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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亞漫游的日子里，我先后四次經(jīng)過阿拉木圖。旅途中，這座城市始終扮演著驛站的角色。在這里，我可以短暫地安頓下來，整理旅行的頭緒，完善筆記的細節(jié)，順便光顧幾個美妙的小餐館。
我看到的大部分中亞依然是一個深陷歷史與宗教傳統(tǒng)，囿于地緣政治和民族主義，面對全球化裹足不前的地方。那樣的中亞至今存在，因此值得不辭辛勞地前往。除了主要景點之外，旅行都很困難。你需要面對層出不窮的意外。很多時候，舒適又能負擔(dān)得起的旅館難得一見。在一些地方，即便是提供最基本設(shè)施的干凈房間，也算得上奢侈。阿拉木圖的情形卻不大一樣。旅館和餐廳全都干干凈凈，甚至富有情調(diào)。在這里，我多少對中亞的未來有了些概念。
我在阿拉木圖待了一個星期，安排接下來在哈薩克斯坦的旅行，申請必要的許可證。我買好了火車票，打算一路前往突厥斯坦。火車在午夜出發(fā)，因此晚餐時我去了一家格魯吉亞餐館。
阿拉木圖（圖片來自Kalpak Travel）
我點了哈恰普里和烤羊肉，喝了一杯卡赫季產(chǎn)區(qū)的葡萄酒，又喝了一杯產(chǎn)自天山山麓的葡萄酒，接著打車到火車站，找到我的車廂，爬上搖搖晃晃的臥鋪，醒來已置身大草原之中。
這個時節(jié)的草原，紅燦燦的郁金香遍地開放，偶爾可見奔跑的馬群。包廂內(nèi)響著下鋪女人輕微的鼾聲，好像穴居動物的小巢穴。車站上停著運送木材的貨車，光線灑在瓦楞鐵皮斜屋頂上，空氣中有新雨的味道。我走出包廂，經(jīng)過餐車的廚房。一個系著圍裙的哈薩克大媽，正支著油鍋，奮力炸餡餅，額頭上滲出汗珠，臂膀上的贅肉上下顫動。我又回到包廂，一邊用海頓的小號協(xié)奏曲抵抗鼾聲，一邊等待早餐?；疖囋阼F軌上晃，走廊上終于傳來大媽俄語的叫賣聲。我買了一個熱乎乎的油炸餡餅，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發(fā)現(xiàn)竟然沒餡兒，多少有些失望。
我想起在南俄草原的火車上吃到的炸餡餅——乘務(wù)員大媽做的。羊肉和洋蔥細細切碎，拌上香料，填入面團中油炸。從這里到南俄草原是一個條狀帶，幾乎沒有任何地理上的阻隔。那也是歷史上游牧民族如潮水一般征服與遷徙的傳統(tǒng)道路。在通往南俄草原的路上，可以遇到幾個歷史上的重要名稱，塔拉茲便是其中之一。我在這里下車，是因為一段幾乎已被遺忘的歷史。
塔拉茲，在中國典籍中稱為“怛羅斯”。公元751年，當(dāng)時世界上最強大的東西兩帝國——阿拉伯與唐朝——在這里發(fā)生了一場軍事沖突。唐軍大敗，后經(jīng)安史之亂大傷元氣，自此退出中亞舞臺。阿拉伯人的圓月彎刀和宣禮塔，則又用了數(shù)個世紀(jì)，將中亞永久地打造成伊斯蘭的世界。
據(jù)《新唐書》和《資治通鑒》記載，怛羅斯戰(zhàn)役的起因是西域藩國石國（首都位于塔什干）“無番臣禮”。安西節(jié)度使高仙芝領(lǐng)兵征討。在石國請降的情況下，高仙芝依然血洗石國，掠奪財物，并將國王帶回長安斬首。僥幸逃脫的石國王子遂向阿拉伯的阿拔斯王朝求救。
