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與語文學

20世紀80年代初，當我剛剛進入蒙元史學術(shù)領(lǐng)域時，老師們就吩咐我要多讀王國維、陳垣和陳寅恪等先生們的著作。當時囫圇吞棗、一知半解，但從此對他們的文章和學問有了很深刻的印象，對學術(shù)研究也有了敬畏之心，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其實，王國維、陳寅恪二位先生的學問在那時候就已經(jīng)是曲高和寡，幾成絕唱了。他們漸漸變成一個符號、一種象征，人們開始把對一位理想型的偉大學術(shù)人物的希望和期待寄托在他們身上，他們是民族、國家、學術(shù)、傳統(tǒng)、氣節(jié)和情懷的象征，是中國文化的“托命之人”。

王國維（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

陳寅?。?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

今天，人們對王國維、陳寅恪的崇拜愈演愈烈，陳寅恪倡導的“獨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成了當代學人夢寐以求的學術(shù)理想。比較而言，人們對他們的學問和學術(shù)本身卻并沒有深刻的認識和體會，坊間流傳著很多關(guān)于他們的軼事，卻較少有人專業(yè)地討論他們的學術(shù)及其得失。（ 較早對陳寅恪的學術(shù)做比較全面總結(jié)的是胡守為先生，他為20世紀90年代初出版的《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撰寫了長篇的“前言”，很好地總結(jié)了陳寅恪的學術(shù)經(jīng)歷和學術(shù)成就。陳寅?。骸蛾愐∈穼W論文選集》“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頁。） 或有談學術(shù)的，但說得最多的總是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和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記得很多年前，蔡美彪先生曾經(jīng)說過：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是他還沒有真正開始其輝煌的學術(shù)生涯前的試筆之作，而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則是在他年老目盲、無法自主地進行學術(shù)研究之后的述懷之作，或即如其自謙的“留命任教加白眼，著書唯剩頌紅妝”（蔡鴻生：《“頌紅妝”頌》，《仰望陳寅恪》，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1—24頁）。 它們各有各的優(yōu)秀，但都不能算是他們最具代表性意義的學術(shù)作品。

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

我生也晚，先學蒙元史，后習藏學、佛教學，從學幾十年間一直仰望著王國維、陳寅恪二位先生。自己亦曾有很長的留學歐美的經(jīng)歷，對陳寅恪留學的兩個主要學術(shù)機構(gòu)，即哈佛大學的印度和梵文研究系以及柏林大學（洪堡大學），也比較熟悉。（陳寅恪曾先后兩次入學的柏林大學，其實就是今天的洪堡大學。這所大學創(chuàng)建于1810年，開始時稱柏林大學，1828年改稱為K?nigliche Friedrich –Wilhelms-Universit?tzu Berlin，1948年改稱柏林洪堡大學[Humboldt-Universit?tzu Berlin]，以此與1948年于西柏林建立的自由大學[Freie Universit?t]作區(qū)分。此外，陳寅恪當年于哈佛留學時的“印度語文學系”[Department of Indic Philology]后于1953年改名為“梵文和印度研究系”[Department of Sanskrit and Indian Studies]，新世紀后又改名為“南亞研究系”[Department of South Asian Studies]。）陳寅恪在這兩個地方主要接受的是梵文、巴利文和印度學的訓練，同時也學習了藏文、蒙文、突厥（古回鶻）文、西夏文、滿文、波斯文等，受到了全面的中亞語文學（Central Asian Philology, Sprach- und Kulturwissenschaft Zentralasiens）學術(shù)訓練（有關(guān)陳寅恪海外留學的經(jīng)歷，參見陳懷宇《在西方發(fā)現(xiàn)陳寅恪》，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陳寅恪歸國后的前十年間，曾長期和流亡中的愛沙尼亞男爵鋼和泰（Baron Alexander von Sta?l-Holstein）一起研讀梵文佛教文本，做梵、藏、漢文本佛典《大寶積經(jīng)》《妙法蓮華經(jīng)》的對勘和比較研究（王啟龍：《鋼和泰學術(shù)評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有關(guān)漢藏佛學研究歷史的回顧和學科設(shè)想，參見沈衛(wèi)榮《漢藏佛學比較研究芻議》，《歷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51—63頁）。 我時常重讀陳寅恪的一些學術(shù)文章，對他的學術(shù)方法和學術(shù)成就有過一些總結(jié)和反思。于此，斗膽略陳管見，以就教于方家。

一

從最初的學術(shù)志向、訓練和成就來看，陳寅恪首先是一位十分杰出的語文學家，確切地說，他是一位典型的東方語文學家（oriental philologist）。（陳寅恪曾提到：“昔年德意志人于龜茲之西，得貝葉梵文佛教經(jīng)典甚多，柏林大學路得施教授Prof. Heinrich Lüders檢之，見其中有大莊嚴論殘本。寅恪嘗游普魯士，從教授治東方古文字學，故亦夙聞其事?！标愐　锻苡黥N論梵文殘本跋》，原載《清華學報》1927年第2期；今見于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18年版，第234頁。此之所謂“東方古文字學”即與“Oriental Philology”對應(yīng)。當時多有將Philology翻譯成“古文字學”或者“比較文字學”的，如胡適先生為北京大學制定的文科課程中即將Philology稱為“古文字學”。Lüders教授在柏林大學的教席是“印度語文學”[Indische Philologie]或者“印度古代語言和文獻學”。）或有人會問什么是語文學？什么樣的人又可稱是語文學家？在這個語文學已遭遺忘的時代，要回答這兩個問題恐怕不是三言二語的事情。語文學本來就有不同的范疇和維度，它于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含義。于陳寅恪之學術(shù)養(yǎng)成的那個年代，即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世界學術(shù)承整個19世紀歐洲學術(shù)之流風余緒，儼然還是一個語文學的黃金時代。那個時代的人文科學學術(shù)研究以語文學為主流，或者說語文學就是那個時代的科學的人文學術(shù)研究的一個總稱或者代名詞。它是所有人文科學研究的基本手段和學術(shù)方法，具有至高無上的學術(shù)地位（James Tuner, Philology: The Forgotten Origin of the Modern Humanit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那個時代的人文科學研究還沒有嚴格地細分為歷史、文學、哲學等分支學科，所有的人文學者，不管從事哪個具體的學術(shù)領(lǐng)域，你都必須是一位語文學家。換句話說，一名人文學者，若強調(diào)從語言和文本入手進行人文科學研究，通過學習這個民族/地區(qū)/國家之語言，整理和解讀他們的文獻，進而嘗試研究和建構(gòu)這個民族/地區(qū)/國家之歷史、思想、宗教、文化和社會，那么，他/她就是一名稱職的語文學家（關(guān)于語文學和語文學的不同范疇，參見沈衛(wèi)榮《說不盡的語文學》，《光明日報》2019年9月1日光明閱讀版）。 毋庸置疑，陳寅恪就是那個時代的一名杰出的語文學家和人文學者。

