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熱播劇《三十而已》中，女主角顧佳忍氣吞聲，只為了給兒子申請一個私立幼兒園名額的情節(jié)，讓觀眾得以窺見國內一線城市中產階層育兒焦慮的一角。
劇中申請幼兒園時，父母要參與英文面試以及拿到校董推薦信的橋段可能超出了不少人的日常經驗，不過，這些電視劇里的情節(jié)有現(xiàn)實基礎嗎？為什么大家如此重視孩子的教育？我們找到了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的副教授沈洋，她最近剛剛為14個月的女兒報上了“親子班”，對申請私立幼兒園的過程頗有些心得。
沈洋曾經對育兒焦慮的大環(huán)境持較強的批判態(tài)度，她也表示自己的女兒“健康快樂”就好。但現(xiàn)在，她不得不承認自己也開始“階段性焦慮”了。
作為學者，沈洋“以自己為方法”， 一邊深度參與女兒的教育和照料，一邊把研究目光轉向了上海職場媽媽這個高學歷的中產女性群體。她的研究發(fā)現(xiàn)，可能與很多人的想象不同，上海二胎媽媽的工作率非常高，超過了80%。并且，在二胎媽媽的高工作率背后，她們依然是家務和育兒勞動的主力軍。
沈洋
「對話」
育兒焦慮鏈
澎湃新聞：在你的研究中被訪者應該都是中產階層吧？關于“中產”有沒有一個具體的定義？
沈洋：主要還是根據收入跟教育程度，他們的家庭年收入是稅后20萬到170萬。我的26個受訪人中只有1個在上海沒房，其他都是有房的。當然，這也跟她們自我認知有關，她們也覺得自己是中產。
澎湃新聞：關于《三十而已》中的顧佳，她算中產階層嗎？
沈洋：我覺得顧佳是新貴階層了。不過，她給兒子找幼兒園的情景確實反映了育兒焦慮的大環(huán)境，尤其是擇校焦慮的問題。
在幼兒園的面試中，顧佳向老師闡述自己家的育兒心得。
澎湃新聞：《三十而已》里，顧佳對孩子的規(guī)劃有代表性嗎？
沈洋：如果顧佳真實地生活在上海，她的孩子以后很有可能走非高考路線。她給孩子設計的路線應該是這樣的：先進嘉寶親子班，再讀嘉寶幼兒園，畢業(yè)之后進包校，然后初中或高中去美國或者英國讀私校，最后成功申請到美國常春藤或英國G5。
到底走高考路線還是非高考？去公立還是私立學校？目前，國內一線大城市中產的選擇太多了，有的家庭覺得從親子班到高中要環(huán)環(huán)相扣，錯過一環(huán)就很難接上另外一環(huán)，那么家長就很焦慮。
澎湃新聞：公共政策方面，有沒有針對這種焦慮做一些事情？
沈洋：比如上海從2018年開始“公民同招”，從2020年開始民辦學校又需要搖號，國家扶持公立的信號很明顯。我是比較支持國家這一系列教育政策的，它的目標是減少家長和學生的學業(yè)壓力。
澎湃新聞：為什么現(xiàn)在國內一線城市的這些家長這么熱衷于孩子的教育？是因為教育回報率很高嗎？
沈洋：中國和美國的教育回報率都很高（教育資源差異也大）。之所以這樣“雞娃”其實還是因為能看到回報。比如有一些投行，他們只招清北復交的學生。另外，選擇什么樣的教育軌跡也是強化自己身份認同的一種方式。
二胎媽媽，為什么要工作？
澎湃新聞：我們談到了孩子的教育從幼兒園開始就要參與到競爭中去了，并且親子班也是工作日入讀，那么，雙職工家庭很難有時間帶孩子去參加？這個工作最后由誰來承擔呢？
沈洋：據我了解的，幾家口碑最好的親子班，都需要在工作日入讀，一周兩到三次。
這種制度設計對雙職工家庭不友好。我們面試的時候，園方也表示最好還是父母陪伴（而不要靠老人和保姆）。因此，只有工作靈活的家長或者有一方全職在家的家庭才有可能去讀這種親子班，而這通常是媽媽陪伴。根據陳蓉老師（上海衛(wèi)生和健康發(fā)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的調研，15%左右的母親工作時間靈活，或者工作時間完全可以自己掌握的，還有11.5%的是全職媽媽，加起來就百分之二十幾，可能就是這樣一部分的工作時間可以自己掌握的媽媽才能帶孩子去讀親子班。
澎湃新聞：上海在職的二胎媽媽是很大的一個群體？
