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遺韻——沿著朱偰先生的足跡》，王勘、邵世海編著，陜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251頁，68.00元
“萬里風清悲白鳥，六朝蹤跡倚黃昏?！睎|吳至陳三百余年的六朝時代，為南京周邊遺留了豐富的文化遺存。在歷經(jīng)了千年煙雨的石垣碑闕、斜陽草樹之中，尤以南朝陵墓石刻最為耀眼，其兼具雄渾與靈動的造型藝術引得古今無數(shù)的駐足贊嘆，是如今南京、丹陽等地的城市名片。
南京市徽即以位于梁蕭景墓石獸為主要元素
南朝陵墓石刻，指的是南朝宋齊梁陳四代設置于貴族墓前的神道石刻，包括有翼神獸、石柱、石碑等，是東漢以來在墓前開辟神道、設置石刻這一傳統(tǒng)的延續(xù)?，F(xiàn)存原址的南朝陵墓石刻有三十余處，分布于南京、丹陽、句容三地，另有部分石刻收藏于博物館中，主要是齊梁兩代的作品。
作為六朝時期最重要的文物遺存，南朝陵墓石刻不僅受到文物考古和藝術史等領域研究者的關注，還引起了許多民眾對歷史文化的熱情，將石刻作為文化遺產(chǎn)旅游的目的地。時至今日，南朝陵墓石刻相關研究已有豐碩的成果，但仍有三個重要的問題亟待解決：一是確認現(xiàn)存各處石刻的墓主；二是厘清神道石刻的完整配置；三是探究石刻藝術形象的來源。對于不從事專業(yè)研究的愛好者，在探訪石刻時同樣會思考自己要看什么、怎么看、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去記錄的問題。王勘、邵世海編著的《六朝遺韻——沿著朱偰先生的足跡》（以下簡稱《遺韻》）一書從不同角度對這兩方面的問題給出了回答。
絕知此事要躬行
《遺韻》在開篇部分即梳理了南朝陵墓石刻考察、記錄和研究的簡史。有關六朝陵墓的記載常出現(xiàn)在唐宋以來的史籍和文學作品中，但對于陵墓石刻的專門性考察研究要晚至清末，最早的調(diào)研成果當屬清末旅居南京的上海徐家匯天主堂司鐸張璜用法文撰寫的《梁代陵墓考》（1912）。此后謝閣蘭（1917）、伊東忠太（1925）、關野貞（1928）等外國學者也對石刻進行過考察和著錄。
南朝陵墓石刻考察研究的熱潮也引起了中國學者的關注，這一時期中文著作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歷史學家朱希祖等人編寫的《六朝陵墓調(diào)查報告》（1935），與其子朱偰1936年出版的《建康蘭陵六朝陵墓圖考》。其中《建康蘭陵六朝陵墓圖考》一書全面考察了當時已知的石刻，以圖文并茂的方式記錄，輔以作者的綜述與研究論文，是同時期最為重要的作品?！哆z韻》的副標題為“沿著朱偰先生的足跡”，即因為本書結構借鑒了《建康蘭陵六朝陵墓圖考》的框架，還使用了部分朱偰當年的拍攝的照片以展示石刻周邊環(huán)境近百年間的興替，亦表達了追慕先賢的情懷。
《建康蘭陵六朝陵墓圖考》，中華書局2006年版
名不正則言不順，對南朝陵墓石刻開展記錄和研究，首先要弄清各石刻對應的墓主人。遺憾的是，除了梁文帝建陵、梁吳平忠侯蕭景墓等幾處石刻有文字自銘外，許多石刻上并無文字可考。史籍方志中對六朝陵墓的方位往往語焉不詳，只有大致的距離方向，有些記載甚至存在錯漏和誤導，宋人楊萬里就有“除卻鐘山與石城，六朝遺跡問難真”的感慨。
