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疫情下的美國高等教育所面臨的挑戰(zhàn)層出不窮。一方面,高等教育內(nèi)部危機重重,高校對職工教員的裁員已屢見不鮮,早在五月俄亥俄大學宣布將對非終身教職軌道上的教授進行裁員。另一方面,網(wǎng)課的教學形式讓支付高昂學費的學生難以滿意,因此美國發(fā)生了多起學生因大學關閉而不能提供諸如面對面課外活動、實驗室、圖書館等服務設施為由的對大學發(fā)起的法律起訴事件。國際學生作為近年來美國高校收入的重要支柱,也面臨著是去還是留的困境。特朗普政府對國際學生的排外態(tài)度,不景氣的經(jīng)濟與就業(yè)市場,美國居高不下的新增病例與一波未去一波又來的疫情都讓不少國際學生望而卻步。這些都讓人不免疑問: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人才吸引地其魅力還能否一如既往?而這波疫情又反映了美國高等教育哪些深層次危機與未來可能的變革的動機?
飆升的學費:美國中產(chǎn)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美國高等教育系統(tǒng)由三個部分組成:公立學校(包含兩年制的社區(qū)學校與四年制大學),私立非營利性大學,和私立營利性大學。其中公立學校擁有最大的教學系統(tǒng),包含了四分之三的美國大學生。根據(jù)OECD(經(jīng)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2018年的報告,美國學生在大學教育上的花銷占全球首位。美國人人均一年大學開銷為人均3萬美元,高于其余發(fā)達國家此項花銷平均數(shù)的兩倍。三分之一的發(fā)達國家提供免費的大學教育,而剩下三分之一的發(fā)達國家提供低廉學費的大學教育(一年不超過2400美元), 而2018年美國人均國民收入為33706美元,僅略高于大學的人均開銷。而美國這個高昂學費的數(shù)字也并非從來如此,而是過去幾十年不斷增長的結(jié)果。
從1965年到2015年公立、私立大學以及中等收入家庭變化。 來源:大學理事會
飆升的學費一方面是因為政府對大學的財政支持不斷減少。根據(jù)大學理事會的數(shù)據(jù),在2008年經(jīng)濟危機后,公共資金下降導致學費飆升。在過去的十年中,私立四年制學校的平均學雜費增長了26%。遭受重創(chuàng)的四年制公立學校的學雜費在同期增長了35%。
根據(jù)CBPP(預算與政策優(yōu)先中心)分析發(fā)現(xiàn),截至2018年,在對通貨膨脹進行調(diào)整后,美國國家對公立兩年制和四年制大學的整體撥款比2008年經(jīng)濟衰退完全爆發(fā)之前減少了66億美元?,F(xiàn)在學費約占大學收入的一半,而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供了剩下一半的大學收入。這和在三十年前完全不同,那時學費僅占了大學收入的四分之一,而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則承擔了大學所有其余收入。
州政府對公立大學教育經(jīng)費的不斷減少促使公立大學持續(xù)尋找富裕而具有支付能力的學生,而國際學生和外州學生就成為了州立大學的主要收入源。比如普渡大學在過去十年間將本州學生數(shù)量減少了4300名,而將外州和國際學生數(shù)量增加了5300名。
這筆高昂的大學學費支出很少有家庭能夠負擔,于是越來越多的家庭依靠聯(lián)邦和私人援助來負擔費用。 每10個家庭中就有超過8個家庭使用獎學金和助學金(不必償還的錢)來支付費用。 根據(jù)薩莉·梅(Sallie Mae)在最新的“美國如何為大學付款”報告中指出超過一半的家庭借款或貸款,使未償還的學生債務達到驚人的1.6萬億美元。 有將近70%的學生采取貸款的方式上學,而臨近畢業(yè),學生平均負債近30000美元。
為了解負債累累的美國中產(chǎn)階級家庭,紐約大學人類學教授Caitlin Zaloom在過去的七年中和她的研究團隊在全國范圍內(nèi)進行了160個深度訪談,采訪了那些依靠借貸來支付四年制私立大學學費的學生和家長們,并最終將研究成果在2019年出版成為《負債》(Indebted: how families make college work at any cost)一書。 盡管中產(chǎn)階級家庭一直都希望幫助孩子支付教育費用,可近年來飆升的學費卻是對他們支付能力前所未有的考驗,同樣教育投資轉(zhuǎn)變成了一項“高風險”投資活動,從而深刻地改變了他們的家庭生活。
