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陶涵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其所著英文傳記《蔣介石與現(xiàn)代中國的奮斗》一書后，獲得廣泛好評。2011年6月，中國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向新聞出版總署申請出版其中文版。2012年3月8日，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有關機構(gòu)復函稱，該書“對于促進蔣介石研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總體看本書在政治上無明顯問題”，同意在少量修改后出版。其后，我應中信出版社盛情之邀，曾為該書中文版《蔣介石與現(xiàn)代中國》作序。最近讀到汪榮祖教授《海外中國史研究值得警惕的六大問題》，一文，將陶涵該書列為“問題之五：顛倒黑白的傳記”。文中，汪榮祖教授嚴厲批評拙序說：“我的老友、中國著名的蔣介石專家楊天石，不僅為陶涵之書作序，而且譽之為‘頗具功力的蔣介石傳記’。楊兄不是重視史料與史實嗎？要找真相嗎？‘嚴謹遵守學術規(guī)范’嗎 ？陶書里的蔣介石難道是真實的蔣介石嗎？又說：楊兄還大言不慚說，陶著‘大大超越了前此的任何一本同類著作’，在楊兄的心目中，中國出版的那么多蔣傳，居然均大大不如此書？研究蔣介石的話語權(quán)難道要交給錯誤百出的美國人陶涵嗎？其實陶涵連專業(yè)的歷史學者都不是，中文也讀不太懂，而我們的專家學者卻如此盲從，能無警惕！”
榮祖教授的這段批評很嚴厲，上綱很高，若干網(wǎng)站轉(zhuǎn)載，有些網(wǎng)站并突出地宣傳了榮祖教授批評我的那段文字，這就迫使我不得不對有關情況做些說明。
《蔣介石與現(xiàn)代中國》
汪教授斷言，我說過陶著“大大超越了前此的任何一本同類著作”，由此引申，責問我：多年來，“中國出版的那么多蔣傳，居然均大大不如此書？”
查拙序原文：“陶涵先生的書，以蔣介石為線索，揭示了那一時期中美，包括臺美之間的復雜關系，就這一方面史料、史實的開拓、挖掘來說，其深入程度，大大超過了前此的任何一本同類著作。我以為，這是陶涵先生此書的最大成就，也是其貢獻所在?！?/p>
可見，拙序所言，陶著的貢獻僅僅在于對“那一時期中美，包括臺美之間的復雜關系” 這一特定的“方面”，在于他對這一特定方面“史料、事實的開拓、挖掘”，并非指蔣介石的全部歷史和涉及的全部研究。
榮祖教授在文中，刪去了我的上述諸多限制詞，只擇取了半句話，如此會誤導讀者，使讀者以為，陶著“大大超越”了此前“中國出版的那么多蔣傳”。這真是對我的原意的極大誤解。按照榮祖教授的說法，我就成了橫掃諸書，唯尊一“陶”之人，這豈非認為我全盤否定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眾多蔣介石研究者的努力和成績，將我推到了眾多蔣介石研究者的對立面？
其實，肯定“陶著”在研究中美關系方面貢獻的并非我個人，榮祖教授自己就是其中之一。例如，榮祖教授文稱：“陶涵之書比較可取之處，僅僅是透露了不少美國方面的秘辛?！比怂苤?，所謂“秘辛”者，意為獨家機密，人所不知。既然陶著透露了“不少”這樣的秘密，自然是一種高于前人的貢獻。我指出此點，加以肯定，有何不可！有何不當？
值得指出的是，榮祖教授在嚴厲批評我吹捧“陶著”的時候，用了“大言不慚”一詞。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所謂“大言不慚”者，必定是脫離實際的自我吹噓。然而拙序中只談陶著，肯定的只是陶著在中美關系（包括臺美關系）研究這一個方面的成就，何曾有一句自我吹噓之語，我何須“自慚”？粗通文墨的人都知道，“大言不慚”是一個極富感情色彩的詞語。榮祖教授久歷文場，著作等身，何以用這樣的詞語對我？是否用錯了場合和對象？
陶涵先生出身于美國國務院中國科，應是研究中國的行家里手。為寫蔣介石這本書，他不僅閱讀了大量資料，訪問了許多人，克服困難，利用了蔣介石的日記，還曾查閱了美國的國家檔案和保存在美國的若干中美政軍要人，如宋子文、馬歇爾、史迪威、魏德邁等人的文獻，也研讀了許多西方學者關于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著作，因此，我肯定該書“頗見功力”，意在肯定著者為此書付出的巨大勞動，但是，我并未全面，更未高度肯定“陶著”，謂余不信，
請看拙序中的下列文字：
