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謠里緩慢而閑適的成都如今已是新一線城市中的佼佼者，這個西南地區(qū)的大城似乎在過去的時間中蓄滿了力量，突然就以健康、繁榮而時尚的姿態(tài)曝光在大眾面前。而直到19世紀末，四川還是一個相對平和的世界，人們還基本生活在傳統(tǒng)的生活方式之中。那時的成都，四面的城墻高高聳立，外有錦江和府南河環(huán)繞，東南西北四個城門是進出城的必經(jīng)之路。有30多萬居民住在城墻里面，分布在大大小小四五百條街巷，房屋鱗次櫛比，人們生活在社區(qū)和鄰里之中，而茶館便是街道和社區(qū)的中心，那時成都的社區(qū)組織完善，除保甲外，還有各種善堂、同鄉(xiāng)會、商幫、行會、土地會（又叫清礁會）等。
百年來成都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最新出版的由王笛所著的《顯微鏡下的成都》，以普通民眾的視角寫史，以四川地區(qū)四個特殊的歷史/文化現(xiàn)象街頭、茶館、袍哥、麻將作為具體個案，將目光投注在小販、茶客、堂倌、甕子匠、普通市民等小人物的身上，寫作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世界。通過這種敘事，讀者可以看到不同于沿海、華中等城市的“另一個中國”，發(fā)現(xiàn)普通民眾充滿活力的生活世界及其頑強的文化延續(xù)性。
《顯微鏡下的成都》
《顯微鏡下的成都》鉤沉檔案、小說、竹枝詞、地方志、口述史，綜合中日美三國文獻，書中的內(nèi)容既包括作者已出版的書中選取的章節(jié)，也包括作者發(fā)表的單篇論文。全書共有四部分，分別是《街頭：進入城市內(nèi)部》、《茶館：打開微觀世界》、《袍哥：解謎秘密社會》、《麻將：跨世紀的困惑》。正文各部分體現(xiàn)了作者趨于微觀、偏向敘事的史學研究路徑，而附錄部分則收錄了作者具有計量史學色彩的早期研究。
作者王笛出生于四川成都，是美國霍普金斯大學博士，歷史學家?，F(xiàn)為澳門大學杰出教授、歷史系主任。著有《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qū)域社會研究（1644—1911）》《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xiāng)村的暴力與秩序》等。
老人們在彭鎮(zhèn)觀音閣老茶館外面打牌 資料來源：作者王笛2019年7月攝于成都郊區(qū)彭鎮(zhèn)觀音閣老茶館外。
由茶館看世界
在《顯微鏡下的成都》中，王笛從整個成都城市各種公共空間縮小到茶館這一特定的公共空間，把茶館作為一個微觀世界來考察，去探索整個20世紀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政治環(huán)境下，人們的公共生活是怎樣變化的，并由此去觀察那個大世界的變遷。
“人們利用茶館進行聊天、消遣、娛樂等各種休閑活動，但這些茶館遠遠超出其休閑功能，實際上，從經(jīng)濟上講，茶館是一個市場；從政治上講，則是地方政治的大舞臺，亦是一個復雜的社會機構，是當時為數(shù)不多的公共空間之一，是人們能夠承受的公共生活和樂意光顧的最大眾化的設施。”王笛寫道。
日常生活雖然看起來并沒有多大的意義，但它所展示出來的社會文化現(xiàn)象，對我們認識當時的社會、政治是不可缺少的。王笛在《導論》中談道：“在茶館的研究中，我研究的雖然是茶館這一最基層的公共空間，但關注的卻是國家權力怎樣改造和打擊地方文化。這就不僅僅涉及成都茶館，而是一個全國性的普遍問題，即以茶館為代表的地方文化怎樣反抗國家文化的打擊。微觀歷史的取向，使我們能夠近距離觀察城市和城市生活。寫城市的微觀世界，需要把各種支離破碎的細節(jié)有機地結合起來，建構一個真實而完整的歷史敘事?！?/p>
王笛認為，“空間范圍的限定，使進行非常細致的分析成為可能，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這項關于茶館的研究或許可以說是‘微觀歷史’（microhistory）。‘微觀歷史’雖然在西方史，特別是中世紀歐洲史的研究中已有一定的發(fā)展，然而在中國史的研究中則基本闕如。這除了史學方法的問題外，還因為對于中國社會和社會生活的研究缺乏系統(tǒng)的資料。在中國幾乎找不到像歐洲教會、宗教裁判所那么大量、系統(tǒng)和完整的檔案記錄。雖然我并未能克服這種資料的缺陷，但多年的努力——從挖掘檔案到實地調(diào)查——使我能夠進入茶館的內(nèi)部，去探索那豐富多彩、變化多端的微觀世界。”
成都街頭賣燈芯的小販 拍攝于1926年，攝影師不詳。資料來源：《亞細亞大觀》第3輯9月號，大連：亞細亞寫真大觀社，1926年。
袍哥《開山令》資料來源：《江湖源流》，民國手抄本。
國家權力之外的社會力量
本書通過聚焦街頭、茶館、袍哥、麻將這些具體而微的物質(zhì)空間和文化現(xiàn)象，呈現(xiàn)它們在成都百年來所經(jīng)歷的衰落與復興，揭開地方與國家的張力和互動，并由此重新思考地方與國家的關系問題。