James Turner著《語文學：現(xiàn)代人文科學被遺忘的起源》

今天，人們習慣于將語文學與哲學、思想和理論對立起來，以為語文學家是與思想家、哲學家對立的學術(shù)人類，他們是一些整日躲在象牙塔內(nèi)，專注于做瑣碎的、技術(shù)的考據(jù)之學的冬烘先生。這是對語文學和語文學家們的深刻誤解。語文學家從來就不是一些沒有思想、沒有情懷的書呆子，他們不過是一群更理性、更科學、更獨立、更自由、更堅信學術(shù)崇高和信守學術(shù)規(guī)范的人文科學學者。即使陳寅恪的家世、經(jīng)歷、學術(shù)和學識，都足以把他成就為一位十分有思想、有情懷的優(yōu)秀人文學者，但從學術(shù)史的角度來看，他無疑是一位語文學家，而不是一位思想家或者哲學家。

或值得一提的是，今人感同身受、孜孜以求的“獨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于陳寅恪這里原本說的就是語文學賦予現(xiàn)代人文科學學者的一種根本的學術(shù)態(tài)度和學術(shù)品格?，F(xiàn)代人文科學研究的基礎(chǔ)和主要特征就是它必須是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studies，即必須是歷史的和語文學的研究，同時還要求研究者必須具備最基本的學術(shù)批判精神。換言之，只有當人文科學研究是一種歷史的、語文學的和批判性地研究，它才能脫離中世紀神學、經(jīng)學的束縛，脫離現(xiàn)實政治和宗教神權(quán)的影響，所以，它才是現(xiàn)代的、理性的和科學的學術(shù)研究，否則人文科學，即與自然科學相對應(yīng)的“精神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就難以稱得上是科學，人文學者也就不可能具有“獨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筆者以為，陳寅恪所說的“獨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于當時的語境中更多的是表達他的一種學術(shù)態(tài)度，而不是一種現(xiàn)實的政治立場。歷史學和語文學研究的科學性使人文學術(shù)研究最終得以打破神學、經(jīng)學，以及現(xiàn)實政治和宗教的影響和束縛，達到現(xiàn)代人文學術(shù)研究所要求的科學和理性的境界，這才使人文學者能夠真的具備“獨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并使它們成為每一位人文學者必須要堅持的學術(shù)立場、原則和品格。他在《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說：“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痹d清華大學《消夏周刊》1929年第1期，轉(zhuǎn)引自《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46頁。我理解這段話當不是陳寅恪對超越其學術(shù)成就之外的王國維的政治態(tài)度的贊美，而更是對他的學術(shù)立場和學術(shù)精神的肯定和頌揚，是對支撐起這種學術(shù)立場的人文學者的人格力量的強調(diào)。陳寅恪后來于1932年在清華開“晉至唐文化史”時曾對學生們說過這樣一段話：“而講歷史重在準確，不嫌瑣細。本課程的學習方法，就是要看原書，要從原書中的具體史實，經(jīng)過認真細致、實事求是的研究，得出自己的結(jié)論。一定要養(yǎng)成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評態(tài)度?！憋@然，陳寅恪于此主張的“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評態(tài)度”指的同樣就是人文學術(shù)研究必須堅持的基本立場和原則。[見蔣天樞《陳寅恪先生傳》，氏撰《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頁。]關(guān)于語文學與自由的關(guān)系，參見Sheldon Pollock, “Philology and Freedom,”Philological Encounters, 1, Leiden 2016, pp. 4-30.）

陳寅恪在《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說：“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陳寅恪早年于海外所學涉及梵文/印度學、佛教學、藏學、蒙古學、突厥學（古回鶻研究）、西夏學和滿學等眾多學術(shù)領(lǐng)域，或都可歸入東方學或者東方語文學（oriental philology）的學術(shù)范疇。而那個時代所有屬于東方學范疇的學科從事的都是一種語文學的研究，即從研究這些民族、地區(qū)和國家的語言、文獻入手，進而建構(gòu)它們的歷史、社會、哲學、思想和宗教文化，這是一種“民族語文學”（national philology）的研究。這樣的學術(shù)格局的改變肇始于人文科學逐漸被劃分成眾多不同的分支學科，且被不斷精細化。至20世紀下半葉，北美“區(qū)域研究”（area studies）異軍突起，從此語文學的主導地位被徹底打破。“民族語文學”式的東方學研究逐漸被改變成為一種以多學科、跨學科，或者用社會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一個地區(qū)、民族和國家的歷史、社會、文化、政治和現(xiàn)實的學問。就如在傳統(tǒng)漢學被現(xiàn)代的“中國研究”取代之后，語文學也就隨之退出了學術(shù)的前臺。有幸的是，即使是在作為現(xiàn)代人文科學之源頭和代名詞的語文學幾乎被遺忘了的今天，陳寅恪當年主修的東方文本語文學（oriental textual philology）學術(shù)領(lǐng)域依然被人當作是狹義的語文學的典型代表，它們中的一些專業(yè)正頑強地堅守著語文學最后的學術(shù)陣地。

