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在某拍賣網(wǎng)站得見一封聞宥先生寫給同事兼后輩胡起望先生的信件照片（下稱聞信）。此信不到百五十字，言簡意賅，主要回答“游耕”一詞的對譯問題。信雖不長，其中涉及到的人事原委似可稍作闡發(fā)，以廣見聞。
聞宥（1901-1985），字在宥，號野鶴，江蘇松江人。曾為南社、創(chuàng)造社成員。1929年起，先后于國內多所大學中文系執(zhí)教。1940年后任華西協(xié)和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主任、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博物館館長，又曾兼國立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院系調整后為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兼西南民族學院教授、博物館館長。1955年起任中央民族學院教授。先生雅好古文、詩詞，又善書法，主要從事民族語言文字研究，并在歷史、金石、哲學、民俗、銅鼓文化等領域均有精深造詣?？箲?zhàn)時期，聞先生與陳寅恪先生曾居于同一棟小樓，陳先生有“君化無用為有用，我以小巫見大巫”之句相贈。此外，聞宥先生和漢學家馬悅然（1924-2019）還有一段師生情誼。胡起望（1933-2009），浙江杭州人，先于中央民族學院少數(shù)民族語言文學系學習瑤語，后入該院歷史系研究班，師從蘇聯(lián)專家切博克薩羅夫和民族學家林耀華教授，畢業(yè)后留校任教。胡先生長期從事少數(shù)民族研究和教學工作，有豐富的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特別是瑤族地區(qū)）調查研究經(jīng)歷。
聞信抬頭稱“起望吾兄”，信末落款“聞宥 九月二十日”，未署年份，從筆跡看是聞宥老親筆無疑。信中討論的“游耕”一詞，應是胡起望、范宏貴在《盤村瑤族：從游耕到定居的研究》（1983年2月）一書中使用的這一概念，結合聞宥先生所使用的便箋紙上有“北京市郵電公司印刷出品 八三·三”字樣，可知該信寫作不會早于1983年。先生于1985年9月27日去世，因此1983、1984、1985這三年的9月20日為可能的寫信時間。信中又提到“拙集還是附上，過幾日再送勘誤表來”?？悸勫断壬簧鲱H豐，但出版的專著不多，早年有《古銅鼓圖錄》《四川大學歷史博物館所藏古銅鼓考》和《四川漢代畫像選集》等，五十年代后唯有《聞宥論文集》出版（1985年7月）。先生自稱“這是我對舊作論文的第一次結集”，“拙集”當是此集。綜上可推知，此信應寫于1985年9月20日，數(shù)天后的9月27日先生即溘然長逝。在國內某書籍交易平臺上，有聞宥先生贈胡起望先生的《聞宥論文集》（簽贈本）出售，或可證確有送書事，惜未能得見簽贈時間。另這里提到的勘誤表應指《聞宥論文集》的勘誤表，該集印刷時無勘誤表，當為另紙后附，而胡起望教授是否收到了聞先生送來的勘誤表則無從知曉了。信件錄文如下。
起望吾兄：
nomad是由希臘語nomádos（義為放牧場）轉成的。對于‘游耕’無可援引。
至于‘游耕’，第一，我不知道原來有沒有專名！第二，如果沒有，我們自己可以造一個。但是，英語里合于‘游’的接頭辭，我實在想不起，一時無法造成，可否問問費公，請他造一個！
其它幾個詞義‘農(nóng)業(yè)’為agriculture，‘經(jīng)濟’為economics，‘生活’為life，似皆無問題。
