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五代時期
在唐開元年間，張九齡曾從東都洛陽南下赴洪州就任。張九齡從東都至江寧的路線與后來的李翱一樣，都是經(jīng)漕道南下。但是，至江寧后，張九齡并沒有從常州、蘇州、杭州轉(zhuǎn)衢州這條路線進入江西，而是直接溯長江而上，經(jīng)宣州當涂至江州，入彭蠡湖經(jīng)廬山至洪州。 在路途中，張九齡留下了“湖口望廬山瀑布水”、“彭蠡湖上”、“入廬山仰望瀑布水”、“出為豫章郡途次廬山東巖下”及“自彭蠡湖初入江”等詩句。 從“自彭蠡湖初入江”推斷，張九齡應(yīng)該是在游覽廬山之后沿著贛江水道至洪州。由此看來，唐前期彭蠡湖與洪州之間依然還是江河水道景觀，鄡陽平原的北部尚未淪陷為湖泊。除了張九齡之外，王勃、李白、孟浩然、白居易等都曾游歷過江州、彭蠡湖、廬山、洪州一帶，但在他們的諸多詩文中對鄡陽平原的水文變化均無任何的記錄。如鄡陽平原已經(jīng)湖泊化，這些曾經(jīng)親自游歷過江西北部的文人墨客，應(yīng)該要比一些地理志書的編撰者更能直接感受到這種地理變化。
我國現(xiàn)存最早又較完整的地方總志，是唐朝地理名著《元和郡縣圖志》，寫成于唐憲宗元和八年（813年）。 更早的則有初唐李泰《括地志》，但內(nèi)容簡略?！独ǖ刂尽方輻l下載“彭蠡湖在江州潯陽縣東南五十二里”，而在饒州條下并無“彭蠡湖”之記載。 雖然《元和郡縣圖志》在《括地志》基礎(chǔ)上擴充了內(nèi)容，但依然只在江州都昌縣下載有“彭蠡湖，在西六十里。與潯陽縣分湖為界?！焙橹?、饒州條下并無記載。 杜佑亦有記，“宋武帝大破盧循于左里，即彭蠡湖口也”。 值得注意的是，李吉甫、杜佑兩人都曾做過饒州刺史，但卻在他們編纂的史籍中對彭蠡湖水體的擴張現(xiàn)象只字未提，給人的印象是唐代中期的“彭蠡湖”依然只位于今天鄱陽北湖的狹長地帶，并未跨過松門山一線向東南方向擴展。
元和四年（809），李翱經(jīng)浙江衢州過江西玉山至信州，“丙申，上干越亭。己亥，直渡擔石湖。辛丑，至洪州”。 此時，李翱是渡“擔石湖”至洪州，還尚未見“鄱陽湖”的出現(xiàn)，且從“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八里，逆流”判斷，經(jīng)由的航道主要是河流而不是湖泊。這條航道很可能是贛江過洪州后分出的支流，東北會余干水經(jīng)擔石湖向北會鄱江水。據(jù)杜佑《通典》記載：“鄱陽郡……西至章郡擔石湖，中流為界，一百七十里”。 另據(jù)“章郡……東北到鄱陽郡四百四十里” 判斷，可知“一百七十里”是鄱陽郡至擔石湖，而不是至章郡的距離，斷句應(yīng)在“西至章郡擔石湖”與“中流為界”之間，擔石湖在豫章郡轄內(nèi)。李翱與杜佑都注意到，在唐代中期鄡陽平原的南部一帶，余干水之下游已經(jīng)形成“擔石湖”水體，成為洪州與饒州的界湖。但是，對于“擔石湖”的范圍，李翱和杜佑都沒有給出更多的信息。該水體的東界很可能在豫章郡與鄱陽郡交界處，且尚未進入鄱陽郡轄區(qū)內(nèi)。