Zaloom教授對中產(chǎn)家庭的界定標準是家庭對大學學費的支付能力。她對中產(chǎn)家庭的定義是他們既沒有能力不借貸就能支付大學全部學費,同時又達不到有資格申請聯(lián)邦政府高等教育補助的貧困標準。Zaloom發(fā)現(xiàn),對于中產(chǎn)階級父母來說,幫助支付大學學費不僅是一項對他們經(jīng)濟預算的挑戰(zhàn),而且還被視為是父母的道德義務。他們的經(jīng)濟支付既是無奈之舉又心甘情愿,因為他們認為這是負責任的父母的道德義務??蛇@種“義務”在幾十年前卻是難以想象的。幾十年前,當制造業(yè)工作數(shù)量充足,就算沒有四年制的大學學位也能過上中產(chǎn)的生活。大學文憑曾經(jīng)是靠學生自己爭取而來的價值體現(xiàn),而現(xiàn)在卻成了躋身中產(chǎn)必不可少的條件,不僅因為學位是找工作的必要證明,同時它還賦予他們參與中產(chǎn)階級社區(qū)生活所必備的知識和社交技能。于是中產(chǎn)階級家庭開始了在道德義務與財務現(xiàn)實之間一次次的沖突。
Zaloom認為,這主要導致了三個道德困境。首先,當他們的孩子還年輕時,父母就要面臨家庭財政支出之間的艱難取舍:是為孩子的大學教育存錢還是滿足當下的家庭需求開銷。當孩子還小時,很少有父母選擇為大學做儲蓄,大多數(shù)人都傾向于在這個階段把投資花在小孩的發(fā)展上。只有少于百分之五的美國人擁有小孩的大學儲蓄帳戶,而這撥人也比一般人富裕很多。對于那些從事中產(chǎn)階層工作的人,為孩子存夠足夠的上大學的錢就意味著對其他活動的妥協(xié),比如音樂、教育、旅行、運動、課外輔導。這些活動既能豐富孩子的生活,又能讓他們與同齡人保持同步,鍛煉他們的自律意識,并訓練他們的社交技能。矛盾的是,給孩子報名多參加這類活動就會消耗這些家庭的高等教育儲蓄金。
第二個道德困境發(fā)生在孩子們開始申請大學時。幾乎每個家庭,都砸鍋賣鐵地要讓孩子去對他發(fā)展最有利的大學。家長對選校有很多考慮,不僅是找到一個負擔得起的學習場所,更是要找到最有可能建立社交網(wǎng)絡,創(chuàng)造生活和職業(yè)機會的環(huán)境。因此哪怕存在諸多風險,父母和孩子都會優(yōu)先考慮最優(yōu)選項的學校,然后再尋找解決費用的辦法。
第三個道德困境被Zaloom稱為“社會投機”,它的含義是今天的父母必須為教育投資下注,以確保他們明天在中產(chǎn)階級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很可惜,父母并不能保證這筆賭注能為父母自己或孩子帶來回報,并且通常他們并未得到期待的回報。相應的,父母的儲蓄計劃從此后通通打亂,在日后遇到健康緊急情況,諸如失業(yè)、家庭破裂等十分普遍但無法預料的境況時顯得捉襟見肘。同樣,許多孩子在大學畢業(yè)后也找不到高薪工作,這迫使他們在成年后最清貧的十年中承擔著還清債務的重擔。支付高昂的大學費用還意味著危害父母的長期財務安全。父母花在子女教育上的錢越多,他們退休帳戶中的錢就越少。
針對這一現(xiàn)象,Zaloom犀利地指出一個潛在的悖論:父母在教育方面進行了巨額投資,以使子女能夠維持或達到中產(chǎn)階級的地位,但與此同時,他們增加了自己退出中產(chǎn)階級的風險。通常財務顧問給父母的理財建議是,想象他們和孩子同時在一架失重的機艙里,他們應先確保自己的氧氣面罩(退休儲蓄),然后才幫助孩子(上大學的花費)。但是實際上,父母的行為就像在飛機上一樣,他們選擇首先照顧孩子。這可以用來解釋為什么全國的家庭財務儲蓄狀況少得可憐。美國家庭存款儲蓄的中位數(shù)只有約12000美元。這些家庭開玩笑說唯有中彩票才可能將他們從困境中解救出來。Zaloom對這樣的美國教育制度感到悲觀,當大學教育掏光美國中產(chǎn)家庭的一切,美國夢脆弱得遙不可及。
日趨貶值的文憑與失靈的精英機制
早在疫情發(fā)生前,對美國高等教育泡沫的批評聲就不絕于耳。高昂學費的上漲伴隨著大學不斷擴招,而和國內(nèi)最近甚囂塵上的對文憑貶值的討論一樣,美國的文憑縮水在近十年也非常明顯。根據(jù)美國人口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從2000年來,美國擁有碩士和博士文憑的人數(shù)翻了一倍,而本科文憑也是大幅上漲。這樣的人數(shù)擴招所帶動的水漲船高不難解釋在勞動力市場上越發(fā)貶值的文憑。
早在2017年,就有評論指出 “大學文憑可能正在成為新的高中文憑“。在過去幾十年里,大學生在勞動力就業(yè)市場上優(yōu)勢明顯,從1980年以來,隨著大學畢業(yè)生從高中學歷的人中脫穎而出,高中生和大學生的收入差距持續(xù)拉大。但在一項2016年國家經(jīng)濟研究局Robert Valletta教授關于學歷溢價的研究中卻發(fā)現(xiàn),近年來這兩者間增長趨于平穩(wěn)。盡管擁有大學文憑的員工和只擁有高中文憑員工的收入差在1980年代迅速增長,但這兩者間的收入差在1990年代開始放緩。在2000到2010年之間,這收入差只略微浮動增長,而在2010到2015年期間,收入差就一直沒變過。Valletta認為,驅(qū)動高等教育高回報的因素這些年已減弱了不少。