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梁任公與蔣百里、丁文江、張君勱等以“私人資格”出游歐洲，考察英、法、德、比利時、意大利、荷蘭、瑞士諸國，與各國政治家、外交家、社會名流、著名學者等多有交流。任公切身感受到當時歐洲社會政治動蕩、經(jīng)濟蕭條、物資匱乏等嚴峻現(xiàn)實，使其思想見解與之前發(fā)生較大之變化。
一九一九年梁任公（一排中）、蔣百里（一排左二）、丁文江（二排左二）等在法國參加巴黎和會時留影
一九二〇年三月，任公歸國，即作《歐游心影錄》。其第十三節(jié)《中國人對于世界文明之大責任》寫到：
是拿西洋的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來成一種新文明?！鼇砦餮髮W者，許多都想輸入些東方文明，令他們得些調(diào)劑，我子細想來，我們實在有這個資格?！晕蚁Ｍ覀兛蓯鄣那嗄辏旱谝徊剑巳舜嬉粋€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的誠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綜合起來，還拿別人的補助他，叫他起一種化合作用，成了一個新文化系統(tǒng)；第四步，把這新系統(tǒng)往外擴充，叫人類全體都得著他好處。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民國九年條有曰：
先生這次歸來后，對于國家問題和個人事業(yè)完全改變其舊日的方針和態(tài)度，所以此后絕對放棄上層的政治活動，惟用全力從事于培植國民實際基礎的教育事業(yè)，計是年所著手的事業(yè)有承辦中國公學、組織共學社、發(fā)起講學社、整頓《改造》雜志、發(fā)起中比貿(mào)易公司和國民動議制憲運動等數(shù)事。
可以說《歐游心影錄》是其思想轉(zhuǎn)變之真實記錄，以致發(fā)表后所造成的影響，“在國內(nèi)確曾替反科學的勢力助長不少的威風”（胡適《丁文江的傳記》），甚至使得任公生發(fā)出“科學破產(chǎn)與中國思想足救世界之感想”（楊杏佛《民國十三年之學術觀》）。
康有為早年曾批評任公“流質(zhì)易變”（《與任弟書》），而任公一生行事，確多變化，世人亦以“善變”目之。任公曰：“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隨時與境而變，隨吾腦識之發(fā)達而變，百變不離其宗，但有所宗，斯變而非變也，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庇衷唬骸白冋?，古今之公理也。……上下千歲，無時不變，無事不變，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為也！”（《變法通議·自序》）所謂“百變不離其宗”、“斯變而非變”云者，蓋亦時代之變遷而社會風尚之所趨使然也。
任公《清代學術概論》亦自剖曰：
啟超既日倡革命排滿共和之論，而其師康有為深不謂然，屢責備之，繼以婉勸，兩年間函札數(shù)萬言。啟超亦不慊于當時革命家之所為，懲羹而吹虀，持論稍變矣。然其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zhàn)于胸中，隨感情而發(fā)，所執(zhí)往往前后相矛盾。嘗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世多以此為詬病，而其言論之效力亦往往相消，蓋生性之弱點然矣。
任公“今是而昨非”的性格，也使得他在清末民初之變革大潮流中，不為社會淘汰，不被歷史淪棄。且將自身三十年之經(jīng)歷與思想之變化，融入時代之洪流，借為蔣百里《歐洲文藝復興史》作序之機，“取吾史中類似之時代相印證”，不料而成此一生得意之作，雖有偶然之因素，實亦必然之結果。胡適也曾評價說“今日亦只有他能作這樣聰明的著述”（一九二一年五月二日日記）。然而也正是任公這第一名著，其撰著之時間與夫修改之過程，以及文字之異同、評述之轉(zhuǎn)化，亦具其善變之特質(zhì)焉。
一、近因與遠因
蔣百里與諸人同游歐洲，自謂往求“曙光”，歸作《歐洲文藝復興史》。百里所謂之“曙光”，一則曰人之發(fā)現(xiàn)，再者曰世界之發(fā)現(xiàn)，書成，即向任公索序。任公曰：“文藝復興者，由復古得解放也。果爾，吾前清一代，亦庶類之。吾試言吾國之文藝復興而校其所以不如人之故，可乎？”孰意“下筆不能自休”，待序言初成，其篇幅竟與《歐洲文藝復興史》相埒，蓋“天下固無此序體，不得已宣告獨立”，自定名曰《清代學術概論》，而反過來求百里為作序矣。此近因也。
蔣百里《歐洲文藝復興史》（商務印書館）
任公于《清代學術概論·第二自序》里說道：“久抱著《中國學術史》之志?！碑斠痪农柖?，有《新史學》，曰：“黃梨洲著《明儒學案》，史家未曾有之盛業(yè)也。中國數(shù)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無所聞。梨洲乃創(chuàng)為學史之格，使后人能師其意。”后有《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提出：“學術思想之在一國，猶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風俗及歷史上種種之現(xiàn)象，則其形質(zhì)也。故欲覘其國文野強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學術思想焉求之?！痹凇肚宕鷮W術概論》里，任公亦分析“思想蛻變之樞機”、“政制之蛻變”、“學派之蛻變”等諸多因素?？v觀任公前后之論述，好言“變遷”，好言“蛻變”，好言“變遷蛻變”之學術思想，故曰：中國之有學術史，自梨洲始；中國之有學術思想史，則自任公始。
任公親歷晚清而入民國，處“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際，二三十年間，其為政也，維新、?；?、共和、立憲；其為學也，自“彼西方美人”“為我家育寧馨兒以亢我宗”，至“吾感謝吾先民之餉遺我者至厚，吾覺有極燦爛莊嚴之將來橫于吾前”。其法不一，意實一也，誠如《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第一章總論所言：
吾愛我祖國，吾愛我同胞之國民。
吾惟患本國學術思想之不發(fā)明。
欲喚起同胞之愛國心也。
此種思想，貫穿終始。而其所經(jīng)歷，政治與學術之交互的影響，殆有與清初時代相仿佛者，故任公亦好言清初學人，且又特別屬意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顏習齋、朱舜水五人，稱為“清初五大師”。一九二三年夏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概略》，專章分述；秋冬間，又為北京平民中學演講，題為“清初五大師學術梗概”，演講之前，平民中學陳寶泉（字筱莊）校長致辭，有“今天的講演，是以清末的大師，講清初的大師”云云。任公解釋道：