拙集還是附上，過幾天再送勘誤表來。
敬禮！
聞宥 九月二十日
聞宥致胡起望信札（1985-9-20）
聞宥先生通曉英、日、法、俄等數(shù)種語言，自修拉丁文，且從事民族語言研究，因此對翻譯頗有功底和興趣。他還在華西大學任職時，看到周汝昌英譯的陸機《文賦》，即拍電報聘其為華西大學外文系講師，建國后與學友間的通信也多有提到翻譯事。就聞信的內容來看，胡先生應在早前向聞老請教過一些翻譯問題，特別是“游耕”一詞如何對譯。聞老表示英語“‘nomad’一詞是由希臘語‘nomádos’轉成的（義為放牧場）”，這里牽涉到了希臘語，筆者非希臘語專業(yè)人士，只能試做解釋。英語“nomad”（游牧民）一詞確有希臘語詞源，聞老提到的希臘語“nomádos”為拉丁文轉寫。而義近于英語“nomad”“nomadic people”的希臘文詞語，有“νομ?δα?”（nomádes）一詞，這里或為先生轉寫筆誤?！癗omades”在最初使用中偏重“游”“畜牧、放牧”等義，而源于此詞的“nomadism”和“nomad”兩詞一般分別對譯中文中的“游牧”和“游牧民”。曾有學者提出兩詞都僅有“游”之意，而無“畜牧”之意，已有學者從語源上進行了考證，認為用“游牧”對譯“nomadism”，以“游牧民”來對譯“nomad”是比較合適的。無論如何，“nomad”一詞對“游”“牧”都有體現(xiàn)，而與“耕”絕無關聯(lián)，聞老也應是從詞源上進行了分析，得出“nomad”一詞語義上不能為“游耕”所引證的結論。他又另起一段圍繞“游耕”談了兩點。其一，不知“游耕”原來有無專名；其二，認為如沒有專名，可自造一個。因為打算造詞，聞老似未考慮以詞組形式翻譯。在求“英語中合于‘游’的接頭辭”（即前綴）不得后，他表示“一時無法造成，可否問問費公（按：費孝通），請他造一個”。最后聞老指出“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生活”幾個詞的對譯“似皆無問題”。那么信件有著怎樣的寫作背景，何為“游耕”，費孝通先生是否又為“游耕”造了一個對譯詞呢？
提到“游動”“遷徙”，人們首先會想到“馬背上的民族”，如蒙古人。對世界民族狀況更有了解的，則會舉出吉普賽人之例。而這些表示“游移”的詞似乎都不是用來形容中國農(nóng)業(yè)地區(qū)民眾的。一條“黑河——騰沖線”，奠定了國人對中國人口分布的基本認知；地理課本上講述的“等降水量線”“農(nóng)業(yè)活動界線”等線條似乎將各區(qū)劃分得明明白白，各不相“犯”。長在中國農(nóng)業(yè)區(qū)的普通人，建立對游牧世界的想象認知尚已不易，更難以想到南方農(nóng)業(yè)區(qū)內，在某些隙地、邊地，散布著高度依賴“移動性”，游移耕作的人群。實際上游耕并不僅在中國存在，例如靠近我國的東南亞，就有相當比例之生產(chǎn)以游耕形式開展；游耕也不是瑤族所專有，經(jīng)濟類型上，游耕經(jīng)濟類型曾經(jīng)或許與游牧、定居農(nóng)業(yè)、游獵等類型同樣重要。
胡、范合著的專書名為《盤村瑤族：從游耕到定居的研究》（下稱《盤村瑤族》）。“盤村”是按慣例為某個瑤族村落取的代名，該村位于廣西壯族自治區(qū)的大瑤山，屬金秀瑤族自治縣，是我國瑤族主要聚居地之一。是書所考察的盤瑤，又稱“過山瑤”，是特別的游耕之瑤。全書由“從游耕到定居”“從封閉到開放”兩條線索展開，兼顧歷史文本分析利用與民族志撰寫，全面研究了盤村瑤族的社會變遷，成為“近年來解放思想后出版的第一本民族志著作”，具有研究重啟與學術重振的里程碑意義。聞信所討論的“游耕”即關涉到《盤村瑤族》一書的核心概念。
