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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多蘿西·戴的足跡——我的耶魯瑣憶

2018年,延續(xù)了十三年之久的北京大學與耶魯大學博士研究生交流項目終止了。為了紀念史景遷、金安平夫婦為中美學術(shù)交流所作的杰出貢獻,北大歷史系牛大勇老師囑咐參加過這個項目的同學們寫些文章。

作者按:2018年,延續(xù)了十三年之久的北京大學與耶魯大學博士研究生交流項目終止了。為了紀念史景遷、金安平夫婦為中美學術(shù)交流所作的杰出貢獻,北大歷史系牛大勇老師囑咐參加過這個項目的同學們寫些文章。我是第二批赴耶魯?shù)膬扇酥?,在耶魯?shù)膶W習和生活對我的人生影響很大,因此更有回憶成文的必要。因此就在去年年初寫了這篇。這一年多來,中美關系發(fā)生了深刻變化,可是因為懶,我也沒作什么修改。

必須承認,要我回憶十幾年前的事情很不容易。費了好大的勁兒,浮現(xiàn)在腦海里的也都是些肢離破碎的片斷。當然,也都是歲月留下的最深刻的痕跡。

我是學歷史出身,記述往事自然要沿著時間、空間和人物三個維度展開。第一次見到史景遷、金安平賢伉儷是在2004年,他們來北大作講座,同時和北大歷史系商量搞一個北大-耶魯博士生交流項目。簡單來說,就是耶魯中國史方向的博士生和北大美國史方向的博士生,可以在博士論文開題后,彼此到對方學校搞一個為期半年左右的交流訪問,名額是每年兩三名。這樣做好處當然很多,首先來說可以提高語言能力,做歷史研究,語言是最基本的功夫,但據(jù)我觀察,無論在那時還是現(xiàn)在,國內(nèi)能熟練掌握幾門外語的學者都稱不上多,加上那時候人文學科的學者出國機會本來就比較少,所以史先生發(fā)起的這個項目十分珍貴。還有就是可以更有效率地收集史料。那時候在國內(nèi)做世界史研究的尷尬之處就是史料非常不足,而且越是研究的深入,史料就越是不足??粗袊穼I(yè)的同學們動輒寫幾十萬字的論文,我們這些搞世界史的總是慚愧的抬不起頭。胡適曾經(jīng)給我們歷史系立下一個規(guī)矩,“有一分史料,說一分話”,史料不足,文章自然也寫不長,靠腦補寫論文是經(jīng)不起同行推敲的。去美國名校圖書館查閱史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決這個問題,我后來的經(jīng)驗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當然,史景遷先生發(fā)起這個項目還有更深的立意,他想加深中美兩國歷史學者之間的交流,彼此取長補短,共同推動學術(shù)研究進步。勿庸諱言,中國高校對研究生的教育培養(yǎng)體系相對美國是有些落后的,所以這種交流對中國學生的意義要更大一些。