二

以往人們習慣于從近世思想史的角度對陳寅恪自許平生所從事的“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學”提出了很多哲學的和思想的解釋，其中難免摻進了不少想象和拔高的成分，或有過度詮釋之嫌。其實，我們不妨把陳寅恪的這種說法簡單地理解為是他對他自己的治學方法的一種表白，表現(xiàn)出的是他于學術(shù)上的一種自信，甚至自負。他將自己的學問定位為“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學”，絕不是要給他自己所從事的學術(shù)研究做出一個明確的時空界定，即把他的學術(shù)研究的范圍限定為對“中古史”的研究，而是要樹立起一種打破古今、中西之壁壘的崇高的學術(shù)觀念和理想。所以，我們或更應(yīng)把它看成是陳寅恪對自己的學術(shù)實踐和方法做出了一個非常高調(diào)的statement，這是一種很有氣魄的學術(shù)宣言。“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實際意義是“亦古亦今、亦中亦西”，此即是說，他要在世界的東方學研究領(lǐng)域內(nèi)做出一種貫通和超越古今、中西的學問。

陳寅恪無疑是世間百年難遇的一位天才型學者，他的學術(shù)人生曾于諸多不同的學術(shù)領(lǐng)域內(nèi)縱橫馳騁，皆能發(fā)前人之所未發(fā)，自成一家之言。今人總結(jié)他為學術(shù)的一生，常把他對中國中古史的研究看成是他最高的學術(shù)成就，這顯然有失偏頗。他之所以能在沒有學位、沒有發(fā)表一篇學術(shù)論文的情況下就被聘為清華國學院的四大導師之一，之所以今后能在中古史和中古文學研究領(lǐng)域取得超越同時代中西方學者的巨大成就，這都無不與他所從事的“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之學”有重大的關(guān)聯(lián)。而且，盡管從表面看來，他對中國中古史和中古文學的研究與他最初的學術(shù)經(jīng)歷、志向關(guān)聯(lián)不大，他在哈佛和柏林留學時用力最多、最用心的是接受西方梵文/印度學和中亞語文學的訓練。但正是因為他在海外接受了優(yōu)秀的中亞（西域）語文學的訓練，才使他后來所做的漢學研究獨步于當時的漢學世界。陳寅恪在中亞語文學領(lǐng)域有過具有開創(chuàng)性意義的世界一流作品，他是現(xiàn)代中國之梵文/印度學、西藏學、蒙古學和西夏研究等許多學術(shù)領(lǐng)域的開創(chuàng)者之一，這使他同時也成為一名超越了以乾嘉學派為代表的傳統(tǒng)漢學的中國“民族語文學”（新漢學/中國學）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

在德國留學的陳寅恪

陳寅恪留學期間學過梵文、巴利文、藏文，以及蒙古文、滿文、古回鶻文、西夏文、波斯文等東方和中亞（西域）語文，據(jù)稱他也曾學過拉丁文、希臘文等歐洲古代語文，當然他還通英、法、德、日等現(xiàn)代語文。僅從他掌握這么多東西方語文的能力來說，陳寅恪無疑是一位難得的優(yōu)秀東方語文學家。過去常見有人討論陳寅恪的西學水準，想知道他的西學功底到底有多深厚。其實，回答這個問題的關(guān)鍵是如何定義西學。如果將西學定義為純粹的西方人文學術(shù)，或者西方古典學，那么，除了傳說他通希臘文、拉丁文外，陳寅恪在這方面不但沒有專門著述，而且也沒有留下很多線索，后人很難予以客觀評價。如果我們可以把語文學、特別是把西方以語文學為主流的東方學研究，也認作西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話，那么，他亦當稱得上是一位西學大家。今天我們?nèi)粢f陳寅恪學貫中西，其中的西學指的只能是西方的東方學，更確切地說，是西方的東方語文學。

讀陳寅恪的學術(shù)著作，特別是他前期的學術(shù)論文，不難看出他所做的學術(shù)研究都是用語文學方法，在批判性地吸收了中、西方最新研究成果之后，充分利用新發(fā)現(xiàn)的和前人沒有能力利用和解讀的多語種文獻資料，對中國各民族的歷史、宗教和文化所做出的前沿性的研究成果。由于陳寅恪對西方的中亞（西域）語文學研究有非常好的了解，使他對中國，特別是中國之西域的研究，超越了以清乾嘉學術(shù)為代表的中國傳統(tǒng)漢學研究的成就，把被西方學者稱為“中國語文學”的乾嘉考據(jù)之學推上了一個新的臺階（Benjamin A. Elman, “Early Modern or Late Imperial? The Crisis of Classical Philology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World Philology, edited by Sheldon Pollock, Benjamin A. Elman and Ku-ming Kevin Cha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與此同時，由于陳寅恪對中國傳統(tǒng)學術(shù)的精深了解，和他對中國和日本相關(guān)學術(shù)成果的掌握和吸收具有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故在很多與漢學和中亞語文學相關(guān)的具體課題的研究上，他也做出了比同時代的西方漢學家和中亞語文學家們更淵博、更精深的學問，充分反映出了他所期許的這種“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學”的典型特征和學術(shù)高度。

傅斯年曾將以研究漢語語言文獻和傳統(tǒng)文史研究為主的中國研究稱為“漢學”，同時把西方學者利用西方歷史語言學和中亞（西域）語文學的知識和方法，來解讀和解釋漢文文獻中的非漢語詞匯及其歷史和文化含義，以及研究古代中國周邊諸非漢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傳統(tǒng)的那一套學問稱為“虜學”，而理想中的世界最一流的、現(xiàn)代的漢學（更確切地說是中國學、中國“民族語文學”）研究應(yīng)該就是“漢學”與“虜學”的完美結(jié)合。傅先生倡議建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宗旨就是要通過將西方以“虜學”為特色的漢學/中國學研究傳統(tǒng)引入中國，以此為榜樣來建構(gòu)和實踐中國的“民族語文學”，并由此而實現(xiàn)對中國傳統(tǒng)人文學術(shù)的現(xiàn)代化，在中國建立起一個科學、理性和學術(shù)的現(xiàn)代人文科學研究機構(gòu)和傳統(tǒng)。（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工作旨趣》，原刊民國十七年（1928）十月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Perry Johansson，“Cross-Cultural Epistemology: How European Sinology Became the Bridge to China’s Modern Humanities，”The Making of the Humanities, Volume III: The Modern Humanities, Rens Bod, Jaap Maat&Thijs Weststeijn eds.,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449-464.）

