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6年1月26日，安娜·法爾瓦克特小姐簽署遺愿，把自己的所有財產(chǎn)（約5萬法郎）悉數(shù)贈予她的情人利厄塔奈特·弗雷德里克·德庫蒂爾。她病得很重。在簽署遺愿的當天，她寫信給德庫蒂爾，請求他以最快的速度來巴黎看她：
我把我想要的，全部給你。沒有疼愛的手合上我的雙眼。你可憐的妹妹會念叨你的名字，你再也聽不到她的聲音……樹葉會再發(fā)芽，大自然也會再現(xiàn)生機，而我將離這個世界而去！我再也不能倚靠你的臂彎款款而行，再也不能看到你笑意盈盈地凝望著我。我的幸福像夢一般消失。我的朋友，你將依然幸福。不要太折磨自己，我希望你能寬慰自己。親愛的弗雷德里克，你是我珍視勝過我生命的存在，是我靈魂的靈魂，是我的存在延續(xù)的唯一連接。你是我一生中唯一的虧欠，因為我太早死去。請永遠不要忘記你可憐的深愛你的小妹妹……如果你能來，我會很高興。我渴望你來。你無法想象我多渴望你能來。我日日夜夜地盼你到來。難道這是不可能的嗎？不要認為我在騙你說（我病得很厲害）。如果你在這兒，我會很高興。如果你不能來，請多寫信安慰我。記住你的小寶貝，一個只為你活的人，只想著她對你的愛。擁抱你千萬次，因為我愛你，超越地球上的一切。你那郁郁終生的、小妻子安娜。
在她死后的民事訴訟中，安娜·法爾瓦克特的親戚提出，在寫信并簽署遺愿時，安娜已處于癡傻狀態(tài)。即便德庫蒂爾的律師也不認為法爾瓦克特的慷慨與熾熱的愛在道德上是好的。相反，他指出這種強烈的激情是可悲的，會讓人步入歧途，但并不是癡傻。因此，法庭不應該受理這個案件。這個案例中的論據(jù)是一個重要指標，它是衡量到1826年，大革命之前的情感常識發(fā)生了多大變化的程度指標。正如這封信所表明的，感傷主義話語并未完全消失，但律師的論據(jù)——同馬扎（Maza 1993）對18世紀70年代和18世紀80年代研究的結(jié)果大相徑庭——則說明情感本身已被視為一種痛苦或缺陷，而非所有美德的來源。
案件經(jīng)過
在1827年1月至3月間，《法院公報》用了7篇文章對拉勒芒等人起訴德庫蒂爾的案件進行了追蹤報道。同兩個樣本中的其他任何案件相比，該案件里的情感討論都更直接、情感表達都更坦率。案件中，安娜·德·法爾瓦克特小姐于1826年去世，去世時年僅22歲。她去世后，她的親戚要求法庭宣布她的遺囑無效。在那份遺囑中有一句話表明，她把自己的所有財產(chǎn)，估計有50000法郎，贈給她的情人利厄塔奈特·弗雷德里克·德庫蒂爾。5萬法郎在當時是一筆數(shù)額不小的財產(chǎn)。按照5%的利息計算，這樣一筆錢每年所帶來的利息收入（2500法郎），相當于一個經(jīng)營有方的屠戶、技術(shù)嫻熟的泥瓦工或政府部門初級主管的收入——可以體面生活，但需要嚴格精打細算（Reddy，1997b）。但如果作為公務(wù)員或公司員工的補充性收入，將帶給所有人足夠的安全和舒適。
如果這份遺囑失效的話，這位小姐的親戚們（一個舅舅、一個姨媽和她的丈夫）將繼承這份遺產(chǎn)。他們的律師，著名的辯護律師安東納·埃內(nèi)基為了推翻這份遺囑，拋出三個論據(jù)：首先，德庫蒂爾和安娜·德·法爾瓦克特之間是婚外性關(guān)系，這份遺囑本身就是對公共道德的玷污。單單這一情況就表明這個遺囑應該無效。（埃內(nèi)基很顯然認為這則論據(jù)說服力不夠強，因此，對這則論據(jù)，無論從時間上，還是精力上，他都未討論太多。）第二，安娜對德庫蒂爾的深愛讓她失去了理智，陷入癡傻，因此，她無法清醒地撰寫遺囑。