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是記憶？
記憶不見得需要行諸文字，口碑、聲音、圖像等等，都可以算作記憶，中國文明有考古遺存以來的長久延續(xù)性與豐富性，又提示了中國歷史是一部值得大書特書的記憶史。
《公羊傳·隱公元年》：“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本吞岢隽擞洃泚碓吹牟煌c區(qū)分，后人則將其演繹為不同的世道。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此處的抉擇顯然有其主觀的因素，為了護持他心目中的“仁”，除了所取的“二三策”，其余大量記憶被刪除或減損，個體的認識或經(jīng)驗在其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說起來不可思議，作為1980年代生于四川東部（今屬重慶）的人，當年我與其說先知道自己所在的故鄉(xiāng)四川，不如說先是聽《三國演義》的評書聯(lián)播知道魏蜀吳、劉關張與諸葛亮，盡管是演繹，盡管距今快兩千年，不過那些人物好像比周遭活生生的四川省離我更親近一般。我想如果不是對于三國歷史有特別留意，很多人哪怕是歷史學者可能也很難把自己認知的（演繹的）“三國”與真實的三國史作一個清楚的區(qū)分。這里面存在不少無法一是一、二是二的界定，人人都有一個“三國”，但誰是真的“三國”，相對而言卻并不那么重要，對于人們而言，那些留存于腦海中的“三國”記憶或許更為要緊，因為更有溫度，也時?；罨癁樯钪械闹R與力量。這些習焉而不察的記憶無形中改變或形塑了我們的心靈。
所有的歷史遺存都源于記憶與遺忘的纏斗，這里面不斷復活與競爭的與其說是文本，不如說是個體的心性與情緒。前幾年，坊間突然出現(xiàn)一股民國熱，以至于后來不得不降溫，不過眾所艷稱的“民國范兒”卻相當可議，當然，這些“熱”風中是否“此中有真意”，只能說“欲辨已忘言”?；氐絺€體，就我祖輩在四川墊江(今屬重慶)的記憶而言，可能只是一種痛苦之“范兒”。
我爺爺生前，曾提到我姑奶奶幼時經(jīng)常在茂密如苞谷林(四川稱玉米為苞谷)的罌粟叢里捉迷藏，可見當時鴉片種植之盛，而鴉片危害之大也可以想見。證以那一時期的報紙，種植、販賣、吸食鴉片都會被課以重稅，更有甚者，不抽不種也可能要交稅，煙毒之烈，危害之深，令人發(fā)指。
我外公十來歲時，家中慘遭棒老二（即一般意義上的土匪，不過四川的土匪有很多種，如教匪、刀兒匠，甚至還有紅燈教）殺人滅口，當時其父母被害，家中稻谷被一搶而空，而姐姐則帶著妹妹、弟弟躲在后面山坡于凄凄惶惶中熬過了一夜，他自己則因在縣城上私塾而躲過這一浩劫，后來一個人將弟弟妹妹撫育成人。殊不知，我老家就在川東，離當時1945年前后的戰(zhàn)時首都重慶直線距離一百二十公里，腳夫兩天可以步行抵達。如此近的距離，卻有如此慘烈的景象，所謂“民國范兒”，絕對沒有不少人所謂的那么愉快。
同樣是遇到搶劫，四川嘉定的郭沫若幼年則幸運得多，他家從事長途販貨，難免遇到麻煩，不過當?shù)赝练酥v究信義，兔子不吃窩邊草，不搶熟人和近鄰，只搶大戶，得知是誤會后不僅所搶貨物原樣送回，還附上一張字條：
得罪了。動手時疑是外來的客商，入手后查出一封信才知道此物的主人。謹將原物歸還原主。驚擾了，恕罪。
同樣是土匪劫掠，遭遇卻有天壤之別。
對于外公這一小家而言，大時代中不起眼的個體記憶，其實遠遠沒有因為歷史事實的遠去而煙消云散，尤其是老人的性格就為此變得格外沉穩(wěn)甚至沉悶、嚴肅，而且某種程度上，這一性格也形塑了一個家族。
這其實也是近代中國的一部分，這一家族記憶也是近代中國記憶的一部分，看似小恩小怨，卻對于個體影響至深。作為個體，又深知要掙脫這一潛在的影響是何等艱難。