我雖然愧不敢當，但是這五位大師所處的時代情形，的確有許多和現(xiàn)代相同的地方。他們都是生于亂世，自己造成一派學說，想來引導當世的人。那末，就很像現(xiàn)在的中國，一方面國事紊亂到極點，一方面有一般人講這個主義，談那個學說，都是“異代同符”的。
這種“異代同符”的經(jīng)歷，使得他對“清初五大師”的認識，最為深入，最為透徹，所敘所論，也最為感人。任公說：
為學之道，人格在第一層，學問在第二層。只要人格偉大，便學術差一點也不相干；反是，則學問雖佳，終于無用。
為學之道，以培養(yǎng)人格為第一要義，讀書次之。只要人格偉大，縱然著述無多，也有足傳的價值。反是，縱然讀書萬卷，而人格無可觀采，其學終歸無用。
人格第一，學問第二，這就是任公在《清代學術概論》里覼縷述及的“精神”二字之深義！此遠因之一也。
任公于一九二〇年十月十四日所作《自序》，第六條謂“自屬稿至脫稿，費十五日”，則撰作始于九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其在十月四日有與張東蓀一函曰：
本擬南下迎羅素，頃方為一文，為《改造》作，然已裒然成一書矣，約五六萬言。題為《前清一代中國思想界之蛻變》，頗得意。今方得半，一出游又恐中輟，決作罷矣。尚有一文債未了，則張三先生壽文也。連作帶寫，非三四日之功不可。
按，《前清一代中國思想界之蛻變》即《清代學術概論》之初名。任公同時作文，且壽文“連作帶寫，非三四日之功不可”，在這種狀態(tài)下，猶能以前后十五日作如此規(guī)模之梳理，提挈綱領，條分縷析，清二百數(shù)十年間學術思想之變遷，厘然畢陳。
先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任公辭去段祺瑞內(nèi)閣財政總長之職，退出政界，勤于碑刻之學。次年春夏間，“屏棄百事，專致力于《通史》之作”（《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一九一八年條）。同時，為家中兒輩講清代學術流別。
梁任公與仲弟函（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八日與仲弟梁啟勛函曰：
一月來為兒曹講“學術流別”，思順所記講義已裒然成巨帙（《史稿》僅續(xù)成八十馀葉耳），惜能領解者少耳。
七月二十七日又曰：
吾為群童講演已月馀，頗有對牛彈琴之感。尚馀一來復，“學術源流”（吾所講卻與南海有不同）卒業(yè)矣。來復二將講“前清一代學術”，弟盍來一聽，當有趣味也。
八月二日又曰：
為群兒講“學術流別”，三日后當了。
七月間，亦有與陳叔通函曰：
《史稿》亦賡續(xù)無間，惟每日所成較少，一因炎熱稍疲，一因上半日為兒曹講學，操觚之晷刻益少也。（講題為“國學流別”，小女錄講義已裒然成巨帙，為新學小生粗知崖略，殆甚有益，惜不堪問世耳。）
所幸任公為兒輩所講“學術流別”之大綱手跡，猶存天壤。曾現(xiàn)身“南長街54號藏梁氏檔案”拍賣專場，末有梁啟勛跋曰：
此冊共二十七紙，前廿六篇乃七年戊午之夏，伯兄在天津家居與兒曹講學之備忘錄。由今觀之，實《清代學術概論》之胚胎矣。紙上涂鴉，乃當日兒曹之手筆。
此冊內(nèi)容，分清代學術開創(chuàng)之祖、清代理學（程朱派、陸王派、新派、別派）、佛學、清代經(jīng)學、經(jīng)學別派、清代史學、地理學、天算學、目錄及?？睂W、金石學、清代文學家（古文家、駢體文家、詩家、詞家）、新思想之開發(fā)者、廣東先輩、清代編撰諸書、清代最有價值之著述等十數(shù)名目，于清代之學術流派、關鍵人物、重要著作，基本囊括。
梁啟勛跋
任公自己雖說“頗有對牛彈琴之感”，且“每日既分一半光陰與彼輩，亦致可惜”（八月二日與仲弟函），但宜有此前期之準備，方能為蔣百里《歐洲文藝復興史》作序時，分章設置，前呼后應，下筆之際，文思泉涌，滔滔汩汩，濁浪排空！此遠因之二也。
任公《三十自述》曰：
（康有為）先生為講中國數(shù)千年來學術源流，歷史政治沿革得失，取萬國以比例推斷之，余與諸同學日札記其講義，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日課則《宋元》、《明儒學案》、《二十四史》、《文獻通考》等，而草堂頗有藏書，得恣涉獵，學稍進矣。
又《南海先生七十壽言》亦曰：
先生每逾午，則升坐講古今學術源流，每講輒歷二三小時，講者忘倦，聽者亦忘倦。每聽一度，則各各歡喜踴躍，自以為有所創(chuàng)獲。退省則醰醰然有味，歷久而彌永也。
梁啟勛晚年回憶當年與任公在萬木草堂聽康有為講課之情況，曰：“我們最感興趣的是先生所講的‘學術源流’?！畬W術源流’是把儒、墨、法、道等所謂九流，以及漢代的考證學、宋代的理學，歷舉其源流派別，……皆源源本本，列舉其綱要。每個月講三四次不等，先期貼出通告：‘今日講學術源流?！壬鷮χv‘學術源流’頗有興趣，一講就四五個鐘頭?！保ā度f木草堂回憶》）上所引任公七月二十七日與仲弟函，所謂“吾所講卻與南海有不同”，則亦是遠紹當年萬木草堂舊事，故任公之好言學術史，實是受康氏之影響。此遠因之三也。
有三遠因之積累，而遇一近因之激發(fā)，始得此百年之經(jīng)典。任公之愛吾國民也厚矣，“獻身甘作萬矢的，著論求為百世師”，良有以也。
二、初稿與定稿
任公曾說：“舊歷中秋前十日在京師省胡適之病，適之曰：‘晚清“今文學運動”，于思想界影響至大；吾子實躬與其役者，宜有以紀之。’”（稿本《自序》）“舊歷中秋前十日”是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六日，然二十六日任公復胡適函，有“昨譚快慰。……晚清今文學運動擬即草一篇，草成當麈教”云，則任公訪胡適當在九月二十五日（據(jù)夏曉虹先生考證，“前十日”應為“前一日”之誤）。
梁任公與胡適函（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與此同時，蔣百里《歐洲文藝復興史》完成，即向任公索序。任公《自序》說道：
吾覺泛泛為一序，無以益其善美，計不如取吾史中類似之時代相印證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長而自淬厲也。乃與約，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筆不能自休，遂成數(shù)萬言，篇幅幾與原書埒。天下古今，固無此等序文。脫稿后，只得對于蔣書，宣告獨立矣。
《自序》第六條曰：
自屬稿至脫稿，費十五日。稿成即以寄《改造》雜志應期出版，更無馀裕覆勘，舛漏當甚多，惟讀者教之。
《自序》落款時間為“民國九年十月十四日”，寫好即寄《改造》雜志，于第三卷第三號（十一月十五日）、第四號（十二月十五日）、第五號（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五日）連載。
《改造》連載之文，名曰《前清一代中國思想界之蛻變》；連載未竟，商務印書館即著手單行本之排版矣。任公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作《第二自序》，曰：