《大唐西域記》成書后不到十年，唐朝就殲滅西突厥汗國。此后，唐朝逐步在西突厥故地設(shè)置行政機構(gòu)，確立起對西域的統(tǒng)治。那些原來臣服于西突厥的中亞諸胡轉(zhuǎn)而臣服唐朝，大多數(shù)中亞地區(qū)都被納入唐朝的版圖。
與此同時，阿拉伯（大食）在中亞的勢力也在迅速擴張。波斯薩珊王朝原本是阿拉伯帝國和大唐之間的屏障，然而651年被阿拉伯人吞并，使得兩大帝國的疆域直接接觸。怛羅斯戰(zhàn)役，正是唐朝遏制大食與大食對外擴張之間的矛盾爆發(fā)。
阿拉伯一方的將領(lǐng)是杰出的軍事家艾布·穆斯林，中國史書中稱為并波悉林。他是奴隸出身，后來舉起反抗倭馬亞王朝的大旗，攻占呼羅珊、伊朗、伊拉克、敘利亞，最終在庫法擁立阿拔斯家族的阿布·阿拔斯為哈里發(fā)，開啟阿拔斯王朝時代。唐朝一方的高仙芝同樣是一代名將，統(tǒng)領(lǐng)著整個西域的軍隊。他率領(lǐng)大唐聯(lián)軍長途奔襲七百余里，最后在怛羅斯與大食軍隊相遇。當(dāng)時唐朝軍隊中有許多葛邏祿（維吾爾人的祖先）和拔汗那國（位于費爾干納山谷）的軍卒，唐兵只占三分之二。
怛羅斯戰(zhàn)役持續(xù)了五日。唐軍開始稍占上風(fēng)，但由于大唐聯(lián)軍中的葛邏祿部突然叛變，唐軍遭到兩面夾擊，最終潰不成軍。高仙芝收攏殘部，逃往安西方向，途中恰逢拔汗那兵也潰逃至此。副將李嗣業(yè)惟恐大食追兵將至，殺死百余名拔汗那軍士才得以率先通過。唐軍幾乎全軍覆沒，只有少數(shù)僥幸逃脫。
怛羅斯之戰(zhàn)只是兩大帝國邊陲上發(fā)生的一段插曲。然而，由于怛羅斯之戰(zhàn)的失利，大批唐朝士兵成為俘虜，被押往阿拉伯統(tǒng)治的地區(qū)。這些軍士中有不少能工巧匠，據(jù)說其中就包括造紙工匠。阿拉伯人組織他們在撒馬爾罕設(shè)廠造紙。隨著阿拉伯人的征伐，造紙術(shù)由中亞傳入西亞、北非和歐洲。
塔拉茲確實很古老，然而唐朝的影響即便在考古遺址中也難覓蹤影。如今，那里只留下兩座伊斯蘭早期建筑——喀喇汗王朝的遺跡，還有成吉思汗走后的一片瓦礫。
天下著小雨，我是唯一來訪的客人。售票處里那個長得挺有個性的女孩，揮揮手就放我進去了。我徘徊在考古遺址中間，不免感到塔拉茲的歷史其實很單純。大部分的時間里是一片空白，只有幾個如流星般閃過的“決定性瞬間”。
征服者來了又走，疆界不斷變換。存亡年代，王朝更替，勢力范圍，全都難以記住。即便在書中翻找，也只能得到一些干枯的基本數(shù)據(jù)。在漫長的歷史中，塔拉茲沒什么成就可言。除了我這個為“怛羅斯之戰(zhàn)”而來的好事之徒，我也沒有再見到第二個旅行者。
蘇聯(lián)重建了塔拉茲，稱之為“江布爾”，但它依舊只是帝國邊陲上的小鎮(zhèn)，是失意落寞者的流放地。在塔拉茲博物館里，有一間展室專門獻給畫家李奧尼德·布雷默。他是出生在烏克蘭的德國人，長年在克里米亞工作。“二戰(zhàn)”時，德軍入侵克里米亞，斯大林將那些“不可靠”的族群，統(tǒng)統(tǒng)發(fā)配到遙遠的中亞，其中就包括克里米亞的德國人、希臘人和韃靼人。