到了2005年,我完成了博士論文開題,具備了去耶魯交流的前提條件。記得是暑假后的一個傍晚,史景遷金安平賢伉麗又來到北大,在南校門外的天外天邀請部分博士生一起吃烤鴨。我接到通知的時候正好在圖書館,沒有什么心理準備,很匆忙地趕了過去。那是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史先生和金先生。史先生相貌十分俊朗,舉手投足都是英倫紳士范兒,與肖恩·康納利頗有幾分相似,史先生又很健談,稱得上魅力無窮。金先生凝視史先生的眼神十分豐富,既有一些仰望偶像的崇拜,又有一些看顧孩子的愛憐,可見二人感情之雋永。史先生一邊吃東西一邊問我們都在研究什么。大家逐一講,輪到我時,我說我在寫多蘿西·戴(Dorothy Day,1897-1980)。要知道,即使從現(xiàn)在的眼光來看,這個題目都是冷門。首先,宗教史在國內(nèi)就稱不上什么“顯學”,有野心的學者大都不會選擇這個領域。其次,我研究的又是美國天主教歷史上一位女性社會活動家,絕大多數(shù)人連聽說都沒聽說過。史先生有點兒意外,便問我北大這方面史料夠不夠。我隨手從書包里拿出戴的傳記給他,講了講我為什么選這個題目,以及目前史料掌握的情況。史先生又問,關于戴的史料在美國豐富嗎?我回答說,戴的日記和相關檔案主要收藏在威斯康辛的馬凱特大學圖書館,耶魯圖書館也有戴青年時期作為美共黨員辦的左派刊物的繕本及微縮膠卷。想必那天我給史先生留下了一些印象。到了十月間,我通過了北大和耶魯?shù)倪x拔,成為2006年赴耶魯交流的兩人之一。還記得這個消息是金先生親自打電話到暢春園宿舍告訴我的,她像慈母一樣叮囑我接下來赴美要作的各種準備,讓我感到既意外又溫暖。

2006年元旦后,我如愿來到耶魯。在行前的晚上,我的導師彭小瑜教授請我在砂鍋居大搓了一頓,還陪我到雙安商場按美國教授的范兒買了一件毛呢大衣和一件燈芯絨西服,這些都是十分美好的回憶。師恩深似海,唯有不斷學習和努力工作才能報答,這是題外話。很多細節(jié)表明耶魯也十分重視和愛護我們這些交換生。一出肯尼迪機場,便有校方雇的豪華轎車來接我們,我記得是一輛很長的林肯,在國內(nèi)常見被用作婚車,當時還覺得挺好笑的。到了耶魯后,校方安排我們住在高街32號牛津公寓,這里稱得上是紐黑文綜合條件最好的公寓,離耶魯老校區(qū)、斯特林紀念圖書館和耶魯研究生院都很近,鄰近生活設施也很齊備,十分方便。耶魯還安排了一位來自復旦的留學生幫我們辦理入校的各種手續(xù),省了我們很多麻煩。最重要的是,每個月的津貼從上一年的1000美元增加到了1300美元,對我日后在全美四處游歷幫助極大。

先回憶在耶魯?shù)膶W習吧。金先生希望我們多選些課,多體驗美國常青藤大學的教學方法和研究氛圍,這對我們?nèi)蘸蟮膶W術(shù)研究和教學生涯顯然十分重要。我當時可能自視太高,不知深淺地選了一大堆課,主要是美國政治、社會和思想史一類,以及一些語言課程。上了課后就傻眼了,以我的學力實在難以支撐。耶魯教授十分注重講授學術(shù)史和方法論,教學內(nèi)容非常扎實,和國內(nèi)一些教授熱衷在課堂上講段子的情形完全不是一回事兒。教學方式多是費孝通先生提過的“席明納”,也就是研討會。選課的研究生坐成一圈,在教授的引導下,就某一主題進行討論,要求論點鮮明、有理有據(jù)。這種形式看似簡單隨意,實際要求卻非常的高,需要大量的閱讀作支撐,幾乎每一次研討會的書單都得列十幾本書和數(shù)十篇學術(shù)論文。別說我們這些來自中國的交換生,就是母語是英語的研究生,要想把這些全啃下來也是超乎想象的。如果嚴格按照教授的要求做,我相信這一學期的閱讀量,比普通人一輩子看的書都要多得多??梢?,優(yōu)秀的學者都是通過殘酷的訓練鍛造出來的。除了閱讀之外還有寫作,每門課都要交若干篇論文,那種壓迫感簡直要把人逼瘋。好在彭師在給我們本科生上課時,就曾要求一學期寫7篇讀書報告,因此還算有些心理準備。必須提到的是,美國學術(shù)界對學術(shù)規(guī)范問題十分敏感。記得我在一篇論文里引用了某本專著中的一句話,考慮到是日常作業(yè)又不用發(fā)表,就沒有詳細標明出處,結(jié)果那位教授十分嚴謹,專門約我到辦公室懇談,不厭其煩地告誡我一定注意不要“抄襲”,讓我出乎意料的是,她還把這件事告訴了金先生,金先生也和我談了一次,搞得我十分尷尬,心想這也太小題大作了吧。對學術(shù)規(guī)范如此重視,在國內(nèi)學術(shù)界也是不多見的。要知道,養(yǎng)成好的學術(shù)規(guī)范,除了自律,主要靠老師的提醒和教訓。國內(nèi)履見報端的學術(shù)腐敗,其實說明了很多問題。耶魯?shù)恼Z言教學也是十分先進的,我選的英語課上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留學生,說英語時口音五花八門。老師從最基礎的校正發(fā)音開始,利用計算機軟件來測量和規(guī)定音調(diào)和音色,然后通過大量朗誦訓練固定下來,這種方法真是讓我感到別開生面。更有意思的是,老師會根據(jù)每個人的口音設計不同的朗誦訓練方案,比如發(fā)給我的是納博科夫《洛麗塔》的開篇,我到現(xiàn)在都還記得,Lolita, light of my light, fire of my lions. My sin, my soul, Lolita…每次當著大家的面朗誦這段我都覺得好尷尬,同學們也都竊笑不已,但其實是老師發(fā)現(xiàn)我發(fā)音的時候舌頭的位置不對,發(fā)L音不準而設計的專門訓練。