本書屬稿之始，本為他書作序，非獨立著一書也，故其體例不自愜者甚多。既已成編，即復怠于改作；故不名曰“清代學術史”，而名曰“清代學術概論”。
其實早在成稿之際，任公即請友朋校正。十月十八日有與胡適函曰：
公前責以宜為今文學運動之記述，歸即屬稿，通論清代學術，正再鈔一副本，專乞公評騭。得百里書，知公已見矣。關于此問題資料，公所知當比我尤多，見解亦必多獨到處，極欲得公一長函為之批評（亦以此要求百里），既以裨益我，且使讀者增一層興味。若公病體未平復，則不敢請。倘可以從事筆墨，望弗吝教。
任公非常希望得到胡適的意見，知胡適“已見”書稿，極欲得其“一長函為之批評”。后果得胡適長函，任公十二月十八日又與胡適函曰：
前得病中復我長箋，感謝之至。……清代思想一文已如公所教，悉為改正，所以惠我者良多矣?！诙靖鞴?jié)恐不及改正，因原書久已付印，將成也。
由于胡適長箋迄今未有發(fā)現(xiàn)，且任公《第二自序》所謂“蔣方震、林志鈞、胡適三君，各有所是正；乃采其說增加三節(jié)，改正數(shù)十處。三君之說，不復具引，非敢掠美，為行文避枝蔓而已”，則具體吸取了哪些意見，確實難以詳按。
《清代學術概論》（共學社史學叢書本）
《清代學術概論》單行本于一九二一年二月正式出版，胡適五月二日日記寫道：
車中讀梁任公先生的《清代學術概論》。此書的原稿，我先見過，當時曾把我的意見寫給任公，后來任公略有所補正?！陡脑臁返浅鲋逯蟀胍雅c原稿不同。此次付印，另加惠棟一章，戴氏后學一章，章炳麟一章，皆原稿所無。此外，如毛西河一節(jié)，略有褒詞；袁枚一節(jié)全刪；姚際恒與崔適的加入，皆是我的意見。
這個說明反映了長箋內(nèi)所言意見為任公所采納者數(shù)處，而惠棟、戴氏后學、章炳麟三章，實關大體。玩味此段文辭，則“此次付印”后所列諸項之增刪改寫，“皆是”胡適的“意見”——建議。
我們知道，胡適的學生顧頡剛先生曾于一九一六年休學家居期間，作《清代著述考》（又名《清籍考》），編列五百馀人。顧先生說：
用時代分目錄的計劃到這時很想把它實現(xiàn)，就先從材料最豐富的清代做起?！稌看饐枴返摹秶鲋T家姓名略》是一個很好的底子，又補加了若干家，依學術的派別分作者，在作者的名下列著述，按著述的版本見存佚，并集錄作者的自序及他人的批評，名為《清代著述考》。（《古史辨第一冊自序》）
也就在一九二〇年秋，胡適向顧先生借觀此書。十一月間，胡適有與顧先生函曰：“你的《清籍考》內(nèi)沒有姚際恒。此人亦是一個狠大膽的人。我想尋求他的《九經(jīng)通論》，不知此書有何版本？你若知道，請你告我。”同月二十三日又曰：“你在《浙江通志》鈔出的一條確是非常重要，因為我們可以知道《九經(jīng)通論》是多大一部書?！卑矗m至少到一九二一年二月初還未看到姚氏書（二月三日與青木正兒函，有“姚際恒的《詩經(jīng)通論》，我也訪著一部，尚未寄到北京”云）。
顧頡剛《清代著述考》稿本
任公十月十八日與胡適函謂“正再鈔一副本”——既曰“再鈔”，則外間已有“一副本”也；又謂“得百里書，知公已見”，則胡適其時當已得見此“一副本”矣。百里書作于何時，雖不可考。但是，十月十六日，顧先生訪胡適，胡適定是將此“一副本”付顧先生閱讀矣。次日，顧先生致函胡適曰：
昨歸后讀梁先生文，其符號有誤處缺處，稍為補正。至句讀間則誤處甚多，未能盡改。又文字間有誤處及疑難處，未敢徑改，謹簽出。
梁先生此文，說啟蒙期及蛻分期甚好，但說全盛期除了戴震一傳之外，不過鈔些《書目答問》及《訄書·清儒篇》語，不能拿精要處綱舉目張。這實在因為全盛時的著作太精密廣大了，必不是短時間像兩個禮拜所能做的。
從“文字間有誤處及疑難處，未敢徑改，謹簽出”來看，顧先生看到的應該就是這“一副本”（因《改造》雜志十月十五日刊出第一期，內(nèi)容僅啟蒙期耳，這里卻講到了全盛期、蛻分期）。
十月二十八日，顧先生又與胡適函曰：
先生說清學極盛時期，為漢學家專斷，思想錮蔽，無甚可記。這在經(jīng)學上固然如此，在史學上則極盛期實在有進步?！菚r汪中的《述學》，想做一部學術史；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又是很好的一部史學研究法，這都是可記的。梁先生的文里，只說章學誠可比劉知幾，其實劉確比不上章。劉的《史通》，只是講了作史的方法，依據(jù)了這一部書去做史，做出來只是一部老式史。章的《文史通義》，更講到史學所由成之故，與研究之道何從，很可稱為科學的史學，這才是真史學。從前的時候，看學術的分類，便是書籍的分類；書籍的分類是經(jīng)史子集，所以學術的分類也是如此；都看作很固定的。自從章氏出來，說“六經(jīng)皆史”，“諸子與六經(jīng)相表里”，“文集為諸子之衰”，拿隔人眼目的藩籬都打破了，教學者從他們的學術思想的異同上去求分類，不要在書籍形式上去求分類，這在當時實在是可驚的見解。這不能不看做清代史學特別發(fā)達的結果?？上菚r學者為瑣碎的考證束縛住了，不能懂得他的意思，所以那書雖是刻了，竟無聲無息了近一百年。直到歐化進來，大家受了些科學的影響，又是對于外國學術的條理明晰，自看有愧，發(fā)生了“整理國故”的心思，始由章太炎先生等大昌其學。
章太炎先生的學術思想，在社會上也很有勢力。梁先生文中敘得極略，我疑心他是門戶之見。章先生與學風的關系有幾項：（１）明白標出“整理國故”的旗幟；（２）集音韻學之大成，促注音字母的進行；（３）對于今文學派的狂妄加以攻擊：這里邊固然也有門戶之見，但若不經(jīng)他這么一來，孔教真要定做國教，流行的程度也必然比現(xiàn)在利害；康有為、廖平的著作，未始不是漢代的讖緯了。
我前五年寫《清代著述考》時，對于清代學術的統(tǒng)系關系，頗有見及。可惜那時沒有記出，到現(xiàn)在荒疏了幾年，大都遺忘。將來續(xù)撰時當另立一冊記出，豫備將來作此書序言之用。
顧先生之所以能一氣說出這么多關系與認識來，一則源自編撰《清代著述考》時的資料準備，再則顧先生于一九一九年一月亦曾作《中國近來學術思想界的變遷觀》長文，做過一番梳理。
胡適與顧先生此兩月內(nèi)之往還書信，除了探討姚際恒《九經(jīng)通論》外，還涉及姚氏《古今偽書考》與林春溥《竹柏山房叢書》。這兩書信息，定稿本內(nèi)任公是以朱筆補入的。其間，胡適先后寫兩通長箋，將疑問提出，供任公參酌。
《清代學術概論》稿本（一）
從胡適日記反推可知，任公得第一長箋時，《改造》本已經(jīng)連載兩期，無法改正（第四號內(nèi)無惠棟一節(jié)可知），而后《改造》本第五號文字（第二十章起）已據(jù)第一長箋修改矣。任公十二月十八日復胡適函，謂“第二書所示各節(jié)恐不及改正，因原書久已付印，將成也”，而這個“久已付印”的當是《改造》本第五號文字；待商務印書館改排為專著單行的時候，任公又吸收了胡適第二長箋之“意見”。
《清代學術概論》稿本今存中國國家圖書館，金鑲玉線裝四冊，足見任公對該稿本之重視。稿內(nèi)朱墨燦然，觸手如新。且與《改造》本文字對勘（包括增插篇章帶來的序號變化），基本可以梳理出從《前清一代中國思想界之蛻變》到《清代學術概論》之間的增刪改動。而此稿本，即任公之最終定稿也。