人生最后的三十年，布雷默在塔拉茲度過。他在塔拉茲的生活，沒有留下文字記錄。但他大概不怎么畫畫了，因為陳列室中留下的畫作大多完成于克里米亞時期。在塔拉茲，在這個遠離大海的內(nèi)亞小鎮(zhèn)，雅爾塔的海濱風(fēng)光看上去像是對一場舊夢的描述。
最后，我終于找到一幅塔拉茲的風(fēng)景畫：仿佛是春天，高大的楊樹如毛筆一般聳立，淡綠的枝葉在風(fēng)中抖動。我留意了一下畫作的時間——1954年。前一年，斯大林剛剛?cè)ナ?，蘇聯(lián)進入“解凍”時期。已經(jīng)在塔拉茲待了十三年的布雷默，想必也感受到一絲春意——你甚至能在他的畫筆中看到一種有意克制的輕松。
布雷默不是多么聲名顯赫的畫家，也沒有足以流傳后世的杰作。在塔拉茲，我看到的是一段歷史的破碎腳注，是那些與布雷默分享著相同命運之人的縮影。
2
在塔什干養(yǎng)病時，我遇到過一個叫卡琳·柯特的姑娘。她是美國人，容貌端莊，在奇姆肯特的一家哈薩克女子足球俱樂部踢球。那時，賽季剛剛結(jié)束，她背上行囊，跳上小巴，穿越邊境，來到幾十公里外的烏茲別克斯坦旅行。她計劃住在一個可以為她提供沙發(fā)的當(dāng)?shù)厝思依?，卻與沙發(fā)主失去了聯(lián)系。她的哈薩克手機卡沒有信號，而塔什干的咖啡館也很少把提供Wi-Fi作為必要服務(wù)。
我讓她用我的熱點，當(dāng)時我正坐在咖啡館外吃番茄意面。看著我吃飯，她也餓了，于是用英語問服務(wù)員有沒有素食。我想不到她還是嚴(yán)格的素食主義者——不吃肉奶蛋，也不用任何動物產(chǎn)品。這讓她在一個游牧國家的足球之路，看上去如同一場行為藝術(shù)。
卡琳大概告訴過我為什么選擇奇姆肯特，只是我沒記在心上。當(dāng)我在塔拉茲坐上火車，前往下一站奇姆肯特時，我想到了卡琳，同時開始在頭腦中勾勒奇姆肯特的形象。
火車上有很多剛?cè)胛榈男卤?，車廂像咸魚罐頭一樣擁擠。坐在我對面的女人穿著一件藍毛衣，用烏茲別克語和我搭話。站臺上，送兵的婦女隨著火車小跑起來。透過刮花的窗玻璃，我看到一張張模糊的面孔，一顆顆閃光的金牙。
奇姆肯特（圖片來自Yorian）
奇姆肯特位于哈薩克斯坦與烏茲別克斯坦邊境，距離塔什干只有兩小時車程，與阿拉木圖卻相隔七百公里。這里有數(shù)量龐大的烏茲別克人口，周圍幾乎全是烏茲別克村莊。歷史上，奇姆肯特是絲綢之路的重要貿(mào)易站，如今又有時髦的女子足球俱樂部和卡琳這樣的外籍球員——我想象中的奇姆肯特，應(yīng)該是一座融匯古今的城市。
可是，城里沒有半點古跡。唯一值得一去的是一座荒草萋萋的公園，里面什么都沒有，只有幾個閑來無事的少年和推著嬰兒車的婦女。我在奇姆肯特最好也最貴的酒店吃了頓晚餐。酒店是歐洲城堡風(fēng)格，卻意想不到的冷清，好像一家快要經(jīng)營不下去的主題樂園。餐廳主打“泛亞”菜式，菜單從中亞、西亞，到東亞、東南亞，無所不有，可主廚只有兩個韓國人，客人也只有兩位。侍者照常為你攤開餐巾，上菜撤碟，然后理直氣壯地在賬單上追加百分之十的服務(wù)費。