第三，德庫蒂爾世故圓滑地挑逗著安娜對他的感情。他反復承諾同她結(jié)婚，但根本無意為之。而且，在她最后生病期間，他強迫她立下遺囑，并且阻止她改變遺囑。他犯下了口供罪——為了獲得遺產(chǎn)繼承權(quán)而進行的虛假陳述。在埃內(nèi)基的三個論據(jù)中，有兩個論據(jù)涉及安娜在1826年2月26日遺囑簽署當天的情緒狀態(tài)，最后一個也詳細談?wù)摿说聨斓贍柕那楦屑耙鈭D。因此，在埃內(nèi)基的論據(jù)中，情感位于事件中心地位，同樣，這也成為德庫蒂爾的辯護律師、同樣著名的弗朗索瓦·莫甘（Francois Mauguin）的反擊點。
《法院公報》所刊載的7篇文章，幾乎逐字逐句地報道了雙方律師的公開陳詞、反駁及再反駁。國王律師的陳詞也完全刊登在報紙上了，最終裁定結(jié)果同樣也刊登在上面。我們找不到任何提交的、作為證據(jù)的文件，但起訴狀中包括從16封不同的私人信件中所做的節(jié)選，這些信件是德庫蒂爾、安娜·德·法爾瓦克特、她的母親和父親以及她的舅舅之間的來往信件。
《法院公報》對該案件的報道引起了廣泛關(guān)注。雙方律師都提到，隨著案件審理的展開，報紙上的文章激起了公眾對案件的關(guān)注。另外，從1月12日案件第二次審理開始，男女老少成群結(jié)隊地涌進審理的法庭，報紙對此情況進行了反復報道。同時，在對21個不同案子的報道中，《法院公報》報道的內(nèi)容都有對法庭聽眾行為的描寫：包括笑的時候、流淚的時候、異口同聲喊“好棒”并發(fā)出熱烈掌聲的時候，有時甚至需要主審法官的呵斥才能保持安靜。從第二次審判開始，巴黎的酒吧成為很好的觀眾聚集地（欄桿里為辯護律師的觀眾們擺放了特別的椅子）。每一次辯護結(jié)束，同行都會把埃內(nèi)基和弗朗索瓦圍起來，向他們熱烈道賀?！斗ㄔ汗珗蟆吩u論說，雙方律師在巴黎法庭上的才能展示將被長久記載。
在起訴書中節(jié)選的16個不同片段，以及國王律師貝爾納（Bernard）的觀點中，都可以找到關(guān)于情感、理性、人性的陳述，支持了對案件的不同解釋。在其他很多案例中，人們都是在對情感的共同理解基礎(chǔ)上再給出各自的解釋。而且，律師的辯護也高度情感化。從辯護詞的挑選，從《法院公報》報道辯護詞時文章加入了超過90個感嘆號表達律師辯護時的語氣，從埃內(nèi)基因過于激動，不得不在第一次反駁中中斷兩次等這些事實，可以看出律師辯護時的高度情感化。
埃內(nèi)基對案件概要描述如下：1821年，德庫蒂爾在他部隊駐扎地南錫的時尚聚會上遇到了時年17歲的安娜·德·法爾瓦克特小姐及其母親。兩人彼此鐘情，且得到女方母親的首肯。她允許兩位戀人頻繁見面，并且在德庫蒂爾隨部隊遷到斯特奈后，仍同意他們保持通信。（埃內(nèi)基這兒未談，但每個人都心知肚明的是，單身女性和單身男性之間的通信或者彼此默而不宣的承諾，那時完全不合乎道德。）據(jù)埃內(nèi)基的說法，這一時期德庫蒂爾的一封信表明他耍了花招。為了使安娜對他的愛更濃烈。在這封信里，德庫蒂爾聲稱一位女性來看望了他，告訴他安娜不再愛他，并拿出偷來的信作為證據(jù)給他看。他宣稱自己甚至未看這些信一眼，就把它們燒掉。他在斯特奈期間，曾寫信告訴安娜：他寫給她的信被偷走了，所以很多都無法到她手中。埃內(nèi)基律師對上述這些說法嗤之以鼻。他認為這是謊言，編造這些謊言意在加劇安娜的焦慮，挑撥她脆弱的想象。
