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的“女祠”與“庶母祠”

自十六世紀前期著名的“大禮議”事件之后，徽州的祠堂大批涌現(xiàn)。在傳統(tǒng)中國，祠堂是一種以男性血緣為中心的紀念性建筑，但在徽州，卻出現(xiàn)了一些專祀女性神主的“女祠”。其中，以祭祀先輩姬妾的“庶母祠”更是異乎尋常。根據當?shù)氐恼f法，庶母祠是一種與正祠（亦即俗稱的“男祠”）相對應的女祠。女祠與男祠是相對而言，沒有女祠也就沒有男祠的稱呼。女祠尤其是庶母祠的出現(xiàn)，既是黃山白岳這一商賈之鄉(xiāng)婦女社會角色的重要表征，同時也折射出金錢對于清代祭祀禮儀的強烈滲透。

從前安徽有一句俗諺，叫：“窮不過鳳陽，富不過歙縣。”自明初以來，鳳陽人打著花鼓外出逃荒，一向是傳統(tǒng)時代中國農村破產的象征之一；而稍后在江南各地夸奢斗富的巨腹商賈，則有相當不少就出自徽州歙縣。在安徽，以長江一線為地理分界，南北人文景觀呈現(xiàn)出顯著的區(qū)域分異。

徽州三絕

迄至今日，在疇昔徽州府首縣——歙縣境內仍然是牌坊林立，以致此處素有“牌坊城”之別稱。在當?shù)兀榈氐呐品慌c殘存的祠堂及徽派民居一起，被世人稱為“徽州三絕”。如今，粉墻黛瓦的古民居，成為極具特色的皖南建筑之代表。而在街衢巷陌之間，精美的牌坊隨處可見，而且造型各異，甚至花樣翻新。例如，“八角牌樓學士坊，額題字愛董其昌”，縣城中心的許國牌坊，就以八腳牌坊的樣式別具一格。類似的牌坊，還見有歙縣北鄉(xiāng)的豐口四面坊等。此類的八腳牌坊或四面牌坊，因為國內所罕見而蜚聲遠近。除此之外，徽州各處祠堂的類型亦紛繁多樣，除了全國各地常見的以男姓為中心的祠堂之外，還有眾多的“女祠”乃至極具地方特色的“庶母祠”。

一、傳世文獻中的“女祠”

“祠堂社屋舊人家，竹樹亭臺水口遮，世閥門楣重變改，遙遙華胄每相夸”——這首新安竹枝詞，狀摹的是清代前期徽州的村落景觀。其中，社屋彰顯的是地緣因素，而祠堂則反映了血緣的存在。明代中葉以后，徽州逐漸形成了宗族社會。此后，黃山白岳之間祠堂林立，“社則有屋，宗則有祠”，亦遂成了徽州村落的常見景觀。當時，除了一般祭祀男性祖先的祠堂之外，還出現(xiàn)了專門祭祀族中女性成員的“女祠”。

據目前所見，最早的徽州女祠記載見于十八世紀。乾隆時期的《歙西竹枝詞》曰：

黃潭世澤即潭濱，男女分祠重祀禋。

創(chuàng)置義田歸眾廨，矜孤恤寡有仁人。

“潭濱”也就是歙縣潭渡。從竹枝詞的描述來看，當時就已出現(xiàn)了“男女分祠”的現(xiàn)象，也就是既建有男祠，又有女祠之出現(xiàn)。關于這一點，程云鵬《新安女行錄》中，保留了一篇頗為罕見的《潭渡女祠記》，可以與上述的《歙西竹枝詞》比照而觀：

女祠，非制也。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各有廟。……廟有門堂、寢室，室有主，有男有女。祭則有專有合，昭穆雖不同位，而祭則一也。

新安祠堂無專祭，與古之祫祭同，而潭渡黃氏復別立女祠，殆有見于男、女異席之故歟……

程云鵬為歙縣巖鎮(zhèn)樟森塘人，其族人多貿遷揚州，他于乾隆初年完成《新安女行錄》一書。其中提及的“祫祭”，指的是上古時代天子或諸侯將遠近祖先神主集合在太廟里加以祭祀。從上文分析可見，潭渡另建女祠的原因，其實是源自男女授受不清的觀念。在上述文字之后，他接著回顧了歷代祭法的變遷，并列舉了浦江義門鄭氏四代祠堂之“男女東西為昭穆”，主張不如“先祭男主于堂，次獻女爵于寢室”。此外，他對于歙縣的祭祀禮儀頗有微辭：

