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張一南：一切體面的文明都是傲嬌的

張一南，北京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80后”，師從錢志熙。她在北大開設的大學國文課，幾乎堂堂爆滿，成為頗受學生歡迎的中國古代文學通識課。在學生們的要求下，張一南將講稿整理成文，陸續(xù)發(fā)表在自己的微信公號上，也收獲了非常不錯的點擊率。前不久，這些文章被結集成冊。

這便是《年輕人的國文課》一書的由來。

在這本書中，或者說這個課程里，張一南夾帶了很多“私貨”，她按照自己的喜好選擇了一批國文經典，從《詩經》到《紅樓夢》，從賦、詩詞、散文到小說，不同文體，不同歷史時期。這些經典作品被她納入了“夫婦”、“父子”、“情商”、“文藝”、“識見”這五個專題里，打破了傳統(tǒng)的文學史講述方式和順序。而在講課的過程中，張一南慢慢發(fā)現，她的這五個專題正好與“經史子集”對應，“原來我講的夫婦、父子，就是經部，是培養(yǎng)君子的情感模式的；我講的情商，就是史部，是教君子做事的；我講的文藝，就是集部，是教君子作文章的；我講的見識，就是子部，是教君子思考的。原來我講的這些，還是翻不出古人說的‘四部’的手掌心”。

但是，她所講的所有文章，都指向了一個共同的方向：士族。張一南的研究領域為“從曹操到李煜”的中古文學，近來則熱衷于士族文學研究。在這部書稿里，她通過“看似散漫”的文章，“描繪了士族文化的方方面面，傳達了作者對這一文化傳統(tǒng)的理解和思考”。（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孫明君語）

閱讀這些文章，你會發(fā)現，張一南幾乎在其中的每一篇里都有顛覆傳統(tǒng)的解讀。比如開篇的《詩經·關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她從性別平等的角度，解讀成深藏不露的好姑娘去選擇君子。比如她認為，孔子在“自己的微博”《論語》里提及的孝，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保護父母賜予的生命，孝道就是提倡對個人生命的尊重，所以孝敬父母都不是無條件的，有一定的前提。再比如講到《紅樓夢》，張一南認為這是理解中國人的情商或者傲嬌的入門書。為什么說“傲嬌”？她認為，文化就是“本來不用這樣，但是必須得這樣”，這就很傲嬌。而我們學中國文化，就是在學怎么做一個傲嬌的中國人。她引用了《紅樓夢》中“櫳翠庵茶品梅花雪”一章，來具體闡釋中國人的情商和傲嬌。很多人在讀到妙玉因為珍視的成窯茶杯被劉姥姥用過了，就要扔掉，而對賈寶玉、林黛玉等人的態(tài)度又截然不同，認為妙玉很勢利，看不起鄉(xiāng)下人，但是在張一南的解讀中，你會發(fā)現，這樣的舉動恰恰表現了妙玉的不勢利、敢于反抗賈母。而之后，賈寶玉對這個杯子的處理，則體現了中國人的情商。

總之，《年輕人的國文課》里有太多契合當下年輕人思想觀念的解讀。為什么這樣解讀？是張一南獨創(chuàng)，還是受前人啟發(fā)？近日，澎湃新聞采訪了張一南。

課堂上的張一南

澎湃新聞：《年輕人的國文課》主要是給大學生的大學國文講稿整理，學生們對這樣的課程具體反應如何？有沒有學生對您所講內容發(fā)出質疑？印象比較深的質疑是什么？

張一南：學生選課、出勤都很積極，旁聽生也很多，課堂是爆滿的那種。我每次都要勸他們，這個課，能不選就不要選，能不來就不要來。之前我們的課是兩個老師合上的，這學期變成一個老師負責一個小班了，一個班的定額是40人，結果系統(tǒng)里這個課有160人來選。我的課是“滿堂灌”模式，基本上不允許學生在課堂上互動的，而且經常會取消課間，但是學生們大多聽得很專注。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一點是，這個課來的男生很多，因為我自己原先的計劃，是做一門給北大女生的課。我認為我講的這些觀點，對男性是有一點冒犯的。但是很多男生還是愿意選課，愿意虛心學習。曾經有一個小男生，聽完課要我給他簽名，而且非要讓我寫上“早日戰(zhàn)勝直男癌”，讓我印象很深。