傅斯年撰文《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工作旨趣》，刊于民國十七年（1928）十月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

就當時世界漢學研究的總體而言，中國學者精于“漢學”，西方學者專擅“虜學”。職是之故，要把世界漢學研究的中心從巴黎奪回北京的難點和重點不在于“漢學”，而在于“虜學”。而陳寅恪的“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之學”恰好就是“漢學”與“虜學”的完美結(jié)合，他本人既精通“漢學”，也長于“虜學”，所以，盡管他在西方從沒有主修過漢學，可他的學術(shù)能力卻可以媲美當時世界最一流的漢學家。中國傳統(tǒng)漢學的訓練對他來說幾乎是俱生成就，而他的留學經(jīng)歷又全部是“虜學”訓練的紀錄。于哈佛、柏林多年潛心于學習梵文/印度學和中亞語文學的經(jīng)歷，并沒有讓他日后成為一名專業(yè)的梵文/印度學家和中亞語文學家，然而，他學到的這一套語文學方法和他所接受的多種西域胡語的學習和訓練，卻既保證他成為一名可與西方優(yōu)秀東方學大家比肩的“虜學家”，同時也使他成就為一名超越了傳統(tǒng)中國學問大家的無與倫比的現(xiàn)代漢學大家。（對此或亦可引傅斯年對陳寅恪的評價為依據(jù)，傅先生在他所著《史學方法導論》中引陳寅恪的《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一文作為“純粹史學的考定”的一篇范文，以此說明“其實史學語學是全不能分者”。其中說：“我的朋友陳寅恪先生，在漢學上的素養(yǎng)不下錢曉徵，更能通習西方古今語言若干種，尤精梵藏經(jīng)典。近著‘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一文，以長慶唐蕃會盟碑為根據(jù)?！昱f史之誤書，異國譯音之訛讀，皆賴以訂。’此種異國古文之史料至不多，而能使用此項史料者更屬至少，茍其有之，誠學術(shù)中之快事也?！薄陡邓鼓耆返?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1頁。）

過去人們習常以為陳寅恪歸國后的前十余年間主要致力于從事中亞語文學或者“虜學”的研究，到20世紀30年代末，因戰(zhàn)亂而不得不“轉(zhuǎn)移于滇池洱海之區(qū)”“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間”，從此便放棄了西域胡語和西北史地研究，開始專注于中國中古史的研究。事實上，陳寅恪畢生的學術(shù)研究都是以研究漢文文獻和中國的歷史、宗教、文化為出發(fā)點的，他早年在西方所受到的“虜學”訓練和學術(shù)技能，絕大部分都被他用來幫助他解讀那些從純粹的傳統(tǒng)漢學的角度無法解讀或者被誤讀了的漢文文獻，進而揭示這些文獻中隱含的那些不屬于漢族傳統(tǒng)的歷史和文化內(nèi)容。他從來沒有專注于純粹的梵文/印度學、藏學、蒙古學、突厥學等專業(yè)學術(shù)領(lǐng)域的研究，而更多的是將他在這方面的學術(shù)訓練和造詣用于幫助他更好地從事漢學研究，即如云“嘗取唐代突厥、回紇、吐蕃石刻補正史事”者，他的學術(shù)關(guān)注點始終是漢語語文學，漢語文獻（文學）和中國歷史、宗教和文化從來都是他所作學術(shù)研究的起點和重點。

《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蔣天樞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書中編有《陳寅恪先生論著編年目錄》。

自1926年開始陳寅恪執(zhí)教于清華國學院，他于最初幾年間發(fā)表的學術(shù)文章以對漢譯佛經(jīng)的語文學研究為主，教授“佛經(jīng)翻譯文學”“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梵文文法”和“蒙古源流研究”等。但隨后幾年發(fā)表的作品中，即已多見《元代漢人譯名考》《三國志曹沖華佗傳與佛教故事》和《西游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等非典型的佛經(jīng)研究類的漢語語文學研究文章。自1931年始任清華大學中文系、歷史系合聘教授后，除了繼續(xù)開設(shè)“佛經(jīng)文學”課程外，他也教授“世說新語研究”“唐詩校釋”“魏晉南北朝史專題研究”和“隋唐五代史專題研究”等課程。雖然，他研究中國中古史的兩部力作《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分別寫成于1939年和1941年，但是，他對李唐氏族的研究最早見于1931年，而于整個30年代他發(fā)表的著作中已多見他對隋唐家族、制度和唐代宗教、政治史的研究文章，它們與他對佛經(jīng)文學、敦煌文獻和西藏、蒙古文獻、歷史的研究并行不悖。由此可見，他的學術(shù)興趣自始至終以漢語佛教經(jīng)文、漢語文學和中國中古史、中古佛教史研究為主，并沒有在十年之間發(fā)生斷裂式的改變（蔣天樞編：《陳寅恪先生論著編年目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第193—203頁）。

三

如前所述，陳寅恪的中亞（西域）語文學造詣，不但使他超越了傳統(tǒng)的中國漢學家和中國學術(shù)，而且也使他成就為一名西方學術(shù)語境中的優(yōu)秀的東方學家。但是，他之所以既能于中國被推上現(xiàn)代學者的頭把交椅，人稱清華園內(nèi)“教授中的教授”，同時又能受到西方學界的高度推崇，英國牛津大學曾兩次請他入掌漢學教席，這大概既不是因為他的中亞語文學造詣高于西方學人，也不在于他于傳統(tǒng)漢學的造詣超過了他同時代的其他中國學術(shù)大家，而在于他兼擅“漢學”與“虜學”，超越了同時代的中西學術(shù)大家。