嗟乎！吾鄉(xiāng)祠祭之故，豈獨在女祠哉？……不立祧法，則販夫牧豎掩著乎上，近且以厚資進者注不祧，資薄者則祧與毀同，將使后世祭者惟多財翁，初不計其人之善否也，人亦安肯立廉隅、矜名節(jié)以為不祀之鬼哉？且夫婦人立身矯矯，嗣續(xù)徽音，僅與尋常之婦妥侑餴饎，既久而藏諸夾室，可不重思其故歟？……溪南吳氏側室婦，亦別立專祠，不以子貴而得躋世廟，亦以抱矯矯之行如古列女而有不祧。嗚呼！予所不解，豈獨潭渡之女祠乎哉？

該段引文末尾，引了一位叫吳艮齋的人的話：“嗚呼！吾鄉(xiāng)祠祭難言矣！”作者最大的不滿或者說不解，是金錢對于祭祀禮儀的滲透。在他看來，由于捐輸進主規(guī)定的實施，世風涼薄，趨富賤貧，不祧之祖多是富人財主。西溪南吳氏，甚至也出現(xiàn)了“側室婦”的專祠。所謂“側室婦”的專祠，亦即下文將會談到的“庶母祠”。

二、徽州現(xiàn)存的“女祠”

迄至今日，盡管歷經了數(shù)百年的世事滄桑以及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浩劫，在徽州仍然保留下少數(shù)的女祠，這些僅存的女祠，成了我們研究清代社會文化史的重要標本。

當代棠樾村民復原的村落舊貌，王振忠收藏

最為著名的女祠，首推歙縣棠樾的清懿祠。棠樾位于歙縣西鄉(xiāng)的平疇沃野之間，明清時代是徽州最為富庶的村落之一。聚居于此的鮑氏，有不少遷居江南各地，以賈代耕，起家肥盈。其中，尤以在揚州從事鹽業(yè)經營者最為顯赫。據載，鮑氏擁有家資三千萬兩白銀，是盛清時代中國最為富有的商人家族。在十八世紀，鮑志道為揚州八大鹽務總商之一，乾隆皇帝南巡時，他曾親接御駕，備極恩寵。其時，因鮑氏為天下首富，運際中天，萬象隆富，故棠樾村亦有“慈孝天下無雙里，袞秀江南第一鄉(xiāng)”之美譽。

歙縣棠樾牌坊

當年，棠樾鮑氏殫思竭慮地致力于宗族建設，力圖在桑梓故里營造家詩戶禮之風、睦族和宗之俗。清嘉慶年間，鮑氏家族的鹽業(yè)經營如日中天，鮑志道等人花費巨資將創(chuàng)建于前明的敦本堂重修一新，并于其左側修葺文會，另建世孝祠，整修了大和社及水口牌坊園林、三元庵等。其中的敦本堂，也就是俗稱的“男祠”。而此一得名之出現(xiàn)，實際上緣自“女祠”的營建。

鮑志道的弟弟鮑啟運，因鮑氏支祠敦本堂只奉男主，不附女主，于是醵資于大和社對面，坐南向北構筑了“女祠”——清懿祠，崇祀女主，并捐義田若干，構筑鰥寡孤獨“四窮倉”，酌盈劑虛，每年義賑族內窮人。清懿堂為三進五開間的建筑，因其保存尚屬完好，于1996年與棠樾村口的其他古建筑一起，以“棠樾石牌坊群”的名義，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清懿堂

清懿堂是獨立建筑的一座女祠。而與之同屬歙縣西鄉(xiāng)的呈坎村（今屬黃山市徽州區(qū)），則有一處女祠完全為“男祠”的附屬建筑。呈坎村中的羅東舒祠俗稱“寶綸閣”，也在1996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羅東舒祠后部的南側，有一三開間九檁的“則內”。此一“則內”，俗稱“女祠”。以上都是現(xiàn)存比較著名的女祠。除此之外，我在歙縣南鄉(xiāng)的義城村，也曾見到一處女祠。

歙縣義城女祠

在傳統(tǒng)時代的徽州，女祠并不罕見，故而在有的族譜中，還記錄了女祠祭祀的細節(jié)。如晚清光緒年間的《雙杉王氏宗譜》中，就專門記錄有《婺源雙杉王氏女祠祠祭祭例》，其中提及，女祠內設三席，編序世次，中祀始祖妣，其他的則分別左昭右穆加以祭祀。

