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乙：庸俗的情感是目前文學的大敵

阿乙，原名艾國柱。1976年出生于江西瑞昌，畢業(yè)于警校。做過警察、體育編輯、文學編輯。出版有短篇小說集《灰故事》《鳥，看見我了》《春天在哪里》，中篇小說《下面，我該干些什么》《模范青年》，隨筆集《寡人》《陽光猛烈，萬物顯形》。部分作品被翻譯成多國語言，隨后逐漸進入國外媒體的視線。曾獲《人民文學》中篇小說獎、蒲松齡短篇小說獎、林斤瀾短篇小說獎等獎項。

阿乙，圖源網絡

7月，阿乙又住院了。幾年來，因為生病，他總是在醫(yī)院進進出出， “我在醫(yī)院看見的死者，比在當警察時看見的還要多?！币驗殚L期服用激素，他的臉已經從加繆圓成了巴爾扎克。

死亡的意象在他的最新短篇小說集《情史失蹤者》中幾乎成為一種底色。阿乙說因為老是受到死神的威脅，不知道什么時候死，所以在文字里處置他，“比如把死神抓住，吊打一頓，準備處死死神，最后被一個老頭放跑了?！?/p>

對于文學，阿乙有一種圣徒式的執(zhí)著。在出入醫(yī)院的剩下時間里，寫作大概就是他的全部生活。即便是不得不參加的活動，他也總是拿著一本小說，上面畫滿了密密麻麻的線條。當一個人已經看見了“偉大之光”，又怎么能忍受平庸的文字呢？

在我們對話的第二天，阿乙說他又要住院了。隔著屏幕，我彷佛也看見了那個“黑色森林”，作家阿乙獨自行走其間，面對無盡的黑暗。一時無語，默默地打了幾個字“趨光而行”，又覺得有些矯情，回車，刪除，只剩下黑屏，像一個黑洞。

北青藝評：《情史失蹤者》是你的最新短篇小說集，能談談這本小說集和之前的《灰故事》《春天在哪里》等有什么不同嗎？

阿乙：目前我一共出版四本短篇集，先后是《灰故事》《鳥看見我了》《春天在哪里》《情史失蹤者》。平均兩年一本。我想它們是沿著階梯上進的，如果不是，至少也展示出它們之間的不同。《情史失蹤者》主要體現在敘事方式上，變得更細致，強調精耕。我曾聽格非教授的弟子告訴我，教授稱贊我寫作的密度很大。在編輯的努力下，格非教授給這本書寫了推薦語，他說：“很顯然，阿乙的小說有一種無與倫比的密度感，但同時，他成功地保持了行文的簡凈、流暢和自然。他在敘事上不斷開拓新疆域的諸多嘗試令人驚嘆。”這樣的表贊讓我心潮澎湃。我一直認為格非、余華、蘇童那一代是中國文學進步的象征。這種崇拜的感情怎么說呢，類似馬爾克斯和教皇共同上了一次廁所，這讓馬爾克斯銘記終生。

北青藝評：你在這部書的扉頁上的寫道“盡量多地表現”，這是這部小說集在美學上的一種探索嗎？

阿乙：是的。我在盡量多地表現小說里應該出現的場景和動作，使讀者能夠更深入地進入到文本的世界。有時我們在夢里會對自己說的，這是真的，這不是做夢。構成我們這種自信的，是我們在夢中的所見，我們見到的一定栩栩如生。小說和電影一樣，只是一場幻夢。但是這個夢一定要做得比現實還要結實和清晰。我在《虎狼》這篇小說里刻畫一名農婦自殺的場景，反復用了幾千字。有一位讀者說他非常驚恐于最后農婦割喉成功時的描寫：“鮮血像早上升起的國旗，被衛(wèi)兵戴著潔白手套的手猛然拋灑出去。”有時，他人杰出的表現力常使我迷醉。比如我至今還記得的四個字，“地濕難行”。這本《情史失蹤者》就是想在表現力上集中做一次訓練。