到現在為止好像只有一個學生質疑過我的課，但是讓我很傷心。就是我有一次剛開始講《關雎》，說到“你應該以曾經被愛過為榮，不應該以沒有被愛過為榮”，他打斷我的話說：“我就是不要被人愛?！蔽艺f：“不被人愛并沒有什么可光榮的，對什么都無所謂也并不格外高貴。”當然，也沒有說服他。我可能有點敏感了，我感到讀書的那個時代或許已經結束了，很多時候，愛與被愛不再是一種光榮了。從那以后，我就跟領導商量，縮減了一半的課，讓更多的老師來上這個課。

我想，我講的這些東西不一定適合每位同學，我只是提供思考的一種可能性。他們還是應該聽更多老師的課，有更多的選擇。物競天擇也是北大開課的傳統(tǒng)。

澎湃新聞：看到序里您說在不斷的調整中，把過于賣弄的流行梗刪掉了，流行梗在講課過程中會很受學生們喜歡嗎？

張一南：會有這種情況，說一個流行梗，基本上課堂氣氛都會很熱烈。但如果這個流行梗并不能很好地說明我想說的觀點，那么這個熱烈是廉價的，應該放棄。

澎湃新聞：您所講的所有文章都指向了士族階層、士族文化，那么您是怎么理解“士”，以及他與中國文化的關系？

張一南：我認為，“士”就像《哈利·波特》里的“巫師”，是一群不一樣的人，是一群更優(yōu)秀的人，也是更有趣的人。

“士”的優(yōu)越來自天賦，但不是來自血統(tǒng)，甚至不是來自職業(yè)?！笆俊钡膬?yōu)越是不可剝奪的，并不會因強權或命運的踐踏而消失，也不能用財富甚至努力來購買?！笆俊钡牟豢蓜儕Z性，是中國社會的安全感。

所謂“士”，可以窮，而且喜歡說自己窮，但絕對不會說“因為我窮，所以我做不到”這樣的話，不會因為一個女孩讀書多就說她“你這樣的在我們村是沒人要的”，不會因為一個讀書人的想法跟他不一樣就說“你太缺乏社會經驗了”。

士的文化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除了士的文化，中國也存在其它的文化，也存在由士的文化演變出的文化。我感興趣的主要是士的文化。理解了士的思維方式，也就能理解中國文化的很多現象。

澎湃新聞：在很多人的理解中，士族精神就是做隱士，遠離政治斗爭，所謂“大隱隱于市”，最理想的就是陶淵明的那種生活。但是在您的解讀中，將陶淵明的辭官、過自然隨意的田園生活完全顛覆了，變成了一種為了獲得土地、刻意為之的事。這樣的解讀一定會有很多人不能接受，您為什么要這樣解讀呢？在您之前有人如此解讀過嗎？

張一南：首先，僅僅從我文字的表面意思來看，陶淵明“獲得土地、刻意為之”靠的也是求官而不是辭官吧。彭澤縣令肯定不是陶淵明的理想職位，他不會因為得到這個職位就覺得平生之愿足矣，他做彭澤縣令，以及做任何一個官，目的肯定不是建設社會。他不止一次說過自己做官只是為了生計，事實上，中國的士人一直都是這么說的。做官肯定是個俗事，不是個雅事。所謂“大隱隱于市”，只是舍不得辭官的人的自我安慰，事實上，不會有人真的認為做大官、掌實權的人比隱士和文臣更清高的。

問題只是在于，怎么理解這個“為了生計”。這才是我講的這個故事的顛覆之處，或者說，讓你不適的地方。有人可能看了“為了生計”，就會理解為，做了官就有一口窩頭吃——或者有五斗米吃，無所謂了——不做官就沒有，就會直接餓扁。這是不符合事實的。辭官是要在世俗利益上做出犧牲的，但也不會犧牲到直接餓扁的程度。辭官是士族子弟的一種典型選擇，他們其實是有一定家底的。

我強調陶淵明是有家底的，是因為我們的文化里有一種不良傾向，就是“越窮越光榮”。要夸一個人的時候，不是先說他有多大本事，而是先說他家里窮得一分錢都沒有，有一分錢的都不算好人。更過分的是，有人借這種說法，夾帶自己的惡意。他們也跟著說，這個讀書人窮得一分錢也沒有了，但是他接下去，并不說“所以他是個好人”，而是說“所以你看，讀書有什么用”。如果你辯解說，其實我們家是有一分錢的，他又會說，“原來是這樣，看來你不是好人”。這個毛病我是不慣著的。