奇姆肯特的郊外，有一個叫塞蘭的小鎮(zhèn)。玄奘大師在《大唐西域記》中稱之為“白水城”。發(fā)現(xiàn)在奇姆肯特?zé)o所事事后，我去那里走了一遭。起先，我以為能在那里逛上半天，可到了之后才發(fā)現(xiàn)自己過于樂觀。塞蘭曾經(jīng)是一座絲綢之路上的古鎮(zhèn)，如今借以聞名的一切已經(jīng)消失，只剩下一幅閉塞、滯悶的景象。
穿過那座紀(jì)念塞蘭建城三千年歷史的拱門，我進入的小鎮(zhèn)普通得令人稱奇。丑陋的鋼筋水泥建筑已經(jīng)蔓延到每個角落，看上去都是近年才建的。鎮(zhèn)中心有一個二層的小商場，有一座不老不新的清真寺，還有兩座古代圣人的陵寢，但顯然也是后建的。
天上下起了雨，道路變得泥濘，我也就愈加不知道該去哪里。我發(fā)現(xiàn)路邊有一個黑洞洞的現(xiàn)代茶館，就走進去坐了下來。茶館地方不小，裝潢敷衍草率。旁邊有幾個女人圍坐一桌，正在分享一大塊蛋糕。其中一個小女孩也就十二三歲，竟然已經(jīng)戴上了頭巾。
服務(wù)員是一個胖乎乎的姑娘，不太喜歡外國人添亂。我用俄語問她有沒有菜單，她立刻露出驚恐的神色。后來她幾次從我身邊經(jīng)過，也把我當(dāng)成空氣對待。我慢慢地醒悟過來：在這樣沒落的小鎮(zhèn)，在這樣質(zhì)樸的茶館，根本就不會有菜單這類煞有介事的玩意。于是我一把抓住她的圍裙，用不標(biāo)準(zhǔn)的烏茲別克語問：“抓飯有嗎？茶有嗎？”
她聽懂了，很快把飯菜端了上來。
3
我想盡早離開奇姆肯特，誰知旅程卻在這里擱淺。我吃驚地發(fā)現(xiàn)，突厥斯坦的所有酒店和小旅館（只有四五家）全都沒有房間，最早的空房也在半個月之后。突厥斯坦曾是哈薩克汗國的首都，也是艾哈邁德·亞薩維的安息之所。亞薩維是伊斯蘭圣徒，生于塞蘭。他最早用突厥語傳教，幫助突厥民族完成了信仰的伊斯蘭化。在我看來，他的地位大致相當(dāng)于達摩祖師之于中國禪宗。這位大人物的圣陵就在突厥斯坦，是去世兩百多年后由帖木兒勒令修建的——那里被稱為突厥人的“耶路撒冷”。
我輾轉(zhuǎn)找到一個出租民宿的人——整個突厥斯坦只有這么一個人。簡介上寫著，他是烏茲別克人，名叫巴布爾，會說英、法、俄、德、中等數(shù)國語言。他與母親一起生活，住在一個傳統(tǒng)的烏茲別克庭院里。簡介上沒有照片，但我估計巴布爾可能是大學(xué)生，頗具語言天賦。
奇姆肯特的汽車站看上去秩序井然，可是明亮的售票大廳并不售票，你得走到停車場和“趴活兒”的司機討價還價。到了哈薩克斯坦，我才深切感受到烏茲別克人多會做生意。他直接開出一個包車的價格，暗示我可以馬上出發(fā)。于是我就信了，乖乖交出鈔票，他也就真的只載了我一個人走了。可是通往城外的公路上不時有人招手叫停，大包小包堆在腳下。每次遇到招手的人，他就把車停下來。很快，小巴塞得滿滿當(dāng)當(dāng)，我的包車服務(wù)才享受了不到二十分鐘。
窗外是平坦無樹、適合耕種的土地，只有少數(shù)被開墾出來，如同大地上的補丁。褐色的地塊上停著大型拖拉機，讓人聯(lián)想到北美的農(nóng)場。這樣的土地的確適宜大規(guī)模的機械化耕種。
“在蘇聯(lián)時代，這里都是農(nóng)田，”司機告訴我，“但現(xiàn)在荒廢了?！焙臀彝嚨某丝蛡?，在沿途凋敝的村鎮(zhèn)下車，踏著土路，向更偏僻的地方走去。司機說，他們不再務(wù)農(nóng)，而是每天通勤，前往奇姆肯特的工廠工作。