北青藝評：第一篇小說《肥鴨》獻給“蔡柏菁”，這背后有什么故事嗎？

阿乙：蔡柏菁是我故鄉(xiāng)報社曾經的社長，或者說主編?，F在退休，在努力寫五言詩。我回鄉(xiāng)時常和他見面。有一次我們見面后分手，我恰在此時說，蔡老師如果有什么好的故事可以講給我聽。我本意是以后見面再聽他講。誰知他走回去幾步即折返過來，跟我講了一個關于詛咒的差不多是真事的事，我將之寫為《肥鴨》。

北青藝評：《肥鴨》講述了一位少女與她的祖母如何在平常的市井家庭中相殺，最后分別離奇死去的故事。這種平庸的惡體現了中國家庭文化中的劣根性，讓人過目難忘。

阿乙：小說呈現的是事件、事情，有時只是一些情節(jié)。但因為它對時代的忠誠，因此它總能反映出一些文化上的真實來。我在寫的時候，并沒有考慮到祖母和孫女之間的這種根深蒂固甚至是上溯千年的敵意。然而寫完我自己也看清，她們其實一直是作為男性的附庸活著。在我經驗里，我很少看見男性會在家庭里邀功請賞，但是我有見過女性在家庭里的彼此踐踏。小說里所寫的這名少女，其實比較現代，她是超然于這種婦女身份的約束的，她關心的無非是她的愛情。真相是，正是她被一個叫開鎖匠的男子玩弄了，因此她選擇自殺。而她的死亡正好和祖母對她的詛咒吻合。祖母說：我要是死了，就一定把你帶走。說到這里，我還是比較自得的，你看，我從來不寫什么祖母和孫女相擁哭泣之類的。我一直在逃避虛假情感對我的綁架。我所面對的是縣城及鄉(xiāng)村里的祖孫體系，我能感受到里邊的真實。

北青藝評：僅僅是展示“惡”確實會形成很大的沖擊，但是不是也可以試著先前走一小步。有的時候能把“善”寫得讓人信服，好像是更難的一件事情。

阿乙：善是可以寫的，也是值得寫的。我目前之所以還沒有去寫，是因為我還沒有尋找到這樣一個令自己感慨的原型，或者說書寫對象。還有就是我自己欠缺那種皈依感。我還沒找到一個可以皈依的，將自己的心靈交付出來的地方。我一直不喜歡加繆的《鼠疫》，而迷戀于他的《局外人》，因為前者的偉大或者說責任感，出現了空洞感。我相信是難度迫使很多作者在寫善時止步。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時會寫到，托爾斯泰寫過偉大而成功的作品，但是像他們這樣的大匠，在人類歷史上畢竟屈指可數。

北青藝評：《情史失蹤者》這一篇我看得有些不得要領，但這個文本也恰恰充滿了各種可能性，能談談這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嗎？

阿乙：這篇小說來自于一場夢。在夢里，一個在現實中我似乎已經忘記的人突然出現，清晰無比。她正處在奄奄一息的境地。你知道，夢經常會做出一些實驗。在這場實驗里，我既是旁觀者，也是主角。我看著我走向這個自己并不喜歡的人。我看著自己裝模作樣地說些話，還試圖安慰她的親人。夢醒后，我為夢里面所展現的清晰邏輯震撼，草草記錄下來，后來就寫成小說。

北青藝評：《作家的敵人》非常有意思，講述了一個名利雙收、享有極高聲譽的老作家，已被浮華消磨了靈感和寫作技藝，卻存有鑒賞力，他發(fā)現了一個極有天賦的新人，并因此備受折磨，精心計劃著阻止新人嶄露頭角的陰謀……這是對我們當下文壇的某種嘲諷嗎？

