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時期《文姬歸漢圖》中的服飾與年代問題

《文姬歸漢圖》以東漢末年蔡文姬歸漢故事為主題創(chuàng)作的繪畫作品，歷史上有不少同類題材的相關(guān)作品傳世。特別重要的有幾件傳為宋金時期的作品，在中國歷史上影響特別大，對于中國服飾史研究的重要性也特別大。中國絲綢博物館在舉辦“眾望同歸：絲綢之路的前世今生”時展出了吉林省博物院的傳為金人張瑀的《文姬歸漢圖》，同時舉辦了一個名為《出塞歸漢》的文獻展。

本文特從服飾的角度對三件年代屬于金元時期的《文姬歸漢圖》（或《明妃出塞圖》）的部分服飾及年代問題作一探討。

一、張瑀《文姬歸漢圖》

此畫尾上角有題“祗應司張瑀畫”，一般都認為張瑀是金代畫家，可能是漢人，或是祖上為金人擄去的漢族畫家。

吉林省博物院傳為金人張瑀的《文姬歸漢圖》（局部）絹本設色，吉林省博物院藏

畫中描繪了文姬歸漢途中的一個片段。此圖繪一隊人馬迎風前行的情景，男女共十二人，馬近十匹，分四組，疏密錯落，互相呼應。畫面雖未加配景，但從人物的服飾和神情，可以看出他們長途跋涉后的疲憊及塞外朔風凜冽的環(huán)境。全圖筆墨簡練，設色淺淡，造型準確，技法嫻熟，具有強烈的藝術(shù)感染力，是一幅在繪畫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優(yōu)秀作品。（圖1）畫最右邊的一騎肩扛三角旗，邊上跟著一匹小馬駒。第二位馬上的就是蔡文姬，馬頭左右有兩名胡兵夾馬而行。然后是中間一大群人驅(qū)馬跟隨文姬之后，靠前的一位頭戴幘巾、手持團扇的漢人應該是曹操派來接文姬的使者，而其他四人都藏頭縮身，似在躲避撲面寒風。畫面最后一位胡人右手持鷹，似正在追趕隊伍。

著名服飾史家周錫保繪文姬圖

此圖的服飾總體來看屬于金元之際。我最早看到這一文姬形象是在著名服飾史家周錫保《中國古代服飾史》中（圖2），書中已用此圖作為金代女性服飾的代表：圖中首戴貂帽，耳兩旁似各垂一長辮。上身著半袖，內(nèi)著直領(lǐng)長袖上衣，腰束帶。從顏色上分別，下身與上衣之色不同，但又不似裙子。足著長靿尖頭靴，頸項間圍有云肩。這種貂帽和長辮、云肩、長靿靴都是金人服飾的特點。在本文中，我們就來談談文姬所穿的兩件服飾。

一件是云肩。云肩在中國出現(xiàn)在什么時候？這不只是中國服飾史上的問題，對這件《文姬歸漢圖》來說也十分重要。從實物看，云肩單獨出現(xiàn)的時間很晚，大約要在明清之際。但云肩作為一個裝飾區(qū)域出現(xiàn)在衣服上，卻在元代已十分流行。我們可以舉出很多實物的例子：如收藏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和克利夫蘭博物館里的緙絲，還有一件美國私人收藏的大袖袍，面料上都有著明顯的云肩的設計。類似的圖案在瓷器上也有大量的應用。

?《送子天王圖》所繪云肩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泥塑

然而，在圖像和史料上，云肩出現(xiàn)的時間來得更早?！洞蠼鸺Y·輿服下》載：“又禁私家用純黃帳幕陳設，若曾經(jīng)宣賜鸞輿服御，日月云肩、龍文黃服、五個鞘眼之鞍皆須更改”。這里就提到了云肩，很可能就是真正的云肩。傳為宋代的《送子天王圖》（日本大阪市立美術(shù)館藏）畫的都是神和鬼的形象，但其中也有兩例云肩，下身配的是南北朝時有三角尾的裙擺，感覺不是最為真實（圖3）。另一個案例是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的一件泥塑（圖4），原物來自伊朗塞爾柱（Seljuq）時期（1040-1196）的宮殿，類似的形象在阿富汗Lashkari Bazar和土庫曼斯坦的木鹿也有發(fā)現(xiàn)。這件泥塑上有著明顯的云肩，而且是穿在上衣外的云肩。