后來，德庫蒂爾生病。安娜得知這個消息后，陷入了絕望，她向她母親發(fā)火，直到她母親同意陪她到斯特奈看望德庫蒂爾。后來，德庫蒂爾所在軍隊遷到梅斯，他們在那兒會面多次，其中一次長達4個月。在女孩母親的同意下，他們有很多時候是單獨在一起的，至少在一次見面中，安娜屈從于德庫蒂爾的求愛。當安娜和她母親返回南錫后，他們發(fā)現(xiàn)她父親對母親的做法頗為不滿。當女兒去梅斯幽會的事情傳開后，安娜和她母親也被她家鄉(xiāng)的上流社會所唾棄。在未征得她父親同意的情況下，安娜和她母親從南錫逃離出走，首先去往貝蒂訥，然后到巴黎。父親切斷了對母女兩人的生活費的供給，二人在巴黎經(jīng)濟困窘。在這期間，德庫蒂爾中尉在西班牙，服役于一支隸屬于1823年入侵法國的軍隊。他寫信給安娜夸大描述自己在槍林彈雨中的勇敢，但并未給她任何金錢上的援助。
埃內(nèi)基說，德庫蒂爾承諾同安娜結(jié)婚，但一直找借口拖延。當時軍官要想結(jié)婚，必須獲得陸軍部的批準，而且，結(jié)婚可能會影響升職。他告訴安娜，他那富有的舅舅（他父母雙亡）反對他同安娜結(jié)婚，因為他舅舅聽說她是個不檢點的女孩。這些理由是站不住腳的。安娜之所以能接受這些借口，是因為愛情沖昏了她的頭腦。埃內(nèi)基強調(diào)道，相對于安娜為他所作出的犧牲，德庫蒂爾本應該為保護她的名聲而毫無怨言地把事業(yè)和財富擱置一邊。
1825年，安娜和她母親返回南錫。女兒的行為給父親帶來極大痛苦，使得父親的身體受到很大傷害，安娜的父親日趨虛弱。在妻子和女兒返回南錫后不久，他就去世了。她母親也因為女兒的尷尬處境倍感痛苦。父親過世后的不幾個月，母親也離開了人世。返回巴黎后，安娜也因?qū)Φ聨斓贍柕膼蹜俣找驺俱病紶枙鸟v地來巴黎看望她，但仍不準備同她結(jié)婚。在思念和失望的折磨下，她日漸衰弱。從1825年12月到1826年2月間，她精神開始恍惚。越來越頻繁的精神恍惚情況在她身上出現(xiàn)，親戚們開始伸手幫助她。1826年2月中旬，治安法官認定她生活已經(jīng)不能自理，并把她送往位于沙朗通的醫(yī)院，三周后，她在那所醫(yī)院去世。1826年1月26日，在安娜的親戚未在場的情況下，德庫蒂爾說服安娜簽署一份指定他為她的唯一繼承人的遺囑，并且，德庫蒂爾自己用鉛筆把自己的名字拼寫出來，讓安娜照著抄寫，代替簽字。所以，埃內(nèi)基總結(jié)性地陳述：德庫蒂爾費盡心思地引誘安娜，把這個家庭的所有人（三名）都帶入墳墓，現(xiàn)在他來收割自己引誘的果實。埃內(nèi)基堅稱，安娜的親戚在意的根本不是錢，他們只是希望能贏得案子，讓人們知道他們的侄女（堂妹）是被人欺騙引誘的，希望能恢復她的名譽，不讓這個惡人的計劃得逞。
莫甘律師在陳述中引用很多事實進行反駁。首先，從兩人認識開始時，德庫蒂爾就如同安娜對他一般，對安娜充滿愛戀。在一封現(xiàn)存的信中，安娜的母親確認那位神秘的、到斯特奈拜訪德庫蒂爾的女子可能是她痛恨的一位親戚（也是案件的上訴人之一）的女仆。這位親戚想要破壞她女兒的幸福。安娜、其母親及其父親對這些親戚們是心懷怨恨的，而他們今天又意圖破壞這份遺囑。就此結(jié)論，信件中很多內(nèi)容可以作為證據(jù)。這也是安娜寫下遺囑的原因之一：為了不讓她的親戚們繼承遺產(chǎn)。在梅斯時，德庫蒂爾和安娜二人確實都未能戰(zhàn)勝個人的軟弱，屈從于情欲的召喚。但德庫蒂爾是打算同安娜結(jié)婚的。由于他沒有財富，生活全依賴那少得可憐的中尉的薪水，他覺得自己應該等到他那思想固執(zhí)的舅舅去世后再結(jié)婚。當然這想法是錯誤的，但這是一個錯誤，而不是犯罪。在西班牙，他的英勇善戰(zhàn)是有目共睹的，來自他指揮官的一封信可以證明。