事實上，書中的許多謬誤都是作者未曾實地踏查所致。宋代以來金石學研究日益昌盛，金石學家常借宦游的機會尋訪當?shù)氐奈奈锕袍E，但對傳統(tǒng)學者而言，“邁開腿”始終要比“翻開書”難得多，士人群體中徐霞客式的壯游其實十分罕見。晚清金石大家葉昌熾任甘肅學政時曾往酒泉視察，在當?shù)匾姷搅硕鼗筒亟?jīng)洞流出的文書絹畫，以他的見識必然知曉這些文物的價值，然而面對千里之遙的路程，他終究沒有親往莫高窟察看，敦煌遺書也終未逃脫散佚的命運。
相比之下，近代以來中外學界重視實地踏查的精神對歷史研究大有裨益，考察不僅能幫助學者在史地文獻中去蕪存真，更能形成超越書本的直觀認識。朱希祖在《六朝陵墓調(diào)查報告》中就綜合分析了史料和實地考察成果，訂正了一些錯誤記載，還考訂了各失考墓主人的名位。參加了此次調(diào)查并擔綱攝影師的朱偰則在《建康蘭陵六朝陵墓圖考》中以照片配合文字介紹的方式對各處石刻逐一述錄，并就墓主名位提出了一些不同于《六朝陵墓調(diào)查報告》的看法。上世紀五十年代將南朝陵墓石刻列入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時，各石刻的定名多參考了朱氏父子的意見。
隨著現(xiàn)代考古學的發(fā)展，出土文物又為石刻墓主的考訂提供了有力證據(jù)。梁南平襄王蕭偉墓、梁桂陽簡王蕭融墓等石刻都因考古出土了墓志而確定了墓主。即使是沒有出土文字資料的墓葬，也可通過墓室形制、遺物等信息與石刻、文獻記載互證，為尋找墓主提供線索。以往認為的陳文帝永寧陵石刻，其墓葬在考古發(fā)掘中出土了“羽人戲虎”“竹林七賢”磚雕和“普通七年”“中大通二年”等銘文磚，將墓主人與梁昭明太子蕭統(tǒng)聯(lián)系在了一起，陳文帝陵的舊說也因此被否定。
所謂的“陳文帝永寧陵石刻”可能屬于編著《昭明文選》的蕭統(tǒng)
《遺韻》的主體部分即追摹近代學者考察報告的風格，以實地考察為基礎，對每處石刻的位置、類型、數(shù)量和保存狀況進行記錄，佐以石刻的歷史與現(xiàn)狀照片，并簡述現(xiàn)代對石刻進行的移動、修復，同時注重對考古發(fā)掘成果的轉述。對墓主存在爭議的石刻，還會列舉不同的觀點并提出作者的意見，如齊宣帝永安陵石刻與齊高帝泰安陵石刻墓主的名位應當互換、齊明帝興安陵石刻墓主并非蕭鸞等，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值得一提的是，筆者曾與作者就南朝陵墓展開過交流，了解到作者的許多獨到見解，如興安陵石刻實為梁武帝祖父墓、墓前石刻與陵口石刻同為梁武帝后普通至大同年間頻繁祭祀祖陵時創(chuàng)建；宋武帝初寧陵石刻非宋、陳武帝萬安陵非陳；現(xiàn)存南朝陵墓石刻幾乎全部為齊梁兩代作品等。在此基礎上，作者還對齊梁陵墓的選址布局問題提出了新的看法，頗有創(chuàng)見。但不知為何，這些已經(jīng)成熟想法卻并未收入《遺韻》中，可以說是一大遺憾。
陵闕石儀今安在
作為文物中廣受關注的大“IP”，南朝陵墓石刻身上仍有許多未解的謎團。大量石刻早已在歲月侵蝕下毀壞湮滅，僥幸留存至今的也大多殘缺不全。從《遺韻》中對現(xiàn)存石刻的描述來看，南朝陵墓完整的神道石刻配置應當至少包括一對有翼石獸、一對石柱和一對石碑，但各處石刻均有不同程度的殘缺，有的甚至僅殘存一個石碑龜趺座。而為數(shù)不多的幾處保存石刻較多的墓葬，卻又帶來了新的疑問。以梁文帝建陵為例，現(xiàn)存石刻雖有殘損但尚屬齊全，但在石獸和石柱之間卻多出了一對未見于他處的方形石構件，功用難解。再如梁南康簡王蕭秀和始興忠武王蕭憺兄弟，《梁書》記載了蕭秀死后有四位高士同時為他撰寫碑文，墓前形成了“古為之有也”的四碑并立，但在蕭憺墓前卻也有四通石碑的遺跡，事于文獻無載。是否弟弟眼紅哥哥的前無古人，自己便來個后有來者？更令人疑惑的是，蕭憺墓前除一對大型石獸外，還有一對小型有翼石獸，體量形態(tài)又不似石柱柱頭所置者，亦不見于其他石刻組合中，其來源和位置也難有定論。