胡起望、范宏貴著《盤村瑤族：從游耕到定居的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年
該書前有費孝通先生所撰之序言，達十六頁之多，有不少治學體悟、傳承學術之思與個人經(jīng)驗融于其中。費氏在序中先講述其與瑤族研究的淵源，今已頗為人所知，似不必細說。而他在序中點明的研究取徑及勾勒的學術藍圖則很有啟發(fā)意義。1978年重訪大瑤山后，費氏決定繼續(xù)未完的瑤區(qū)調查活動，胡、范的這項研究則是響應倡議之舉。據(jù)范宏貴先生回憶，由胡、范二人到金秀開展調查，人選是費老決定的。研究開始前費老曾兩次與他們面談，關心研究過程，對研究成果也曾提出修改意見。二人選擇人數(shù)最多的盤瑤作為研究對象，費氏也表示贊同，認為“可能作為研究整個瑤族的一個突破口”?？偟膩碚f，對盤村瑤族所做的微型調查，成果讓費公較為滿意，他說“這本《盤村研究》只是我倡議的瑤族研究的一個開始……今后發(fā)展的一個方向是繼續(xù)在大瑤山里一個集團一個集團地進行‘麻雀解剖’式的微型調查”?！案阄⑿脱芯?，以小見大”，這條原則見于費氏的多篇文字中，原因即是他“意識到從這微型的研究里確是接觸到了貫穿在各民族歷史中具有一般性的規(guī)律”。“盤村瑤族研究”的成功強化了他的這一見解，同時也揭示了繼續(xù)做關聯(lián)性、比較性研究的空間。
費氏設想“盤瑤可能是從中原南移進入南嶺山脈，然后又有部分更向西南移動，甚至移出國界的這些瑤族的骨干”，如此線索存在，則瑤族研究的另一個發(fā)展方向，應是研究大瑤山外的盤瑤。這樣的話，“廣西大瑤山的調查可能是南嶺山脈的民族走廊地區(qū)的綜合調查的開始”。費老推動下一代學者深入大瑤山做微型調查自有其學術考量。具體層面上可以接續(xù)瑤族研究傳統(tǒng)，為南嶺走廊地區(qū)的綜合調查筑基，以配合其“民族走廊研究”的布局。宏觀層面主要“希望從這種研究中，能對我們整個中國民族大家庭，尤其是對研究全世界人口最大的民族——漢族的形成問題有所啟發(fā)”。費氏曾引述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的“內部邊疆”劃分，并以自身認識為基礎作了一個平行闡述，借以說明中國這個“棋盤”的基本格局，提出了一個各族人民流動的總趨勢問題，即“北方民族的南下或西進，中原民族的向南，沿海民族的向南或南北分移，向南移的又向西移出現(xiàn)在的國境”。隨著這一線索，視線最終將落在中國西南角。在這里居住的瑤族，還分布于越南、老撾、泰國等地，作為跨境民族難免會吸引中外學者的目光。
整體上，外國學者對中國民族的關注較早，建國前也有不少人士深入我國民族地區(qū)從事體質人類學等調查。上升到宏觀層面、比較具有卓見的，如拉鐵摩爾關注族群間的“擴張—撤退”“再擴張—再撤退”進程，勾勒北方農(nóng)牧并峙、互動格局的成立，并將進退界限提煉為“長城邊疆”，同時對漢族向南方的擴展與少數(shù)民族的“撤退”作了示意性分析。而談到存在于較廣大地區(qū)的游耕現(xiàn)象及其產(chǎn)生根源，總是讓人聯(lián)想到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逃避統(tǒng)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的無政府主義歷史》一書中的分析。斯科特在書中概念性地發(fā)展使用了贊米亞（Zomia，或譯佐米亞）這一空間概念，描繪了一幅“逃避統(tǒng)治”的歷史圖景。