從西班牙返回后，他希望能因戰(zhàn)場上的英勇表現(xiàn)獲得一枚勛章，因此繼續(xù)選擇保持單身留在軍隊更長時間。而且，安娜的父親死于痛風（直到臨死前仍然深深祝福女兒）。她的母親因天花而去世。安娜本人罹患肺部感染，最終危及她的理智。在這期間，駐扎在法國北部的德庫蒂爾多次請假，匆匆返回巴黎，短暫陪伴他患病的愛人。他通過自己的商業(yè)代理人照料她的一切需要。德庫蒂爾犯了錯，但他沒有實施欺騙或引誘。安娜對他有很強的愛戀，但這種愛戀并不能讓一個人簽下一份合同或遺囑。
在他第一份陳詞的結(jié)尾部分，莫甘讀了德庫蒂爾寫來的一封頗值得玩味的信。信中，德庫蒂爾說可以把這些遺產(chǎn)給安娜的親戚，條件是（1）他們承認他是合法繼承人，承認他們扭曲了自己的親人安娜·德·法爾瓦克特的記憶。（2）他們付給他足夠的錢，以讓他能按照安娜信中所要求的方式安葬她，以及實現(xiàn)其他安娜曾表達的秘密愿望。這突如其來的提議激起了軒然大波。
在接下來的一周，埃內(nèi)基稱德庫蒂爾的這個提議為現(xiàn)代“著名的”報價，一種“在經(jīng)過短暫的驚訝和幻滅后，冷漠慷慨的高尚姿態(tài)”。除了證明德庫蒂爾善于編造出自己實現(xiàn)不了的承諾外，它什么也說明不了。埃內(nèi)基抗議道：當事實并不是如此的情況下，沒有任何法國家庭愿意承認誹謗了他人。德庫蒂爾清楚知道這一點，知道他的要求一定會被拒絕。這只不過是在一位有才能的律師的幫助下捏造出來的一個花招而已，意在迷惑欺騙公眾。
雖然在這個案件中，極端的情感出現(xiàn)，以及雙方默認的情感常識同上一章提到的18世紀感傷主義所默認的情感常識之間，有著明顯差異。但將馬扎對18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著名案件研究中發(fā)現(xiàn)的情感意識形態(tài)，同拉勒芒等人起訴德庫蒂爾案件所反映的復辟時期的情感意識形態(tài)進行比對的話，尤其具有啟發(fā)意義。應用于民事訴訟的18世紀感傷主義意識形態(tài)，可以被總結(jié)為六個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認識：（1）國家或公共輿論，高于現(xiàn)存皇家法庭的裁決。（2）媒體對審判過程的報道使得辯護律師有機會直接面對這個更高級別的裁決，雖然司法程序是保密的（Maza 1993：115—121）。（3）坦率承認個人的情緒和行為是一個人清白、有美德的證明。在情感上撒謊是很困難的，因此犯罪的人從不公開談?wù)撍麄兊那楦?。?）榮譽以其對外在的關(guān)注和對秘密的偏愛，使得不公正、不平等、貴族特權(quán)和專制得到推崇（Maza 1993：118）。（5）社會應該以友善、真誠、慷慨為紐帶，像家庭或愛人之間那樣團結(jié)為一體（Maza 1997）。（6）結(jié)合為一體后，社會（以國家的形式或以公共輿論的方式）可以運用這些情感對事情進行評價，發(fā)揮終極裁決法院的作用（Maza 1993：161；1997）。
律師交鋒
針對上述6個認識，本案中的兩名律師都會反對以下自相矛盾的設(shè)想：