但是，從修訂后的定稿本，再到商務印書館一九二一年二月印行的《共學社史學叢書》本，除了手民之訛外，猶有幾處明顯改動，似也有探求之必要。茲舉一例為說。
第二章講清代思潮：
正統(tǒng)派之中堅，在皖與吳；開吳者惠，開皖者戴。……震之在鄉(xiāng)里，衍其學者，有金榜、程瑤田、凌廷堪、三胡——匡衷、培翚、承珙——等。
這里三胡內(nèi)之“承珙”，稿本、《改造》本與之同，但《共學社史學叢書》本卻改作了“春喬”。按，章太炎《訄書·清儒》：“三胡者，匡衷、承珙、培翚也，皆善治《禮》?！倍按簡獭睘楹?，亦是績溪人，為匡衷之侄、培翚之堂叔。任公早年作《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乾嘉間學者以識字為求學第一義，自戴氏始也。其鄉(xiāng)里同學……后有凌次仲（廷堪）及三胡（匡衷、承珙、培翚），咸善治《禮》?！币痪哦哪曜鳌督鷮W風之地理的分布》八安徽：“績溪胡樸齋（匡衷）生雍乾之交，其學大端與雙池、慎修相近。以傳其孫竹村（培翚）、子繼（培系）。竹村與涇縣胡墨莊（承珙）同時齊名，墨莊亦自績遷涇也，時稱‘績溪三胡’。……績溪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適之（適）云?！笨磥?，任公對績溪三胡原本似未曾錯亂，但其一九二〇年十月十八日與胡適函，卻問道：“樸齋、竹村、春喬三先生，于公為何輩行。乞見告?！薄豆矊W社史學叢書》本以“春喬”替“承珙”，任公這一改動，或即出胡適長箋之意。
《清代學術概論》稿本（二）
蔡元培于一九一八年給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作序時，寫到：“胡適先生生于世傳漢學的績溪胡氏，稟有漢學的遺傳性?！焙m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日記：
胡匡衷，字樸齋。為胡培翚之祖。
胡秉虔，字春喬。
胡培翚，字竹村。
胡適晚年亦曾有手書一紙曰：“經(jīng)解三胡：胡秉虔，胡匡衷，胡培翚?！碑斎唬兿嫌腥Вㄉ袝?，明經(jīng)胡，金紫胡），胡適為明經(jīng)胡，與金紫胡之胡匡衷并非一支（《胡適口述自傳》：“蔡先生指出績溪胡氏是有家學淵源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紀之間清乾嘉之際，學者如胡培翚及其先人們，都是知名的學者?！沁@個世居績溪城內(nèi)的胡家，與我家并非同宗”）。
胡適手書“經(jīng)解三胡”（載《胡適口述自傳》）
此章說到胡適時，稿本原作：“而績溪三胡之裔有胡適者，守家法至篤，儼然正統(tǒng)派之碩果焉?！薄陡脑臁繁究鰰r，改作“而績溪諸胡而后有胡適者，頗能守清儒治學方法，儼然正統(tǒng)派之碩果焉”。上述兩條，一則未用“三胡”；二則前謂“守家法至篤”，后謂“守清儒治學方法”?！笆丶曳ā痹圃疲鼮楹m所不敢當。故至商務印書館單行本，則又改作“而績溪諸胡之后有胡適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學，有正統(tǒng)派遺風”云。關于胡適的三句話，稿本、《改造》本、《共學社史學叢書》本居然出現(xiàn)了三種不同的表述。而這些措辭之改易，或是采用了胡適長箋的建議，亦或是任公對胡適治學方法不斷增進認識之后而作出的，所以頗值得玩味。
三、附書與附錄
任公《第二自序》說，“久抱著《中國學術史》之志”，擬分五部分，一先秦學術，二兩漢六朝經(jīng)學及魏晉玄學，三隋唐佛學，四宋明理學，五清代學術，現(xiàn)在清學脫稿，且蒙“諸朋好益相督責”，所以“欲以一年內(nèi)成此五部”，“今所從事者則佛學之部，名曰《中國佛學史》，草創(chuàng)正半”。
在《清代學術概論》之商務印書館《共學社史學叢書》本的版權頁上，即已登出《中國佛學史》上卷的廣告：
梁任公先生所著《中國學術史》凡五種，《清代學術概論》其第五種也。馀四種擬于本年內(nèi)完成，現(xiàn)已脫稿付印者為第三種《中國佛學史》之上卷，凡十萬言，分五大章。
旁注：“在印刷中，不日出版?！笨上В瑢嶋H并沒有正式完成。當然，關于佛學的文章，后乙丑重編《飲冰室文集》收入多篇，并還有一些遺稿留存。不過，從任公后來為《梁任公近著第一輯》所作敘來看，他歐游回國后的著力點除佛學之外，還有《孔子學案》、《老子哲學》、《墨子學案》、《墨經(jīng)校釋》等。
據(jù)《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自一九二〇年下半年至一九二二年底，任公先后在清華、南開、東南諸學校開《國學小史》、《中國文化史》、《中國政治思想史》諸課；同時進行全國式的巡回講演，終至累出“心臟病”。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日在《晨報》刊登《啟事》，謂“遵醫(yī)命，閉門養(yǎng)疴，三個月內(nèi)不能見客。無論何界人士枉顧者，恕不會面”云。四五月間，又至北京翠微山養(yǎng)病。
一九二三年四月三日，任公與張菊生函曰：
頃欲輯“清儒學案”，先成數(shù)家以問世。其第一家即戴東原，現(xiàn)將脫稿，故欲知此書來歷也。高郵王氏父子文集，聞有刻本，尊處有之否？又李先生（因篤）《受祺堂集》、潘稼堂（耒）《遂初堂集》、王山史（宏撰）《山志》、傅青主《霜紅龕集》（以上四書能代覓購尤感）皆有否？
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任公《備忘目錄》稿本，署“癸亥”，即一九二三年。以人為目，列字號、著述、學術、交友等極簡單材料；另有《清儒學案未定稿》、《清儒學案年表》稿本兩冊。《未定稿》內(nèi)戴東原一篇，前后完整，即任公自謂的“現(xiàn)將脫稿”者也；馀若顧亭林、黃梨洲，皆僅存零碎之稿耳。
即自一九二三年起，任公的學術重心，又重回清代。一月有《戴東原先生傳》，三月有《黃梨洲朱舜水乞師日本辯》；及至七月，應南開暑期學校之邀，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概略》一書，可惜未正式出版。九月，以國學講師身份在清華學校講授一門一學年的課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吨袊倌陮W術概略》的內(nèi)容則以不同的形式，化入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詳參中華書局二〇二〇年版該書《校訂說明》）。
《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稿本）
與此前后，任公或演講或刊發(fā)了《清初五大師學術梗概》、《明清之交中國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清代政治與學術之交互的影響》等文章。如《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自序》有曰：
