；你，過去的文盲；你，過去只值兩斗粗谷子的女人呵！你，現(xiàn)在是學習的模范；你，現(xiàn)在是勞動的英雄；你，又是邊區(qū)的參議員；你，是全邊區(qū)百萬婦女的代表之一呵！”革命不僅幫助她們推翻了舊的壓迫階級，還幫助她們實現(xiàn)了自己的人生價值——被選為人人敬仰的“婦女勞動英雄”。在《解放日報》的文本中，這些獲得“新生”的勞動模范婦女都積極投身于革命的事業(yè)之中，積極參加生產(chǎn)勞動，并且擁軍愛黨。她們不僅把自己融入革命的大家庭，而且積極推動其他女性解放，在革命的實踐中一步步確立了革命信念，成了一個個具有真正革命思想的革命者。
婦女勞動英雄在《解放日報》的典型化傳播中被建構為無所不能。她們似乎是每條戰(zhàn)線上的全能手，生產(chǎn)、生活、學習樣樣全能。她們既在家中是賢妻良母，又在工作中是生產(chǎn)戰(zhàn)線上的佼佼者，她們樣樣都是其他婦女學習的典范。這些婦女勞動英雄就像一臺臺為革命忘我服務的機器，任勞任怨，努力生產(chǎn)。她們的生活完全圍繞著生產(chǎn)的目標“沒日沒夜的勞動著”，她們也沒有任何意見和個人情緒，“始終尊重組織的調動，滿意的接受組織所分配的任何工作”。她們有著堅定的革命信念，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給了革命，就連婚姻的結合，革命也是起決定作用的。女工英雄李鳳蓮選擇婚姻另一半的態(tài)度就是“我不贊成一定想要和地位高或有錢的人結婚，只要是革命同志，工作能互相幫助就好了……”李鳳蓮選擇與被服廠工會的文化委員和俱樂部主任趙永奎結婚。她坦言自己選擇趙永奎是因為看重他的文化程度，“我和老趙結婚，他文化比我高些，我想他幫助我提高文化”。在這里，愛情中的情投意合被階級意識的契合所取代，結婚的意義不是愛情的結合，而是提高文化更好地為組織服務。
從《解放日報》的婦女報道主要內容看，抗日戰(zhàn)爭這場全民族的抵御外族之戰(zhàn)在女性與國家關系的發(fā)展中充當了“黏合劑”的角色，兩者通過抗戰(zhàn)而結合得愈加緊密。借助抗戰(zhàn)，女性跳出了性別、家庭的樊籠。她們不再是只知道圍著鍋臺轉、不關心時事的家庭婦女，而是與愛國男性一樣，成為建設民族國家的脊梁，具有了階級的意涵。通過參與救亡方方面面的活動，中國農(nóng)村婦女的“小我”得以和民族國家的“大我”充分結合?！督夥湃請蟆烦晒Φ亟柚捳Z權利，使婦女在觀念中形成了對抽象的革命和民族國家的認同，從而將中國農(nóng)村如散沙般的個體婦女化約為一個整合在民族國家下的共同體，實現(xiàn)了在一個男性占據(jù)權力中心的社會，弱勢女性與強勢男性并肩作戰(zhàn)的神話。
（本文摘自唐海江著《轉向媒介：中國傳播史的探索與反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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