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我父親陶亢德

陶亢德和長子陶明、長女陶潔在一起。（作者供圖/圖）

我的父親陶亢德在1933年由李公樸向林語堂推薦，成為《論語》雜志主編（其實,此前他已跟林見過面，談過編輯職務一事）。

我曾經以為父親可能跟魯迅有比較密切的關系。原因之一是我外婆是浙江紹興人，娘家姓章，跟魯迅的母親有些親戚關系。我是在上大學以后知道這件事情的。

二年級時，章廷謙先生教我們中國文學史，講課很生動，分析精辟，很受學生的歡迎。但他在考試前宣布，有一道題是默寫一首詩歌并加以分析。這引起大家不滿，認為我們是大學生了，不需要背誦了。我是課代表，就在下課時向章先生反映了同學們的意見。沒想到，他很生氣地訓斥我：“小小年紀，這點工夫都不肯下，怎么做得好學問”。我為此特意去背了最長的《赤壁賦》想證明自己并不懶惰。最后，老先生還是接受了意見，沒讓我們默寫。

后來有個去他家聊天的同學告訴我，章先生說我應該叫他“伯父”。我覺得很奇怪。我記得在第一次見面時我告訴過他，我是紹興人，我外婆也姓章，也是紹興人。但這跟親戚好像沒有關系。于是我就寫信問父親，他回信說，章先生有個筆名叫川島，是魯迅的好朋友，細算起來，因為外婆的關系，我是應該稱他“伯父”?？戳诵?，我仍然不大明白，難道在紹興，姓章的人就一定是親戚？但我家的教導一直是：讀好自己的書，做好自己的事，不必討好他人。因此，盡管我此后在北大生活工作多年，我從來沒有去攀過這門親戚。

第二個原因是我家有過一張魯迅送給父親的照片，半身正面像，后面有他的簽名和父親的名字。照片被我弄丟了。小時候，我們家租住在三層樓的兩間房間和一個極小的亭子間。父母和剛出生的弟弟或妹妹住一間，外婆帶著我和其他的弟弟妹妹住一間，我哥哥睡亭子間。1951年，他參軍去外地，我就取代他有了自己的天地。亭子間很小，但有個高及天花板并且堆滿書的書架。

對我來說，那真是一個寶庫。我發(fā)現了林語堂女兒們寫的圖文并茂的《吾家》、全套的歷險小說《人猿泰山》，甚至還有母親不準我看的《紅樓夢》……翻書架常常有意外的驚喜。我發(fā)現過一張署名“萬家寶”的照片，是一個穿著長袍、半彎著腰的男人。我問母親，她說是曹禺，那是他演《北京人》的劇照。她要我別亂動書架上的東西。然而，好奇心是無法抑制的。終于，有一天，我翻到了魯迅給父親的照片。正好老師在籌劃紀念“五四運動”的展覽會，要求大家提供素材。我毫不猶豫地把照片交給老師，還因為老師的表揚而沾沾自喜。不幸，展覽會結束時，老師告訴我照片不見了。我垂頭喪氣地回家坦白，遭到母親嚴厲斥責，從此不敢隨便翻動書架上的東西。兩年前，2014年，嘉德公司拍賣魯迅給父親的信以后，我的兩個妹妹去上海魯迅紀念館詢問他們有幾封魯迅給父親的信。那里的領導告訴她們，他們收藏兩封，一封是從舊書里找來的，另一封是上海圖書館在1972年交給他們的。我相信舊書里的信這一點，因為我就是在亭子間的舊書里發(fā)現那兩張照片的。解放后，為了貼補家用，父親曾多次變賣家里的藏書，亭子間那些書好像在我1954年去北京上大學前就已經消失了。但是為什么他們會在1972年得到另一封，我妹妹當時忘了問。

我讀了魯迅先生給父親的信，發(fā)現它們寫于1933年10月至1934年7月，正是他擔任《論語》雜志編輯的時期。這些信件大部分是編輯和作者的交流往來，還有一些則是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年輕人向仰慕的長者請教學識，尤其是學習日語的問題。說老實話，看了信，我為父親感到驕傲。此時，他應該已經結婚，外婆一直跟我們生活，他應該已經知道外婆跟魯迅母親家的關系。但從信件中可以看出他沒有跟魯迅攀親戚，為自己謀福利。

我還認真閱讀了父親的兩本回憶錄。在他生命的最后兩年，他奮力撰寫了對往昔編輯生涯和所受磨難的一些回憶。2014年，在上海的大妹妹交給了我一份回憶錄的復印件，我后來又復印兩份給哥哥和小妹妹。