吾于三年前作《清代學術概論》，篇末述對于將來學界之希望，有“分地發(fā)展”一語，朋輩多疑其所謂。彼書既極簡陋，未能發(fā)吾旨趣，久思為一文以暢之，顧卒卒未有暇。癸甲冬春之交,校課休沐，偶與兒曹談皖南北、浙東西學風之異同，乘興搜資料作斯篇，閱十日而成，亦屠蘇酒中一絕好點綴也。
本篇專以研究學者產(chǎn)地為主，于各家學術內(nèi)容不能多論列，文體宜爾也。欲知其概，則有拙著《近三百年學術史》在。
另外，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晨報五周年紀念增刊》向任公征文，任公以《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二、三、四講即《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塞責，但是又為題識曰：
本文為今秋在清華學校所講《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第二章。《晨報紀念號》征文，因校課罕暇，輒錄副塞責。但近頃在師范大學國文學會續(xù)講此題，頗有所增訂，未及校改?；?qū)碓摃泄P記，可資參考也。
任公在北京師范大學國文學會講演共四次，演講時必有所據(jù)，——所據(jù)者，講稿也?！础吨袊倌陮W術史》講義排印本。所謂“頗有所增訂”者，蓋即演講中臨時之發(fā)揮也。后經(jīng)汪震、姜師肱、李宏毅、董淮筆記，題《清代政治與學術之交互的影響》，連載于《北京師大周刊》（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十二月九日、十二月十六日及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三日四期）。后又作為王桐齡《中國史》第四編之代序，冠于該書卷首，文末且有王氏《題識》曰：
右系民國十二年十一月梁任公先生在北京師范大學公開講演之短篇論文，原題為“清代學術與政治之交互的影響”，以其文簡單明了，可以通觀清代大勢，刊之卷首以代序文。
任公此文簡潔暢達，將清代政治與學術之關系，講得透徹，說得明白，且融個人情感于其中，頗能動人。
我們?nèi)魧ⅰ肚宕鷮W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概略》、《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與這五篇文章，匯齊并觀，可見前三者是一脈相承的；而所附的五篇文章，則又是與之互為補充與發(fā)明者也。
前“近因與遠因”一節(jié)言及任公一九一八年家居，為兒輩講“學術流別”之“備忘錄”，梁啟勛謂“實《清代學術概論》之胚胎”，良有以也。茲亦將此備忘錄擬題作“清代學術流別綱目”，一并附后云爾。
四、版本與校本
《共學社史學叢書》本《清代學術概論》，自一九二一年二月由商務印書館印行第一版之后，暢銷海內(nèi)外。一九三〇年三月印至第八版；同年四月，改版納入《萬有文庫》（內(nèi)封頁又冠《國學基本叢書》名），稱第一版。一九三四年九月，以原《共學社史學叢書》本改列《大學叢書》，稱第一版；至一九四〇年十月第四版。一九四四年七月，商務印書館重慶重排《大學叢書》本，稱渝第一版；一九四五年四月，渝第三版。一九四七年二月又以原《共學社史學叢書》本改列《新中學文庫》本第五版。僅就此為止，商務印書館分別將該書納入《共學社史學叢書》、《萬有文庫》、《國學基本叢書》、《大學叢書》（滬版、渝版）、《新中學文庫》等叢書，至少印行了二十一版。
《清代學術概論》（大學叢書本）
一九三六年中華書局編輯《飲冰室合集》，《清代學術概論》據(jù)商務印書館本收入，作為專集之一種出版（與《盾鼻集》合一冊）；此本未曾單行。直到一九五四年十月，中華書局始將《清代學術概論》部分以《合集》本舊紙型印行三千一百冊（定價叁仟柒佰元）；一九五七年一月，重印兩千冊（定價三角四分）。
香港方面，有一九六三年一月香港中華書局初版。臺灣方面，有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六六年八月《人人文庫》本，一九六八年三月《國學基本叢書》本（與《清學案小識》合一冊），一九七七年《大學叢書》本；臺北水牛出版社一九七一年五月《水牛新刊》第十九號（系影印《共學社史學叢書》本）；臺灣中華書局一九七一年八月單行本（臺六版）；臺灣啟業(yè)書局一九七二年二月單行本（臺一版）；等等。
大陸方面，直到一九八五年九月，始有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朱維錚先生校注的《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內(nèi)收《清代學術概論》與《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肚宕鷮W術概論》，朱先生以《大學叢書》本作底本，校注著力于對任公原書內(nèi)史實、引文等的矛盾與訛誤，并詳加考案。后朱先生另加長文之《導讀》，于一九九八年一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納入《蓬萊閣叢書》出版，此本為當今諸本中影響最為廣大者也。
《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朱維錚校注本）
早在一九二三年一月三十日，任公與張菊生、高夢旦函曰：“《清代學術概論》日本有兩譯本，一售壹元八角，一售二元五角。”其實，就在《清代學術概論》出版當年的七月，日本《史林》第六卷第三號就刊出了那波利貞所寫的書訊：
梁啟超曾受胡適勸誘，云晚清今文學運動于思想界影響至大，既經(jīng)歷此役，不可無一書紀之；又兼受蔣方震所著《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史》之刺激，乃有此著述。自清代思潮大勢說起，討論清朝學問之來由，如黎明運動者之顧炎武，科學者之梅文鼎，戴震、惠棟之學風，段玉裁、高郵王氏父子之學派，又如經(jīng)學之隆盛，王夫之、黃宗羲、萬斯同以下錢大昕、何秋濤等人之史學，阮元、謝啟昆等人之地志，其他如地理學、金石學、清學分裂導火索之經(jīng)學今古文之爭等事，敘述今文學運動中心人物康有為等人，論述中國人因富于學問之本能，而有清代學術之隆盛。
一九二二年即出現(xiàn)三個日譯本矣：一橘仁太郎譯本（《日本讀書協(xié)會甲種會報》第十九號），二渡邊秀方譯本（讀畫書院），三橋川時雄譯本（東華社）。后一九三八年三月，東京文求堂書店據(jù)商務印書館《大學叢書》本進行重排，印行了中文版，而且還做了?？?。書末附記曰：“本書內(nèi)容皆從原書，僅訂正明顯的書名誤植，如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誤作《尚書古今文注疏》、簡朝亮《論語集注補正述疏》誤作《論語集注補正迷疏》、章學誠《亳州志》誤作《毫州志》、孫詒讓《名原》誤作《原名》、《經(jīng)訓堂叢書》本《墨子》誤作《平津館叢書》本《墨子》等處。”后文求堂版又由東京龍文書局于一九四六年出版第三印。按，“論語集注補正迷疏”當作“尚書集注迷疏”。又按，此后猶有山田勝美譯注本（大東文化大學東洋研究所一九七三年）、小野和子譯注本（平凡社一九七四年初版，一九八二年、二〇〇三年兩次重印）出版。