在耶魯研究生院,紐黑文的小朋友為了紀念馬丁路德金日(每年1月第三個星期一)做的留言卡片

再說說耶魯?shù)膱D書館吧。北大圖書館藏書在國內(nèi)高校里最多,但和耶魯相比還有一定差距。耶魯大大小小的圖書館有二十幾個,藏書量超過千萬冊,在全美排名第一,在全世界排名第二。其中我常去的是主館斯特林圖書館和拜內(nèi)克古籍繕本圖書館。這兩個館各有特點,斯特林是一座哥特式仿古建筑,從外面看過去給一種莊嚴隆重的壓迫感;拜內(nèi)克則是一幢現(xiàn)代風格建筑,外壁用的是一種特殊材料,在日間陽光可以穿透外壁,室內(nèi)不必開燈,因此在美國建筑界和圖書館界的名氣都很大。耶魯圖書館的優(yōu)勢不止于硬件,我印象很深的還有兩點,一是她的微縮膠卷室。那個時候網(wǎng)絡數(shù)據(jù)庫已經(jīng)蓬勃興起了,但之前大量的過刊都還做成了微縮膠卷,斯特林里有一間特別大的微宿膠卷閱覽室,在那里可以查閱美國幾乎所有的過刊期刊,十分方便,微縮膠卷閱讀機擺弄起來也十分有趣,很像小時候玩的拉洋片,這也是吸引我的地方。二是發(fā)達的館際互借系統(tǒng)。毫不夸張地說,在耶魯圖書館就沒有你借不到的書,因為讀者可以很輕松地使用館際互借系統(tǒng),幾天之內(nèi)就把耶魯圖書館沒有的書從其他圖書館運送過來。我記得曾借了幾本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的館藏,兩三天就到了。后來了解到,在全美有數(shù)不清的貨車日夜兼程在高速公路上奔馳,專門負責在圖書館之間運送書籍,這種程度的公共投入確實超乎當時我的想象,要知道,這些館際互借服務都是免費的。