阿乙：有一天我看見一個年輕人寫的一段文字，驚為天人。害怕起來。后來我找到他更多的作品閱讀，直到我確信，絕大多數時候他只是一個傻子，我才放心起來。說起來我從來不害怕誰，但是那一天就害怕起來。你看，突然出現一名天才，他和你的區(qū)別，就相當于巴薩和北控燕京足球俱樂部的區(qū)別，你不就得自卑、嫉妒，還有痛恨。但有時候，我認為我應該來扮演這個鎮(zhèn)壓他人的角色。不過后來我看見有很多不自知的人也是這樣想的，我也就算了。這就跟諾獎夢一樣，我曾經有過這樣的夢，后來就很少有，因為我看到太多很次的人同樣也有這個夢想。這種糟糕的感覺就像是，一個人仰望星空，自以為只有自己看見了很多光年以外的明星，偏過頭一看，牛也看見了，羊也看見了，蟾蜍也看見了。

北青藝評：你的小說有一種無與倫比的密度感，讀起來其實挺累的，有想過放松一點節(jié)奏嗎？

阿乙：有考慮過。但是這種放松并不是想讓讀者感覺舒適，而只是為了讓敘事變得更明朗。密度變大會使寫作者的潛能得到更大的開發(fā)。我很喜歡福克納的長篇《押沙龍！押沙龍》，我是拿著筆，一行一行，一個字一個字讀的。讀完我想去尋找他的墳塋，我知道我是他的美好的讀者之一。

北青藝評：這本小說集子里充滿了各種死亡、尸體的意象，北島老師說看你最近寫的作品“越來越瘆人”，是不是跟你生病住院有關系？生病這件事情會非常顯著地影響一個作家的創(chuàng)作嗎？

阿乙：作為最近也是最強烈的經驗，生病會沖擊到筆下。我在醫(yī)院看見的死者，比在當警察時看見的還要多。有一天，有一位住院半年的病友，迅速惡化，辭世。下午她的床位上就什么都沒有。她的父親以臂為枕，在那空空的床位上假寐。晚上，我在病房里轉圈散步時，自然而然地想到那些出院的病人。有一些出院的病人因為忘記什么東西而返回病房尋找。我想那位死去的病友也可能回來尋找什么，翻箱倒柜的。有一天，我和鄰床討論，我們穿的病號服一定是死人穿過的，即使死人死亡時的病號服被銷毀了，他生前穿的也是被送到消毒站，然后供我們這些病友循環(huán)使用。

北青藝評：有一種說法是我們今天的社會過于平庸、無聊，碎片化的生活幾乎就是全部。很多作家感慨我們現在的生活里缺乏故事，你怎么看？

阿乙：在城市，今天的人們在生存上的壓力要小于過去，獲得信息的渠道也更多，信息也變得不那么珍貴了。總之，談論這些都是可恥的。

北青藝評：最近看你接受采訪說的一句話挺有意思的，“目前的文壇太需要一些穿西裝打領帶、有知識有見識的知識分子介入，以掃除現在腐朽的氣息?！?/p>

阿乙：文學得向高智商、受過高等教育的、擁有更高智慧的人，敞開大門。我之所以崇拜上世紀的先鋒一代，就在于他們相比較于前一代展現出更高一層的智慧。我們需要劉禾、唐克揚、鄒波、徐蕪城、黃燦然、施茂盛、周愷、朱岳、李敬澤、邱華棟、陳東東這樣的人把文學的水位提高。要讓文學重新變得更雅，更具有一種貴族氣。而不是在那些底層文學、打工文學、接地氣文學、痞子文學、夫妻之間互相背叛又終于原諒了對方的文學，這中間打轉。庸俗的情感是目前文學的大敵，一些情感連鬼都不相信，但是因為在目前的文壇比較認，便大行其道。這讓我想起別人傳來的一個可能不存在的段子，說一位電視節(jié)目主持人，結束了現場訪談，來到幕后，和同事?lián)粽?，耶，又煽哭一個。

有一些文學作者就是這樣的，制造這些平庸的文字，禍害后進者和讀者。讓人想起孔子的一句話，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