（1）和（2）只有法官具有裁決的資格，而不是公眾，因為法官超越了人類的感情。例如，莫甘曾為在陳述中以如此詳細地方式描述情緒而道歉，“原諒我以這種方式說給你們聽，你們一定對人類情感比較陌生。但你們需要判斷這些情緒所帶來的影響，你們必須認識了解它們”。接著，在最后的反駁中，莫甘堅持認為所有女性都會更支持該案子中的德庫蒂爾，因為她們擔心失去把財產(chǎn)贈給自己愛人的權(quán)力。但在談及這個含蓄的輿論訴求時，他突然停頓了，“但我發(fā)現(xiàn)我好像在爭論……在愛的法庭前。因為我在法官面前，還是允許我回到我作為法律顧問的位置上?！迸缘那榫w從未被認真對待過。談?wù)撆缘那榫w幾乎是一種文學追求，一種寓言性的追求，就像在愛的法庭前一樣。只有在超越了情感的男性法官那里，理解和公正才可能出現(xiàn)。同樣，埃內(nèi)基指出，本案件中公共輿論的影響令人感到討厭。他堅稱他的對手愚弄公眾，但法官將能認清他們的詭計。
（3）無論莫甘還是埃內(nèi)基都認為，情感表達容易被捏造，也很容易迷惑公眾，尤其是那些不諳世事、易受影響的年輕姑娘，因此，情感不能引領(lǐng)我們走向真實。強度越高的情感，越容易為人所相信。每位律師都把對方表現(xiàn)出的情緒強度作為攻擊點。在首次反駁中，埃內(nèi)基譴責莫甘利用他“那令人費解的雄辯術(shù)”去表述德庫蒂爾愛的激情。莫甘馬上反駁，“我的對手，用盡他那如簧巧舌，用駭人的圖片打動你，讓你們一時為之所迷惑”。兩位律師都對案件中的“誘騙”及其帶來的痛苦進行了譴責。埃內(nèi)基的譴責更有力，因為他控訴德庫蒂爾用精心設(shè)計的方案“激起她對未來的向往，為了完全控制她”。莫甘爭辯道，誘騙是相互的，盡管這遠遠不能使它美好起來。他的當事人并不比安娜·德·法爾瓦克特好到哪兒去，“被一種激情所激蕩，有他們彼此陶醉的時刻，也有帶來痛苦傷心流淚的時候”。這些做法已經(jīng)極大背離了感傷主義主張。在感傷主義主張中，越強烈的情感越真實；將男女連接在一起的愛情，無論是婚內(nèi)還是婚外，都是人類情感的最高形式。受到基督教傳統(tǒng)及現(xiàn)代小說的影響，直到1800年，斯塔爾的狂想曲才開始被演奏起來。男性與女性之間學會了對彼此有新感情，家庭生活“也就被打上了愛情和友誼、吸引力和尊嚴之間，值得的信任同不由自主的誘惑的神圣聯(lián)盟的烙印”（Stael 1800：180）。但是，到1827年，“誘惑”一詞再一次失去了它本來可以短暫保留的任何積極含義。
（4）莫甘和埃內(nèi)基都同意，保護個人與家庭的榮譽是最高的善。兩位律師都反復強調(diào)他們的當事人沒有其他動機，都意在保護榮譽。國王的律師貝納德批駁了雙方律師的主張，認為案件雙方當事人除了錢之外，沒有其他動機。雙方都堅決認為，保持形象或盡快修復形象，是對任何失禮行為的最好回應。埃內(nèi)基譴責德庫蒂爾，在他和安娜的關(guān)系廣為人知后，仍拒絕同她結(jié)婚，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只有結(jié)婚可以恢復她的名譽。莫甘通過引用魯昂法庭新近裁決的一個案例成功進行了反駁：最好不要細究一個已經(jīng)過世的人的墮落生活（從而使公共輿論嘩然），即便親戚們可能會因此失去繼承權(quán)。魯昂法庭的判決詞是：吵鬧及謠言對社會造成的傷害，將比幾個附屬繼承人無法繼承財產(chǎn)所帶來的結(jié)果，更具傷害性。更何況，遺囑人實際確實可能以過分的或不明智的方式處理遺囑。這同18世紀晚期感傷主義律師所持的觀點，有著巨大的不同。比如感傷主義律師皮埃爾·菲兒明·德拉克魯瓦，在經(jīng)常被提及1775年的案件中，有一次直陳：“在一個榮譽至上、美德一文不值的國度，你還想除掉罪惡嗎？威脅著揭開它的面紗，把它所有的丑陋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嗎？”（引自Maza 1993：118，Maza的翻譯）
