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賞的通感：入于詩，出于藝

羅韜《移花就鏡：二十四品詩書畫印通釋》，廣東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羅韜跟我們戲言，這是他的“最后一本書”。我想，此話應理解作：這是最能體現(xiàn)他的旨趣和修為的一本書了。

羅韜論學，尤其是談藝之學，最大特色在于一個“通”字，藝與藝的通，藝與文的通，還有藝文與世俗的通。此書的性質(zhì)，首先是透過風格類型，透過《二十四詩品》所設定的風格類型，以觀照藝術，此可謂“批評的通感”；同時，它所觀照的藝術，并不限于一端，而是打通了詩、書、畫、印，囊括最有“中國特色”的四大古典體裁，此又可謂“鑒賞的通感”。入于詩，出于藝，堪稱《二十四詩品》的升級版。

不過，套用“二十四詩品”，稱得上妙著，但其實也是險著。

《二十四詩品》過去一般指為晚唐司空圖所作，今人陳尚君力辯其偽，惟不甚影響其作為詩學文本的價值，可置不論。但它作為舊詩學的經(jīng)典，實先天有所不足。它將詩風分作二十四類，過于追求整齊，有“湊單”之嫌，而風格類型的區(qū)別也確嫌不夠清晰。比如，何謂“形容”，何謂“精神”？“纖秾”與“綺麗”，“沖淡”與“自然”，“勁健”與“豪放”，差別又在哪里？同時它還有個優(yōu)缺點并存的特色，即用了詩的語言，而非批評的語言，這使得它本身亦成為需要闡釋的對象。故錢鍾書就指它“理不勝詞，藻采洵應接不暇，意旨多梗塞難通，只宜視為佳詩，不求甚解而吟賞之”。

《詩品》的風格分類及定義本有其含糊處，羅韜既已充分發(fā)揮其長，亦不能完全避免其短，特別表現(xiàn)在對具體作品的風格認定方面，自有見仁見智之疑，未必即能一言而定。

說到這，話就要說回來了，欣賞藝術本就是見仁見智的事啊。

談藝由風格入，尤其由“二十四詩品”入，相當于通過二十四扇窗口來看風景。應該承認，所謂風格之為物，天然的帶有主觀性，更無論二十四種風格了。這二十四扇窗并非天成，而是人為，則隔窗觀景，所見者自然不能說就是“藝術真諦”。然則，存在不主觀的審美嗎？真有跟主觀契合無間的藝術客觀嗎，真有客觀的“藝術真諦”嗎？真正的藝術在哪里，桃花盡日隨流水，但桃花源有徑可尋嗎？

說到底，理解藝術，不能不有所憑藉，借用西洋文學批評的概念，“二十四詩品”實為一個“有意味的形式”，為我們理解藝術開了一大法門。藉此觀照藝術作品，有如戴上了一副審美的3D眼鏡，定能使我們能見所未見，有觸發(fā)之時，有悟入之處。藝術的鑒賞和批評之路固然不止一條，但假道于風格，假道于風格的“二十四橋”，不失為深入藝苑的通幽曲徑。從這一角度來說，羅韜拈出此題，實為具深識者的“方便說法”。其行文亦明白通達，隨處融匯一己之心得，淺者能見其淺，深者亦見其深，誠可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之作也。

作為寫過《學林點將錄》的人，我對這種體裁的挪移自然有充分的同情?！耙庾悴磺箢伾?，前身相馬九方皋”，若能得魚忘筌，渡河忘筏，才算得上是善讀書者。我論學取“點將錄”之體，羅韜談藝取“二十四詩品”之體，皆宜作如是觀。 

談藝之難，難在不能離于學養(yǎng)，又不能限于學養(yǎng)，非僅依憑學問的積累可以達致，更需要學識的均衡與眼光的高明。談藝是實證主義的邊境，卻是直覺主義的領地，“實事求是”只是入手功夫，更難得者在于“別有會心”。羅韜深造自得，遂能接續(xù)古典藝術批評一脈，其學識固非今日藝林中人所能及，其眼光又非今日學院中人所能得，我以為是其最稱獨步之處，“送君者皆自厓而返，君自此遠矣”！

在我個人來說，自信能積力于學，但于藝文一道，輒苦于“踏枝不著空歸去”，眼見羅韜已有“獨釣寒江雪”之態(tài)，我則“徒有羨魚情”而已。

約模記得多年前，在一次飯局上，羅韜跟大家形容某君的相貌，用了“高古”一詞，當時為之絕倒，印象極是深刻。以后我讀書凡遇“高古”二字，輒聯(lián)想及于某君，即網(wǎng)絡用語所謂“不能直視”者也。再后來，才發(fā)覺“高古”乃“二十四詩品”之一，始知羅韜當是久蓄《詩品》于懷，以至于出口付諸戲謔。這么說起來，他假借“高古”以擬人，是不是最早活用“二十四詩品”于詩外的例子呢？甚至，他再活用“二十四詩品”以談藝，是不是竟肇端于此呢？

至于羅韜本人，若是我們照葫蘆畫瓢，也以“二十四詩品”擬之，那么最貼切的風格，恐怕是“超詣”吧。

本文為胡文輝為《移花就鏡:二十四品詩書畫印通釋》所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