不過，《太平寰宇記》洪州項下載有：“擔石湖，在州東北，水路屈曲二百六十里，其湖水中有兩石山有孔，如人穿擔狀。古老云壯士擔此二石置湖中，因以為名。” 據(jù)此，“擔石湖”名稱的由來是因為湖中有兩座石山聳立，似有力大之人擔此兩石置于湖中。近些年，本書作者曾多次在余干縣瑞洪、康山一帶進行實地考察，符合“擔石”景象的只有康山西北方向的南磯山。南磯山，現(xiàn)隸屬于新建縣南磯鄉(xiāng)，由南山和磯山兩山組成，在豐水季兩山之間的通道被水淹沒，形成兩山中間有一孔的景象。由此推斷，唐中葉南磯山應(yīng)該已在擔石湖中，此湖的北界起碼已越過南磯山。此外，在《太平寰宇記》余干縣下載有：“鄔子港，在縣西北二十里，余干江水之一支，水口即為擔石湖也?！?這說明“擔石湖”的南界大致位于余干江水口的鄔子港。至此，我們大致可以確定“擔石湖”的范圍南已抵達現(xiàn)余干縣瑞洪附近區(qū)域，北界則越過了現(xiàn)新建縣南磯山，東界在豫章郡與鄱陽郡的交界處。
太平寰宇記
至遲在唐中葉，“擔石湖”已經(jīng)是一個橫陳在洪州與饒州之間的較大水體，并且成為當時人們往來東西南北的水路交通要道。 關(guān)于擔石湖的記載，不僅有前文提及的李翱《來南錄》，還有唐代劉長卿“夕次檐（擔）石湖，夢洛陽親故”和竇叔向“過擔石湖”的著名詩句，前者曾用“天涯望不盡”與“萬里云海空”來形容該水體的浩淼，而后者則有“日銜高浪出，天入四空無”之句。 但是，實地去過鄱陽湖的人都應(yīng)該知道，在豐水期只要孤舟進入一個小湖汊，就可以感受到湖水的浩淼無涯，加上四周都是平原，更顯湖面的廣闊。所以，我們還不能據(jù)此就把“擔石湖”視為一個與現(xiàn)今鄱陽湖相似的大型湖泊。
在唐末和五代時人的詩文中，首次出現(xiàn)了“鄱陽湖”之名。此名稱隨后得以沿用，成為人們對該水體的主要稱呼?，F(xiàn)將唐末和五代時期兩首以“鄱陽湖”為題的詩列舉如下：
（唐）釋貫休：春過鄱陽湖
百慮片帆下，風波極目看。吳山兼鳥沒，楚色入衣寒。
過此愁人處，始知行路難。夕陽沙島上，回首一長嘆。
春過鄱陽湖
釋貫休生于唐大和六年（832），卒於梁乾化二年（912），是晚唐、五代初著名的詩僧、畫家和書法家。 唐大中十一年（857），他從浙江的處州西行，初次進入江西境內(nèi)，在洪州的開元寺修行了三年，而后多次往返于浙江故鄉(xiāng)和江西的西山、廬山、鄱陽等地。 上引的這首詩是釋貫休在唐咸通十一年（870）再游江西時，從池州的九華途徑鄱陽赴洪州的途中所作。 其中“吳山兼鳥沒，楚色入衣寒”之句，“吳山”指浙江故鄉(xiāng)，“楚色”則指江西，描述的是他乘船從東向西過鄱陽湖的景象。因為豫章郡素有“楚頭吳尾”之稱，東為吳越之地，西為楚地。由于連續(xù)在這一地區(qū)活動了多年，釋貫休對當時的江西北部地區(qū)是熟悉的。唐中和元年（881）秋，貫休避亂再入廬山，途徑鄱陽時有詩一首《鄱陽道中作》，其中有“湖平帆盡落，天淡月初圓”之句，再次描寫了湖面遼闊的情景。
（五代）韋莊：泛鄱陽湖