（5）兩位律師都同意社會是依據(jù)契約，而不是情感，聯(lián)結(jié)在一起的，而且只有在雙方都理性的情況下，而不是雙方都在強烈感性的驅(qū)使下，契約才可能發(fā)揮作用。埃內(nèi)基指出，“無契約，無社會”，而且，契約必須是自由意志的表達。但臨終遺言和遺囑是一種特殊的形式，甚至高于契約，就像法律一樣，“實施這個行為，要求個體必須充分運用自己的道德能力”。埃內(nèi)基沉思道：大革命立法者之所以增加了人處置自己死后財產(chǎn)的自由，反映了國家長期以來對自由的尊重。“那么，一個人的自由同激情的獨立之間有什么共同之處呢？”為了捍衛(wèi)安娜遺囑的有效性，莫甘指責埃內(nèi)基，控訴他試圖在公共自由和誘惑之間建立“不可能的聯(lián)系”。在莫甘看來，不是每個人都會受情感所影響：如果采用建立于激情基礎(chǔ)上的無能體系，我們將何去何從？我不否認這將導致無知。例如，人們不會因為任何卑鄙的行為而放棄貪婪（這里，莫甘可能把矛頭指向了原告），但是我們就必須把所有死者的遺囑都擺到法庭上嗎？在馬扎看來，這段話再次反映了同18世紀晚期的巨大差異，“從著名作家到默默無聞的三流寫作者，大家都傾心于實現(xiàn)社會深度團結(jié)的理想。在他們稱為習慣（Les moeurs）的目標下，他們提出了一套消除階層差異的社會道德體系，努力把法國建成一個名為沙龍或聚會式的社區(qū)，它本身就是一個情感豐富的大家庭”（Maza 1997：225）。
（6）兩名律師都認為，在激情如此強烈、理性如此脆弱的情況下，法院必須用自己的推理能力來取代公眾的推理能力，甚至是個人的推理能力。埃內(nèi)基堅持道：“法官們，應該由你們來修改這份遺囑，按照安娜會做的那樣，如果她足夠清醒的話，她會很清楚誰應該是這份財產(chǎn)的繼承人。”莫甘請求法官寬恕他當事人的不足：“如果說，強烈的感情有時蒙蔽了我們，有時，它也會激發(fā)我們?！彼藠W雷斯蒂斯、薩福和塔索，以及聽眾席上反復出現(xiàn)的“好棒”喝彩聲作為例子。但莫甘的當事人并沒有求助于聽眾，而是向法官發(fā)出請求：“尊敬的法官大人，他懇求您，他知道自己是軟弱的，但他并沒有犯罪。如果他能得到您的寬恕，他將得到您給予的公正?！眱晌宦蓭煻颊J為，不是情感強烈的公眾，而是超越了日常生活激情的法官們才具有辯解、糾正、懲罰的能力。國王的律師貝納德說，他和法官們將“以簡潔嚴格的理性和法律語言”來處理這件案子。
最終判決是，法庭嚴責了“德庫蒂爾使用可惡的手段引誘安娜·德·法爾瓦克特”，同時認為安娜的情感“即便處于最亢奮狀態(tài)”，也不足以使其喪失理智。因此繼承權(quán)屬于德庫蒂爾。法官們認可了律師們對這個案件所使用的話語，雖然不情愿，但還是依據(jù)貝納德所說，支持了德庫蒂爾。
復辟時期的統(tǒng)治是保守的。即便是雄心勃勃的律師們也不可能追求同該時期政治理念相背離的主張。但是，復辟時期的法庭則為真實的政治爭論，包括新聞檢查、宗教活動、公共道德這些問題，提供了完全自由的空間。埃內(nèi)基和莫甘都是國會議員，前者是溫和派，后者在19世紀20年代早期曾是燒炭黨陰謀的成員，19世紀30年代期間加入臨時政府，后來，直到去世，他始終是共和黨將軍拉馬克的副手。