斯特林圖書館正面,門口停著的STEAMATIC便是運輸館際互借圖書的貨車

拜內(nèi)克珍本繕本圖書館

再講一些在耶魯生活的趣事。身在他鄉(xiāng)吃飯是個問題。在美國,不同國家風味的餐館在價格上可以說是等級分明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該國文化在美國社會的影響力。比如泰國菜和越南菜要便宜一些,墨西哥和意大利餐在中檔水平,法餐和日料就要貴上不少。中餐比較特殊,各個檔次的都有,覆蓋面很廣,說明很受歡迎。到耶魯?shù)牡谝煌?,金先生先是帶我們到一家很高級的中餐館吃晚飯, 可惜名字我不記得了。飯后,金先生又帶我們?nèi)チ思~黑文所有華人和中國留學生都十分熟悉的長城飯店。說是飯店,也是家雜貨店,老板可能是個廣東人。在這里可以買到一些在其他超市不大容易買得到的中國特色副食和日用品,比如老干媽辣醬。雜貨店后面是間自助餐廳,空間不大,只能擺四五張桌子,用的食材大都是前面雜貨店當天賣的肉蛋蔬菜,但好處是口味地道、價格便宜,大概3-4個美元就可以吃得很好,可能因此很受中國留學生歡迎。在耶魯最初的幾個月,我經(jīng)常來這里吃鈑。印象深刻的還有一家面館,老板也是位中國人。因為位置離教學樓更近,那家店幾乎天天暴滿。等適應了在這里的生活之后,就經(jīng)常到超市買菜自己做飯吃了。做的也都是些簡單的東西,煎個雞蛋,炒個清菜什么的,僅以糊口為目的。必須得承認,美國食品價格確實很便宜,尤其是雞肉。犯懶的作法就是幾美元買上一大包雞腿,回來煮上一大鍋,一頓吃一個,可以撐上差不多一個星期。直到現(xiàn)在我印象最深的還是第一次做可樂雞翅的味道。真正意義上的獨立生活讓人著迷。

紐黑文華人和耶魯中國留學生們最熟悉的長城飯店

總之,在吃的方面花費真的很少,算下來每個月也就兩三百美元。省下來的錢我主要做了兩件事,一個是買書。美國的書實在是太貴了,隨便一本就要幾十美元。相對來說,二手書要便宜不少,所以我就盡可能買二手書。而最方便的買書渠道無疑是亞馬遜,我也就理解了為什么全世界最大的電商平臺是以賣書作為創(chuàng)業(yè)起點的。這種商業(yè)模式在國內(nèi)很難復制,當當無法成為國內(nèi)一線電商,部分原因可能就在于此。

另一件是盡可能利用課余時間四處游歷。耶魯?shù)膶W期中間有一些短假期,我既靜不下來心看書,又不想宅在公寓里,就跑出去到處轉(zhuǎn)。第一趟,我在3月去了加利福尼亞。從南往北,先到洛杉磯拜會老同學,然后到舊金山參觀灣區(qū)。站在山頂上遙望太平洋著實讓人震懾,我感覺太平洋的深邃和厚重要遠遠超過大西洋,可能是祖國就在彼岸的緣故。除了游玩,我還在耶魯大學魯樂漢(John Delury)博士家人幫助下,在伯克利耶穌會神學院(Jesuit School of Theology at Berkeley)待了幾天,收集了不少史料,還順便體驗了一下修道院的生活。最后,我坐火車來到加州首府薩克拉門托,在魯樂漢博士父母的家中度過了一個令人難忘的周末。加州一行讓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什么叫作“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美國天主教歷史上有一個特別的話題叫“信托人(trustee)”,美國是個移民社會,19世紀大量歐洲移民涌入美國,但教會發(fā)展的速度跟不上天主教移民增加的速度,于是平信徒在建立教會的過程中發(fā)揮了比較關鍵的作用,捐助了大量教堂和教產(chǎn),又因為美國深厚的民主傳統(tǒng),掌握教產(chǎn)的平信徒便和新來的負責管理教區(qū)的神職人員發(fā)生了矛盾,在雙方?jīng)_突的過程中,便形成了以平信徒為主體的信托人組織。信托人代表平信徒參與管理教產(chǎn),在教會事務中有很大的發(fā)言權(quán)和影響力,和神職人員形成了既相互制約又彼此合作的關系。如果不來加州的話,信托人組織對我來說就永遠是個停留在書本上的概念,但加州之行讓我切身體會到信托人與教會之間究竟是如何互動的。魯樂漢博士的父母應該是加州天主教會信托人組織的重要成員,正是他們的溝通協(xié)調(diào),讓我有了在耶穌會神學院學習體驗的機會。