四顧無邊鳥不飛，大波驚膈楚山微。紛紛雨外靈均過，瑟瑟云中帝子歸。
迸鯉似梭投遠浪，小舟如葉傍斜暉。鴟夷去后何人到，愛者雖多見者稀。
這首詩作于唐景福元年（892）秋八月。 在891年，韋莊離開浙江，前往江西、湖南游歷，之后入京應(yīng)舉。其中“大波驚隔楚山微”和“小舟如葉傍斜暉”之句，意指由于大湖的浩淼，使得西邊的群山和行船都顯得渺小。在同一時間的另外一首詩中，韋莊有“鳥棲彭蠡樹，月上建昌船” 之句，卻依然使用了“彭蠡”一詞。這既可以理解為“鄱陽湖”和“彭蠡湖”存在區(qū)分，并不指稱同一處水體，也可以視為“彭蠡湖”與“鄱陽湖”已經(jīng)通用。貫休和韋莊都用了“鄱陽湖”做標題，如果標題確非后來刊刻者所加的話，這就意味著至遲在唐末，“鄱陽湖”之名已經(jīng)形成，并在當時的詩人中得到認同和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與貫休一樣，韋莊也是從浙江到洪州，途徑鄱陽湖。在傳統(tǒng)時期，浙江衢州、婺州通往江西洪州的便捷之道，是從浙西過玉山到上饒，然后順著河道至弋陽、余干或鄱陽，這是一段可以確定的路程。至于到達余干、鄱陽之后如何前往洪州？上文貫休、韋莊都提到泛舟過鄱陽湖赴洪州或廬山的情景，但卻沒有提及具體的路線。結(jié)合前文李翱南下嶺南時走的路線，貫休、韋莊所經(jīng)過的“鄱陽湖”應(yīng)該就是李翱、劉長卿與竇叔向等人所稱的“擔石湖”。不過，至唐代末期的詩詞中，曾經(jīng)在唐中葉史籍中頻繁被路過江西的詩人提及的“擔石湖”已經(jīng)逐漸被“鄱陽湖”所替代。由此推測，至唐末五代時，北部的彭蠡湖水體可能已經(jīng)越過松門山一帶，向東南鄡陽平原擴張，并與南部的“擔石湖”相接。
（二）兩宋時期
在本文的開篇，筆者即已指出金陵書局《太平寰宇記》兩條關(guān)鍵史料的版本問題，以致以往關(guān)于鄱陽南湖形成時間的結(jié)論有重新討論的必要。雖然《太平寰宇記》存在明清時人“竄入”的“偽文”，但參照宋版《太平寰宇記》，里面尚有若干條記載可資討論。
其一，在饒州鄱陽縣下，載有“鄱江水。自當縣、浮梁、樂平、余干等三縣合為鄱江，經(jīng)郡城南，東過都昌縣，入彭蠡湖?！?這表明，北宋初期“彭蠡湖”尚未擴展到鄱陽縣城附近，不然鄱江之水就不必過都昌縣入彭蠡湖，而是直接過縣城不遠就可入湖；其二，在洪州南昌縣下，載“松門山，在縣北水路二百一十五里，其山多松，遂以為名。北臨大江及彭蠡湖?！?由此可知，彭蠡湖尚在松門山之北；其三，在南康軍下，載有“東南渡江至松口，三十里入都昌縣界?！?松口即松門山彭蠡口，從南康星子縣城到都昌縣要先渡過贛江到松門山，但是松門山到都昌界三十里卻未注明是水路，都昌縣下亦未載縣東南有湖，從而可判斷彭蠡湖尚未越過松門山南擴。由此可知，樂史雖是江西宜黃人，但卻并未注意到彭蠡湖水體向東南鄡陽平原大規(guī)模擴張的變化，也只字未提“鄱陽湖”水體的出現(xiàn)。