（以下提到的斯科特相關表述參見氏著《逃避統(tǒng)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的無政府主義歷史》，王曉毅譯，三聯(lián)書店，2019年）他所指稱的這個區(qū)域涵蓋了東南亞諸國與我國的云南、貴州、廣西和四川數(shù)省，是一個超越國境、邊界的空間概念。贊米亞人民（姑且稱之），其所居地區(qū)多具有“高地”特征。相對于“低地”而言，這一地理環(huán)境上的垂直性差異基本決定了該地區(qū)處于一種非國家的前國家社會條件，表現(xiàn)出一系列落后面貌。溯其根源，簡言之，高地居民曾受到以“國家統(tǒng)治”為主要表現(xiàn)的外部壓力，被迫或選擇“上山”，從事游耕，形成邊陲世界?？偟膩碚f，游耕是贊米亞居民展現(xiàn)“逃避藝術”的根本。斯科特在論述中雖曾引瑤族的事例，但其主要的考察點、舉證涉及我國南方民族地區(qū)的不多，并未真正進行研究，因此留下了頗為寬廣的對話空間。那么，斯科特所指的“游耕”與胡起望先生等研究者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所定義的“游耕”是否屬于“智者見智”呢？
一般認為，斯科特的論述對于共性的把握較強，往往能從大量材料中提煉出“指標”，以支撐其獨到的視角、眼光。他描繪的贊米亞居民，基本上具有共同的生態(tài)背景，也有類似的社會文化表現(xiàn)。即居住在交通不便的山地（海拔300米以上），具有地形阻力（friction of terrain）；以刀耕火種形式種植抗“強征”的塊根作物，從事“逃跑農(nóng)業(yè)”（escape agriculture），重視移動性；社群單元在規(guī)模上較小，適應性強；通常都不為國家“服務”或存在逃避“統(tǒng)治”的各種動機；具有無文字與口述特征，語言多變；與低地有一定的依存關系等。這些指標是針對整個贊米亞地區(qū)提出的，那么斯科特所提煉的“指標”是否同樣適用于盤瑤乃至大瑤山地區(qū)的瑤族也成為了一個待證之題。
在斯科特筆下，地點和移動是進行逃避的兩個重要原則?！侗P村瑤族》作者結合歷史材料分析指出，盤村位于大瑤山的中心地區(qū)，海拔在六百五十米到七百米之間，位于山腰。大瑤山全區(qū)則萬山叢集，“在2300平方公里總面積的土地上，沒有一塊面積為一平方公里的平地”，中心地區(qū)一般的山嶺高度都在一千米以上。大瑤山瑤族有和中央政府對抗的歷史，具有“先有瑤，后有朝”此類的認識，遠離統(tǒng)治之心理較明顯。對外聯(lián)系上，大瑤山地區(qū)長期呈“雙向封鎖”態(tài)勢，即中央政府在外圍實行控扼政策，大瑤山內部也保持防范態(tài)勢，但內外仍一定程度上存在互補性貿易。地區(qū)內部，大瑤山的五個瑤族族系，語言上可分為三種，地位上又分為兩個群體。稱為“山丁”的盤瑤、山子瑤不占有土地，只能向占有土地的“山主”——茶山瑤、花籃瑤和坳瑤租用山坡土地，進行簡單的刀耕火種，種植旱禾、包米、紅薯、芋頭等作物，沒有菜園種植蔬菜，數(shù)年就需移動。導致“游”的因素有三，其一是地力衰退；其二是單位土地產(chǎn)出有限，需以較小規(guī)模分散而居方能過活；其三是出于安全、躲避疫病、野獸等因素。游耕基礎影響了盤瑤的經(jīng)濟生產(chǎn)、文化習俗、親屬制度等各方面，例如村寨規(guī)模小、無文字，乃至于服飾顏色、建筑材料甚至性格等皆以適應在大山中游移而形塑。對這種生存形式的核心，《盤村瑤族》作者用“游耕”這一個詞加以概括。“游”強調移動，“耕”則反映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為主要營生，這就是游耕的基本內涵。耕作是生存之需，移動則是持續(xù)生存之要，合二為一則是游耕之必要。