三、從“另置一龕”到“庶母祠”之出現(xiàn)

在清代，因徽商的囊豐篋盈，妻妾成群者為數(shù)頗多。與此同時，徽州的文風蔚盛，有不少庶出者秋闈高捷，奮翮聯(lián)翩。在這種背景下，母以子貴的現(xiàn)象屢見不鮮。有鑒于此，如何格外從權祭祀庶母，便成了徽州社會中頗為迫切的現(xiàn)實問題。

清代前期休寧理學家施璜，曾主持紫陽書院、還古書院之會講講席，著有《思誠錄》、《小學近思錄發(fā)明》等，并輯刊《紫陽書院志》，他對程朱理學有著頗為精湛的探究。施璜就曾指出：

《家禮》：“庶母不可入祠堂。若嫡母無子，而庶母之子主宗祀，亦當?shù)y嫡母之側。”何其嚴也！但母以子貴，庶母之主僭越入祠甚多，終于禮不合。另置一龕，以奉庶母之主，亦酌乎禮而當其可之義也。

關于庶母祔祠，尚未讀到朱熹論述的原文。不過，程朱理學的另一代表人物程顥確曾指出：“庶母不可入祠堂，其子當祀之私室。”在清代，與施璜差相同時的李御六也指出：“庶母不與嫡母并，妾不敢干其分也。庶母另立一龕，子得以致其情也，一舉而公義、私情兩得之矣?！边@些澄涇辨渭的言論，都反映了徽州士大夫對庶母祔祠一事的強烈關注。

在具體的宗族實踐中，庶母入主祠堂，也逐漸成為不少祠堂的慣例。歙縣《新館鮑氏著存堂宗譜·祠規(guī)》中，就記載有康熙年間的“進主規(guī)則”，其中明確規(guī)定“庶母不得入，以子貴受封者入。此嚴禁也，務世守也”。關于這一點，康熙十五年（1676年）鮑元儀所撰《重整祠規(guī)序》更進一步解釋道：“庶母不得進者，重嫡也；庶母子貴而得進者，重爵也?！鞭裰T史實，乾、嘉、道年間，在歙縣新館鮑氏一族，凡是能捐助良田、銀兩以廣祀產，或能讀書獲取功名者，其庶母皆可以入祠。不過，直到太平天國期間新定的《續(xù)議祠規(guī)》還指出：“無后者及庶母（指有子者論）之主，未便同列正寢，今另設二座于樓西?！辈⑶抑赋觯骸熬栀Y配饗，固所以遂子孫之孝思，亦所以充裕祠內經費?！潦妇桢X十四千，得列正寢樓西（指有子者論），此咸豐間續(xù)議減條也?！睆纳鲜龅倪@些記載可見，允許入祠的庶母之主，仍然必須另列于正寢樓西，并不得與嫡母比肩稱雄。

當然，在徽州一府六縣，情況并不完全相同。清徽州府休寧縣虞芮鄉(xiāng)趨化里茗洲村人吳翟（？—1736），為雍正二年（1724年）府學歲貢生，他經過多年的努力，撰成了一部上承古禮而又宜于時俗的著作——《茗洲吳氏家典》。在該書的卷2中，收入有一篇《庶母另列一龕議》，其中引證了施璜、李御六的相關論述，進而指出：

庶母祀于私室，禮也。吾族私室不奉神主，雖庶母亦列祠堂，習俗相沿久矣。然以庶母之主，竟與嫡母雁行，甚且以庶母之氏姓，標于嫡母之櫝，嫡庶不辨，名分不嚴，莫此為甚！

今議：以前庶母之在廟應祧者祧，其存者，別置一龕于西序之末。以后庶母之入廟者，皆登庶母之座，終其子之身，即奉主埋墓側，不得雜處，以亂祠規(guī)。

此處指出，根據程朱理學的禮教，庶母應祀于私室，但在當時茗洲吳氏的家族中，庶母列于祠堂已是由來已久，這些庶母的木主甚至可以與嫡母者分庭抗禮，這自然引發(fā)了庶嫡不辨與名分不嚴的質疑。為此，吳翟主張，應通權達變，將庶母木主存放于祠堂西邊的最后一龕內，以期避免習俗與禮制的沖突。

對于庶母祭祀的處理，在徽州各地有不同的做法。前引《潭渡女祠記》提及：“溪南吳氏側室婦，亦別立專祠?！笨梢?，早在乾隆時代，歙西平原一帶就已出現(xiàn)了專祀側室的祠堂。