于此，我們或可將陳寅恪與20世紀世界漢學拿摩溫、法國學者伯希和（Paul Pelliot）做一個簡單的比較。同樣，伯希和既是一名杰出的漢學家，也是一名偉大的中亞語文學家，他雖然主修漢學，并有非常卓越的造詣，但他對漢語文以外諸多胡語及其文獻也有十分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尤其擅長對它們進行比較研究。他于國際漢學的學術(shù)地位之所以崇高到令人至今無法望其項背，即正在于他能夠?qū)h學和中亞語文學研究熔于一爐，令二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伯、陳二位先生的學問原則上取徑一致，但各有千秋。顯然，在中亞語文學方面，特別是在歷史語言學和審音勘同這個領(lǐng)域，伯氏遠勝于陳氏；但若論對漢學的精熟，陳氏則勝于伯氏，不可想象伯希和也能寫出像《論再生緣》或者《柳如是別傳》這樣的作品，甚至他也不可能寫出像《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這樣的歷史著作。作為人文科學研究之基本學術(shù)方法的語文學本身具有兩個不同的維度，一是實證的、科學的和技術(shù)性的維度，一是人文的、推測性的維度（speculative dimension），前一維度發(fā)展成為語言學研究，后一維度則演化為文學研究，特別是比較文學研究。同為語文學家的伯希和與陳寅恪顯然于這兩個維度中各擅其一，于科學性、語言學伯勝于陳，于推測性、文學研究陳勝于伯。

保羅·歐仁·佩利奧（Paul Eugène Pelliot，1878年5月28日-1945年10月26日），漢名伯希和，字履中，法國語言學家、漢學家、探險家。

值得一提的是，伯、陳二人的治學和著作風格亦頗為類似，既都有別人難以企及和復制的淵博、精致，同時也都有與眾不同的獨立和自由的學術(shù)品質(zhì)。伯希和雖一生著述宏富，但基本沒有專著傳世，其大部分作品都是對一部古代文本或者今人研究成果的解讀和評注，著述從來信馬由韁，雖多考據(jù)，腳注常較正文內(nèi)容更加豐富，然下筆萬言，無一句戲論。（Denis Sinor, “Remembering Paul Pelliot, 1878-1945,”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19, No. 3, 1999, pp. 467-472; HartmutWalravens, Paul Pelliot [1878–1945]: His Life and Works - A Bibliograph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Oriental Studies IX.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2001.）同樣，陳寅恪早年的學術(shù)論文很大一部分也都是為他人著作所作的序、跋、［讀］書后［記］、補正和箋證之類的作品，文章形式不拘一格，大都很短小，要言不煩，但學問之廣大，令人嘆服。讀者雖或一時不解其重心和要害之所在，卻不難瞥見其汪洋恣肆、博大精深。（俞大維先生稱陳寅恪本來是可以寫出一部新蒙古史的，“他平生的志愿是寫成一部‘中國通史’及‘中國史的教訓’，如上所說，在史中求史識。因他晚年環(huán)境的遭遇，與雙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劇”。《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第51頁。）如果按傅斯年對“漢學”和“虜學”的劃分標準來評價，伯氏和早期的陳氏所做的學問都更側(cè)重于“虜學”，都是以“虜學”助攻漢學。然而，后期的陳寅恪則專注于漢學，特別是進入晚年之后，他又主要專注于解讀和研究詩文類的漢語文學作品，以詩證史，而較少涉及中亞語文學研究。而伯希和的研究則自始至終多以中亞語文學為側(cè)重點，并因此而獨步世界漢學，為漢學研究的進步做出了無與倫比的特殊貢獻。

坊間盛傳日本學者白鳥庫吉曾于1934年以中亞史問題向德、奧諸國學者請教，未得圓滿解決，時有柏林大學的學者建議他向陳寅恪教授請教。最終白鳥在陳寅恪給他的回信中得到了滿意的答案，于是對陳寅恪敬服得五體投地（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增訂版]，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98年版，第68頁；《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第82頁）。 這個故事或只是一個傳說，迄今并無實證。然而，陳寅恪對白鳥庫吉之學問的評價卻有案可稽，他在1936年給中研院史語所的年輕歷史學者陳玉書（即遼史專家陳述）的一封信中有這樣一段話，曰：“白鳥之著作，一日人當時受西洋東方學影響必然之結(jié)果，其所據(jù)之原料、解釋，已緣時代學術(shù)進步發(fā)生問題。且日人于此數(shù)種語言，尚無專門權(quán)威者，不過隨西人之后，稍采中國材料以補之而已。公今日著論，白鳥說若誤，可稍稍言及，不必多費力也。”（蔣天樞：《師門往事雜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第245頁）顯然，在對中、西學術(shù)都有足夠自信的陳寅恪看來，白鳥庫吉當時受了“西洋東方學影響”而“稍采中國材料”做成的學問并不很值得推崇。白鳥在日本倡導西域和滿蒙研究確實就是因為受到西方東方學研究成就的刺激和影響，但他對西方和中國的了解，和他于漢學和“虜學”兩個方面的造詣顯然都不及陳寅恪，是故，年長于陳寅恪二十五年的白鳥庫吉佩服這位中國晚輩學術(shù)同行的學問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的。

四

陳寅恪據(jù)說精通二十余種語文，聞?wù)邿o不心悅誠服、歡喜贊嘆。不得不說，這只不過是人們神話化建構(gòu)學術(shù)偶像時慣用的一種善巧方便。其實，要想成為一名出色的語文學家，甚至語言學家，并不是只要發(fā)奮多學幾種語言，就可以即身成就，功德圓滿的。也不是說誰懂的語言越多，誰的學問就一定更大、更好，語文學家和語言學家都不是非得懂上幾十種外語不可。就如懂漢語文或者懂藏語文，并不表明你就是一名出色的漢學家或者藏學家一樣，它只是能成為漢學家和藏學家的一個必要條件，但還遠不是充分條件，除此之外，你還需要接受其他一系列精致和復雜的語文學學術(shù)訓練。況且，學術(shù)語言還分為目標語言和工作語言，如梵文、藏文、蒙文、滿文、回鶻文、西夏文等，都是目標語言，它們是需要學者們以畢生的精力投入進去的專業(yè)研究的對象。而英、法、德、俄、漢、日文等，則是學術(shù)研究的工作語言，對工作語言的掌握并不像對目標語言的掌握那么嚴格、艱難和有學術(shù)意義。

