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賓虹文集全編》指瑕

王中秀先生主編的七卷本《黃賓虹文集全編》，2019年6月由榮寶齋出版社刊行，無疑把黃賓虹研究往前推進了一大步。

按王先生自己在后記里所說，《全編》較之1999年的《黃賓虹文集》，“一是訂正前版的錯誤，包括刪除誤入、改正錯字或錯句；二是補入前版以后發(fā)現(xiàn)的佚文”。其中，變化較多的是題跋和詩詞兩編。據(jù)說全書200余萬字，有近有三分之一是新的內(nèi)容。

但從現(xiàn)能掌握的材料粗略看去，《全編》仍有一些缺漏。比如彭飛先生已經(jīng)言及《全編》失收之《中國言成德 歐洲言成功》一文（原載《中國文藝（北京）》1940年第1卷第5期）。此文雖與1940年《中和》月刊所載署“予向”的《畫談》緒論部分核心觀念略同，但卻是完全不同的文章。

浙江省博物館黃賓虹雕像

此外，1924年廣雅書局印行的《歷朝名人畫法津梁》（卷一）中則有黃賓虹手書的敘文：

溯自剏造六書，象形居首，彰施五彩，畫事昭重，畫興于文字之先，道尊于藝術(shù)之上。蓋繇鐘鼎笵，金刻為碑碣祠堂，畫壁易以縑楮，其后士夫談禪，南北之宗，風以暢華彝，互市東西之學派，又歧各有師承，非無統(tǒng)系。吾友汪君聲遠夙工六法，研究有年，薈萃眾長，繪成茲冊，俯仰今古，尋流溯原，國學大昌，此其息壤。黃賓虹敘。

與之類似者，《鉨印集林》一書亦有黃賓虹手書長序，《全編》亦未收。

1954年9月，黃賓虹作為浙江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尚有一篇發(fā)言摘要（《浙江日報》1954年9月10日第3版）：

我們在毛主席、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導下，全體人民努力工作、努力勞動，幾年來有很大的成績。在總?cè)蝿?wù)的光輝照耀下，我們正向著社會主義的美好前景邁進。我只嘆自己已經(jīng)是九十一歲的老人，如果我還能和小學生一樣手抱書包，在這個幸福時代里過學習生活，那多好啊!

我們中國人民，有自己久遠的文化傳統(tǒng)，我們在祖先的手里接受到許許多多寶貴的東西。在今天這個時代里，我們的建設(shè)著的祖國，真是江山如畫；我們的后起之英材必定能夠使我們的祖國更加繁榮，使我們祖國的優(yōu)秀文化得到發(fā)揚光大。我祝大家幸?？到。ぷ?，祝社會主義的盛事樂觀，近在眉睫。

此文也未收入《全編》。這類發(fā)言一般都是書面的，或可用以證明黃賓虹并非一輩子都在用文言文寫作。

除了文章，賓翁散見之詩、跋，《全編》之失收更是在所難免。如《式園時賢書畫集》有“鯤徙先生博笑”的一畫，《葉舟畫史》有《歙縣訪碑圖》，《笠澤詞徵》中有《征獻論詞圖》等，均有賓翁之題跋，未見《全編》收錄。1962年第6期《東?！贩饷嬗幸粠e翁畫作，上有題詩“丹黃秋樹林，引興入春深。記得峩山路，干杯俯百尋”，《全編》亦未收入。黃賓虹的畫作散落世界各處，這部分待添補的定為數(shù)不少。以此觀之，較之《黃賓虹文集全編》之名，也許用《黃賓虹文集》“增補版”或“修訂版”等作書名，似乎更加妥帖。

除了闕收，尚有無故剔除者。如黃賓虹口述，王伯敏整理的《古代人物畫的勾勒方法》一文，登載于1953年《美術(shù)座談》第8期，曾收入舊版《黃賓虹文集》?！度帯穭t將其剔除而未作明確考辨，則讓人不可理解。

此外，《全編》對黃賓虹同篇文字的不同出處，重視不夠。如1935年的《新華藝術(shù)?？茖W校第十六屆畢業(yè)同學紀念刊》有黃賓虹的《畫先重法說》一文。此文即文集所收1936年《學術(shù)世界》上的《誡某校學子宣言》，但就像1940年載于報刊上的《唐畫萌芽》（《錫報》1940年3月11日第2版、1940年3月12日第2版）《畫法初基》（《覆瓿》1940年一月號）等幾篇短文，雖與其他已收文章也有類同，但除有字句不同外，不同刊載的出處本身亦屬有價值的信息，似亦當加以注明。

對同一首詩的不同版本，《全編》也未予措意。像朱萬章先生所論杭州博物館藏《鐘馗圖》上所題“杼首終葵問玉人，猶龍作怪信翻身；降魔孰是神仙侶，東海游揚又一塵。穄色瓷缾蒲艾鮮，亭亭霜蓋足千年；終南進士今何處，畫趣吳裝貌道玄”，與《全編》所收“為章勁宇題鐘馗二首”之“周禮終葵問玉人，猶龍作怪任翻身；降魔孰是神仙侶，東海游揚又一塵。穄色瓷缾蒲艾鮮，亭亭霜蓋足千年；終南進士今何處，畫趣吳裝貌道玄”，二者顯然為同一首詩的前后版本，可見賓翁對某些字句的反復(fù)推敲，《全編》只錄一處或嫌不夠。這種現(xiàn)象在黃賓虹詩作中頗多，尚需后來者進一步搜羅校注。

《全編》對部分書信的年代推定，亦有不確之處。其中有五通致卞孝萱的信札，雖較《黃賓虹文集》增加了兩通，然朱天曙先生《黃賓虹致卞孝萱的五通手札——兼談黃賓虹的印學與畫學》一文，言及其中的第三、四兩通上款為“敬堂先生大鑒”“映淮先生臺鑒”的手札，應(yīng)該是新中國成立之前所作（《美術(shù)觀察》2018年第4期），那么書上所標示的1952年便有問題了。

附帶一提的是，《全編》中所配的幾幅黃賓虹書畫作品，畫并不典型，字也未必真。而很多可用的、有很高文獻和書法價值的手書序跋，以及與題跋對應(yīng)的畫作，所配之圖片殊嫌太少，乃整部書的一大缺憾。當然，王中秀先生2018年11月仙逝，實已無法真正掌控全書最后的出版事宜，我們也就自然不可對此求全責備。

不過，《黃賓虹文集全編》的問世，再加上張堅先生主編的中國美術(shù)學院出版社2019年8月出的《夢蝶集——王中秀美術(shù)文鈔》，及將要印行的王中秀遺著《黃賓虹年譜長編》和洪再新所著《黃賓虹的世界意義》等書，為我們呈現(xiàn)了當下黃賓虹研究最扎實、最深廣、最前沿的成果。后來學者理應(yīng)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秉持前輩學人的精神，進進不止，從史料、作品，及其他細微處，再往前推進黃賓虹相關(guān)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