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技術(shù)的發(fā)展。一方面,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技術(shù)投資刺激了對大學畢業(yè)生的需求,因為工作越來越需要與學士學位相關的更高水平的認知技能。 2000年之后,由于資金開始流向自動化和人工智能領域,這些技術(shù)取代了較低級別的工作,但近年來,自動化已開始取代所有行業(yè)中具有四年制學位的工人所擔任的工作。這樣的結(jié)果導致具有學士學位的工人被迫從事低工資低技能工作?,F(xiàn)在,四年制學位不再是獲得高薪管理職位的入場券,而是進入任何工作的最低入場券。Valletta的研究表明 “教育集團間為高薪工作展開了無比激烈的競爭”。但同時,Valletta謹慎地指出,這并不表示年輕人可以不讀大學。他說,總的來說,高等教育可以為員工帶來比高中文憑更高的收入,但專業(yè)選擇非常重要。
而這次新冠危機之下,當高風險低收入群體比如外賣員、護士成為人們口中“必不可少的工人”(essential worker)時,又印證了學者們近年來對當代精英體制所帶來弊端的批判。長久以來,社會都對“認知勞動”(cognitive work)推崇備至,也就是看重它背后所代表的理性、邏輯、分析、對抽象事物的理解等能力。但這次新冠疫情卻向人們揭示了非認知類工作的重要性,也會讓更多人意識到職業(yè)教育的重要性。
在英國政治分析評論家David Goodhart的新書《頭、手、心》(Head Hand Heart: The Struggle for Dignity and Status in the 21st Century)中,Goodhart認為新冠危機確認了他之前對世界的假想,他認為當前社會的問題是精英標準的單一化,這一標準就是學術(shù)考試水平。日后的物質(zhì)富足與社會地位,都與在這個單一領域內(nèi)的表現(xiàn)緊密掛鉤,而其他人類能力,比如出色的手工能力、強大的同理心和照顧關懷他人的能力在社會上都沒得到足夠的重視和應有的回報。
這種情況的弊端是多種多樣的,并且越來越嚴重。學位曾經(jīng)標志著出色的認知能力,或某種文化特權(quán),但隨著它們成為人手一張的證書,他們就失去了這種區(qū)分功能。越來越多的人不得不追求高學歷,而這些高學歷在真實工作中根本用不到, 比如從事護理工作并不需要本科及以上文憑。由于擁有高學歷的人數(shù)越來越多,學歷在勞動市場所具有的經(jīng)濟價值就不斷縮水。
哈佛道德哲學教授Michael Sandel在新書《優(yōu)績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中指出,全球民粹主義興起和精英機制失靈有很大關系。桑德爾認為目前民粹興起有兩大原因,第一是用技術(shù)專家治理的思路與市場機制去思考公共福祉,這使得對公共問題的討論變成了專家的特權(quán)而不在大眾參與范圍內(nèi)。第二則是目前對待成功和失敗的態(tài)度,即成功者傲慢、失敗者怨恨的情緒兩極化在全球化的催化下造成了不斷飆升的社會不平等。 桑德爾在這本書里挑戰(zhàn)了美國夢的傳統(tǒng),即那種堅信靠個人努力和奮斗就能實現(xiàn)階層跨越的美國夢故事。桑德爾提出了“精英自大”(elite hubris)這一概念,這種自大來自堅信自己的成功是因為自己的才華天賦和努力,自己是自己成功的締造者而完全無視諸如先天的家庭條件、他人的幫助和運氣等對于成功至關重要的因素。而精英們的自大使他們對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群體帶著嗤之以鼻的不屑,這潛在地拉大了這兩個群體的距離,使他們更難以理解和體諒彼此。這也進一步導致了政治兩極化,全球范圍內(nèi)右翼的崛起,以及精英對弱者與底層的歧視。
桑德爾認為精英體制強調(diào)文憑,靠文憑的累積才有可能觸到金字塔頂端,而頂端的含義則完全由市場價值決定,這就陷入了一個死胡同。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崇拜與美國個人主義的傳統(tǒng)結(jié)合在一起加劇了社會不平等,這樣撕裂的局面讓中產(chǎn)及以上家庭更加如履薄冰,拼盡全力將孩子送進好學校,因為進入好學校是保住階級地位,實現(xiàn)向上階層流動性的第一步。桑德爾指出了專家政治和市場崇拜在過去的四十年中的失敗,而在1940年到1980年之間,統(tǒng)治美國的精英階層明顯更加成功。他們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勝利,幫助重建了歐洲和日本,加強了福利國家體制,消除了種族隔離,并促成了長達40年的經(jīng)濟增長。相比之下,過去四十年執(zhí)政的精英階層只帶來的大多數(shù)工人四十年停滯不變的工資,空前的收入和財富不平等,伊拉克和阿富汗戰(zhàn)爭。2008年的金融危機,腐朽落后的基礎設施,這些都和民主的初衷背道而馳。桑德爾提出了一種激進的政治理念,強調(diào)一切勞動都有尊嚴。他認為新冠疫情應讓我們重新思考的是,如何重塑經(jīng)濟使其重視那些同等重要但根本不需要大學學歷的工作,比如護理,送貨員。如何讓這些工作不僅能獲得良好的物質(zhì)回報, 還能獲得相應的社會認同和尊嚴。