陶淵明做縣令會得到地，是當時的制度，這是學界公認的。有人說那個地是私人所有，有人說不是私人所有，我講課的時候取了“私人所有”這個說法，就是為了給學生加強一個印象：陶淵明并非一無所有，他的偉大之處不在于挨餓受窮。這也是在有針對性地匡正他們之前得到的印象：“陶淵明是貧下中農?！边@個印象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五頃地歸私人所有這個說法，并非我的研究成果。我最早是聽一位研究陶淵明的老前輩在學術會議上說起的。我這本書里，其實融會了很多從前輩那里聽來的說法，限于體例，沒有一一出注。我也會有意識地傾向于記錄不方便出注但很有意思的說法。

其實“越窮越光榮”這個不太好的傳統(tǒng)，也是從士族傳統(tǒng)演變而來的。像陶淵明這樣清高的士族，是很喜歡哭窮的?？薷F是為了表現不與那些一心賺錢的人同流合污。事實上士族不僅生活得很好，而且也不可能遠離政治斗爭。政治就是掌握在士族手中的，不然還掌握在西門慶手中嗎？

士族說自己做官是為了生計，也是說說的，不能過分認真。他們這么說的時候，往往是表示對官位的蔑視。比如說，阮籍去做步兵校尉，他自己的說法是，因為這個單位的倉庫里有好酒可喝。他這個說法，如果你只理解到，阮籍愛喝酒，就又呆了。實際上，阮籍是在表示，這個官還不如那一窖好酒重要，做也行，不做也行，沒酒喝就可以不做，有酒喝就可以做，做這個官也不是為了別的。士族說自己是為了微小的經濟利益做官，大概都是這么個意思。我在這里，也是替陶淵明再傲嬌一下，表示他并不是真的想做彭澤縣令這個官。

我講這個故事，最初是想說，古代的士族也沒那么不食人間煙火，但其實我說這個話的姿勢，還是帶著點中國士人的潛意識，也就是看不起官職這個東西。我是真的沒有覺得彭澤縣令會是一個值得寶貝的東西，才會拿五頃地這個梗來調侃的。

士族是看不起官職，也看不起錢的，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就好捏，也許，他們的高冷是你受不了的。

《年輕人的國文課》，岳麓書社·浦睿文化，2020年8月版

澎湃新聞：其實不光是陶淵明，在整本書里，幾乎每篇都有顛覆以往理解的解讀，比如第一篇《關雎》里，就完全轉換了窈窕淑女與君子之間男女的主被動關系，這樣一種解讀很女權？

張一南：如果沒有顛覆以往理解的解讀，我就不用講了，大家看別人的書就好了。我開口說話，一般都是自己有了新的發(fā)現，至少是發(fā)現某個問題存在普遍的誤讀，需要匡正一下。我講課的目的不是讓不知道這些篇目的人知道這些篇目，而是把誤讀了這些篇目的人拉回來。

《關雎》里講的雌性偏好的問題，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我愛人的啟發(fā)，他是研究生物進化的，性選擇這個研究方向也不是我編出來的。我在結婚以前，其實沒有現在這么“女權”的，我的很多這類觀點都來自我的愛人。我愛人是我非常欣賞的一位男性，因為得到了他的愛，因為聽到了他說像他這樣的男性是怎么想的，很多話我才有底氣說。

我有可能是講女權的，也有可能是講女德的，帽子隨便扣扣就好，中國的讀書人有收集奇特帽子的嗜好。但我沒有故意為了顛覆什么就去編造偽知識，不想講的篇目我可以不講。

不管是漢儒、宋儒、清儒還是我們，在解讀《詩經》的時候，都是對著文本，運用自己的知識去解釋，沒有人親耳聽過當年的風人是怎么想的。在這一點上，我們其實是平等的，不存在誰“轉換”了誰的問題。我引入了一些自然科學知識，而自然科學知識在儒者的眼中就是天道，也是非常要緊的學問。雌性選擇雄性就是天之道，之前的儒者有可能不知道，但天之道是先于《關雎》更先于所有人的解釋存在的。