魯樂漢博士的父母帶我參觀薩克拉門托一處鐵路博物館。用意是想讓我了解華工為美國“西部大開發(fā)”做出的貢獻和遭受的苦難

第一趟游歷讓我嘗到了甜頭,后面就一發(fā)不可收拾,3月底又去華盛頓看櫻花。出門在外,“行”也是個大問題,不僅要設計好線路,還要選擇好交通工具。因為沒有高鐵,在美國旅行首選的交通工具自然是飛機,然后是火車或大巴。離紐黑文最近的交通樞紐是紐約。對我們這些窮學生來說,從紐黑文坐火車到紐約是最經(jīng)濟的,只需要10幾個美元,缺點是慢,100來公里的路程要開好久,活脫脫讓我找到了小時候坐綠皮車的感覺?;疖囍蓖~約中央車站,車站附近有華人開的長途大巴車站,去東海岸的大城市既便利又實惠,也可以在中央車站乘擺渡車直達肯尼迪機場轉(zhuǎn)乘航班。對那時的我來說,出行的經(jīng)濟性是第一位的,便利性是第二位的,所以去加州這些比較遠的地方,我一般會選中轉(zhuǎn)航線或紅眼航班,既折騰自己,又折騰朋友,現(xiàn)在回想起來實在太劃不來了,特別是給朋友們帶來很多不便,在此要為我的“自私”說聲對不起。華盛頓我是坐大巴去的,大概三四個小時的車程,中途路過了費城,可惜沒停留。作為首都的華盛頓處處都散發(fā)著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國會山、林肯紀念堂、五角大樓、阿靈頓國家公墓……這一系列宏偉肅穆的灰色建筑都在講述著深沉的愛國主義故事,這種氣質(zhì)在美國各城市中是獨一無二的。在華盛頓期間我還參觀了彭老師的母校美國天主教大學,那里是全世界宗教研究的重鎮(zhèn)。

從華盛頓回來沒多久我又去了紐約,這是我最想去的地方,因為多蘿西主要的社會活動大都是以紐約為中心展開的。我在紐約待了差不多一個星期,每天起床就乘地鐵到曼哈頓島,用腳步丈量這座城市,從南往北,從西往東,走遍了多蘿西在自傳中提及的每一個地方,盡情想象著當時的情景。我還特意去了多蘿西在曼哈頓創(chuàng)辦的慈善機構(gòu)“瑪麗屋”和“圣約瑟夫屋”,這兩個地方也是多蘿西創(chuàng)立的“天主教勞動者運動(Catholic Worker Movement)”在紐約的分部,多蘿西晚年一直生活在瑪麗屋并在那里去世。不研究多蘿西·戴的人很難想象這兩個地方具體是什么樣子,事實上,它們與一般人印象中慈善機構(gòu)高大上的形象一丁點兒都沾不上邊兒。它們都位于曼哈頓的下東區(qū),那里是貧民區(qū),骯臟、陰暗、破敗,空氣中隱隱飄散著腐臭的氣味。圣約瑟夫屋顯然不夠整潔衛(wèi)生,也沒有院子,外墻上有不少涂鴉,有幾扇窗戶玻璃還是碎的,門口站著幾位老年流浪漢,很明顯,他們是來這里領免費餐的?,旣愇莸臈l件要好一些,作為勞動者運動的精神中心,時常有人來這里瞻仰。說來也巧,因為天主教勞動者運動創(chuàng)立于1933年的五一勞動節(jié),我正好趕上了73周年紀念活動,來自全美各地分部的運動領導人都聚集在瑪麗屋,匯報上一年的工作,緬懷多蘿西的一生。我說明了自己的來意,大家都對有中國人在研究多蘿西·戴感到驚訝不已,就邀請我參加了他們的紀念活動。其實所謂的領導人,都是些甘愿為濟貧工作無私奉獻的志愿者,他們都是受多蘿西人格與精神的感召而投身到運動中來的,他們服務的對象都是美國社會最最底層的窮人,其中大多數(shù)是無家可歸、疾病纏身的老人,只要還有容納空間,他們就可以在這里獲得免費的棲身之所。多蘿西有一句名言,love is dreadful。對她來說,濟貧絕不是坐在辦公室敲電腦來分配慈善項目和捐款,而是和窮人直接生活在一起,用全部身心照看他們。這些窮人沒有條件講究個人衛(wèi)生,很長時間不洗澡,身上氣味難聞,有虱子、臭蟲也很尋常,普通人唯恐避之不及。和他們在一起生活,對有產(chǎn)階級來說,無疑是感到厭惡和恐懼的。但多蘿西和她的追隨者做到了,并且一直堅持至今,多蘿西和她創(chuàng)立的社會運動成為捍衛(wèi)美國社會道德與良知的一道堅強防線。紐約之旅是我游歷當中最奇幻的一部分,讓我的博士論文的靈魂更加豐滿、強壯。