語文學家與專業(yè)的語言學家不同，他們不專門研究語言及其形式本身，而是要通過對語言的學習和研究更好地解讀文本，以揭示文本中所蘊含的歷史真相和文化意義。盡可能多地掌握多種語言當然是從事語文學研究，特別是文本語文學（textual philology）和比較語文學（comparative philology）研究的一個重要條件，但衡量一名學者是不是優(yōu)秀語文學家的標準，并不只是他/她懂得多少種語言，除此之外，他還需要接受更多種與語言、文字、文本、歷史、宗教和文化研究相關(guān)的專業(yè)學術(shù)訓練。例如，如果你是一位印藏佛教語文學家，那么，你必須通梵文和藏文，假如你還能兼通巴利文、漢文、蒙古文等語文，則無疑更好，但你并不需要學通所有與佛教相關(guān)的語言。與此同時，還必須接受與佛學相關(guān)的其他諸如歷史學、哲學和宗教學領(lǐng)域的多種專業(yè)學術(shù)訓練。

顯然，陳寅恪并無意于成為一名職業(yè)的語言學家，雖然很長時間內(nèi)語言研究，特別是歷史語言學曾被人當作語文學的代名詞，但他并不特別擅長于做“審音勘同”一類的歷史語言學的學術(shù)研究。例如，他曾試圖重新構(gòu)擬漢譯元帝師八思巴（1235—1280）造《彰所知論》（Shesbyarabgsal）中出現(xiàn)的“多音國”一詞的藏文原文，卻犯了很不語文學的錯誤，受到后人詬病（沈衛(wèi)榮：《再論〈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七本第四分，2006年，第697—727頁）。 在語言學和歷史語言學這個領(lǐng)域，與他同時代或稍后的趙元任、李方桂和韓儒林等中國學者，都比他更專業(yè)、更優(yōu)秀。陳寅恪無疑更樂意于把他過人的語文能力和知識積累，應(yīng)用于多語種文本的比較研究上，即用于通過廣泛地閱讀和比較多語種的宗教、文學和歷史文獻，來研究和解釋諸民族和宗教的歷史，特別是研究不同民族、宗教和文化之間互動和交流的歷史，并通過對不同語種文本之間的傳承和嬗變關(guān)系的梳理，來理清某些特定的詞匯、敘事、觀念、習俗和制度、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間的流傳和變革的歷史。不言而喻，這同樣是一種十分典型的從語言到文本，再到歷史和文化的語文學研究路徑。

當陳寅恪于1926年秋赴任清華大學國學院導師，講授“佛經(jīng)翻譯文學”和“梵文文法”時，他或是當時全中國唯一一位懂梵文的大學教授。比他更早在中國大學開梵文課的是鋼和泰，自1921年開始他就曾受邀在北京大學做印度學、佛學和梵文講座，當時貴為北大文科學長的胡適先生還曾親自擔任口譯。（錢文忠：《男爵和他的幻想：紀念鋼和泰》，《讀書》1997年第1期，第49—55頁；王堯編著：《平凡而偉大的學者于道泉》，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2—313頁。關(guān)于鋼和泰生平和對亞洲研究的學術(shù)貢獻的簡明介紹，參見Serge Elisseeff, “Stael-Holstein's Contribution to Asiatic Studie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3, 1938, pp. 1-8.）可是，當年的北大竟然窮到要連續(xù)拖欠鋼和泰特聘教授薪水長達二年之久的地步，北大的學生中也沒有真正對梵文、印度學特別感興趣者，迫使他不得不中斷了梵文課的教授。（于1932年2月25日致哈佛燕京學社社長George Henry Chase先生[1874-1952，考古學家，時任哈佛大學研究生院院長]的一封信中，鋼和泰做了如下陳情：“在漢印研究所的團隊工作持續(xù)改進的同時，我必須承認國立［北京］大學的學生在這很困難的幾個月里沒有顯示出對我們的研究有多少興趣。與對梵文相比，他們對政治更感興趣。我依然還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榮譽教授[完全不支薪]，但好多月來我沒有給任何中國學生上過課。在目前的危機結(jié)束以前，我大概不會再去上這些課了。不過，我繼續(xù)我的《蓮華經(jīng)》私塾課堂[每周四小時]?，F(xiàn)在我和雷興[(Ferdinand) Lessing]和陳寅恪[Tschen Yin Koh]二位教授一起讀《蓮華經(jīng)》[一個梵文本、一個藏文譯本、二個漢文譯本，和幾部注疏]。”）陳寅恪的梵文水準應(yīng)當具有相當?shù)母叨?，對此鋼和泰在他當年給哈佛燕京學社提交的年度報告書，以及他給胡適、商務(wù)印書館的多封信函中都有提及，稱陳寅恪的梵、藏文水準都不在他本人之下。有意思的是，鋼和泰在向哈佛燕京學社介紹陳寅恪時稱他是北京知名的作家、學者，后來還曾替《哈佛亞洲研究雜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邀請他為雜志撰寫漢學研究專稿。（Tschen Yin-koh, “Han Yu and the Tang Novel,”[《論韓愈與唐代小說》]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I, 1936, pp. 39-43.這是《哈佛亞洲研究雜志》的創(chuàng)刊號，它由哈佛燕京學社的首任社長、哈佛大學東方語言教授Serge Eliseeff 先生[1889-1975]創(chuàng)辦，邀請多位中國學者投稿。陳寅恪先生的這篇短文用漢文寫成，由這份雜志的聯(lián)合創(chuàng)辦人、哈佛大學畢業(yè)的第一位漢學博士魏楷[James R. Ware]先生親自翻譯成英文。魏博士主要研究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歷史文化，特別是那個時代的佛教和道教。同期雜志上，還有另外兩篇中國學者的文章，一篇是“中央研究院”趙元任的文章“Notes on Lia, Sa Etc..”另一篇是“國立北京大學”湯用彤的“The Editions of the Ss?-shih-érh-chang,”[論《四十二章經(jīng)》的版本]湯先生的文章也是魏楷博士翻譯的。此外，還有鋼和泰的文章“The Emperor Ch'ien-lung and The Larger S?u?ramgamasu?tra”[乾隆皇帝和廣本《首楞嚴經(jīng)》]。在蔣天樞編《陳寅恪先生論著編年目錄》中，這是陳寅恪發(fā)表的唯一一篇英文論文，但是在《哈佛亞洲研究雜志》第三輯紀念鋼和泰專號上至少還發(fā)表過陳寅恪的另一篇論文，即Tschen Yin-koh, “The Shun-Tsung Shih-Lu and The Hsu Hsuan-Kuai Lu”[《順宗實錄》與《續(xù)玄怪錄》],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3, pp. 9-16.這篇文章當也是由魏楷博士翻譯成英文的。有意思的是，陳寅恪兩次發(fā)文，第一次于1936年時標明“國立清華大學”，第二次于1938年時則標明“清華大學、長沙，湖南”。）陳寅恪是鋼和泰在北京所建立的漢印研究所（Institute of Sino-Indian Studies）中首屈一指的研究員，其他參與這個研究所工作的中國學者，如于道泉、林藜光等，都是鋼和泰的入室弟子，只有陳寅恪才是可與這位德國哈勒（Halle）大學的印度學博士并駕齊驅(qū)的同事和學術(shù)知己，他們先后都曾師從德國印度學家“路得施教授Prof. Heinrich Lüders”學習梵文，所以很多年間，陳寅恪每周六都要進城去東交民巷鋼和泰寓所和他一起閱讀、比勘梵、藏、漢文版《大寶積經(jīng)》《妙法蓮華經(jīng)》等。（陳寅恪女兒陳流求回憶：“父親從不滿足自己掌握的治學工具，每逢星期六上午，不分寒暑都進城到東交民巷找一位叫鋼和泰的外籍教師，學習梵文?！薄蛾愐∠壬幠晔螺嫛罚?2頁。）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鋼和泰未刊往來書信集》，哈佛燕京圖書館文獻叢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