梁文帝建陵神道的方形石構件，原貌和用途尚難定論
《遺韻》一書中包含了相當數(shù)量的照片，主要包括石刻歷史照片（以《建康蘭陵六朝陵墓圖考》中收錄的照片為主）、石刻的整體與局部照片、遺址所在環(huán)境的航拍圖三種類型。在短短數(shù)年間，陳武帝萬安陵原本露天的石刻住進了保護房；梁建安敏侯蕭正立墓浸泡在水中的石刻上了岸；原本在在萋萋荒草中的梁臨川靖王蕭宏墓變成了城市公園；渣料廠正步步逼近齊武帝景安陵的一對石獸。若與上世紀三十年代拍攝的照片相比，石刻的面貌和周邊環(huán)境更是有著翻天覆地的變化。更令人嘆息的是，齊高帝泰安陵（1968年被炸毀）等幾處石刻已經(jīng)不可能再有現(xiàn)狀照片來與過去對比，只遺留下舊影供今人緬懷。吊詭的是，《遺韻》中拍攝于近年的照片竟也險些成為石刻的“遺像”。位于南京棲霞的獅子壩南朝失考墓石刻曾于2016年被人盜走，雖經(jīng)公安機關偵破后追回，但并未放回原處，本書收錄的原址照片也成為石刻在田野環(huán)境中最后的記憶。
《遺韻》還詳細記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對南朝陵墓石刻進行的移動、抬升、保護修復等活動。以陵口石刻為例，原本分據(jù)蕭梁河兩岸的一對石獸先在1957年京杭運河拓寬時被北移四百五十米，1973年的蕭梁河拓寬拉直工程又將河西石獸西移七十米。齊梁兩代的皇族源自原籍山東的蘭陵蕭氏，六朝在今丹陽境內(nèi)僑置的南蘭陵即是蕭氏南渡后新的郡望。齊梁貴族自南京返鄉(xiāng)謁陵慣走水路，行至陵口即進入祖塋的范圍，這一對與帝陵神道形制相同、體積為現(xiàn)存南朝石獸之冠的有翼神獸為蕭氏守護著祖宗門戶。而人為的擾動若不加記錄，時過境遷后難免會混淆視聽，或誤認石獸為神道石刻，或忽視兩獸本為一對?！哆z韻》中的記錄就如古建筑的修繕碑記，可銘記變遷，以正后人視聽。
委身于健身廣場內(nèi)的陵口石刻
從中國古代陵墓制度的發(fā)展歷程來看，南朝陵墓不僅有神道石刻，還應有包括房屋、圍墻在內(nèi)的陵墓建筑。但在石刻配置尚難厘清的情況下，想要尋覓陵園的蹤跡更屬奢望。南朝陵墓的地面建筑應當塌毀，詩人陸游在《入蜀記》中記錄的陵口南梁陵墓，已經(jīng)沒有地面建筑乃至陵墓封土的痕跡了。江蘇各地六朝墓的考古發(fā)掘中，對陵園建筑基址的情況也鮮有揭露?！哆z韻》一書對南朝陵墓的地下建筑空間有較多著墨，書中有專文對墓室中“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畫的文化內(nèi)涵進行探討，并未談及南朝陵墓的地面建筑及陵園形制。在資料即為匱乏的情況下，解決這一問題的希望也只能寄托于未來對陵園區(qū)域開展全面的調(diào)查和發(fā)掘。
流云曼翼何處來
討論南朝陵墓石刻的藝術特征，必然繞不開藝術形象的源流問題?！哆z韻》一書對南朝陵墓石刻中有翼神獸、石柱兩種題材的源流進行了梳理，認為有翼神獸的形象脫胎于春秋戰(zhàn)國以來廣泛出現(xiàn)在青銅器、畫像石中的翼獸，直接繼承自東漢的大型圓雕有翼石獸，有許多實物遺存可供印證；神道所立石柱即是《宋書》中所謂的“標”，墓前立標并書寫墓主身份的傳統(tǒng)同樣可以與東漢以來的文獻和實物相對應。這一概括準確抓住了中國古代石刻發(fā)展的脈絡，但未能觸及一個關鍵問題，即這種與傳統(tǒng)石刻藝術風格迥然不同的大型圓雕為何會在東漢突然出現(xiàn)。