天主教勞動者運動紐約分部,瑪麗屋,也是多蘿西·戴居住時間最長的地方,并且在那里去世

游歷美國的最后一站是密歇根湖畔的密爾沃基。馬凱特大學(Marquette University)就座落在密爾沃基,關于多蘿西的重要檔案和文獻大都收藏在馬凱特大學的圖書館里。能來這里查閱史料是金先生和其他師友為我精心聯(lián)系和安排的,對我完成論文十分關鍵。美國天主教歷史協(xié)會主席、馬凱特大學歷史系帕特里克·凱利(Patrick W. Carey)教授熱情接待了我,并安排我住在他家中。凱利教授是位非常淳樸的長者,無論我跟他講起什么中國的趣事,他都會流露出一付難以置信的表情,問我,Is that true?當他理解了,他又會恍然大悟地點頭,That makes sense! 就像個天真的孩子一樣。我在凱利家中住了差不多一個月,工作日的時候每天清晨和他一同開車去學校,晚上又一起回家,到了周末就和他全家一起到密歇根湖畔的別墅休息。在凱利家吃的東西很簡單,翻來覆去就是牛排、魚排、意大利面和漢堡這些,但其實做起來還挺精致復雜。就拿漢堡來說,這個漢堡可不是麥當勞那種,而是先買回來新鮮的牛肉,絞成肉餡,再放在模子里壓成肉餅,然后再到院子里用炭火爐子也肉餅烤熟。這樣做出來的漢堡,那個鮮嫩多汁的口感,簡直是無敵了。我還和凱利一起在院子里種辣椒、蕃茄,還有其他蔬菜,這還是我從小到大第一次干“農(nóng)活”,后來凱利來北大參加學術(shù)會議,我還特意問他我們種的菜長出來沒有,他哈哈大笑說,not all of them came out!我和凱利一起動手做的事情還有很多,事實上,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事,凱利都盡可能要親自動手做,這也是中西部美國家庭的生活常態(tài)。一般認為這是因為美國的人工比較貴,而在我看來,更多是因為他們能夠在勞動中感到無與倫比的愉快,否則無法解釋買勞動工具往往要花更多的錢。凱利的車庫里裝滿了各種各樣的工具,甚至有一臺簡易的車床。我和凱利一家結(jié)下了深厚的情誼,直到現(xiàn)在,凱利夫婦每年元旦都會給我寄來一封信,用最傳統(tǒng)的方式講述過去一年凱利家族發(fā)生的所有大事,幸福的和不幸的都有。他們視我為家人,而我在夢里也時?;氐侥请y忘的密歇根湖畔。