陳寅恪曾評價鋼和泰“學問不博，然而甚精” （語見陳寅恪致傅斯年函，《陳寅恪書信集》，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版，第48頁；參見陳懷宇《從陳寅恪論鋼和泰的一封信談起》，《書城》2009年第6期，第13—18頁）。平心而論，比較他們二人的學問，論博雅陳遠勝于鋼，然論專精他或比鋼遜色，這是因為他們二人有完全不同的學術(shù)定位。鋼和泰是地道的印度學家、佛學家或者中亞語文學家，他的學術(shù)研究專注于梵、藏、漢文佛教文本的對勘，而且更用心于語言的研究，除了對《大寶積經(jīng)》的對勘研究于國際佛教學界獨樹一幟外，他亦對吐火羅語研究的進步有所貢獻，還發(fā)表過《音譯梵書與中國古音》一文，有意通過漢譯佛經(jīng)與梵文原典的對勘來研究漢語古音韻。（鋼和泰著、胡適譯：《音譯梵書與中國古音》[The Phonetic Transcription of Sanskrit Works and Ancient Chinese Pronunciation]，《國學季刊》1923年第一期；鋼和泰曾于1928年被哈佛大學聘為漢語講師，1929年始被聘為中亞語文學教授，但他選擇很快回到北京，主持中印研究所的工作，其原因是他認定北京才是從事佛學研究最理想的地方，只有這里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和蒙古佛教才都還是活著的傳統(tǒng)。而陳寅恪則對佛教教法、義理本身并沒有像對文本和歷史那樣有很大的研究興趣。）而陳寅恪盡管主修梵文/印度學多年，卻最終并沒有成為一位職業(yè)的梵文/印度學家，他也不能被算作是一位專業(yè)的藏學家或者蒙古學家、突厥學家、西夏學家等等。他的學術(shù)著作涉及了以上所有領(lǐng)域，卻但開風氣不為師，都是點到為止，并沒有專注和深入于其中任何一個特殊的專業(yè)領(lǐng)域。

《鋼和泰學術(shù)年譜簡編》，王啟龍編著，中華書局2008年3月出版。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一位職業(yè)的印度學家或者藏學家、突厥學家、蒙古學家、西夏學家等東方語文學家，通常都會專注于對一個古代的梵文、藏文、回鶻文、蒙文、西夏文的文本研究，先設(shè)法收集到這個文本的所有不同的抄［版］本，對它們進行比較和對勘，據(jù)此制造出一個十分精致和可靠的精校本（critical edition），然后對它進行翻譯和注釋。于今，人們常將這種傳統(tǒng)的東方文本語文學研究狹義地界定為語文學，似乎只有這樣的專業(yè)文本研究才是語文學的正宗。這種類型的文本語文學研究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發(fā)展得越來精致，學術(shù)門檻和要求越來越高，而今日能牢固堅守這種傳統(tǒng)的學術(shù)領(lǐng)域卻越來越少，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學科當推印藏佛學研究（Indo-Tibetan Buddhist Studies）。遺憾的是，與此同時語文學卻越來越被邊緣化，最終淪為一門拾遺補缺的、流亡中的學問。好像只有當它的研究對象在時空上離研究者越遙遠，語言越冷門、文本越破碎的時候，語文學才需要最大程度地到場，否則就無用武之地。正因為如此，語文學今天才會被人譏諷為“妝扮整齊，卻無處可去”（all dressed up, but nowhere to go），遠不如高談理論、闊論范式的那一類學術(shù)受歡迎（Sheldon Pollock,“Future Philology? The Fate of a Soft Science in a Hard World,”Critical Inquiry, Vol. 35, No. 4, The Fate of Disciplines Edited by James Chandler and Arnold I. Davidson [Summer 2009], pp. 931-961）。