日本東京文求堂書店中文本（一九三八年三月）
《清代學術概論》各種版本，大體如上所述。其公開出版之文本，誠以商務印書館《共學社史學叢書》本為最佳，蓋后出之本，皆據(jù)此本翻印或影印。但也如前“初稿與定稿”一節(jié)所梳理，揭橥該書從初稿本到《改造》本、再到定稿本之間些微之變化；而對這些變化痕跡之考察，原因之探求，亦具有神奇般的魔力。
所以，此番整理，選擇最為通行的商務印書館《共學社史學叢書》本一九二四年第五版為底本；以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代學術概論》稿本（簡稱“稿本”）、《改造》雜志排印本（簡稱“《改造》本”）、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一九三〇年第一版（簡稱“《國學》本”）、中華書局一九三六年《飲冰室合集》本（簡稱“《合集》本”）為校本?！蹲孕颉?、《第二自序》曾收入乙丑重編《飲冰室文集》（簡稱“《文集》本”），亦以之參校。朱維錚校注本，引述時簡稱“朱校”。具體原則如下：
（一）底本無訛，但凡其文字與稿本、《改造》本有異者，俱出校說明。
（二）從初稿本到定稿本之間的修改，凡屬于局部之增刪、改寫，今稿本中或墨筆、或朱筆之旁批與眉批之痕跡，是比較清晰的；凡屬于整章之改寫與增補，通過胡適日記或與《改造》本之對勘，即可梳理得出。這些變化，悉數(shù)以校記形式，予以揭示。
（三）任公稿本，原即施以新式標點（含專名線）；而其時之新式標點無頓號，語詞（含人名、書名等）并列，俱用逗號；且任公好用分號。今茲標點符號，大體依從稿本，可用頓號者（原為逗號）改為頓號，多數(shù)分號改作句號，以合當下之標點符號使用習慣。
（四）底本、稿本、《改造》本三本字旁之單圈“○”，互有出入，茲匯此三本內(nèi)字旁之有圈者于一本。
（五）任公徵引前人文字，明引暗引，或憑記憶，或述大意，復核原書，頗有差異。今凡脫訛衍倒致文義稍有錯亂或文氣不甚連貫者，則為校改（補），并出校說明；或備錄原文，以資參考。馀則一仍其舊。
（六）凡屬于任公本人或時代習用之字，如“箇”、“狠”、“纔”、“那”等，不作校改；避諱字回改，不出校。按，所附文章，或為雜志刊出本、或為演講記錄本，其用字為與全書一致，也做了相應改動，此類情況不出校。
（七）附錄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概略》，據(jù)稿本收入，并校以南開學校講義鉛排本（簡稱“南開本”）、《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簡稱“《學術史》”）兩本。此書正文內(nèi)小字無括號，與《清代學術概論》異，未作統(tǒng)一。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概略》（稿本）
（八）附錄之《清代學術流別綱目》、《清初五大師學術梗概》、《明清之交中國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清代政治與學術之交互的影響》諸文，皆以雜志刊發(fā)者為底本，校對情況，參見每篇題下之說明。而《明清之交中國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兩篇，稿本今存，頗能解決問題。至于《清代政治與學術之交互的影響》一文，為據(jù)記錄稿而刊發(fā)者，情況特殊，茲以三本互勘，凡異即出校，此亦嘗試之法也。
今者?？敝畼I(yè)，多被視作末屑之學，才大者不愿為，而才小者實亦不能為也。蓋其于原書一字之校正，或即可得豁然明了之本意。如第三章：
學派上之“主智”與“主意”、“唯物”與“唯心”、“實驗”與“實證”，每迭為循環(huán)。
“實證”，諸本皆作“冥證”。按，“實驗”與“冥證”，與前兩對舉之詞語法不同；核諸稿本、《改造》本，即作“實證”，是也。今學界亦有以任公“冥證”為治學之法者，詳加考述，若非校勘得正，則此問題猶或?qū)⒁鸶酂o必要之討論也歟？
又如第二十六章“然持論既屢與其師不合，康梁學派遂分”之后，稿本原有以下一段：
啟超之學，淺薄其一病也，游移其二病也，而歸根于不徹底。啟超性流動，富于感情，盛情也。
被墨筆畫去。又原書于“梁啟超可謂新思想界之陳涉”后，曰：
若此人而長此以自終，則在中國文化史上，不能不謂為一大損失也。
“若此人而長此以自終”一句，讀起來語感頗為怪異，《國學》本、《合集》本也是如此；核諸稿本，此處作“若此人而長此以‘流寇的學者’自終”，但用朱筆畫去了“流寇的學者”，估計是覺得這五個字下得太重了些，可惜文旁卻又未寫擬改之字。再來看《改造》本，則作“若此人而僅以‘破壞的功業(yè)’自終”，當然也是出于任公自己的修改。這兩處，正好看出當時任公對自己性格與歷史地位之評價矣。
再如第十三章最末一段，論學問之有用與無用，稿本初有任公自述治學經(jīng)歷數(shù)句，曰：
近世人士多誚此學為無用，吾亦嘗附和之。吾年十二三即治此學，嗜之綦篤；十八以后，覺其無用也，棄去，大肆抨擊焉。近十年來，始漸悔其所為。
《改造》本刊發(fā)時還是初稿本，保留有這幾句。后經(jīng)修改，便刪去了，且連著后文也作了較大改動。之所以改動得如此大，估計是聽取了三位朋友的意見，且很可能是林宰平或蔣百里。
稿本第二十七章最后所寫即章炳麟（附于譚嗣同章之末），今存三行，但又為墨筆勾去，換頁重作。僅存之三行文字錄如下：
此外猶有一人當記述者，曰馀杭章炳麟。炳麟清學正統(tǒng)派最后之健將也，其學博贍淹貫，綜理密微。以言論倡革命，備極勞勚。
可見任公初時對章氏之評述。只可惜后面被換頁之文字，不得而知矣（據(jù)下一章初稿序號“二十六”三字所在位置可知，還有七行文字）。據(jù)前引顧先生與胡適函“章太炎先生的學術思想，在社會上也很有勢力。梁先生文中敘得極略，我疑心他是門戶之見”——“極略”二字，正可說明任公初稿內(nèi)章氏并未單獨設章。顧先生推測章氏“固然也有門戶之見”，“對于今文學派的狂妄加以攻擊”，所以任公文內(nèi)將之“敘得極略”，很可能也是出于“門戶之見”。
今稿本第十四章朱筆所補“章炳麟之《小學答問》，益多新理解”、“章炳麟《國故論衡》中論音韻諸篇，皆精絕”兩處，《改造》雜志第四號（十二月十五日）刊出時還沒有；待第五號（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五日）連載最后一部分時，章氏即已單獨一章矣。雖則獨立成章，實也較為簡略，且如“應用正統(tǒng)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內(nèi)容延辟其新徑”，“其影響于近年來學界者亦至巨”云，反映出任公對章氏學術認識前后態(tài)度之變化也。該章末了，任公評述道：