河南焦作西馮封村出土的舞蹈俑

黑龍江阿城金墓出土的裹肚

第二件服飾是裹肚。透過文姬所穿的上衣，周錫保稱為半袖，也有人稱為旋襖，或是貉袖，可以看到文姬穿了件打了很多結(jié)的內(nèi)衣，這是什么衣服呢？類似的形象在河南焦作西馮封村出土的吹笛、舞蹈俑中可以看到（圖5），這應該是金元時期流行的裹肚。《元典章·工部三·役使》：“祗候不系只孫裹肚?！薄锻ㄖ茥l格》也有類似的記載：“若有穿系裹肚束帶，各處官司盡數(shù)拘收”。金元好問《續(xù)夷堅志·延壽丹》：“搗為泥丸作彈子大，黃丹為衣，紙帶子盛此藥一丸，縫合著臍中，上用裹肚系定。”可以看到，這里的裹肚都需要系一下，其實就是在腹部系一護腹，以保護腹部。這類裹肚在宋金文獻中也可以稱為“三襜”，出土實物中最早可以看到的是內(nèi)蒙古豪欠營遼墓出土女尸身上穿著的棕色絲綿背心，當年的線描圖上有兩根帶子系著。另外黑龍江阿城金墓也出土了好幾件類似的裹肚，如褐地朵梅鸞紋金錦裹肚和泥金云龍紋褐羅裹肚（圖6），內(nèi)蒙古達茂旗明水墓則出土了黃地方搭花鳥妝花羅裹肚。每件裹肚其實都有三片織物，有時兩長一短，有時三片均長，中間一片在前，其余兩片繞到背后，幾根帶子再穿繞到前面打結(jié)系牢，正好與文姬胸前的打結(jié)一致。三片織物一直可以蓋到膝部，織物下方有時也會再有帶子，應該是吊系靴套所用（圖7 系法）。

裹肚系法

二、（傳）宮素然《明妃出塞圖》

此畫與張瑀《文姬歸漢圖》總體布局和風格極為相似，但被稱為《明妃出塞圖》。仔細比較下來，可以發(fā)現(xiàn)還是有不少差別?？偟臉?gòu)圖還是基本相似，畫中人物比張瑀的要多兩位。女主角在這里是昭君，她的位置沒有變，頭戴貂冠、身著服裝的風格也沒有大變，但她的身后多了一位抱著琵琶的女子，可能正是為了說明昭君的身份，因為傳說中的昭君善彈琵琶（圖8）。昭君身后的一群人總體也和張瑀畫中相似，有一位漢使以及五位胡人。昭君前面一人肩上斜扛著旗幟，但邊上還有多了一人。隊后還是有一人騎馬追趕，右手持鷹，但有獵狗同行。此畫傳為宮素然所繪，而宮素然為鎮(zhèn)陽人（今河北正定）。宮素然生平無傳，但一般將他定為宋人或金人。

（傳）宮素然《明妃出塞圖》（局部）紙本水墨?日本大阪市立美術(shù)館藏

其實，關(guān)于此畫的爭議頗大，余輝已從民族學的角度出發(fā)將中間一群人定為婆焦式的蒙古發(fā)型，“如中國小兒留三搭頭在囪門者”（圖9），但總體還是把年代定在金元交替之際。本文在這里再舉出兩個服飾方面的例子進行說明。

（傳）宮素然《明妃出塞圖》（局部）日本大阪市立美術(shù)館藏

一是辮線袍，也稱辮線襖。在隊前扛旗之人，騎在馬上，身上穿的顯然是一件辮線袍（圖10）。辮線袍是蒙古人最為經(jīng)典的外衣，其制作方式通常為上下兩截，上截緊身，中間有辮線，用絹或線制成，形成收腰的效果。下截為裙擺，腰腰密密打折，這與畫中的服裝十分吻合。中國絲綢博物館在2005年舉辦的《黃金絲綢青花瓷》展覽中展出了一件龜背地滴珠窠奔鹿納石失織金錦辮線袍就是一個極好例子（圖11）。這類服裝在趙珙《蒙韃備錄》中已有提及：“腰間密密打作細折，不計其數(shù)，若深衣止十二副，韃人折多爾?！壁w珙在宋寧宗嘉定十四年（1221）往河北蒙古軍前議事，回來后將自己出使期間的見聞著錄成書。此后，彭大雅和徐霆兩人分別在1232年和1235-1236年隨奉使到蒙古，回來后也將兩人的見聞記錄合成《黑韃事略》，其中也提到了“用紅紫帛捻成線，橫在腰，謂之腰線?！?/p>

（傳）宮素然《明妃出塞圖》（局部）日本大阪市立美術(shù)館藏

龜背地滴珠窠奔鹿納石失織金錦辮線袍

龜背地滴珠窠奔鹿納石失織金錦辮線袍（局部）

二是馬韉邊緣的圖案。宮素然畫中的馬韉都很漂亮，中心和外沿都有非常漂亮的紋樣裝飾。最前面的扛旗者的馬韉中間為蘆雁紋，邊沿為纏枝蓮葉紋。明妃所用馬韉中間是穿花鳳，周邊為深地的纏枝牡丹紋。中間一隊人馬中最靠邊上的馬韉的中心是鳳凰紋，周邊為淺色地的牡丹紋，而隊伍最后一位的馬韉中心是海東青紋，周邊則為靈芝云草，即用草蔓串起來的靈芝云（圖12）。所有這些裝飾元素都是典型的元代風格，其中又以靈芝云最為明確。我們有許多可以比對的案例，最為明確的是中國絲綢博物館收藏的藍地鷹逐奔兔紋織金胸背，上面就有海冬青的形象，以及大量靈芝云紋的裝飾（圖13）。