不過，有關“側室婦”祠，案例并不多見，而且因書闕有間，迄今學界仍未知其詳。數(shù)年前，筆者在皖南收集到一份有關興建庶母祠的合同文約，頗為罕見且珍貴：

立建庶母祠合同文約人邦一股秩下師惟等，邦二股秩下尚楣等，邦四股秩下師寪等。緣我族自原三公以下庶母數(shù)十，均未入祠，在當日固嚴嫡庶之分，后人詎不知之。第思瓜綿椒衍，亦不無甘蔗旁生，族大人多，何代蔑有？揆以孟子“無后為大”之言，則既承其宗祧，俾延血食，而本身沒無所歸，木本水源之思，不獨其子若孫有所不安，亦仁人孝子有所不忍者也。前人屢欲創(chuàng)建庶母祠，或費用不敷，或地基難全，事故中止。今因祠宇重修，人心合一，已能告竣矣。加以廟旁有基地一所，均復輸入無詞，其有庶母之家樂輸若干，共建庶母祠，安妥庶母神主，使今日之已有者可無憾，異日之復有者亦可無虞。且族內有公務，以時聚會而公議之，則是一舉而三善備焉。所有凡例列于后，恐久無憑，爰立合同文約十紙，各股分收，永遠存照。

1869年建庶母祠合同，王振忠收藏

此份合同訂立于同治八年（1869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契約中提及的人名來看，應是祁門渚口倪氏相關的文書。關于此一祠堂，以往專門研究女祠的學者，曾根據村內現(xiàn)存的碑刻及族譜史料，簡單提及倪氏的“庶母祠”，但因對歷史文獻的理解偏差，誤以為該祠興建于宣統(tǒng)二年（1910年）以后。此后，這一論述幾乎成為定論，即使在最新出版的祠堂研究專著中也仍然沿襲此一說法。

渚口倪氏為祁門大姓，子孫蕃昌，世族昭著。該家族利用徽州山林的資源優(yōu)勢及鄰近閶江之水路便利，往來販買茶葉、木材等，并在江西景德鎮(zhèn)從事瓷業(yè)經營，握算持籌，頗獲厚利。與此同時，家族內部人材輩出，可謂簪纓奕世。在這種背景下，許多人都耽于娶妾納寵。于是，這份合同就由“原三公”名下的三個房支共同訂立，其中提及，原三公之下，有庶母數(shù)十人，都因嫡庶之名份而未能入祠祭祀。

值得注意的是，此處三個房支為“邦一股”、“邦二股”和“邦四股”，按照常理應當還有“邦三股”，之所以未曾出現(xiàn)這一支，應當是因宗族內部的支派榮枯、房分隆替——或可能是該支早已絕嗣，或可能是該支不甚發(fā)達，支下男子在歷史上和現(xiàn)實中并無經濟實力娶妾納寵，故未能參與訂立合同?！肮暇d椒衍”典出《詩·大雅·緜》“綿綿瓜瓞，民之初生”，意思是像花椒一樣密密繁衍,像瓜藤一樣蜿蜒纏綿,藉以比喻家族之繁衍昌盛、人丁興旺。而“甘蔗旁生”，則用以形容庶出者亦所在多有。接著，合同又引用孟子“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言論，為建造庶母祠張本。共立合同者認為，從人性的角度來看，創(chuàng)建庶母祠天經地義，這是表達孝心的一種行為，符合儒家的倫理規(guī)范。

當時，族中的祠堂得以重新修建，其旁正好有一塊空地，遂劃歸祠堂所有。倡議者號召家有庶母者通過捐輸，共同創(chuàng)建庶母祠，安放已有的庶母神主牌位，并且為將來所娶之妾提供一處神圣空間。另外，此一庶母祠，還可作為公務聚會商議的場所。上揭的合同接著還發(fā)凡起例，批有四點。其中之一規(guī)定各個支派下今后娶妾者，要向祠堂交錢3300文，在迎娶當年之內付清。由此可以推測，渚口倪氏家族頗為富庶，娶妾人數(shù)亦相當可觀。為此，第二點凡例概述了庶母祠置辦田產的情況——由此一產業(yè)中撥出大租17秤8斤12兩，交給每年主持祠堂祭祖的“年首”支配，年首在每次祭祀時，較之前加辦兩桌酒席，迎請庶母神主進入正祠，共同配享致祭。除了田產之外，邦一股、邦二股和邦四股還應樂輸錢文，捐錢的時間分為三段，一是在每年的臘月，二是在翌年的三月，三是在五月付清，不得拖欠，以備公用——此乃“凡例”的第三條。而“凡例”的第四條還規(guī)定：“庶母祠內神前香燈，公議照依正祠規(guī)則，各股派點。”也就是說，庶母祠內神牌前的香燈，也照正祠（男祠）的規(guī)矩，由各支派分別點請。