和凱利夫婦在一起,她夫人也是一位資深學者,主要研究語言和文學。大概一年前,無意中在FACEBOOK上和兩位老人家相遇了,一別十余年,她激動得哭了

在耶魯?shù)臅r光是很短暫的,但我經(jīng)歷的一切無疑對我之后的人生產(chǎn)生了方向性的影響。來耶魯之前,我的職業(yè)理想就是作個歷史學者,但一番游歷之后,我認為自己應當為國家和民族做一些更直接有效的事。我在五大湖區(qū)親眼目睹了美國制造業(yè)的衰敗與蕭條,目之所及,到處都是廢棄的工廠,就像在戰(zhàn)爭中被轟炸過一樣。當時美國正處在爆發(fā)金融危機的前夜,耶魯?shù)闹袊魧W生們大都熱衷討論畢業(yè)后如何去華爾街和印度人競爭,在金融行業(yè)找一份體面的工作。我當時的直覺就是美國已經(jīng)日薄西山了,中國的機會來了,處在歷史大轉(zhuǎn)折時期,埋頭做學問太沒參與感了?,F(xiàn)在回頭看,這種判斷有些片面和幼稚,但卻是我當時最真實的想法?;貒?,我和彭老師講了我的想法,他很支持。畢業(yè)后,我離開象牙塔,當了一名公務員。好在學有所用,現(xiàn)在主要做些宗教政策研究的工作,希望能在平凡的崗位上,為國家和民族多做一些事。

作為歷史進程發(fā)展的自然結(jié)果,近些年來中美關系發(fā)生了深刻變化,不知道北大和耶魯交換生項目的終止是否和這種變化有關。無論如何,這令人感到十分遺憾,衷心希望中美高校之間的學術(shù)交流越來越深入密切,而不是相反,長遠來看,這對建立良好的中美關系是有利的。

再說些題外話。因為研究需要,我們師生接觸美國朋友不少,確實也有美國老師看到中國老師開日本車表示不愉快的小故事。有一次彭老師開了他的小飛度去機場接一位美國老師,對方就很直率地問他為什么不開美國品牌的汽車。這位老師一生都在大湖區(qū)工作和生活,明白汽車工業(yè)對當?shù)厝艘馕吨裁矗蔷蜆I(yè)和生計。在全球化高歌猛進的時候,人們往往容易忽視其殘酷的一面,忽視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給原來的從業(yè)者帶來的種種困難與傷痛,以及由此激起的各種政治上的非理性和民粹主義情緒。美國和歐洲不同,相對來說缺少社會主義傳統(tǒng),在國家層面不大容易推行積極有效的社會福利政策,這就給偏激的基督教福音派留下充裕的社會活動空間,他們與共和黨保守勢力合流,在相當程度上綁架了美國的對華政策,這是中美關系發(fā)生深刻變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要想解決當前中美關系的困局,真正構(gòu)建起協(xié)調(diào)、合作、穩(wěn)定的中美關系,需要我們從更高遠的角度考慮全球化背景下的勞動和就業(yè)問題。我們不僅要和美國的執(zhí)政者交涉和談判,更應該嘗試建立能夠打動美國乃至全世界勞工階層的話語體系。中國人民靠著辛勤勞動過上了好日子,應該更容易同情理解美國人民的困難處境??傊鳛樨撠熑蔚拇髧覀儾粌H要重視本國人民的福祉,還要考慮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切身利益。要認識到,保障勞動和工作的權(quán)利,是我們彼此理解和建立友誼的重要基石。

最后,再次向史景遷金安平賢伉儷表示誠摯的感謝!您們?yōu)槲易龅囊磺形叶笺懹浽谛睦铩WD鷤兩眢w健康,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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