雖然，炳麟謹守家法之結習甚深，故門戶之見，時不能免。如治小學排斥鐘鼎文、龜甲文，治經(jīng)學排斥“今文派”，其言常不免過當。而對于思想解放之勇決，炳麟或不逮今文家也。
任公謂章氏“門戶之見，時不能免”，與顧先生所說的“我疑心”任公“是門戶之見”對看，可視作最佳之互文解讀也。
《清代學術概論》稿本（三）
《清代政治與學術之交互的影響》一篇，較《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第二、三、四章《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而言，確實是“頗有所增訂”的。如關于康熙二十年之后學風轉(zhuǎn)變的原因，歸納出四條；至于“康熙中年以后，學術上重要的潮流有五支”，而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里則是“其時學術重要潮流，約有四支”。又如講到晚清思想界之變化，任公演講時，以親歷者的身份，敘述起當年故事來，更能吸引聽眾，故所言內(nèi)容遠較《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本為豐富。且講演之際，多有加入對時局之評點，如講到顧亭林“行己有恥”、“博學于文”兩句，謂是做人與做學問之標準。——亭林說：“士大夫之無恥，謂之國恥！”——不意任公話鋒突然一轉(zhuǎn)，說道：
據(jù)我說，我們五月七日，因為別人強暴，我們不能抵抗，實在算不得國恥；惟獨今年十月七日，那般士大夫昧良喪心，墮行無恥，才算國恥！不知他先生若看著這種現(xiàn)象，將作何種感想哩？
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日本公使日置益將最后通牒一件附解釋七條送中國外交部，限四十八小時內(nèi)“照四月二十六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記載者，不加以何等之更改，速行應諾”，此即日本逼迫袁世凱簽署之喪權辱國之“二十一條”也。時北京商務總會致電各省商會，謂“日本利用歐洲戰(zhàn)事，乘我新造國家，提出吞并朝鮮同一之條件，逼我承認。五月七日竟以武力為最后之要求，四十八鐘內(nèi)，倘不承認，立即進兵?！员灸晡逶缕呷帐?，我四萬萬人立此大誓……永存此志，勿忘國恥”。所謂“五月七日”，當指此也。按，中日交涉期間，任公撰有《中日交涉平議》與《中日時局與鄙人之言論》、《解決懸案耶？新要求耶？》、《外交軌道外之外交》、《交涉乎？命令乎？》、《中國地位之動搖與外交當局之責任》、《再警告外交當局》、《示威耶？挑戰(zhàn)耶？》諸文（后七篇先譯成英文刊發(fā)，后輯作《中日交涉匯評》，刊于《大中華》第一卷第四、五期）。至所言“今年十月七日”，當指一九二三年曹錕以五千元一張選票收買議員，又以四十萬元高價收買國會議長，成功當選總統(tǒng)事，史稱曹氏為“賄選總統(tǒng)”。按，任公曾于一九二三年七月四日致函曹氏，反對以武力、金錢及其他卑劣手段，爭取總統(tǒng)職位，有曰：“最近中央政局之擾攘，其禍根全在公之欲為總統(tǒng)，此天下所共見，毋庸為諱也?！砸曂怕裕肱c項城？項城自命一世之雄，卒于千夫所指，無病而死。須知亡項城者乃全國人，非與項城爭長之人也。弟不避忌諱，敢以極不祥之預言相告白：我公足履白宮之日，即君家一敗涂地之時?！卑巳?，孫中山即下令討伐曹錕，并通緝懲辦附賊國會議員，令曰：“偽巡閱使曹錕，賄誘議員，迫以非法，僭竊中華民國大總統(tǒng)，其背叛民國，罪跡昭著。……悍然不顧天下之是非，其怙惡不悛，自絕于吾民，已可概見。……我同胞將士護國、護法，已歷年所，豈能容庇國賊，妄干大位？茲特宜布罪狀，申命討伐，我全國愛國將士無問南北，凡能一致討賊者，悉以友軍相視，共赴國難，以挽垂危之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三十三號《大元帥令》）這就使得歷史之研究，有了現(xiàn)實的關懷。
為任公文字作?？保且资?。蓋任公所論述者，時代之升降，思想之蛻變，國之大勢也。區(qū)區(qū)之志，并不擬與任公作訟人，然凡事都問個來處，固是讀書之道。是耶非耶，其在讀者諸君。
五、馀論與馀音
錢穆與弟子余英時函曰：
梁任公于論學內(nèi)容固多疏忽，然其文字則長江大河，一氣而下，有生意、有浩氣，似較太炎各有勝場。即如《清代學術概論》，不論內(nèi)容，專就其書體制言，實大可取法。近人對梁氏書，似多失持平之論，實則在“五四”運動后，梁氏論學各書各文均有一讀之價值也。（《素書樓馀瀋》）
錢氏于清代學術、思想史、政治史之研究，蓋亦受任公之影響，于同名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可知也。但錢氏也指出了任公“論學內(nèi)容固多疏忽”這一現(xiàn)實，所以朱維錚先生在校注時，針對任公敘述自己之歷史——“純以超然客觀之精神論列之，即以現(xiàn)在執(zhí)筆之另一梁啟超，批評三十年來史料上之梁啟超也”（任公《自序》），朱先生反問道：“他是否做到了對于‘史料上的梁啟超力求忠實’？”于是，對任公行文內(nèi)存在的史實、時間、人物關系、引文脫訛諸多問題，都一一進行了嚴格的考辨、引證與評述。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九〇四年《新民叢報》）
如任公《自序》謂“余于十八年前，嘗著《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刊于《新民叢報》，其第八章論清代學術”云，朱維錚先生指出：
據(jù)《新民叢報》，《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第八、九二章，即題作《近世之學術》（起明亡以迄今日）的三節(jié)，刊出時間為一九〇四年。以下引文三段，均見于此二章，故“十八年前”說不確，當作“十六年前”。
朱先生于該書校注本之《導讀》內(nèi)，亦曾詳考此時間問題，可以參看。按，任公《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原計劃寫八章，前六章連載于《新民叢報》一九〇二年第三、四、五、七、九、十二、十六、十八、二十一、二十二號；第八章即《近世之學術》，連載于一九〇四年第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八號，卷首曰：
本論自壬寅秋閣筆，馀稿久未續(xù)成，深用歉然。頃排積冗，重理舊業(yè)，以三百年來變遷最繁，而關系最切，故先論之。其第六章未完之稿及第七章之稿，俟本章撰成，乃續(xù)補焉。
該篇第七章后竟未作。又曰：
原稿本擬區(qū)此章為二：一曰衰落時代，一曰復興時代。以其界說不甚分明，故改今題。
任公所言，蓋指撰《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之時間，早已擬目，后文且曰：“余今日之根本觀念，與十八年前無大異同；惟局部的觀察，今視昔似較為精密?！惫手^“十八年前”，實無不宜。