父親的回憶錄常常語焉不詳，有些母親甚至我們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他根本不提，有些雖然提了，但并不敞開心扉。然而，他對魯迅給他的信，無論在懷念解放前的編輯生涯還是解放后回憶故識舊友的段落里都有提及，雖然不夠詳細但還是比較清楚的，甚至還有專門一節(jié)——《關于魯迅書信的注釋》，描述1977年前后兩位上海師范學院女教師來家里訪問他的過程。

對于捐贈情況，他前后說法基本一致，都提到解放后，周作人先生寫信告訴他，王士菁先生希望他捐出魯迅給他的信件。他便交了出去。但他在《關于魯迅書信的注釋》提到，“這些信在魯迅逝世之后不久，好像捐獻過幾封”。有意思的是，雖然他在兩處都說他把信全部捐了出去而不再過問，但他又說其實并沒有全部交出，其證明就是我母親曾經在一位本家的再三懇求下給過他一封，那位本家還以自釀的楊梅燒酒作為回禮。

我讀到一篇關于顧廷龍先生提到魯迅給父親信的材料：

據1978年7月5日，顧老致方行信，談的就是新發(fā)現的魯迅佚文及《西諦題跋》注釋事。其中涉及魯迅佚文云：“前談為快，承示魯迅佚文，我想起七二年在文清亂紙中亦撿得魯迅手札一張，原件已由魯迅紀念館入藏。其文甚有風趣，抄奉一覽，我尚沒有給人看過，問詢的甚多。”魯迅原文是：“亢德先生：頃蒙惠函，謹悉種種，前函亦早收到，甚感！作家之名頗美，昔不自量，曾以為不妨濫竽其列，近來稍稍醒悟，已羞言之。況腦里並無思想，寓中亦無書齋，‘夫人及公子’更與文壇無涉，雅命三種，皆不敢承。倘先生他日另作‘偽作家小傳’時，當羅列圖書，擺起架子，掃地歡迎矣。專此布復，即請著安。迅上。五月廿五日。徐訏先生均此不另?！保ù味挝淖值淖髡邽闀鴧怖象剪~，即沈津先生）

原來，這就是為什么上海魯迅紀念館會在1972年得到魯迅給父親的信。

父親在解放前后的回憶錄里都提到這封信。起因是由于上海師范學院兩位女教師找他了解情況，為魯迅書信做注釋。上海師范學院中文系的《魯迅研究資料》確實有一篇《陶亢德談〈論語〉〈宇宙風〉〈人間世〉》的文章，文后注明初稿時間為“1977年9月26日”。她們要了解的就是這封信中“雅命三種”指的是什么事情。父親努力回憶，認為三種事指的是：“在編輯《人間世》初，我為了生意經曾想來一個作家訪問記，向作家請求允許一，給他的書齋，二，他本人，三，他的夫人、公子或千金照一個像刊登出來。我第一個征求同意的作家是魯迅……”但兩位女教師好像對這答案不滿意，反復追問。父親有些不耐煩了，對她們說，他跟魯迅通信，完全是“編輯跟作家的極普通的信，沒有什么‘私情夾弊’”,“總之，我一不向魯迅借錢，二不向魯迅騙錢，對魯迅沒有做過問心有愧不可告人的事情”。

兩位女教師的來訪引起父親對魯迅書信注釋的興趣。他奇怪她們沒有問他魯迅在另一封信中所說的“如有人罵則回罵之”，認為這才應該做個注釋（但他自己也沒有解釋）。他還認為，由于記憶可能有誤，得信人的注釋未必可靠，并舉徐懋庸的夫人為魯迅給徐的7封信所做注釋中的錯誤來證明他的觀點。他建議，親身經歷者要多想想，多查查，而編輯遇到有關史料問題則要更加慎重地查考。

在關于解放前編輯生涯的回憶里，這次采訪還有續(xù)篇。原來，過了幾個月，女教師中年長的那位把她們寫的有關父親編輯的《論語》《人間世》和《宇宙風》的初稿拿來給父親過目。也許因為那時政治空氣比較緩和，也許由于這位女教師態(tài)度友好（他提了幾次，兩位女教師“工作認真”，“態(tài)度和氣”），他在看了稿子以后，很不客氣地批評她們不該說這些雜志“為國民黨反動派粉飾太平云云”，質問她們是否看過這些雜志，如果看過的話，應該知道它們，尤其是《宇宙風》里的作者并不僅僅是林語堂和周作人，還有“郭沫若、老舍、郁達夫、豐子愷，甚至魯迅、茅盾”。他說他能理解她們的處境，“不這樣一下不成”，但希望她們“轉告定稿者三思而行，不要污蔑了魯、郭、茅老諸位”。這是父親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為自己的雜志辯護。奇怪的是，女教師出示初稿油印件時告訴父親她們要去北京定稿，但文章卻發(fā)表在上海她們學校的《魯迅研究資料》，里面也沒有父親反對的“粉飾太平”等字眼?？磥?，她接受了父親的意見。