我覺得，陶涵先生出生、成長于太平洋彼岸，對中國歷史和國情可能會有某種隔膜，在閱讀中文文獻時可能會有誤讀，某些敘述、判斷不一定正確，有些問題，文獻缺如，難免依靠猜測，例如，1949年之后蔣介石和周恩來之間的關系，等等。
這段文字，寫得很婉轉(zhuǎn)，話中有話，可證我對陶著的缺點、不足，是看到的，也是向讀者指出的。榮祖教授應該知道，我是在應邀為該書寫序，不是在寫書評，不可能將該書的缺點一一羅列，大寫特寫。
蔣介石是個復雜的歷史人物，也是一個爭議很大、評價懸殊的人物。大體說來，可分三派，一是全盤肯定派，如榮祖教授所指出的國民黨諸人，一是全盤否定派，另一派是功過分析派，即認為蔣介石有功有過，須具體分析。
拙序指出：
蔣介石這個人，地位重要，經(jīng)歷復雜，歷來爭議不斷，尊之者抬上九天，貶之者踩入九地。即以毛澤東言?？箲?zhàn)初期，毛澤東曾稱蔣為國民黨中孫中山之后的第二位“偉大領袖”，但是時間不長，抗戰(zhàn)剛剛結(jié)束，毛澤東即斥之為“人民公敵”。古語云：蓋棺論定。蔣介石的棺蓋雖然早已蓋上，但離論定尚遠，爭論還可能持續(xù)若干年，而且，在歷史的發(fā)展尚未告一段落，歷史的本質(zhì)尚未充分顯露之前，有些問題還可能無法做出結(jié)論，自然更難取得共識。
在這種情況下，怎么辦？一靠擺事實，講道理，二靠百家爭鳴。拙序說：
中國俗話說：擺事實，講道理。日常生活中的議論、辯論應該如此，歷史研究更應如此。所謂擺事實，說的是必須從嚴格的、經(jīng)過檢驗的可靠史實出發(fā)；所謂講道理，說的是在敘述史實的基礎上，提出思想，提出觀點，作出結(jié)論。在這一過程中，前者是基礎，是歷史著作的根本任務。史實講清楚了，而且講得可信、可靠，當代、后代、以至千秋萬代的讀者從中自會得出自己的結(jié)論。
由此，拙序進一步分析說：
從總體上，本書是按照擺事實，講道理的正確原則寫作的。你可以不同意他的這一個，或者那一個觀點，但是，他所敘述的史實你卻必須面對。中國古代大詩人白居易在描寫音樂時寫道：“嘈嘈切切錯雜彈。”科學的發(fā)展與此類似，它不怕辯論，也不怕眾聲嘈雜。在辯論中，在不同觀點的切磋、攻難中，真相會顯示，真理會昭明。近年來，關于中國近、現(xiàn)代史，以至關于中國歷史的許多問題都在討論，新見迭出，這是大好現(xiàn)象，是學術活躍，思想解放的表現(xiàn)，也是“百家爭鳴”的表現(xiàn)。陶涵先生本書，從一個外國人的視角提出了他對蔣介石其人和對近現(xiàn)代中國歷史的看法。他認為蔣介石是個“高度矛盾”的人物，講了他的功，他性格中的優(yōu)點，也講了他的過，他的毛病和缺點，這一總體把握是合適的，兩分法的解剖也是可取的。
我之所以為陶著寫序，目的就在于提倡這種“擺事實，講道理”的原則和“二分法”的人物分析。
當然，陶涵對于蔣介石或許作了過高的評價，未必妥當，也為歷來批蔣的榮祖教授所不喜。
我在拙序中指出：“本書的觀點仍然可能有些讀者同意，有些讀者反對，我在臺灣學界的兩位老朋友，一位寫書評說好，一位則寫書評大罵。這不要緊。只要著者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讀者持開放心態(tài)，各種意見其實都可以促進我們思索，作為我們在通向揭示本相、昭明真理途程中的參照和思維資料。”
我在這里所說的“寫書評大罵”的作者，記得好像就是榮祖教授?，F(xiàn)在榮祖教授堅持自己的觀點，繼續(xù)“大罵”，這自然可以。榮祖教授在繼續(xù)“大罵”陶著的同時，牽連而及作序的我，自然也可以。不過，說老實話，榮祖教授有意或無意地割裂我的文章，斷章取義，生拉硬扯地批評我“大言不慚”，我是不無遺憾的。然而，我和榮祖教授確是多年老友、好友，他的這種“批錯不避友”的精神我仍然是十分敬佩的。
人類已經(jīng)進入建立“命運共同體”的年代。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文化的發(fā)展，必須廣泛地吸收其他國家、其他民族文化中的先進或優(yōu)長之處，歷史學也應如此。榮祖教授發(fā)文批評海外中國史研究中“值得警惕的六大問題”,我對此素無研究，和兼通中外的榮祖兄比起來，相距非可以道里計，故不能與榮祖兄討論此類問題。所希望者，學術界、出版界繼續(xù)堅持對海外中國史學的研究和推介，這種研究和推介絕不是將所謂“話語權(quán)”交給外國人，而是藉以擴大視野，轉(zhuǎn)益多師，參考借鑒，取長補短，推進中國歷史學的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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