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率性的郁達夫

 郁達夫是現代史上的文人，一度被稱為中國的“盧梭”。這個少年時代即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人，在日本留學時學習過醫(yī)科、政治學科，最后畢業(yè)于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在日本留學期間，他看過幾千部西方的小說。1921年，25歲的郁達夫出版了中國現代史上第一部白話小說集《沉淪》，轟動文壇。

第二年，郁達夫回國，為生計故，他到安慶法政專校、北京大學、中山大學等學校任教，教過英語、統計學，如果按大學教授的路子走下去，他的生活不成太大問題。但郁達夫很“任性”，有人說：“郁達夫上第一堂統計學課時就說，我們這門課是統計學，你們選了這門課，歡迎前來聽課，但也可以不來聽課，至于期終成績呢，大家都會得到優(yōu)良成績的。”郁達夫也對別人說：“誰高興上課，馬馬虎虎的。你以為我教的是文學嗎？不是的，是'統計學'。統什么計，真是無聊至極！”

后來教文學的郁達夫也沒有好好教下去，他的心性已經不適合體制工作了。用他的話：“受了北大之聘，到北京之后，因為環(huán)境的變遷和預備講義的忙碌，在1924年中間，心里雖然感到了許多苦悶焦躁，然而作品終究不多?！薄拔乙荒玫街v義稿，或看到第二天不得不去上課的時間表的時候，胸里忽而會咽上一口氣來，正如酒醉的人，打轉飽嗝來的樣子?！薄熬裎镔|，兩無可觀，萎靡頹廢，正如半空中的雨滴，只是沉沉落墜。”就這樣，他從體制內一步步退到邊緣。從日本回國工作，僅僅四年，他就辭去教師工作，到上海加入創(chuàng)造社，做起專職作家來了。

其實，郁達夫是知道文人命運的。1923年，20歲出頭的沈從文想“多見幾個新鮮日頭，多過幾個新鮮的橋……”離開湘西北漂到北京，想考大學，夢想破滅后，又做起文學立身的夢。學歷太低，沒有資歷，想以文學來養(yǎng)活自己，也幾乎成了夢想。處于絕望中的沈從文給京城的幾位名作家寫信，這其中就有郁達夫，郁達夫抽時間按照地址找到了這個冒昧的文學青年，在一個由儲煤間略加改造的小房間（沈從文為其命名“窄而霉小齋”）里，他看到屋里沒有火爐，沈從文只穿著兩件夾衣，用被子裹著兩條腿在桌旁寫作。郁達夫馬上將自己的圍巾解下，給了沈從文。時近中午，郁達夫請沈從文到外面吃飯。兩人在小飯館吃了一餐飯，共花去一元七角多。郁達夫掏出一張五元的票子，付完賬后，將剩余的三元多全給了沈從文。一回到住處，沈從文禁不住趴在桌上哭了起來。

這件事，沈從文記了一輩子。半個多世紀后，郁達夫的侄女郁風訪問沈從文：“沈從文先生對我說著這話時已是70多歲的人了，但他笑得那么天真，那么激動，他說那情景一輩子也不會忘記：‘后來他拿出五塊錢，同我出去吃了飯，找回來的錢都送給我了。那時候的五塊錢??！’”其時郁達夫的生活并不寬裕。他在北大只是講師，薪水并不高。加上時時幫助他人，他自己的生活也捉襟見肘。當晚，在激憤之余，他寫了名篇《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可憐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結果近來弄得我自家連一條棉褲也沒有……現在我的經濟狀態(tài)，比從前并沒有什么寬裕……每月的教書錢，額面上雖則有五十三加六十四合一百一十七塊，但實際上拿得到的只有三十三四塊——而我的嗜好日深，每月光是煙酒的賬，也要開銷二十多塊?！?/p>

郁達夫勸別人在行，但這并未阻止沈從文繼續(xù)文學的夢想，也未阻止他三年后離開體制也做了一個“文學青年”，雖然他已是成名作家，但也只有20多歲。郁達夫和郭沫若編輯《創(chuàng)造》季刊時銷路不好，書店老板答復他們時非常冷淡，兩人很傷感，立刻跑到街上喝酒，連飲三家酒店，但還沒大醉。郁達夫突然跑向街道中間，向著一輛飛來的汽車，以手指做射擊狀，大呼道：“我要槍斃你們這些資本家！”

