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博物館任何有價值的藏品一樣，一本書的出籠，也該有個來龍去脈。本書的種子源于20世紀90年代我們在哈佛大學檔案中的偶然發(fā)現。當時，我們正為撰寫《陰影下的競賽》一書開展研究。那是我們的前一部作品，描述了俄國、英國和美國如何爭奪中亞統(tǒng)治權。那本書的主角是歐雷勒?斯坦因。他出生于匈牙利，是古代絲綢之路遺址的探險家。20世紀30年代，斯坦因在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的贊助下，實施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命運多舛的探險活動。當我們仔細翻查那些檔案時，謝林發(fā)現了一個文件夾，里面裝滿了信件，字里行間充滿了苦不堪言的描述。寫信者是一位年輕人，名叫勞倫斯?史克曼，收信人是他的導師、福格藝術博物館的蘭登?華爾納。謝林讓我留意師徒之間的往來信件，特別是其中講到的中國北方的龍門石窟，及其用巨大石灰?guī)r雕琢而成的不朽塑像。一千年以前，龍門石窟曾是佛教朝圣者的神圣目的地（現在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世界文化遺產）。
當時，堪薩斯城的納爾遜美術館剛剛開館（1933年），得到了大把資金（1100萬美元）捐助。為了給該館征集亞洲藝術品，史克曼踏上了漫漫旅途。但是，史克曼一路上麻煩不斷，四處求援。龍門有上千個無人看守的石窟，宛如迷宮，到處都是盜賊。當地農民根據買主的訂單偷盜。龍門石窟的藝術珍品現身于北平（今北京）窮街陋巷里的古董店。史克曼該如何行動？具體來說，他是否應該收集《帝后禮佛圖》的浮雕碎片？十幾年前，蘭登?華爾納本人曾去過規(guī)模巨大的龍門佛教石窟，也面臨過同樣的難題。華爾納魅力十足，喜歡天馬行空。這一次，他對史克曼提出了深思熟慮的建議。他直言要求史克曼刻不容緩，先把浮雕拿下再說，費用由福格藝術博物館和納爾遜博物館分擔（最終，《帝后禮佛圖》落戶于納爾遜博物館）。
在中國陷入混亂期間，那里的古代遺址很容易成為盜賊、肆意破壞公共財產者以及收藏家競爭者下手的目標。事實的確如此，史克曼的主要競爭對手是普艾倫（也是哈佛學子），他在試圖弄走龍門同一洞窟中與《帝后禮佛圖》相鄰的一塊浮雕，即《帝王禮佛圖》（目前是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明星展品），它刻畫了一位皇帝和侍從拜佛的場景。所以，什么是正確？什么是錯誤？當我們參觀絲綢之路上的佛教遺址敦煌時，這個問題再次浮現在我們的眼前。為給福格藝術博物館征集文物，蘭登?華爾納曾嘗試用簡陋膠水揭取敦煌壁畫。我們的地陪導游用手指著壁畫墻上的洞孔，義正詞嚴地痛斥犯下那些惡行的“外國鬼子”。
對我們來說，這并非完全陌生的領域。謝林擁有藝術史學位，做過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黃金時段文化主題紀實節(jié)目的制作人，最近還擔任了《考古》雜志的特約編輯。我本人曾擔任《華盛頓郵報》駐外記者，其間曾獲準休假撰寫《考古的娛樂》一書，之后我成為一名自由職業(yè)者，撰寫了由《紐約客》雜志連載的《被掠奪的歷史》，以及《藝術博物館——權力、金錢和道德》（一份為20世紀基金會撰寫的報告）等作品。在為《紐約時報》撰寫社論時，我曾定期回歸東半球。