僅從《太平寰宇記》看，北宋初期彭蠡湖的位置并未向東南方的鄡陽平原擴展。值得注意的是，在夏秋豐水季節(jié)，彭蠡湖之水會沿著各江道向上游漫漲，從而在鄡陽平原阻遏江水形成許多局部湖泊。如在饒州余干縣下載：“鄔子港，在縣西北二十里。余干江水之一支，水口即為擔石湖也?！?余干江水受彭蠡湖水體上漲的影響，在余干江水口形成了擔石湖。另外，在洪州南昌縣下載東湖，“水通章江，增減與江水同” ，表明南昌縣城附近的東湖，盡管距離遙遠，但依然會受到彭蠡湖水漲的影響而出現(xiàn)水位變化。這些記載顯示，北宋初期，彭蠡湖主體雖未向東南方的鄡陽平原入侵，但彭蠡湖水體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季節(jié)性的向河流上游漫漲的事實，甚至由于下游水體的阻遏，河流上游區(qū)域已經(jīng)開始形成局部水體。
北宋所修地理總志，除《太平寰宇記》外，還有《元豐九域志》和《輿地廣記》，所載政區(qū)前者為北宋中期元豐之制，后者為北宋末期政和之制。 在《元豐九域志》江州德化縣下，僅載有“彭蠡湖”三字，而在饒州、洪州下未見任何記載。 同樣，在《輿地廣記》中，只在江州德化縣、彭澤縣和南康軍星子縣下載有“彭蠡湖”，而饒州、洪州下未見記載。 以上信息顯示，直到北宋末期，地理志書中沒有出現(xiàn)“鄱陽湖”之記載，也沒有發(fā)現(xiàn)“彭蠡湖”的范圍擴展到饒州、洪州境內(nèi)的任何記載，“彭蠡湖”只在江州德化縣境內(nèi)有載。這說明，在北宋時期，幾乎沒有地理志書注意到鄡陽平原的地理變遷，彭蠡湖的范圍也未見有明顯的變動。彭蠡湖水體順著江道在逐漸向上游入侵鄡陽平原，從而形成沿江兩岸水面季節(jié)性漲落，在低洼地區(qū)已經(jīng)形成面積不等的湖面，但今天鄱陽湖的大體范圍尚未形成。
盡管北宋時期的各類地理志書對“鄱陽湖”完全忽視，沒有任何的記載。但是，在當時文人的詩詞中，仍有多處提及“鄱陽湖”。南唐至北宋初期的徐鉉，分別在“移饒州別周使君” 和“送表侄達師歸鄱陽” 兩首詩中都提到了“鄱陽湖”。此外，北宋名臣趙抃也分別在“經(jīng)鄱陽湖” 和“過鄱陽湖先寄洪守唐介待制” 兩首詩中提及“鄱陽湖”。這些詩文都是徐鉉和趙抃在旅行途中路過鄱陽湖而作，相對于那些坐在書房依靠史籍編寫地理志書的人而言，他們無疑更能切身感受到鄡陽平原的水文地理變化。這也提醒研究者注意，歷代的地理志書并不能及時反映自然地理的變遷過程，而是具有明顯的滯后性。此外，北宋初期晏殊在《晏元獻公類要》提到：“鄱陽湖，在（都昌縣）南至二十里，源出饒州”。 實際上，北宋初期，北部彭蠡湖水體已經(jīng)越過了松門山一線，擴張至都昌縣的南部。然而，北宋地理志書對“鄱陽湖”水體的忽視，可能側(cè)面反映了該水體尚處于由小變大的過程中，眾多原先散落在鄡陽平原的陂湖、河流逐漸與彭蠡湖、“擔石湖”這樣較大的水體連成一片。