?（傳）宮素然《明妃出塞圖》（局部）日本大阪市立美術(shù)館藏

藍地鷹逐奔兔紋織金胸背?中國絲綢博物館收藏

由此來看，傳為宮素然《明妃出塞圖》中的扛旗引路者身著辮線袍是典型的蒙元服飾，而后跟者的馬韉上有靈芝云裝飾，也是明顯的蒙元風格。雖然金元之間有著近三十年的重疊，但此畫的年代不應該早于蒙元時期，卻13世紀初期。由于畫中的發(fā)式、服式、以及圖案等都與典型的蒙元風格十分吻合，所以，此圖（或其母本）遲于元代的可能性也不大。如將此畫與張瑀的《文姬歸漢圖》相比較，此圖肯定會遲于張瑀的《文姬歸漢圖》。

三、（傳）陳居中《文姬歸漢圖》

陳居中是南宋寧宗嘉泰年間（1201-1204）畫院待詔，工畫人物，亦擅番族人馬。此圖系描繪漢末女詩人蔡文姬在兵亂中流落匈奴，后為曹操贖回的故事。圖中土岡沙丘，疏枝衰草，漢使列隊迎候，左賢王即席餞別，二子牽衣不舍，文姬亦依依不舍。畫中人物神情細致生動，儀態(tài)肅穆莊嚴。衣紋用鐵線描，嚴謹精工，風格古樸。此圖原為清宮舊藏，但無作者款印，據(jù)《石渠寶笈續(xù)篇》訂作者為陳居中。

（傳）陳居中《文姬歸漢圖》（局部）絹本設色?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黑龍江阿城金墓（1162年）出土男子袍子

由于沒有高精的圖像，我無法對其中的服飾作詳細而準確的研究。但是，仔細觀察位于中心的一組人物，地毯左側(cè)的女性應該蔡文姬，邊上是她的兩個孩子，右側(cè)坐的是左賢王，邊上有一侍者斟酒（圖14）。從能看清的部分來說，所有胡人袍服都是左衽的圓領(lǐng)袍，侍者和兩個孩子都是，左賢王也是，估計文姬也應該是。畫中服裝面料可以分為三個大類，最常見的是兩個孩子、一個侍者、以及文姬穿在里面的袍子，用的明顯就是金代最為流行的紫地加金織物，通常是織金絹或是織金綾，其實上面的金線多以妝花形式織入。類似的織物在黑龍江阿城金墓（1162年）中出土最多（圖15用兩件袍子，男子穿紫地織金襕袖袍，女子穿紫地云鶴織金袍）。第二種是文姬穿在外面的白袍，也可以看到金色的搭子紋樣，但紋樣題材則無法看清。元代實物中也有白地織金搭子鳳凰和鷹的圖案，出自西藏。第三種是左賢王穿的袍子，雖然畫的圖案不夠清楚，但已足夠讓我們看清這種面料應該是密地滴珠窠的開光圖案。密地開光的圖案描繪的無疑就是納石失織物，而這種滴珠窠紋樣在蒙元時期十分流行，但也只出現(xiàn)在元代。在永樂宮壁畫上曾出現(xiàn)過滴珠紋的兔紋，在敦煌莫高窟北區(qū)洞窟里也曾出土過一件菱地滴珠花卉紋織金錦（B163:66），前面的龜背地滴珠窠奔鹿納石失織金錦辮線袍，就與畫中錦袍非常相似。本館也收藏了一件與此相同圖案結(jié)構(gòu)的納石失織金錦（圖16），用的正是龜背地上的滴珠窠動物紋樣。由此來看，傳為陳居中《文姬歸漢圖》畫中所繪所有人馬的大部分都是宋金服飾，但無可否認，其中左賢王穿的是典型的元代面料，而且這類面料很可能就是由來自西域回回的織工織成的。

四、結(jié)論

1、吉林省博物院藏張瑀《文姬歸漢圖》中文姬所服裹肚與遼至元時裹肚相合，特別是與黑龍江阿城金墓所出裹肚相合，其云肩見于宋畫，也見于中亞10-11世紀服飾，裹肚與云肩一直流行到蒙元時期，與張瑀所屬金代相吻合。

2、日本大阪市立美術(shù)館藏傳金宮素然《明妃出塞圖》與張瑀《文姬歸漢圖》構(gòu)圖及造形極為相似，但其服飾和裝飾圖案有明顯區(qū)別。特別是引路者身著辮線袍是典型的蒙元服飾，而后跟者的馬韉上有靈芝云裝飾，也是明顯的蒙元風格，加上中間人物的蒙古婆焦發(fā)式，所以此件《明妃出塞圖》的年代應該不早于蒙元時期。

3、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傳宋陳居中《文姬歸漢圖》畫中男主角所服袍的款式雖仿遼代左衽盤領(lǐng)盤，流行于遼金時期，但其所畫面料為典型元代滴珠窠納石失錦，所以此畫年代也不應早于蒙元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