對于胡、范使用的“游耕”概念，費老態(tài)度是比較中立的。他說“本書作者把盤瑤的耕作制度稱作‘游耕’，暗示有一點類系牧業(yè)中的‘游牧’。這個概念是否恰當還可以研究，至少應理解為耕地常常流動的農(nóng)業(yè)”。但如僅簡單描述盤瑤的生產(chǎn)流程，刀耕火種似乎與游耕無甚區(qū)別。費氏顯然注意到了這一問題，對于“游耕”進行了概念性擴充，指出“游耕不只是指‘刀耕火種’的農(nóng)業(yè)技術，也不只是指幾年遷移的不定居的生活。它是一個從生產(chǎn)力到生產(chǎn)關系，意識形態(tài)綜合性的概念，一種社會經(jīng)濟模式”。應該是受此提點，胡起望后撰《試論瑤族游耕的發(fā)展》一文，比較了游耕、游牧、游獵的異同，再次從諸方面考察了瑤族的游耕，側重把握“游耕”概念的綜合性，對費氏觀點作了進一步闡釋與再證明。僅就這一點足以看出費氏于“盤瑤研究”之中的指導者角色，此后談及瑤族游耕的著作，亦多在上述費氏定義下進行細化研究。
綜合以上的“游耕”認識，可以發(fā)現(xiàn)中外學者的認識頗有共通之處，游耕瑤民和贊米亞居民的形象也較為相似。這至少說明，斯氏是點到了一些共性“穴位”的，只不過中外學者表述的角度、使用的概念、考察的對象有差異，需要再做分析。例如形容受到一定壓力后的“游移”行為，斯科特傾向于使用“逃避”“逃跑”等感性詞語，而費孝通等先生則使用“走”“遷”這樣相對平和的詞匯?！侗P村瑤族》與斯科特的贊米亞研究又是微觀研究與宏觀研究的一個對比，《盤村瑤族》的考察范圍僅限于大瑤山，而斯科特則有進行跨越國境、開展宏大敘事的學術“野心”，前者有“解剖麻雀”的示范意義，后者的研究嘗試對于跨境民族研究則多有啟發(fā)。當然，斯科特所試圖理解的贊米亞實在過于廣大，因此對其中的異質性區(qū)域、內部互動、個體等細節(jié)的關注略顯蒼白。事實上，絕對意義上的高地與低地，絕對意義上的高地、低地人群并不存在。中國歷史上王朝勢力的擴張，或者稱之為漢民族的擴張，對于承受方而言都是持續(xù)、強大的外部壓力。承受人群要么適應、轉換，要么“退卻”“逃避”。歷史上的瑤族很可能由于抵抗不住壓力，輾轉退到大瑤山地區(qū)，成為相對而言的高地人群，這是“一次上山”。而如維克托·李伯曼（Victor Lieberman）的看法，山地居民的生活中亦存在矛盾與暴力沖突，族群成員的平等與否或存疑。杜樹海也認為“斯科特忽視了山地社會內部的分化及其內部社會機制”?！疤颖堋泵婷驳男纬墒沁m應式的，在大瑤山，同樣來到高地的瑤族，基本穩(wěn)定后在社會內部轉而開始一個內部競爭過程。競爭之下，一部從事定居式水田農(nóng)業(yè)（搶占相對低地），一部選擇游耕（“二次上山”）。因此即使在一個高地社會中，依然存在相對低地與相對高地，這是二次、甚至多次分化所形成的分層結構，這是“與人爭”的結果。（以一個或幾個村寨為單位組成的石牌組織也是瑤山內部的另一類分化表現(xiàn)）另一方面，若以農(nóng)業(yè)發(fā)展條件而論，大瑤山不是優(yōu)選之地，但這并不影響該地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多樣性，即發(fā)展可能性。本地區(qū)的瑤族各支受到自然環(huán)境制約，本質上不可能發(fā)展或從事整齊劃一的經(jīng)濟生業(yè)，必然要向不同生存方式邁進，這是“與天爭”的妥協(xié)。