沈洋：讓我驚訝的一點研究發(fā)現(xiàn)是，上海二胎媽媽的工作率還是很高的：有超過80%的二胎媽媽從事有償工作。陳蓉和周海旺老師（上海社科院研究員）都做過二胎生育行為的研究，陳老師發(fā)現(xiàn)，只有11.5%的二胎媽媽沒有收入，大多數其實都在工作，盡管有些女性的工作是靈活的。這是基于上海兩三千份問卷的定量的數據，在全世界來說，上海媽媽的工作率都是在前列的。
澎湃新聞：是不是因為上海的生活成本比較高，養(yǎng)育孩子的成本也非常高，父親的收入不能支撐整個家庭的開支，才需要母親外出工作？
沈洋：我的大多數被訪家庭，其實父親一個人的收入也是可以支撐的。我們也都問了一個問題，如果老公的收入可以支撐全家開銷，你們會不會成為全職媽媽？她們都說不會。
因為她們覺得女性要獨立自主，工作是安身立命之本。有的女性生完孩子之后辭職了，休息了半年到一年，但后來還是繼續(xù)工作了，她們有危機感，一個是孩子很快就會長大離開她們，而且很多高學歷女性想要自我實現(xiàn)，他們也追求社會身份。
澎湃新聞：你論文中提到了兩個術語，“母職懲罰”與“父職紅利”，為什么成為母親會被“懲罰”，成為父親卻得到“紅利”？
沈洋：學術界對“母職懲罰”的定義是：由于生育導致職業(yè)中斷或者工作時間減少，降低母親的收入。即使她們繼續(xù)全職工作，雇主也可能會認為母親能力更弱，投入工作的精力更少，使得女性的晉升機會相對更少。
而相對的“父職紅利”，指的是男性在成為父親之后通常會更努力地投入工作，獲取更多人力資本與收入，減少家務勞動。
沈洋在“造就talk”的演講PPT截屏圖
澎湃新聞：既然女性工作率這么高，為什么你在造就talk的演講，呼吁男性更多參與育兒還會引起巨大爭議？
沈洋：有的人帶著成見；有的人沒看演講，看了標題就直接留言說，丈夫要外出工作。留言者可能沒意識到，我們的被訪者也都是工作著的高學歷女性啊，但是她們還要承擔更多的家務與育兒勞動。
我的論文里，26個家庭中，父親能平分育兒的只有3個，大多數都是做的從零到三分之一不等。這還是女性自己的評判。
不少被訪者說，雖然她們的丈夫只承擔了三分之一的育兒勞動，但是她們已經覺得很了不起了，這是因為社會對男性的期待值太低了，整體上，社會與家庭對父親并沒有育兒上的期待。
另外，具體的育兒分工也是性別化的，比如說丈夫大都是那種陪孩子玩的享受型的工作，而媽媽承擔了大部分“屎尿屁”的工作。
澎湃新聞：在你的小家庭中，是怎樣協(xié)調工作、家務與育兒勞動的？
沈洋：我和我丈夫都是大學老師，大家的工作時間也比較靈活，育兒與家務勞動都是基本上平分的。這種平分不僅包括傳統(tǒng)的分工，還包括“認知勞動”等隱形勞動。男性在家庭中是可以做很多的，比如我們家每天買菜都是我先生買。其實“買菜”就是一種“認知勞動”，需要很操心地考慮每天要買什么。但是在孩子的東西上面我操心比較多，比如，我會花很長時間考慮奶粉的牌子等，做很多功課，然后讓老公及時補貨。
談到這里，我想舉個例子，在挑嬰兒車問題上，我可能看了有半年，這可能是中了資本主義的毒（哈哈），因為資本的介入使商品越來越細分，其實并沒有這么多的區(qū)別。我覺得一旦在性價比、輕便、好看等因素中權衡，我就陷入了無休無止的比較當中——這也是“認知勞動”的一個細節(jié)的例子，它通常是無形的。我的做法就是“邀功”，讓伴侶看到我的付出，讓對方理解這也是一種勞動。
但不得不提的是，我們做得并不算多，家里絕大多數的家務和育兒勞動都是我們雇傭的育嬰師做的。
澎湃新聞：在一般家庭中還有什么勞動是被隱藏的呢？
沈洋：我會覺得，收入管理其實也涉及了大量的認知勞動，可能這是丈夫不想做的瑣碎的事情，所以交給妻子。
澎湃新聞：這難道不是說明妻子的權力嗎？
沈洋：家里的錢都由妻子來管，并不能反映妻子在家里的權力與地位高，也并不能代表性別平等。
如果是我來看的話，權力大小要看重要決定的最終決策權在誰那里，比如說買房子到底是買在哪里？如果雙方都是本地人，那么房子靠誰家近？如果這些女性都可以做決定的話，我覺得算是權力的一種體現(xiàn)。如果只是說把錢放在女方那里，然后付水電煤這些瑣碎的事，這反而增加了女性的認知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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