我想我對《關雎》的解釋是順暢的，值得作為我們這個時代的解釋記錄下來。當然，這不等于我這個解釋是迎合我們這個時代的大眾的，我們這個時代的大眾也未必喜歡這個解釋。

澎湃新聞：還有孝、忠的思想，在您的解讀中也不是我們以前所批判的愚孝、愚忠的思想，而是在某些情況下可以不孝順父母、不忠誠于君王。這樣的解讀都很符合當下，但是難免讓人懷疑在古代真是這樣理解的嗎？

張一南：我講的所有事例和觀點都是在古代存在過的，最多是有些古人語焉不詳的道理，我做出了自己的參悟和闡釋。我沒有編造過不存在的事情和觀點。

當然，古代的人也是各種各樣的，有特別明白的，也有特別愚昧的。我只保證我講的這些都在古代存在過，不能保證每個古代人都是這樣的。

既然人是各種各樣的，中國又有那么長的歷史，事實上在中國歷史上，什么樣的事都是發(fā)生過的。這么多的事，哪些才是我們的傳統(tǒng)呢？我認為，不能說我們祖先做過的所有事都是傳統(tǒng)。所謂傳統(tǒng)，就是我們的祖先做對過的事。

祖先做對過的事，哪怕只做對過一次，也可以證明我們是可以做對的，那么我們就照著做，這就成其為傳統(tǒng)。并不需要所有的祖先都是這么做的，也不需要大多數祖先是這么做的。那些已經死去的人中最愚昧的人是怎么想怎么做的，跟今天的我們還有什么關系呢？

我們的祖先做對了的事情，我就愿意講一講，沒有“所有古代人都是這樣的”或者“只要回到古代就好了”的意思。我關心的其實不是“古代人是什么樣的”，而是“中國人是什么樣的”。我講的不是全部的古代，但卻是我全部的理想。

這些事是我們的祖先做過的，這些話是我們的祖先說過的。如果把這些都藏起來，然后說“中國人都是愚昧的，所以中國人的基因不行，中國是不可能文明的”，我認為這起碼是缺乏科學精神的。

澎湃新聞：您關于中國文化的理解，也是很有趣，您說學中國文化就是學怎么做一個傲嬌的中國人。您是怎樣想到將文化與傲嬌聯系起來的？

張一南：其實最初啟發(fā)我的是一條微博，那條長微博是講英語中的委婉表達的，它的題目就叫《傲嬌的英國人是怎么說話的》。我看了之后感覺，很多委婉的表達，在漢語里也有類似的。由此我就頓悟了，這種悠久文化積累起來的委婉表達，其實就可以稱為“傲嬌”。

一切體面的文明都是傲嬌的，英國人有英國人的傲嬌，日本人有日本人的傲嬌，中國人也有中國人的傲嬌。

澎湃新聞：談到國學，現在有很多國學班、國學課程，而很多這樣的國學課，尤其是針對小孩子的，都是從《弟子規(guī)》開始。在書中，您提到了《弟子規(guī)》，并否定了它，那么，您覺得正確地打開國學的方式是什么？

張一南：正式的君子教育，應該從詩教開始，從愛情開始，從《關雎》開始，直面人的情感。

不過，詩教屬于“大學”了，小孩子在啟蒙階段，可以讀“三百千千”?！度纸洝分v文化常識，《百家姓》講家族故事（這個其實也可以往后放），《千字文》積累詞藻，《千家詩》講常見的近體詩。到《千家詩》，其實已經可以算是詩教了。

讀完“三百千千”，如果對這些不感興趣，就不用強求了，可以讀讀《弟子規(guī)》，然后該干嘛干嘛去。

讀《詩經》的同時，可以讀讀《論語》和《孟子》。讀完這些，再選擇自己感興趣的經典去讀。這都屬于“大學”的內容。

澎湃新聞：您個人的閱讀興趣是怎樣的？最近在讀的一本書是什么？

張一南：我自己的研究重心是中古文學。我剛剛發(fā)表了一篇關于唐詩時序的論文和一篇關于李白詩歌意象的論文，現在在寫一篇關于山水詩的論文。

除此以外，我還有些小女生的閱讀愛好，比如關于心理、寫作之類的書。我最近讀的一本“課外書”是果麥文化出的《日本的童話》。日本文化復興后那種純粹的審美，那種放下一切負擔的寫作，在今天的中國仍然是欠缺的。我們今天的青年學生，即使寫兒童文學也太緊張、太急功近利了。日本文化復興的經驗，是很值得中國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