對于個體而言，“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說法，正提示某種創(chuàng)傷記憶的長遠影響，這些看似縹緲的時代灰塵，很可能會如影隨形地伴隨某個人相當久長的歲月，那種恐懼與擔憂無法言說，卻又無處不在，親歷者時常試圖自我催眠與遺忘，卻效果不佳。經(jīng)歷了成都高師風潮之后，女主角劉舫變得神經(jīng)衰弱，甚至影響到整個身心，這些不那么顯見卻讓人揪心的痕跡，有意無意間被歷史一帶而過。
所有歷史都是記憶，都是各種記憶的折疊與改寫，有意無意的，這其中既有作者的心血，也有各色人等的情緒，還有看得見與看不見的權力，看似冷冰冰的各種歷史文本，無疑可以通過記憶的視角進行重新審視，由此可以發(fā)掘出歷史研究的新機。歷史研究無異于在虛虛實實的記憶之間舞蹈，將記憶的各種形狀與被施與的手法和盤托出。
說來有趣，去年在山東曲阜開會，偶遇某老師，因為十多年前在北京大學上過他不少課，一直執(zhí)弟子禮，所以很是熟悉，他命我陪著去孔林一趟。在這個千年同封的地方，談學林往事與近事，深切感受到人們以立碑修墓來表達記憶的隆重與謹慎，同時也察覺這里面其實有著無數(shù)層累的記憶，而且進一步輻射到整個曲阜、山東乃至中原，如果不僅僅執(zhí)著于文本，或許還有更廣闊的空間可以深入。當然也有堪入笑林者，一著深藍色中山裝的老伯，指著漫山遍野的墓碑，問我們“這伙計生前做多大的生意，怎么有這么多的家業(yè)”。老伯大清早在這么有名的地方游覽，卻并不知曉這座龐大陵墓的主人姓甚名誰，似乎提示我們局中人似乎也不見得就知道當時的所謂歷史真相，對他來說，最重要的或許只是到此一游，有些真相有時只是局外人的“看山是山”。
“國家不幸詩家幸”，“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類似詩文很多都敘說了記憶形成的前因后果，治世、衰世與亂世的記憶相當不同，衰世、亂世因其個體遭遇的痛苦可能比承平時代繁劇很多，所以記憶也格外豐富，盡管對于個體而言，也有不少人覺得“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
近代中國對于曾經(jīng)盛極一時的清朝或人們所艷稱的漢唐盛世而言，無疑是衰世，而面臨列強緊逼與各種派系割據(jù)紛爭，又無疑是亂世，注定了這是一個記憶的巨大場域，蘊含著深廣的記憶星火。
記憶的研究在中國學界方興未艾，在我看來，記憶根本不可能成為一個所謂的通史，作為視角其實更有生命力，可以切入已往歷史研究的骨骼與動脈之間，揭示出過往最為柔軟的部分。本書的寫作，就是試圖以幾個側面，試著從史實重建與方法探索兩個層面作一些摸索。其中較為注意不同文本、場合的比較，留意本相、異相之間的差異與競爭，期待能呈現(xiàn)歷史的復雜性。
記憶在這里更多是一種視角，所關照的對象既有風潮，又有閱讀史、個體記憶與文化實踐，其中各種文本、記憶之間的互動與角力，是本書關注的重點，也是期待在今后延伸的課題。
輿論何為？
戊戌變法之后，新式報刊在近代中國的大量興起與傳播，無形中改變了整個輿論生態(tài)甚至文化生態(tài)，輿論成了大經(jīng)大法，成了禮俗的替代品，成了不可輕易觸犯的事物，一旦訴諸輿論，則往往容易惹起風潮，變得一發(fā)而不可收拾。
輿論不僅能夠影響社會，而且從事輿論生產者也能從中套利，因為擁有話語權，可以成為言論界的弄潮兒，在物質與名望上雙豐收。有心人也會利用輿論，俗稱“造輿論”，進而影響不少重大事件的進程。
在清末即開始辦報的陳獨秀眼中，“輿論就是群眾心理底表現(xiàn)，群眾心理是盲目的，所以輿論也是盲目的。古今來這種盲目的輿論合理的固然成就過事功，不合理的也造過許多罪惡。反抗輿論比造成輿論更重要而卻更難。投合群眾心理或激起群眾恐慌的幾句話往往可以造成力量強大的輿論，至于公然反抗輿論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然而社會底進步或救出社會底危險，都需要有大膽反抗輿論的人，因為盲目的輿論大半是不合理的。此時中國底社會里正缺乏有公然大膽反抗輿論的勇氣之人！”他意識到輿論的威力與破壞力，顯然更期待能有不為時潮所裹挾而去的勇氣之人，不過他有時也會反其道而行之，如對于孔教“不可不有徹底之覺悟猛勇之決心，否則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而且頗喜引用。