陳寅恪留學歐美時受到了專業(yè)的印藏佛教語文學訓練，回國后又和鋼和泰一起對勘梵、藏、漢文版《大寶積經(jīng)》，十年間繼續(xù)實踐這種學術(shù)傳統(tǒng)?？墒?，他從來沒有發(fā)表過此類純粹的印藏（漢藏）佛教文本語文學研究作品。與他同時代的中國學者在這一領(lǐng)域內(nèi)做出過重大貢獻的唯有鋼和泰的弟子林藜光先生。他在二戰(zhàn)前后旅居法都巴黎十二年，專門從事對《諸法集要經(jīng)》的梵、藏、漢文文本的厘定、對勘和翻譯、研究，用法文出版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它們至今依然是這個國際性學術(shù)領(lǐng)域內(nèi)的經(jīng)典之作。（林藜光所作《諸法集要經(jīng)》梵、藏、漢文本對勘和法文譯注在其老師、著名法國漢學家戴密微先生[Paul Demiéville，1894—1979]的幫助下在西方陸續(xù)出版，至今飲譽士林。晚近他的學術(shù)著作引起了國內(nèi)學界的重視，得以全套重新影印出版。林藜光：《林藜光集——梵文寫本〈諸法集要經(jīng)〉校訂研究》卷四，上海：中西書局2014年版；徐文堪：《林藜光先生的生平和學術(shù)貢獻》，《文匯學人》2014年12月19日。）而陳寅恪甚至也沒有做過任何中亞（西域）胡語的文本語文學研究，沒有發(fā)表過對任何一個胡語文本（殘本）做收集、對勘和譯注等文本語文學研究的作品。他所受東方古文字學或者東方文本語文學的訓練基本都用于他對漢語佛教文本，特別是它們與梵、藏、西夏等相應(yīng)文本的比較研究上。值得一提的是，陳寅恪的學生、于他之后曾留德十年、比他接受了更好、更全面的印度學學術(shù)訓練的季羨林先生，回國后也沒有做過制作梵文文本精校本一類的典型的東方文本語文學的研究工作，而更多地從事了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季羨林于其學術(shù)生涯的晚年對藏于新疆博物館的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殘片做了整理、校訂和譯注，凸顯出其東方文本語文學家的本色。1998年，他和海外名家合作結(jié)集出版了他對這些殘本的研究成果，Fragments of the Tocharian A Maitreyasamiti-Nataka of the Xinjiang Museum, China [Trends in Linguistics. Studies and Monographs (TiLSM) Book 113], Edited by by Xianlin Ji in collaboration with Werner Winter and Georges-Jean Pinault , De Gruyter Mouton, 1998[2011].）所以，不管是陳寅恪，還是季羨林，雖然他們都是當代中國杰出的學術(shù)大師，但是，他們于國際梵文/印度學、中亞（西域）語文學界的學術(shù)影響力卻遠沒有我們樂意相信和想象的那么偉大。

1934年，季羨林清華大學畢業(yè)留影。

季羨林在德國留學期間和同學合影

顯而易見，像文本語文學這樣的西方學術(shù)傳統(tǒng)與中國的傳統(tǒng)學術(shù)習慣相距甚遠，長期以來很難得到中國學界的廣泛接受。1926年，鋼和泰在上海商務(wù)印書館出版了英文著作《大寶積經(jīng)迦葉品梵藏漢六種合刊》，它的出版得到了梁啟超和胡適等人的大力支持，可稱是世界佛學研究史和中國學術(shù)出版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鋼和泰在上海商務(wù)印書館出版這部著作前后花了四年時間，歷經(jīng)曲折。The Kā?yapaparivarta : a Mahāyānasūtra of the Ratnakū?a class /edited in the original Sanskrit, in Tibetan and in Chinese by Baron A. von Sta?l-Holstein =大寶積經(jīng)迦葉品梵藏漢六種合刊/鋼和泰著，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26年版。值得一提的是，《大寶積經(jīng)》的梵、藏、漢對勘研究直到今天仍被歐洲佛教學界看重，荷蘭萊頓大學的科研團隊將傳統(tǒng)佛教語文學研究方式與“數(shù)字人文”相結(jié)合，成立了以《大寶積經(jīng)》翻譯對勘為主要內(nèi)容的“Open Phililogy: The Composi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大型項目，獲得了歐洲科研委員會[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上百萬歐元的經(jīng)費支持，見項目官網(wǎng)：https://openphilology.eu。）但是，這樣高品質(zhì)的西文文本語文學學術(shù)著作出現(xiàn)于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實在是中國出版行業(yè)的一個奇跡。即使在百年后的今天，這種類型的文本語文學研究著作依然得不到中國學術(shù)界的廣泛認可，這類學術(shù)成果也很難被現(xiàn)今中國的頂級學術(shù)刊物所接受和發(fā)表。

結(jié)語   

以上我試圖從語文學的角度出發(fā)，來理解和解讀陳寅恪的學術(shù)和人生。當我將陳寅恪早年的學術(shù)訓練、學術(shù)經(jīng)歷和學術(shù)著作，放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歐美人文科學研究的語文學傳統(tǒng)之中，放在民國中國建設(shè)中的“民族語文學”學術(shù)語境之中進行觀照時，陳寅恪便首先是一名優(yōu)秀的東方語文學家，是一名堅持從語言、文本入手做語文、歷史和文化研究的人文學者。他所倡導的“獨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準確地表達了人文科學研究必須堅持的科學和理性的語文學態(tài)度和立場。他所追求的“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學”是一種打破古今、中西的崇高的學術(shù)觀念和理想，是他對自己的學術(shù)實踐和方法做出的一個總結(jié)。兼擅“漢學”和“虜學”的陳寅恪，是現(xiàn)代中國佛教語文學和中亞語文學，特別是蒙古學和西藏學研究傳統(tǒng)的開創(chuàng)者。作為一名能從國際最前沿的學術(shù)出發(fā)，對多語種文本、多民族文化做出一流研究的杰出語文學家，陳寅恪今天依然是我們這一代中國學者的學術(shù)楷模，對他的學術(shù)人生的懷念和頌揚則時時提醒我們：當下中國的人文科學學術(shù)研究應(yīng)該回歸語文學。（最后需要說明的是，我對陳寅恪學術(shù)人生的理解主要來自對他早期的學術(shù)經(jīng)歷和學術(shù)著作的探討和分析，而他對中國中古史和中古文學的研究或是他學術(shù)人生的另一座高峰，對他這類研究著作與語文學的關(guān)系的探討當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學術(shù)課題。因我對這兩個學術(shù)領(lǐng)域都相對陌生，故于此不敢妄贊一辭，期待不久后的將來會有這方面的專家專門來做這樣的研究。對陳寅恪的學術(shù)和語文學的關(guān)系的總體評價，參見張谷銘《Philology與史語所：陳寅恪、傅斯年與中國的“東方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七本第二分，2016年，第375—460頁。）

（本文首發(fā)于《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020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