《清代學術概論》稿本（四）
再者，朱維錚先生校注《清代學術概論》依據(jù)的底本是《大學叢書》本，其第十章有一段曰：
棟固以尊漢為標幟者也，其釋“箕子明夷”之義，因欲揚孟喜說而抑施讎、梁丘賀說，乃云：“謬種流傳，肇于西漢?！保ā吨芤资觥肪砦澹?/p>
朱校曰：“謬種，《周易述》原作‘謬說’，《漢學師承記》引作‘謬種’，此當據(jù)江書轉(zhuǎn)引?！卑矗煨Ｋ^之“江書”即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由于惠棟《周易述》原作“謬說”，而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敘述時作“謬種”，所以朱校論定任公作“謬種”必是轉(zhuǎn)引自江書。然則，是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將“謬說”改作了“謬種”耶？亦非也。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惠先生棟傳》作“謬種”，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方東樹《漢學商兌》、徐世昌《清儒學案》諸書因之，故謂任公“當據(jù)江書轉(zhuǎn)引”，似亦不確。再者，核諸任公稿本，此處實作“謬傳”，商務印書館諸本（包括所見之滬四版、渝二版之《大學叢書》本）與中華書局《飲冰室合集》本皆同，未詳朱先生所據(jù)?！皞鳌弊诛@系筆誤（與“說”、“種”二字，既不同音，亦不形近），則益不能推定其源自何書矣。
又如第十一章，鈔錄《孟子字義疏證》之精語，有一條曰：
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于道義。君子之自治也，情與欲使一于道義。夫遏欲之害，甚于防川，絕情去智，充塞仁義。
朱校曰：
此段引文不見于《孟子字義疏證》，而見于《漢學師承記》卷五《戴震傳》。所述大意，略見于《原善》卷中，現(xiàn)錄以資參照：“禹之行水也，使水由地中行。君子之于欲也，使一于道義。治水者徒恃防遏，將塞于東而逆行于西，其甚也決防四出，泛濫不可救。自治治人，徒恃遏御其欲，亦然。能茍焉以求靜，而欲之翦抑竄絕，君子不取也。君子一于道義，使人勿悖于道義，如斯而已矣。”
兩段文字，相異甚多。按，上述文字，朱校雖謂“見于《漢學師承記》卷五《戴震傳》”，但亦未細考江氏從何處轉(zhuǎn)引來。其實，該段文字出洪榜《初堂遺稿》卷一《戴先生行狀》。
《節(jié)本明儒學案》（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新民社發(fā)行）
其他如第六章關于《明夷待訪錄》，說道：
其最有影響于近代思想者，則《明夷待訪錄》也。……后此梁啟超、譚嗣同輩倡民權共和之說，則將其書節(jié)鈔，印數(shù)萬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
按，節(jié)錄《明夷待訪錄》之《原君》、《原臣》兩篇，印成小冊宣傳者，實為杞憂公子（據(jù)方祖猷先生考證，杞憂公子為孫中山先生之化名），該書卷首序末署“乙未立夏，杞憂公子小引”，乙未即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自序》謂光緒甲午（一八九四）孫中山于日本橫濱創(chuàng)立興中會，“時興中會之宣傳品僅有二種：一為《揚州十日記》……二為黃梨洲《明夷待訪錄》選本之《原君》、《原臣》篇”，是知此節(jié)本實為革命派之宣傳工具也。而任公東渡日本后，曾選編《明儒學案》，于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由新民社發(fā)行《節(jié)本明儒學案》，封面署“黃梨洲先生元著、飲冰室主人節(jié)鈔”。據(jù)該書例言：
良以今日學絕道喪之馀，非有鞭辟近里之學以藥之，萬不能矯學風而起國衰。求諸古籍，惟此書最良。而原本浩瀚，讀者或望洋而畏，不能卒業(yè)；又或泛泛一讀，迷于蔓枝，仍無心得?！使吮居谑?，亦為同志略節(jié)精力云爾。
并未及“民權共和”之說。而任公后在一九二三年作《清初五大師學術梗概》演講時，卻說：
我少年時代，受這本書的刺激狠深。當我二十幾歲的時候，在長沙時務學堂教書，同事諸人差不多每天要談到這本書。其時這書是禁書，外間無從得到，便集合了許多人，秘密印了幾千部，到處送人。大家輾轉(zhuǎn)翻刻，散布了不曉得幾萬本。中國的革命，與這本書實在大有關系。
至于是“將其書節(jié)鈔，印數(shù)萬本，秘密散布”，還是“秘密印了幾千部，到處送人”，現(xiàn)在未能找到確切的證據(jù)。任公說“在長沙時務學堂教書，同事諸人差不多每天要談到這本書”，估計是實情。據(jù)《湘報》第一百零二號（一八九八年七月六日）登載廣告：“本館新到新刻各種時務書：《明夷待訪錄》，每部錢一百五十文。”后一百零六號且有附言曰：
院試匪遙，時務書急宜購閱，第恐距館較遠者，購取為難，現(xiàn)寄存南陽街經(jīng)濟書局分售。
第一百零九號又加入“南正街維新書局”分售處。直到第一百五十二號（一八九八年九月十二日）起，在售書目里就不再出現(xiàn)《明夷待訪錄》了。我們說，任公在長沙時務學堂教書期間，“醉心民權革命論”（《時務學堂札記殘卷序》）；后東渡日本，創(chuàng)辦《清議報》、《新民叢報》期間，則倡平等自由學說，鼓吹破壞主義，主張建立民主共和國。
《清代學術概論》雖為學術著作，但學術與政治實有深層次之交互的影響，所以，融入了著者生命體驗的學術史，確實給我們帶來了全新的閱讀感受與無窮的想象空間。
任公《中國學術史》五部之撰寫，最終稿就兩端，一先秦，一清代?！肚宕鷮W術概論》的寫作，距今適值百年。而百年來學術之升降與思想之變遷，亦皆受時代與政治之左右，故今日再讀任公著作，是重有感焉！
去歲校訂《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畢，即從事《清代學術概論》之董理。不意年初疫情忽起，人心恍惚，時多無聊，前途難卜。至二月十六，復工復產(chǎn)，案牘勞形，平時之思緒，騰躍而復雜。校訂工作，直陷捉襟見肘之境地。任公曰“無負今日”，予之爬梳，錙銖必較，一則求其“無負”之心，再者實亦覓靜之良方也。其間復得譚苦盦、李成晴、鄭凌峰、郭惠靈、辜艷紅、陳翔、李碧玉、劉景云、蘇枕書、張偉、許慶江、魯明、姚文昌諸學友之助，或代為校對，或代覓資料；苦盦兄嘗為考覆，審核匡正，高論迭出，惠我良多，每曰“相見以誠”，令人感動！昔人曰：“中年以往，朋友難求?！闭\哉斯言！歲月如馳，識此以志不忘云。
本文為中華書局最新版《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 著，俞國林 校）之“校訂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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