巴布爾說好在汽車站接我，可是不見蹤影，電話也打不通。我像逗哏的相聲演員一個人跑上了臺，一時間茫然無措。我等了十幾分鐘，一個滿臉胡茬的老人走了過來，叫了聲我的名字。我想象中的巴布爾應(yīng)該是個年輕人，可是眼前這位至少五十多歲了。巴布爾應(yīng)該會說多國語言，可這個人只會說俄語和烏茲別克語。
“你是巴布爾的父親嗎？”
“不，我是巴布爾！巴布爾！”
他穿著一件黑色夾克，領(lǐng)口大敞，開一輛老式歐寶汽車，已經(jīng)有日子沒洗了。
“你餓了嗎？”他做了個吃飯的手勢。我們鉆進汽車，拐進一片被挖土機刨得千瘡百孔的空地。汽車開不過去，我們就下了車，連蹦帶跳地越過幾個壕溝，來到一家烏茲別克飯館前。
雖然是飯點，可餐廳空無一人——沒有像我們這樣翻過壕溝來吃飯的人。我們點了兩份湯和一個馕。巴布爾掰著馕，用勺子喝著湯，然后不勝愛憐地撈起碗里的那塊帶骨羊肉。他看起來很疲憊，額頭布滿皺紋，胡子拉碴的瘦臉因為用力咀嚼而顫抖。
我們艱難地交流著。
我問巴布爾多大年紀(jì)了。
他說，四十六歲。
他真的和母親住在一起？
是的，他和妻子分居了。她的精神有問題。他們的感情破裂了。
他靠什么謀生？
開出租車，他是司機。
就是這輛歐寶嗎？
對，這是他自己的車。
他有幾個孩子？
兩個女兒。大女兒已經(jīng)結(jié)婚，小女兒在奇姆肯特上大學(xué)。為女兒籌備嫁妝要花掉一大筆錢。
他喝完湯，一邊小口吃著馕，一邊啃著免費的方糖。他倒了一杯綠茶，又放進四塊方糖。他把方糖當(dāng)作寶貝，不知道這東西最終會毀了他。
“下午有何打算？”他問我。
我說，我想先去訛答剌，再回來看艾哈邁德·亞薩維的圣陵。他說，你至少應(yīng)該在突厥斯坦待兩天。第一天去訛答剌，第二天看圣陵。
我沒有告訴他，我原本打算待三天，無奈旅館客滿。
我問巴布爾包車多少錢——訛答剌離突厥斯坦五十公里，在一片荒野上，沒有公共交通。他說了一個價格，比我剛在汽車站打聽的貴了一倍。即便對于住在家里的客人，他也沒有手軟。
我說：“有點貴了?！?/p>
他好像早已料到，馬上說：“我們不妨各退一步。”
他拿出手機，先按出他的價格，歸零；再按出我的價格，歸零；最后按出“各退一步”的價格——那個數(shù)字介于兩者之間，但依然比正常價格貴出三成。
他早有準(zhǔn)備，說不定在家排練過。那張消瘦的胡茬臉，配合抑揚頓挫的口氣，外加聳動的眉骨，活脫脫地展現(xiàn)了一個烏茲別克人的“交易的藝術(shù)”，體現(xiàn)了哈薩克人心目中“薩特人”的狡黠。我一時間欽佩不已，于是沒再還價，就點頭同意了。
我們買了單，走出餐廳。巴布爾把剩下的半塊馕用餐巾紙包起來，塞進夾克里。我們再次鉆進歐寶，開往訛答剌。
本文經(jīng)授權(quán)摘自《失落的衛(wèi)星：深入中亞大陸的旅程》（劉子超 著，文匯出版社，2020年6月），現(xiàn)標(biāo)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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