南宋時期有兩本重要的地理志書，即《輿地紀勝》和《方輿勝覽》。前者成書于南宋嘉定、寶慶間，后者成書于宋理宗嘉熙年間，約晚于前者十幾年。上文已提到，關(guān)于“鄱陽湖”這個地名，最早的記載就出現(xiàn)在《輿地紀勝》中。在饒州鄱陽縣下載：“鄱陽湖，湖中有鄱陽山，故名。其湖綿亙數(shù)百里，亦名彭蠡湖?！?同時，鄱江水“經(jīng)過城下入彭蠡湖” ，而無需經(jīng)過都昌縣，直接入湖。另外，在隆興府南昌縣下，亦記載有“彭蠡湖，去進賢縣一百二十里，接南康饒州及本府三州之境。彌茫浩渺，與天無際” 。在南康軍下有“鄱陽湖，在都昌東南二十里，源出饒州” 之記載，表明彭蠡湖已經(jīng)浸入了都昌縣東南地區(qū)。這提示我們，至南宋，北部的彭蠡湖已經(jīng)確定無疑越過了松門山一線向東南擴展到了鄱陽縣和南昌縣境，縱跨南康、饒州和隆興三府之境，并在地理志書中出現(xiàn)了“鄱陽湖”之稱。
《方輿勝覽》大體沿用了《輿地紀勝》的記載。同時，關(guān)于“鄱陽湖”的記載開始大量出現(xiàn)于南宋時期的詩歌和游記中。周弼有詩《鄱陽湖》，云：“鄱陽湖浸東南境，有人曾量三十六萬頃” ，非常形象地寫出了鄱陽湖浸入東南鄡陽平原的變遷。南宋詩人楊萬里在《誠齋集》中，寫有大量關(guān)于鄱陽湖的游記，如“四月十三日度鄱陽湖，湖心一山曰康郎山，其狀如蛭，浮水上” ，這就有力表明南宋前期余干北部的康郎山已經(jīng)處于湖心之中。一路上，楊萬里端午前一日“鄱陽湖觀競渡” ，由于鄱陽湖風浪大，遇有阻風行船不便，于是就有“泊湖心康郎山旁小洲三宿，作悶歌行”十二首 。隨后，從康郎山“過湖入港”而“小泊棠陰” ，離開棠陰后寄宿在四望山（即鄡陽舊址），而后從四望山過都昌縣入彭蠡湖。 從楊萬里的游記詩歌中，都昌縣東南的棠陰、四望山都已在鄱陽湖中。
除了楊萬里之外，范成大在《驂鸞録》中，也記載了過余干縣宿鄔子口的情景，“閏月一日，宿鄔子口。鄔子者，鄱陽湖尾也，名為盜區(qū)，非便風張帆，及有船伴不可過”。 范成大的游記，表明至南宋中期，鄱陽湖已經(jīng)與擔石湖連為一體，最南端到了唐中葉擔石湖的南界——鄔子口附近。另外，筆者在余干縣康山王家村發(fā)現(xiàn)了一塊南宋時期的墓志銘，亦可佐證康郎山此時已在湖中的事實?，F(xiàn)將《宋故王公正之壙記》內(nèi)容全文引用如下：
壙有記，系年月，著姓氏也。孝子順孫皆可筆之于書，焉用文之？王公正之葬前事，其子征予記，辭不獲，乃為書之。公姓王，諱大中，字正之，大父旻，考珪，世為饒州余干福應(yīng)人，公遷于洪崖，今為洪崖康山人。公凝狀端凝，辭色溫粹，疇昔聞公自謂，幼侍伯兄，從明遠徐先生游，始來洪崖，見一鄉(xiāng)善士，必尊敬之，惟其逮事前輩尊宿，耳目習熟故家典刑，故動與理闇合也。公始遷地以棠梨名，俄有睥睨其傍者，公委而去之，如棄敝屣，人咸稱其見義而作。康山榷酤，額隸于官，比年授之匪人，名存實泯，有司曾不識一錢，貳令采（採）之與議，下文冊以畀公，公即其地而居焉，極（機）為經(jīng)畫，額解以時，居康山自此始也。公之先君子在日，公請來就養(yǎng)，日奉甘旨，始終一如，迨其歿，則斂襲、窀穸之事，悉身其責，不以委諸昆。諸昆相繼去世，公為之經(jīng)紀后事，俾其子若女，咸有所歸。姻族之疎遠，有不能給者，亦解衣推食，無靳色。晚年婚嫁畢，敕斷家事。率辰漏下一刻，課佛書若干卷，遍乃已，隆暑冱寒靡間也。