我曾與謝林合作，寫過3本有關國際政治的書籍。在2011年，我倆同時應邀成為牛津大學圣安東尼學院2012年秋季學期的高級研究員。對我們這種有此興趣的人來說，那是份無法拒絕的邀請（與我們同時受邀的還有得克薩斯州立大學的教授威廉姆?羅杰?路易斯）。
然而，前往牛津大學做研究員還有一個附加條件：我們得搞一個研究項目。我們想到了哈佛大學的那些檔案，想到了我們對中國考古遺址的實地參觀考察。我們決定做這樣一個課題：西方收藏家們如何、為何被中國藝術弄得神魂顛倒，并使美國的博物館永久受益？我們的研究項目獲得了牛津大學的批準。抵達圣安東尼學院后，我們便著手演練，對研究項目進行試水：與學者會面，旁聽講座，參加研討會，一頭鉆進恰如其名的“賽克勒美術圖書館”的寬敞書架中。
瑪格麗特?麥克米蘭是圣安東尼學院的院長，出生于加拿大。與我們進午餐時她問我們，是否了解加拿大多倫多市安大略皇家博物館的亞洲藏品。我們對其一無所知。但是后來我們進行了調查研究，并使其在本書中單獨構成一章。到了學期結束時，我們確信，我們所選的研究項目層次豐富，埋藏著許多意外驚喜。其中包括難以自拔的收藏家、激情洋溢的博物館研究員以及精明睿智的古董商等。雖然他們中的許多人早已被人遺忘，但人物形象絕對妙趣橫生。同樣重要的是，美國的亞洲藝術收藏在增長，中國的藝術市場和博物館文化在繁榮興旺，我們卻找不到任何與其有關、為非專業(yè)讀者撰寫的書籍。于是我們又進行了兩年研究，最終完成了讀者手中拿到的這本書。
前往圣安東尼學院前，我們向專家朋友們征求建議，特別是藝術史學家約翰?奧奈恩斯以及退休的大英圖書館中國部主任弗朗西斯?伍德，請他們向我們推薦牛津大學的權威人士，以便我們與其研討。他們提到了兩個人——克雷格?克魯納斯和邁克爾?沙利文。前者是牛津大學首位專攻亞洲藝術的教授，后者是資深中國藝術研究員?？死赘?克魯納斯出生于蘇格蘭，與我們會面時，他歡迎我們旁聽他有關中國明代的講座，那是他喜歡的歷史時期?？唆敿{斯的講座如行云流水，他以文字和圖片，證實了其暢銷著作《中國藝術》的中心主題，即“中國藝術”實屬誤稱。在他看來，將書法、雕塑、陶瓷和繪畫組成“同源整體”的傾向屬于西方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沒有考慮到中華文明的真正規(guī)模、古老和多樣性。在其講座以及與我們的談話中，克魯納斯強調，有必要對各類型中國藝術的變移性和特殊性進行評估，并引用自己的學術著作以及他曾在倫敦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擔任有影響力的研究員的經歷，對此予以證明。
邁克爾?沙利文也同樣有意思。他出生于加拿大，在英國成長。在戰(zhàn)時的中國當過國際紅十字會的志愿者。沙利文持有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曾在斯坦福大學亞洲藝術系當過二十多年系主任，之后成為牛津大學圣安東尼學院名譽研究員。我們在圣安東尼學院給他留了一張便條，向他解釋我們的研究項目，請求與其會面。