莫甘在德庫蒂爾一案中肩負著為情感辯護的任務(wù)。很容易想象出喬治·桑將會如何贊賞安娜的忠誠，如何譴責錯誤的榮譽觀讓德庫蒂爾的舅舅不允許他們結(jié)婚，使得德庫蒂爾對履行自己的承諾反復猶豫。但沒有任何證據(jù)表明莫甘會有任何保留的意見。相反，無論是莫甘還是埃內(nèi)基，都是完全按照新的自由世界觀在行事。同庫贊和曼·德·布朗一樣，他們也認為個體是軟弱的，容易產(chǎn)生非理性幻想和情感。莫甘在該案件的首次法庭陳述中警告說：“在把我們?nèi)拥降厍蛏蠒r，上帝既沒給我們?nèi)康牧α?，也沒給我們?nèi)康闹腔?。他?chuàng)造了一個軟弱的我們，讓我們自己承擔所有后果?！本拖窭寺髁x理論家夏爾·諾蒂埃或者詩人維克多·雨果一樣，莫甘認為真正的激情具有崇高和振奮人心的力量。莫甘希望眾人能在理解自我的基礎(chǔ)上，原諒德庫蒂爾那可以理解的過失，而非譴責他。他要求知道“我們中又有誰沒有激情呢？”“那些強烈的激情猶如無法抗拒的命運一般，專橫地讓我們在劇院里因為費德爾或扎伊爾的痛苦而哭泣，讓我們因它們而柔軟。我們譴責強烈激情對他人產(chǎn)生的影響，認為這是一種可能降臨到我們頭上的罪惡”。莫甘始終認為，偉大的情感不是可恥的，偉大的愛只會激起“同情心”。他的意思幾乎是說，愛的力量可以為行為開脫，甚至可以減輕錯誤行為帶來的羞愧感，但要謹慎地避免過火。有些浪漫主義者抵制該主張，有些則接納該觀點。但沒有浪漫主義者拒絕承認情感是社會連接的基礎(chǔ)，是獲得真知和美德的可靠指南，是理性的伙伴，是行政與法律的合法性來源。就像疾病般無可逃避，像暴風雨般壯觀，有時又具有暴風雨般的破壞力，情感是自然的，但也是危險的。以情感之名的越軌行為常被視作是情有可原的，但往往會招來致命后果。
莫甘進一步指出，在私人情感支配下簽署的法律文件，并不能被認定為無效。對此，他有堅實的依據(jù)。如果一個人無法按照自己的意愿處理自己的財產(chǎn)，那么對財富的追求將毫無意義。在從關(guān)于人性的新悲觀主義那里獲得支持的同時，埃內(nèi)基關(guān)于癡傻的論據(jù)，同莫甘反復提及的我們都軟弱的觀點，是相互沖突的。
莫甘的最有力證據(jù)是，在簽署這份遺囑時，安娜是理智的，這可以從她簽署遺囑當天寫給德庫蒂爾的信看出。開篇所引述的即是這封信中的內(nèi)容。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封信本身就充滿感傷主義腔調(diào)。埃內(nèi)基則認為，這封信中愛的表達過于強烈，足以證明了安娜精神狀況的失常。他提到了另一封信，是寫完這封信幾天后安娜寫給德庫蒂爾的，是關(guān)于如何埋葬她的信：親愛的，希望你故鄉(xiāng)的土壤不會拒絕一個為愛而死的孤兒。我特別期待能看到你童年生活過的地方。既然我的眼睛不能看到這些，那就讓我的骨灰同你踩過的泥土融為一體吧……如果你知道我是多么愛你。一想到我必須離開，我就像死去千萬次般痛苦。哦，如果你可以，請來看望我，安撫我的絕望吧！埃內(nèi)基感嘆道，這種病態(tài)的自我犧牲欲足以證明安娜的精神失常。這等同于宣布被羅蘭（Roland）、斯塔爾（Stael）、伯納丁·德·圣皮埃爾（Bernardin Saint Pierre）所支持的感傷主義，是一種精神錯亂。
正如第五章所提到的，道馬斯對18世紀末期情書的研究（1996）揭示了理想愛情所具有穩(wěn)定的核心特質(zhì)：（1）把被愛的人置于自我之上；（2）忠誠；（3）雙方平等；（4）互惠式的給予與接受；（5）排他性。在道馬斯看來，發(fā)生改變的只是理想愛情與周圍文化價值觀之間的關(guān)系。到18世紀，愛情不再被視為一種危險的、變態(tài)的激情，而是一種形成了自己的道德的自然情感。女性不再是在克服內(nèi)在軟弱后去爭取愛情，而是通過愛情展現(xiàn)自我的真性情。社會不再視愛情為步入婚姻的危險因素，相反，認為愛情是婚姻的美好基礎(chǔ)。有愛的婚姻是18世紀新產(chǎn)生的一種情感庇護所（之前婚姻被認為是兩個家庭的結(jié)盟，夫妻是基于契約、義務(wù)和榮譽而結(jié)合在一起的伙伴）。