王笛在《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xiāng)村的暴力與秩序》這本微觀史的著作中，通過袍哥這個在四川地區(qū)散布最廣的秘密社會組織，觀察其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的影響，探索其發(fā)生、發(fā)展的秘密。
袍哥是當時在四川地區(qū)散布最廣的秘密社會組織，在長期的生存和斗爭發(fā)展過程中，形成了一整套儀式、語言和行為模式，滲透到各種社會、經(jīng)濟活動之中。這個組織既壟斷了許多地方政治和經(jīng)濟資源，又為許多平民提供了保護傘。在與國家權力斗爭的過程中，袍哥在民眾中建構了一個堅實的社會基礎并創(chuàng)造出一種獨特的次文化。
王笛認為，過去的研究雖然也重視社會控制，但是主要局限在政府對地方社會的控制，幾乎沒有關注到秘密社會組織對地方的控制。通過對袍哥的研究，可以看到國家權力之外的社會力量?！耙云湓诘胤缴鐣{(diào)解和穩(wěn)定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例：在四川，人們之間有了沖突，一般不是上法庭，而是到茶館評理和調(diào)解，稱為‘吃講茶’，這樣茶館就成了一個解決糾紛之地。袍哥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經(jīng)常被請去做調(diào)解人，這樣的活動也顯示了人們對官方權力的不信任，更愿意讓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人手中。這一實踐顯示了市民的相對自治狀態(tài)，有人稱茶館是‘最民主的民眾法庭’，民眾試圖在沒有官方介入的情況下解決沖突，說明一種國家之外的社會力量的存在，可以反映出地方非官方力量的擴張?！?/p>
中華晚期帝國時期以來，社會許多領域中政府權威的缺失，為地方精英留下了巨大的權力真空，其活動成為社會穩(wěn)定的基礎。雖然這種非官方力量從來沒有發(fā)展到與官方對立或直接向其發(fā)起挑戰(zhàn)的地步，但是它的存在及其對社會的影響，都使官方的“司法權”在社會的基層被分化。袍哥參與吃講茶的活動，表現(xiàn)了精英活動的另一個側(cè)面，那就是精英們?nèi)绾翁幚韨€人之間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的沖突。
從“無意義”的對象中發(fā)現(xiàn)意義
考察歷史的角度和方法，經(jīng)常因史家的歷史觀而異。過去我們研究歷史，更多鐘情于宏觀歷史和歷史上的風云人物。研究成都也面臨同樣的問題。
王笛在《導論》中寫道：“盡管在過去，可以說幾千年來關于成都的各式各樣的資料都留存了下來，但是并不能說我們只用這些資料就能找回成都的真實的歷史，中間會出現(xiàn)很多問題，其中之一就是過去的歷史記錄，關于政治方面的內(nèi)容很多，關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敘述很多，關于重要人物的記錄很多，但是真正關于普通人、關于人們的日常生活到底是什么樣的，我們卻說不清楚。今天我們了解自己的生活，但是我們了解多少50年前、100年前，一個普通成都人是怎么度過他的一天的，他是怎么在街頭上或茶館里活動的？現(xiàn)在我們每天看電視，其中所演的都是皇帝、大人物的事跡，或者是政治運動、戰(zhàn)爭，但是真正對占人口99%的一般民眾，我們了解甚少。”
“宏觀歷史當然是重要的，問題在于研究歷史何必厚此薄彼？我們似乎不屑把精力浪費在那些歷史上默默無聞的蕓蕓眾生之上，生恐這樣降低了歷史研究的意義。但在我看來，沒有無意義的研究對象，無論我們的研究對象是多么平淡無奇，多么缺乏宏大的’政治敘事’，如果我們有利用‘顯微鏡’解剖對象的本領，有貼近底層的心態(tài)和毅力，我們都可以從那表面看來‘無意義’的對象中，發(fā)現(xiàn)有意義的內(nèi)涵?！?/p>
王笛認為，微觀研究的意義在于，能夠把對歷史的認識上升到一個更廣義和抽象的層次而提供個案分析，不僅能豐富我們的地方知識，還有助于我們對中國的理解。由于中國地理、經(jīng)濟、政治、文化、社會特征的復雜性，任何同一性或特殊性都應在我們的思考范圍之內(nèi)。我們研究大眾文化、一般民眾、日常生活時，也應該重視那些具有普遍意義的重要事件。一方面，對微觀和下層的研究，使我們能觀察那些在社會底層、知之不多的現(xiàn)象；另一方面，對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的考察，可以加強我們對政治和日常生活的深刻理解。因此，當我們將微觀視野放在民眾、日常、街頭、茶館等問題時，精英、國家、政治運動等也不可避免地被納入我們的討論之中。這種取向使我們在研究微觀問題時，也充分注意到宏觀的歷史事件。雖然微觀歷史對那些微不足道的細節(jié)或“小歷史”津津樂道，但其所揭示的問題有助于我們理解大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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