大瑤山的五瑤各有不同，盤瑤成為游耕之瑤，有進行游耕的必要，就是小地區(qū)的一個內部競爭結果。人們常說“物競天擇”，人為“天”所逼，但在族群發(fā)展前途上，同類相逼以及“人擇”的參與度并不低?！吧仙健笔且环N“逃避”，“游移”也是一種“逃避”。雖然大瑤山內部競爭結果已定，游耕方式導致的敵對和糾紛問題依然存在，直到建國前，該地區(qū)仍有較為激烈的內部競爭。隨著中國國家有效行政管理的鋪開，封閉性不再，地區(qū)內的競爭結果也事實上失去效力，自愿或有組織的定居自是終點。
本文無意討論“贊米亞”概念及斯科特的全部觀點正確與否，但在現(xiàn)代生活中似確有必要理解“作為一種生存方式，逃避在社會生活中的普遍意義”?！疤颖苄袨椤?，實際上是一種被動選擇與主動選擇疊加的結果。脆弱的人類面對“天災人禍”，盡可能的有效適應是一種生存策略，其中包含的適應力與選擇決斷是人類血脈深處的本能。當“逃避”成功以后，這種策略會在一定時間內不再啟用，但“逃避”心理卻潛在地強化了。這樣的反復強化在歷史上或有多次，因此延及今日，時常有居民不愿“下山”或再次“上山”的報道見諸報端。排開利益性因素，或許心理上“逃避”本身就代表了最后的依憑與直覺性的解決問題之策，這樣的心理與直覺超越“生活條件好壞”“方便程度”“進步文明與否”等一般考量因素?！疤颖堋笔沁m應式的，理想情況下，假設群體進一步受到“擠壓”，只要還未達到調適極限，高地居民很可能會向更高處移動；若穴居、入海而居能逃避“統(tǒng)治”，則部分人群或不介意向地心、海底步步前進（適應式“逃避”），只不過這樣的選擇需要付出大量生命與長久的努力。個人進行調適的空間、能力與勇氣則很有限，往往只能自我拯救或自我決斷。通常而言，人們對“避世”“歸隱”等所謂“逃避行為”的看法沖突，其實也是個人的本能與理性互搏所產(chǎn)生的認識差異。
再一次回到這封信上來，胡起望先生向聞老請教“游耕”等詞語的翻譯問題，是否有什么原因呢？筆者尚未見到相關資料，只能大膽做個猜測。聞信寫作已在9月末，次年5月，在香港召開了第一屆瑤族研究國際研討會。胡起望自撰的簡訊稱與會學者有三十余人，魏斌在《擴大交流，促進研究——第一屆瑤族研究國際研討會述評》中提及的國內外參會人員相加為二十二人。胡起望為參會者，故從胡說。會議收到論文二十六篇，成立了國際瑤族研究會，著名人類學者喬健當選為會長。胡起望、喬健后來提到“1986年5月‘瑤族研究國際研討會’的中文版論文，已在北京的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反推之，由于是國際會議，參會論文很可能被要求提供英文版以方便交流。在中文版《瑤族研究論文集》中，《瑤族游耕略述》等兩篇文章胡起望都曾執(zhí)筆，他在準備過程中求教聞宥先生翻譯問題當是可能的。此外，據(jù)《胡起望先生生平》一文記載，1982年后胡先生與異國學者交流、出外講學的次數(shù)增多。需要備好研究成果的英文版，或將一些特殊的概念、名詞提前進行對譯也是可能之因。
那么，“游耕”有沒有較合適的對譯詞呢？1980年出版的《中譯人類學詞匯》一書中，將“shifting cultiviation”譯為“游移耕種”，是一個比較還原的譯法。其他譯法如“swidden cultivation/agriculture”“shifting agriculture”也是學者們使用較多的。而胡起望先生到底有沒有請費老造一個詞，費公到底有沒有新造一個詞，隨著親歷者的故去很難給出一個確切答案。當然如有相關記載留下，或許又是另一段故事。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