雖然成名作家的收入不低，郁達夫的稿費標準是跟魯迅、茅盾等人差不多的一等，即千字七八元，當時的二等作家稿費則為千字三五元，三等作家二三元，四等作家一二元，辭去體制工作的郁達夫第一年即1927年的收入約2 000元，合現在的人民幣十幾萬元。但他的花銷太大，生存的壓力太大了。在郁達夫的日記和書信里多處可見其對稿酬和家庭收入支出問題的關注，有時令他寢食不安。

我們知道，郁達夫的文人心態(tài)、孩子心態(tài)、浪漫氣質、質疑型人格，讓他把生活過得“一塌糊涂”，他有家累，但在外又不斷地陷入吃花酒、戀愛事件中。生計壓力之大，加劇了他的敏感、神經脆弱、暴露癖和憤世嫉俗。他在日記里感慨：“經濟不充裕，想買的書不能買，所感到的痛苦，比肉體上的饑寒，還要難受。”為了掙錢，他寫了大量的游記，以至于“跋山涉水”寫游記成了他的職業(yè)。有一段時間每日至少需要創(chuàng)作5000字。他曾說：“若不趁此好天氣多讀一點書，多寫一點稿子，今年年底怕又要鬧米荒?！?/p>

但他的生活過得不如意，他想過好，卻把自己過成了民國文人最多“緋聞”或“家丑”的人之一。他移情別戀，跟杭州美女王映霞的愛情鬧得舉世皆知。但幾年后的1932年，王映霞“叫郁達夫請來了律師徐式昌，和北新書局經理李小峰，當著眾人的面，郁達夫寫下了一式三份的‘版權贈予書’。律師、書局、和我三方各執(zhí)一份”。面對郁達夫原配未棄的實況，王家人督促郁達夫將其所有著作的版權，簽署正式的法律文件贈予王映霞。

郁達夫答應并照辦了。一年后，郁達夫遷往杭州。朋友們或者搖頭，或者勸阻。魯迅專門寫過一首詩《阻郁達夫移家杭州》：“錢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隨波不可尋。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滿蔽高岑。墳壇冷落將軍岳，梅鶴凄涼處士林。何似舉家游曠遠，風波浩蕩足行吟！”

郁達夫的“任性”讓人見識了一個文人的品性。1936年年初，郁達夫在杭州建成了自己的住房，取名為“風雨茅廬”，有三間住屋兩間書房，共花去一萬五六千元。郁達夫為此負債4000元，據說這筆錢是一個小他很多的女學生提供的。郁達夫在此屋內僅居住三次，時間加起來尚不足一個月。房契寫的是王映霞的名字，此后被王映霞出售。

跟王映霞熱戀時的郁達夫把他們的愛情說成是“富春江上神仙侶”。但“風雨茅廬”建成后兩年，即1938年，郁達夫在漢口《大公報》第四版刊登《啟事》：“王映霞女士鑒：亂世男女離合，本屬尋?！暨_夫謹啟?！?/p>

郁達夫把自己的人生過成了一部作品，他對人生、世界的看法無論多么深思熟慮，都是感性的、孩子氣的。同樣感性的弘一法師曾對郁達夫說：“你與佛無緣，還是做你愿做的事吧！”他對金錢的看法也相當孩子氣，有一次，郁達夫請一位朋友到飯館吃飯，結賬的時候，郁達夫竟然從鞋墊底下抽出幾張鈔票交給了服務員，他的說辭是：“這玩意兒過去一直壓迫我，現在我也要壓迫它！”還有一次，郁達夫拿到工資，把錢撒在地板上，用腳狠狠地踩踏。房東老太太看了，說他真是發(fā)神經了！

郁達夫的浪漫與“放蕩”不羈，造成了多方面的影響。當他終于頂不住生存壓力，而想到體制內求職時，機會已經很少了。1935年夏，郁達夫擬應聘暨南大學教授，教育部長王世杰以他“生活浪漫，不足為人師”為由阻止了對他的聘任。1936年，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器重郁達夫的才華，想重用他，招他去面談，結果陳儀大失所望，他覺得郁達夫“隨隨便便，不受約束”，看來他“不是一個適當人選”。

我們今天看郁達夫，除了他的浪漫而坎坷的人生讓人唏噓外，他的文字仍給我們美的真的和善的享受，因為他的關懷少在世俗層面，從而鑄造了一個精神世界的極致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