危機抑或轉(zhuǎn)機:新冠疫情下的秋季學期
秋季學期,所有美國學校都采取了純線上或是線上與線下相結(jié)合的模式。網(wǎng)課的教學質(zhì)量與學生的精神健康狀態(tài)都是目前最使人擔憂的問題。美國疾控中心調(diào)查顯示在六月,四分之一的介于18到24歲的年輕人都曾嚴肅地考慮過自殺。另一項在九月十號發(fā)布的由chegg.org非營利組織發(fā)布的關于美國高中生和大學生在疫情期間的精神健康狀態(tài)調(diào)查報告發(fā)現(xiàn),百分之五十四的學生都有有“輕微”、“非?!薄ⅰ皹O其”嚴重的精神健康問題。一半的學生認為自己非常焦慮,三分之一的學生認為自己正經(jīng)歷著抑郁。而新冠疫情里對心理咨詢陡增的需求量則讓這些學生更難以獲得相應的幫助,而心理咨詢醫(yī)生也不得不思考如何在確保安全的情況下實施心理救助。
而新冠疫情期間,一些大學還在不斷調(diào)高學費,與此同時學生則開始質(zhì)疑這飆升的高學費是否合理與當下文憑的價值。美國高校的未來出來在哪里,有分析人士認為后疫情時代會有少部分高校因資金匱乏而倒閉,而網(wǎng)課又極大地削減了線下文憑的價值,于是大學教育可能會出現(xiàn)被排名靠前的大學壟斷的趨勢進而淘汰排名靠后的學校。在新自由主義邏輯下,大學提供的不再是教育,而是一紙文憑,而各種網(wǎng)課平臺則使學生獲得了能買一張哈佛文憑的機會。畢竟在求職中最重要的是這個學校的文憑,而文憑上并不會標記這是在線上還是線下獲得的,因此在就業(yè)求職時線上和線下文憑的價值區(qū)別不大。畢竟早在2014年,86%的美國大學就提供了在線課程,而33%的大學提供了完全線上完成的在線學位。但線上學生可能在建立人脈資源上會較為吃虧,畢竟積累社會資本是父母送孩子進好大學的重要目的。
還有另一種更激進的看法來自民主黨內(nèi)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比如Bernie Sanders和Elizabeth Warren,他們認為拯救美國大學教育唯一的辦法是讓大學教育免費。社會民主主義者認為向?qū)W生收取大學學費是一種政治行為,而這出于背后是州政府和國家政府對高校不斷減弱的財政支持。在社會民主主義政治家的方案里,這部分資金應向華爾街征稅獲得。但無論如何,對已經(jīng)困在家里學習了九個月的美國學生和那些困在自己國家的國際學生而言,現(xiàn)在都是一個重新思考美國教育價值的時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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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ead Hand Heart: The Struggle for Dignity and Status in the 21st Century by David Goodhart
8. 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 by Michael Sandel
9. Pandemic Increasing Suicidal Ideation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8/17/suicidal-ideation-rise-college-aged-adults-due-covid-19-pandemic
10. https://www.chegg.org/covid-19-mental-health-2020
11. These schools have the largest endowments in the country — yet they’re still raising tuition during the COVID pandemic
https://www.marketwatch.com/story/at-many-schools-college-will-cost-more-than-last-year-despite-covid-disruptions-11598262606
12. https://www.frbsf.org/economic-research/files/wp2016-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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