陳獨秀的湖南籍追隨者、新民學會會員羅璈階（羅章龍）在給毛澤東的信里感嘆，“現(xiàn)在中國最缺乏的就是知識界沒有善良的有勢力的士氣，因之沒有輿論，沒有是非。青年學生，浮沉人海，隨俗靡化，這便是國病。我希望我們的學會，竭力反抗這一點，便不怕沒有成績了?！?/p>
毛澤東回信提出：“兄所謂善良的有勢力的士氣，確是要緊。中國壞空氣太深太厚，吾們誠哉要造成一種有勢力的新空氣，才可以將他斢換過來。我想這種空氣，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勵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種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義’，沒有主義，是造不成空氣的。我想我們學會，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結合，要變?yōu)橹髁x的結合才好。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陛浾?，士氣，主義，因為喚起新勢力，借著主義的結合而得以整合，而這里面隱約有著曾、左、胡等湖南先賢“以忠誠為天下倡”（曾國藩語）的影子。 近乎同時，面對當時聲勢浩大的輿論，胡適在1920年9月17日北京大學的開學典禮演講《提高和普及》則有所反思：“現(xiàn)在所謂新文化運動，實在說得痛快一點，就是新名詞運動。拿著幾個半生不熟的名詞，什么解放、改造、犧牲、奮斗、自由戀愛、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你遞給我，我遞給你，這叫做‘普及’?！毙旅~成為了運動，也就變作一種輿論，當時的風向所在，令不少讀者望風披靡。胡適告誡北大學生這種新名詞運動“外面干的人很多”，他希望北大人能夠放棄這種俗務，去做更多建設性的工作。事實上，近代報刊在中國興起之后，借著這些活學活用的新名詞辦報寫文演說，進而求得在物質上、精神上的滿足，已成為知識人重要的選擇項。
善用輿論者，也可以成就政治，時任清華大學歷史系系主任、正擬投身政界的蔣廷黻注意到“中國近年輿論的勢力確有長進，尤其關于外交”，以為，“有作為的總統(tǒng)和總理是輿論界之王，惟獨庸碌無能的才是輿論界之仆?！瓱o論政體是怎樣，政治理論是怎樣，只要人繼續(xù)是有思想有感情的動物，政治家大部分的工作就是輿論的制造。定了一個大政——假使我們說這大政完全是對的——而不能得輿論的擁護就是政治家的失敗。”
除了覘國者，足不出四川的近代大儒劉咸炘以為，“疏通知遠，即察勢觀風也。孟子之論世，太史之通古今之變，即此道也……事勢與風氣相為表里，事勢顯而風氣隱，故察勢易而觀風難。常人所謂風俗，專指閭巷日用習慣之事，與學術政治并立，不知一切皆有風氣”，在他眼中，風無所不在，有大小之別，小者裝飾之變，大者治術緩急與士氣剛柔。
劉氏以其通人眼光，更強調變化、綜合與關聯(lián)，“史以綜合為事。橫之綜合為關系，《易》之所謂感也；縱之綜合為變遷，《易》之所謂時也。宇宙無時不動，動則變化，事必歷時而后成?！薄笆分詿o不包，以宇宙之事，罔不相為關系，而不可離析?！兑住分^感也。史固以人事為中心，然人生宇宙間，與萬物互相感應，人以心應萬物，萬物亦感其心。人與人之離合，事與事之交互，尤為顯著，佛氏說宇宙如網(wǎng)，誠確譬也?！C合者，史學之原理也。……綜合關系，即是史識，觀察風勢，由此而生。專門之書，止事實而已，不能明大風勢也。綜貫成體，是為撰述?！魅私朗贾窂V，于是力矯前史專記政治，偏詳偉人之非，而注重社會文化。”“觀事實之始末，入也。察風勢之變遷，出也。先入而后出，由考據(jù)而生識也。”劉氏以專門分類與專門之書“不能盡萬端之虛風”，對中國古代“良史綜貫之妙”再三致意，有一種包羅萬象、力求綜合的企圖，在網(wǎng)狀的綜貫之中，試圖捕捉到風勢的交互，以“明大風勢”。