俾三子各其居，公侍時朦日，杖策往來，子孫歡迎，翛然自得，尤愛其季子元禮所居湖山，四面架幾凈滑，翁□媼婆娑其間，視為莵裘將老之地?？瞪酵鹪诤?，士大夫東南行者，維舟其下，必上元禮所居而登覽焉。公屣履出迎，惟恐后，好事者為公留?。ㄐ牛┧?，猶依依不忍者，去必濃墨大字為公詩之壁。程史君（鳴鳳）有“不似爐熏一卷經(jīng)”之句，蓋亦羨公之辭也，觀此可知公之為人矣。公生于開禧丙寅九月甲辰，卒于景定甲子四月壬申，享年五十有八，娶董氏，子男三，元諒、元善、元禮，媳婦康氏、董氏、江氏，女一，適江西諶廷佐。孫男六，三鳳娶袁氏，三仁、三杰、三聘、寄孫、五哥。孫女八，長適王夢炳，次許適袁友端，三許適邵應(yīng)瑞，四許適程日新，余未笄。曾孫男一，登孫。以咸淳乙丑九月辛酉葬公于鯤池之皋，距所居百步，不啻便定省也。姑述其梗概，納諸幽宮云。里末進士胡憲記。
在康山發(fā)現(xiàn)的南宋壙記（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上引《壙記》的落款是“進士胡憲記”。胡憲，南宋余干縣人，曾于景定元年（1260）參加過“解試”。 同時，壙記主人公也生活在南宋開禧至景定年間。由此，通過壙記作者和壙記主人公的信息，我們可以斷定這是一塊南宋末期的墓志。尤為重要的是，壙記中載有“康山宛在湖中，士大夫東南行者，維舟其下，必上元禮所居而登覽焉”。 雖然“宛”字有“如同”、“好像”之意，但結(jié)合前引楊萬里“四月十三日度鄱陽湖，湖心一山曰康郎山，其狀如蛭，浮水上” 之記載，可以肯定南宋中后期康山已在湖中無疑。此外，上引碑文也說明此時的康山已是鄱陽湖上重要的水路航道之一，以致宋代政府在康山設(shè)立“榷酤”收取酒稅，現(xiàn)在康山王氏的祖先就是因為被有司任作“榷酤”而定居康山的。
此外，吳修安根據(jù)1983年出土《宋故趙善士墓志》中“公宅之北，鄰於鄱陽大湖”的記載，并結(jié)合其他相關(guān)史料，認為南宋初鄱陽湖的西南界已到達了趙家圍一帶。 同時，南宋洪邁《夷堅志》中有記載云：“鄱陽近郭（雙港）數(shù)十里多陂湖，富家分主之”。 由此可知，在離鄱陽縣城不遠的雙港已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湖澤存在，南宋初期鄱陽湖的東界大致已經(jīng)越過蓮荷山、鄱陽山抵達鄱陽縣城附近。鄱陽湖的南界則與唐中葉以來擔石湖的南界基本相同，大致在鄔子港、瑞洪一帶，康郎山已位于湖中。北界的棠蔭、四望山都已在湖中或湖邊，界址與現(xiàn)今鄱陽湖的北界基本相同。至此，現(xiàn)今鄱陽湖的大體范圍已基本形成。
作者繪制的清代鄱陽湖地圖
本文節(jié)選自劉詩古著，《資源、產(chǎn)權(quán)與秩序：明清鄱陽湖區(qū)的漁課制度與水域社會》，社科文獻出版社201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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