上揭文書正文之末尾寫明：“合同文約拾紙，各股分收?！倍诤贤淖笊辖?，就寫有十張合同文約的收執(zhí)人：

壹紙，正倫堂收；貳紙，邦本祀收；叁紙，邦寧祀收；肆紙，邦成祀收；伍紙，翠峰、翠屏祀收；陸紙，道雸祀收；柒紙，道經祀收；捌紙，師本祀收；玖紙，銑鉅祀收；拾紙，尊鐸收。

正倫堂也就是該家族祭祀男性血緣祖先的祠堂，亦即契約中反復提及的“正祠”?？梢?，女祠的相關契約，最重要的收執(zhí)者之一就是男祠。其后羅列的“某某祀”，則皆為族中各支派之祀會。至于第十紙的收執(zhí)人“尊鐸”，應系獨自一人的名諱，推測可能是因其身份特殊（如祖先中庶母數(shù)量較多），故而需要特別表出，單獨加入。

四、余論

祠堂原本是以男性祭祀為中心的建筑，但在徽州，出現(xiàn)了“女祠”和“側室婦專祠”（庶母祠）等。關于女祠的出現(xiàn)，清代《潭渡孝里黃氏族譜》曾指出：

竊見吾鄉(xiāng)設立宗祠敬祀其先，統(tǒng)之以鼻祖，于報本追遠之意可云得矣，然多祀祖而不及妣。蒸嘗時祭，子孫入廟，顧瞻座位，母氏之祖咸闕如，于私心每有未安者。

從字里行間來看，作為兒孫輩，俯仰之際，孝思素篤，春露秋霜，謹乎步趨，專設女祠祭祀之理由似乎頗為冠冕堂皇。不過，與棠樾鮑氏一樣，潭渡黃氏也是著名的揚州鹽商，在盛清時代，他們在各地追逐錐刀什一之利，厚膺福祿，如日方東。無論是在江淮之間還是在歙西平原，這些巨腹商賈鑿池筑室，酣歌恒舞。與此同時，他們在睦族敦倫方面更是不遺余力。因此，在祭祀禮儀上發(fā)凡起例有所興作，亦在情理之中。從現(xiàn)有的文獻記載來看，最早出現(xiàn)的“女祠”，應是祭祀商人婦的祠堂，而“側室婦專祠”或“庶母祠”，顯然亦與黃山白岳間大批徽商的涌現(xiàn)密切相關。

早在十六世紀晚期，著名旅行家謝肇淛曾走訪徽州，他在所著《五雜組》中，不僅繪聲繪色地講述過著名官僚汪道昆父子二人皆懼內的個案，而且還概述性地指出，在徽州“妒婦比屋可封”。的確，商人婦的地位在黃山白岳之間頗為特別。對此，后來的《歙西竹枝詞》這樣描述：

謀生遠客不忘家，女掌男權費用驕。寅借卯糧拖店帳，人情人面做虛花。

所謂女掌男權，反映了徽州婦女在家庭中的強勢地位。此種強勢地位，早已使得女祠的登場呼之欲出。而在另一方面，徽州人素有“烏紗帽和紅繡鞋”之愛。謝肇淛就曾講述過徽州人汪宗姬一擲千金狹邪的故事。而在徽州，此種個案屢見不鮮。明萬歷三十三年（1605年）著名收藏家馮夢楨前往徽州，曾見到一位玉蘭園主人“繼臣”，其人“官儋州倅，以五妾往，家中尚留數(shù)姬”；而在歙縣西溪南，富商吳天行姬妾成群，竟有“百妾主人”之名號。由此看來，“側室婦專祠”最早出現(xiàn)于溪南，顯然不是偶然的巧合。

明代老屋閣（西溪南，今屬黃山市徽州區(qū)）

關于“女祠”的出現(xiàn)，此前也有學者曾經涉及，甚至有人將之提升到“婦女解放”、“文明進步”的高度，其實這完全是毫不相干的兩碼事。在我看來，如果說“女祠”反映了商人婦在徽州的強勢地位，那么，從本質上看，“庶母祠”之出現(xiàn)，則實際上是徽商夸奢斗富的一種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