關于這封信，還有一點值得一提。顧先生認為“其文甚有風趣”，但父親卻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他提出三點要求是出于“生意眼，到底無損他的毫發(fā)，你不高興自己被利用拒絕好了，何必大動肝火”。此信讓父親“當然很不愉快，迄今還覺得魯迅欠講文明禮貌”。平心而論，魯迅的信沒有什么不文明禮貌之處。他在此前已經送了父親一張照片，現在還要為他夫人、兒子和書齋拍照刊登！這要求似乎有些得寸進尺了。他的不高興可以理解。但從父親的角度來看，他想出這個“生意經”，又得到同僚徐訏的贊同，興致勃勃地給魯迅寫信，因為“他是中國作家第一名啊”。沒想到魯迅給他“兜頭一盆冷水”。對于一個26歲靠自己努力得到一些成功的年輕人來說，他的“不愉快”也是可以理解的。

2013年11月19日嘉德拍賣會以570萬元拍賣的1934年6月8日魯迅致陶亢德的信，比1979年10月北京文物出版社《魯迅手稿全集·書信》中收入的同一封信，多了稱謂“亢德先生”幾個字。（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父親十分仰慕魯迅。他14歲離家到蘇州當學徒，1925年17歲時，因失去工作曾到上海替人打工。他自述在再度失去工作而不想回家的時候曾在商務印書館的東方圖書館里“讀了魯迅先生的全部著作……成了魯迅迷”，魯迅關于紹興風物的描寫使他“感動非凡”，直到五十多年后，他已經多年沒有讀魯迅的作品了，但“他小說中的人物，如《故鄉(xiāng)》中的小腳女人，還是活靈活現地使我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在蘇州時他喜歡郁達夫，“但在讀過魯迅作品之后，卻覺得郁作是老酒，魯迅是燒酒。會喝點酒的我，喝燒酒比喝老酒解渴或過癮”。于是他像當今的追星族一樣從北新書局打聽到魯迅家的地址找了過去，“站在門前仰望門牌號碼，想叩門又不想叩門，叩門之后，想先生在家又希望他不在家。及至大門開后里邊問找誰，我說我找誰之后，過了一會兒說人不在，我竟如釋重負轉身拔腳就跑”。這段老年時的回憶仍然十分生動地表現了他當年渴望見到偶像但又忐忑不安的心情。

可以想象，他在1933年10月擔任《論語》主編后一定會因為可以跟魯迅通信往來而感到興奮。他們書信的內容說明魯迅對這位年輕的同鄉(xiāng)還是很友好的。他送照片給我父親,坦率地拒絕給《論語》寫稿，批評邵洵美（盡管并不正確）等等。父親很快不僅跟魯迅談稿件業(yè)務還請教個人感興趣的問題。老先生似乎也愿意指點。他告訴父親日本關于中國的小冊子不一定好，是些“旋生旋滅”的東西，不如去讀他們論述所依據的斯密司（即Arthur Henderson Smith，漢名明恩溥）的《中國人的氣質》。他分析長谷川等日本作家的優(yōu)缺點以及是否值得翻譯。父親沒有上過正規(guī)學校，完全靠自學成才。但他十分喜愛外語，自學了日、英等外語。我記得，解放后他還自費請在上海的白俄教他俄語。想來他一定會向在日本留過學的魯迅求教。于是就有了1934年6月6日和6月8日的兩封談如何學日語的信。

2013年11月19日嘉德拍賣會拍賣了1934年6月8日魯迅致我父親的信，同時在這次會上拍賣的還有陳獨秀給我父親的信。嘉德拍賣的這封信跟1979年10月北京文物出版社《魯迅手稿全集·書信》中收入的同一封信不太一致?！遏斞甘指迦拧防锸杖氲聂斞附o父親的信一共19封，收在這套書的書信集第四和第五冊，前者有7封，后者有12封。書信集為直排本，第五冊目錄第9頁第一行就是《致陶亢德》，頁碼為168，內容跟嘉德拍賣的那一封基本一致，只是少了嘉德那封的“亢德先生”四個字，影印集目錄里明確注明此信“缺稱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