安娜的信充分證明了道馬斯對18世紀情感構(gòu)型的描述。她提到的不是上帝，而是自然。信中她哀嘆道，來年春天，樹葉會再次染綠，而她卻再也不能同她心愛的人一起散步。這含蓄地表明她的愛是自然美，如同樹葉。她的愛重過她的生命，是愛讓她有了生機。相比之下，禮節(jié)和榮譽就不那么重要了。她寧愿悲傷地死去，也不愿讓自己的愛人感受到一絲苦惱。她稱他為“朋友”，而把自己稱為他的“妹妹”或他的“妻子”。所有人的表達都基本相似，這是感傷主義的核心（Daumas 1996：178—186；Maza 1997：225）。安娜認為婚姻是愛情自然而然的結(jié)果，她卻因為死亡而被剝奪了這個結(jié)果。
無論是莫甘還是法庭，都含蓄地認為安娜的信有邏輯地、清晰明白地表達了對愛的暢想。對于1月26日和30日的信（上文已節(jié)選了部分），莫甘表現(xiàn)出極大的興奮：“多么真實！多么深刻的感情！在第二封信中，難道你沒留意到只有女性才能體會的那種微妙嗎！她擔心她的愛人痛苦，她在安慰他?！狈ü僖餐膺@種說法，“從安娜撰寫的信中，同時參照她的遺囑，可以明顯看出她當時完全處于清醒狀態(tài)”。
法庭上只呈現(xiàn)了三封德庫蒂爾寫給安娜的信。莫甘控訴安娜的親屬們銷毀了德庫蒂爾寫給安娜的其他信件。在這三封信中，可以說只有一封稱得上是情書。這封信寫于西班牙戰(zhàn)爭期間。信中，德庫蒂爾告訴安娜：“激戰(zhàn)中，當一隊敵軍緊緊逼近我時，我默念你的名字‘安娜’，瞬時我充滿了勝利的力量。”這簡短的一段話以及信中其他內(nèi)容表明，在愛的無限等級上，德庫蒂爾已經(jīng)同安娜不相上下了。在他寫給莫甘的、表示愿意放棄繼承遺產(chǎn)的信中，他只在兩處順便提及了他對她的愛：“對于安娜小姐，每次寫出她的名字，我都無法不心痛……”以及“現(xiàn)在我被指控哀求著繼承她的財產(chǎn)，對于她，我愿意犧牲我自己的生命換取她的生命?！边@種保守與克制，同馬扎研究出的18世紀晚期男性訴訟者滔滔不絕的情感表達形成了鮮明對比。
這個案子的材料表明，雖然感傷主義的信條已受到質(zhì)疑，不再作為公開的行動理由或判斷準則而被接受，但其仍作為個人行為準則而存在，作為維系家庭成員之間、愛人之間的情感紐帶而發(fā)揮作用。它仍然指導著情感庇護所的建立，但局限于私人情感領(lǐng)域。這是一種局部的、一定程度上被馴服的感傷主義，沒有對公共輿論的政治訴求，也沒有把情感視為公民社會和立法基礎(chǔ)的相關(guān)訴求。在公開信中，德庫蒂爾措辭隱晦地描述了自己的情緒，盡管措詞嚴肅，仍然透露出強大的情感暗涌。同時，感傷主義的持續(xù)存在削弱了人們力求恢復18世紀前那種自我概念的努力——贊美理性、全部的才能。莫甘高度謹慎推崇的、只能激起旁觀者同情心的“強烈情感”的背后躺著一個永遠無法被完全抹除的過去。
（本文摘自威廉·雷迪著《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周娜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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