西漢時期以動物形象為主題的石刻中，最具代表性的有霍去病墓、漢甘泉宮遺址等處的石刻。這些石刻的共同特點是不對原石形狀進行大的修飾，只在表面雕出面目手足，風格較為原始抽象。然而，對有翼神獸這一形象的表現(xiàn)早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青銅器、玉器中就已爐火純青，與其認為西漢石刻的風格反映了時人粗獷質(zhì)樸的審美觀，不如說是石材雕刻技術缺乏導致的結果。以李零為代表的學者認為，出現(xiàn)于春秋時期的有翼神獸是由西亞經(jīng)中亞和草原地帶傳來的結果。具體到東漢時期，有翼神獸石刻的出現(xiàn)很可能反映了中外交流帶來的石材圓雕技術飛躍，使中國的工匠們得以將古已有之的形象表現(xiàn)在石頭上。
土耳其以弗所遺址出土有翼神獸，公元前二世紀左右
河南孟津油坊村出土有翼神獸，可能為東漢帝陵神道石刻
梁武帝修陵有翼神獸
同樣的問題也存在于石柱的造型上。南朝陵墓石柱的柱身為圓柱形，直徑從下向上逐漸減小，雕飾有二十四道刳棱紋，形制與希臘愛奧尼柱式頗為接近?！哆z韻》也敏銳地注意到了這一現(xiàn)象，但認為這種柱式并非受外來因素影響，而是本土形制的傳承，原因是石柱的造型與河南、北京等地出土的東漢、西晉墓表如出一轍。然而這一證據(jù)不僅難以證明南朝陵墓石柱的柱身與中外交流無關，還提示我們中國古代陵墓神道石柱的形制可能在早期即與希臘柱式產(chǎn)生了聯(lián)系。
在整體形態(tài)特征之外，《遺韻》還對關注石刻細部紋飾的藝術特點。書中有專文研究石柱和石碑上浮雕畏獸形象，在總結現(xiàn)存南朝陵墓石刻中畏獸浮雕的基礎上，運用類型學方法將其與同時期的石窟、墓志、壁畫中畏獸題材加以對比，探討了畏獸的定名，并從時間、空間兩個維度綜述這一藝術形象的起源和傳播情況。此外，書中還另辟專文總結了南齊有翼神獸石刻形態(tài)上的特點，又旁征博引文獻和考古資料，對一處失考墓石刻的時代進行了推定，亦顯示了作者對類型學方法的熟練運用。
結語
文化遺產(chǎn)不僅蘊含著深厚的歷史和藝術價值，背后還有一個個鮮活生動的人。在皇親貴胄的身后，曾有許多文人遷客行經(jīng)石刻前，也有無數(shù)人在石刻身畔繁衍生息。文字圖像的記錄與人們的口口相傳，共同構成了南朝陵墓石刻的歷史記憶。作為一部兼顧學術性與普適性的作品，《六朝遺韻》一書從不同深度回答了南朝陵墓石刻研究領域的一些重要問題，還做到了深入淺出，可為普通讀者認識、探訪南朝陵墓石刻提供詳實的資料。盡管還存在一些遺憾，仍不失為一本適應面廣泛的好作品。
曾醉心于六朝古跡的朱偰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之后飽受各種沖擊，許多成果未及出版就已散佚，最終選擇在南京圖書館大門前結束自己的生命。《遺韻》的后記中提到，持有《建康蘭陵六朝陵墓圖考》一書版權的朱偰后人朱元曙先生慷慨提供了圖文資料的授權，以向今日的讀者展示石刻風貌的變遷。時隔八十余年，照片中不僅有滄海桑田，還象征著兩代人對文物的熱愛與傳承。在歲月的跌宕變遷中，個人的志愿有時會顯得微不足道，但總有人愿努力點亮星點熒光，為今天的我們照亮屬于齊梁時代的遙遠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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