傅斯年則在其未完稿的《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中從文學作品著眼，認定斷沒有脫離了時代的文學還能站得住，“所以文學不能離其他事物，獨立研究，文學史上的事件，不能離其他事件，單獨推想而得?！`魂在一切事物中，一切事物之全即是靈魂?！霓o中的情感，仿佛像大海上層的波花，無論他平如鏡子時，或者高濤巨浪時，都有下層的深海在流動，上面的風云又造成這些色相，我們必須超過于文學之外，才可以認識到文學之中”，強調“文情流變，與時代推移，是我們了解文學與欣賞文學中之要事”。
傅氏的論述讓人想起了英國思想家雷蒙德·威廉斯的“感覺結構”（Structures of Feeling）。雷蒙德·威廉斯提出，“在研究過去任何一個時代的時候，最難以把握的，就是這種對于某個特定地方和時代的生活性質的感覺，正是憑借這樣的感覺方式，各種特殊的活動才能和一種思考和生活的方式結成一體”，他特意拈出“結成一體”，甚至認為由此可以找回弗洛姆所說的“社會性格”或本尼迪克特看重的“文化模式”。
在他眼里，“感覺結構的擁有的確到了非常廣泛而又深入的地步，主要是因為溝通和傳播靠的就是它”，而且并非通過正規(guī)的學習而得，“但新的一代人將會有他們自己的感覺結構，這種感覺結構看起來不像是從什么地方‘來’的。因為在這里，最明顯不過的是，變化中的組織就好比是一個有機體：新的一代以自己的方式對他們所繼承的獨特世界做出反應，在很多方面又保持了連續(xù)性（這種連續(xù)性可以往前追溯），同時又對組織進行多方面的改造（這可以分開來描述），最終以某些不同的方式來感受整個生活，把自己的創(chuàng)造性反應塑造成一種新的感覺結構。”“這種感覺結構看起來不像是從什么地方‘來’的”，無疑就是一種無所不在的流風，在近代中國，趨新者正是汲引中西之間的資源，形塑了某種感覺結構，進而影響到社會的更迭。
輿論宛若這樣一種如網(wǎng)宇宙，以其多樣的風云，與時代推移，形成空氣與氛圍，無形中構造出一種新的社會，本書則嘗試介入時人的生活世界，除了精英的言論，更關注一般人的喜怒哀樂，期待由此可以察勢觀風。
“兵無常勢，水無常形”，風與水一樣，可以無孔不入，套用傅斯年的話，“風在一切事物中，一切事物之全即是風”，這里面不斷吹拂的與其說是風，不如說是世運、人心與氣象。
“真正的史學，必須是以人生為中心的，里面跳動著現(xiàn)實的生命?！北緯噲D追索的個體生命、記憶片段與思想競逐，無疑都是近代中國的流風余韻，中間更多是激烈的一面，因為所謂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一波一波歷史巨浪的卷席之下，壯懷激烈，屢敗屢戰(zhàn)，搖曳不定的潮與流值得重訪與細分，而此前則對于這些面相的討論過于趨實，而較少注重那些在一切事物中的靈魂，殊不知過于僵硬的外表下面，往往有著曲曲折折的靈魂，只有人“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借用徐志摩語），如果對此不能另辟蹊徑，重拾對于“人事”之重視，發(fā)潛德之幽光，當然也就無法深入理解孕育這些靈魂的社會。
本文為作者新書《察勢觀風：近代中國的記憶、輿論與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版）的自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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