幾天后，我們學院的門房向我們轉交了沙利文的手寫回信。他寫道：“好??！我的公寓位于牛津大學偏僻的北部，何不來與我共進晚餐？”那時他已是94歲高齡，還在為他的中國夫人柯恩服喪；他曾把自己撰寫的所有十幾部著作全部奉獻給了夫人。多年以來，沙利文征購了大約500件中國現代藝術品，其中的精選藏品正出借給牛津大學阿什莫林博物館一個特別展廳展出。他的公寓沒有電梯，房間正中懸掛著柯恩的肖像，房間里面塞滿了中國藝術藏品。我們對那種場景似曾相識。他的助手是兩位可愛的亞洲女人。她們迎接我們，忙著準備中意混合風味的意大利面。邁克爾?沙利文來到我們的面前。他個子不高，精力充沛，蓬起的銀發(fā)如同王冠。隨后他談到自己六十年來一直與西方有關中國古代或當代藝術的陳詞濫調進行抗爭。我們談到了當今先鋒派藝術作品，那是他特別感興趣的領域。沙利文對那些作品的看法具有代表性，充滿矛盾，認為它們或局限于對西方后現代主義的模仿，或屬于對陳舊傳統(tǒng)藝術流派的反復。那真是一個令人回味的完美夜晚。2013年10月，邁克爾?沙利文去世，享年96歲。他把自己喜愛的藝術珍藏全部遺贈牛津大學的阿什莫林博物館。
我們在牛津大學的日子收獲頗豐，也使我們對前面橫亙的雷區(qū)有了預警。需要強調的是，本書既不是中國藝術史，也不是對它進行的批評分析。對那些未必多么富裕的收藏家癡迷中國藝術的原因，我們只是進行了推測。對于中國藝術，我們未用任何審美斧頭進行加工修飾。與其相反，無論如何定義中國藝術，我們關注的對象是人，是那群像貓一樣，被中國藝術弄得神魂顛倒的北美人和歐洲人。正如拿破侖喜歡幸運將軍，我們更喜歡幸運的收藏家、博物館研究員和古董商。他們使那個時代（1900—1949）的絕大多數年代成為豐收之年。在這群人中，收藏家有：著名的沃爾特斯父子、查爾斯?蘭?佛利爾、摩根、小洛克菲勒及其夫人阿比、鄧曼?羅斯、亞瑟?賽克勒、艾弗里?布倫戴奇；博物館研究員有：蘭登?華爾納、勞倫斯?史克曼、李雪曼、波什?雷茨、普艾倫和方聞；古董商有：盧芹齋、山中定次郎和奧托?伯差德。同時，我們也描述了一些不那么走運的人物：多才多藝卻莫名死去的喬治?凱茨，不幸被砍掉腦袋的清朝官員端方，以及明顯死于自殺的鑒定家貝特霍爾德?勞弗爾。我們還提到了納粹分子愛德華?馮?德?海特，他行為怪異、另類神秘，把自己的大量收藏捐贈給了蘇黎世的里特貝格博物館和伍珀塔爾市的馮?德?海特博物館。4位加拿大人也榜上有名：安大略皇家博物館創(chuàng)建館長查爾斯? 庫雷利、英國圣公會主教懷履光、由皮毛商改行做古董生意的喬治?克羅夫茨，以及長老會牧師和甲骨文專家明義士。
在致謝中，我們對許多人表達了感激之情：一大批老少學者、博物館研究員、古董商、檔案管理員等。沒有他們的必要幫助，即便再拖延十來年，我們的研究項目也難以完成。在故事敘述的每處重點，我們都努力考慮到相關的全球性和經濟力量，考慮到波瀾起伏、反復無常的藝術市場的關稅、營業(yè)稅。盡管如此，我們十分清楚，在選擇性的敘述中，我們也會有所遺漏。一些大收藏家的珍藏值得給予更多關注，對此我們有些力不從心。這些收藏家有：查爾斯?貝恩?霍伊特，他的陶瓷已成為波士頓美術博物館亞洲展廳的明星展品；“芝加哥最杰出的老處女”凱特?斯特奇斯?白金漢姆，為紀念姐妹露西?摩斯，她把數百件藏品捐給了芝加哥藝術博物館；阿爾弗雷德?皮爾斯伯里，他的青銅器藏品使美國明尼阿波利斯藝術設計學院熠熠生輝；以及最近同樣向上述學院捐贈的布魯斯和露絲?代頓。至于本書其他不足之處，我們已向讀者發(fā)出了預告，歡迎美麗世界的無數居民批評指正。對于迷人的大千世界而言，我們只是持有旅游簽證的游客。
《誰在收藏中國？》，卡爾·梅耶 謝林·布里薩克著，中信出版社2016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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