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古籍獨特的美感和巨大的價值，早已為人所共知。對珍貴的宋版書，藏書界歷來有“一頁宋版一兩金”這種看似夸張實則平常的說法。2020年7月法國新發(fā)現(xiàn)的兩冊明代《永樂大典》，拍出了折合人民幣六千五百萬元的天價，給古籍傳奇增添了一筆新的注腳。民國年間，制箋業(yè)發(fā)達，文人雅士眾多，知名箋肆依照宋版書與《永樂大典》摹制的書影箋紙受到廣泛喜愛。制箋者可對外展現(xiàn)工藝精湛、藏品豐富，收藏者靜坐書案前，欣賞字體紙張之美，追慕先賢文章，怡情養(yǎng)眼。
然而，偏偏有人對此不以為意，這并非旁人，正是《北平箋譜》的編輯者魯迅先生。他雖然在《北平箋譜》中遍選北平十家箋肆的代表作品，卻偏偏將宋版書影箋和永樂大典箋排除在外。1933年9月，在與鄭振鐸商討箋譜的第二通信中，他便明言，“宋元書影箋可不加入，因其與《留真譜》無大差別也。大典箋亦可不要?！?nbsp;
魯迅在《狂人日記》里曾假人之口問道，“從來如此，便對么？”我們不妨也頑皮地問一句，“魯迅先生說的，便對么？”是否宋版書影箋和永樂大典箋只是版刻文字的留真樣本，完完全全地照搬古籍？或者魯迅對收藏家津津樂道的古籍，還留有一點弗洛伊德般的“潛意識”？一部《紅樓夢》，能讓“經(jīng)學家看見《易》，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那么我也對手邊的幾枚書影箋紙“索隱”一番，略窺大先生的偏愛與“偏恨”。
（二）
民國年間，琉璃廠作為京城文化樞紐，古籍藏家、刻工名手均在此云集。榮寶齋、清秘閣等諸家箋肆所制宋版書影箋，并非像通常流行的畫箋用白宣印制，更不像印制古籍一樣施以濃墨。箋肆常選用淡土色、淺橙色等仿古紙張，用略深一度的紅褐色刷印文字與格欄，題材內(nèi)容是經(jīng)史子集四部中的珍刊葉子。我對宋版書影箋并未特別留意，但見過的也有三十幾種，對當時愛書愛箋之人，肯定可以說“總有幾款適合您”吧！
宋版書影箋種類雖多，但帶圖案的卻非常少見。我有幸收到兩紙，頗可一觀。其一為榮寶齋制箋，寬二十厘米，高二十九厘米，取宋版書一面，尺幅寬闊，箋色仿古。文字取自《周禮·地官·鄉(xiāng)師》，曰：“地官鄉(xiāng)師，及葬，執(zhí)纛以與匠師御柩而治役......”畫面中刻繪“鄉(xiāng)師”處于頁面正中，執(zhí)龍頭纛而行，衣冠方正，面相敦厚，動作穩(wěn)健。其二為橫版寬幅箋，寬三十二厘米，高二十四厘米，摹整頁宋版書影，為《樂書卷第一百七十三·樂圖論·胡部·舞·韎師》。文字部分曰：“蓋四夷之樂，東曰韎，南曰任，西曰侏離，北曰禁，或以服色名之……”“韎師”左手舉矛，右手執(zhí)牦牛尾，高鼻深目，腳蹬尖頭靴，像卓別林一樣站立。此箋為米白色，圖文用淺橙色印出，雅致怡人。但制箋者卻并非琉璃廠的箋肆，箋紙右下方有篆書條記說明“印鑄局取宋槧書制箋”。印鑄局是清末民國專為中樞內(nèi)閣鑄字、排版、印刷的機構，此箋紙系徐世昌任大總統(tǒng)時專用箋紙，徐與任內(nèi)兩名印鑄局長易順鼎、陳漢第皆博學多才，文章詩詞書畫無不精到，這種“官制”箋的水準自然不難想見了。
宋版書影箋：周禮鄉(xiāng)師
宋版書影箋：樂書韎師
鄭振鐸在名著《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中，論及宋代版畫時寫道：“（除佛經(jīng)外），其他書籍也都以木刻畫為插圖，特別是福建建安的出版家，連經(jīng)、子諸書也都以‘纂圖互注’為標榜了。（像《纂圖互注毛詩》《禮記》《荀子》等）?！彼钟醒?，“《樂書》的插圖很多，但我們所見均是補版后印本，看不出原書精工的原樣子來”。我所收到的兩枚宋版書影箋恰與鄭振鐸所載相符。鄉(xiāng)師與韎師，一莊一諧，行進中的鄉(xiāng)師步態(tài)穩(wěn)重，立定的韎師卻給人似將起舞的感覺，這樣的箋紙是能夠看出“原書精工”樣子的，它們所依據(jù)的版本似乎比鄭振鐸收藏的還要好一些，不由讓人由衷贊嘆宋版書的魅力以及琉璃廠工匠的高超技藝。
宋版書影箋刻繪的韎師像
印鑄局制箋之條記
（三）
宋版書影箋系選用各種書籍的散頁分別印制，而永樂大典箋則是五枚一組成套。大典原書高與寬分別約五十厘米、三十厘米，箋紙縮摹成高十九點五厘米，寬十六厘米。箋紙第一枚記載目錄系《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八十六·一屋·服·后妃服》，其中四枚箋有后妃圖像，人物大小、單人雙人各異，分別選自該卷第一、四、五、八頁。《永樂大典》雖是明代類書，但所繪后妃像并不似明代版畫中的女子體質(zhì)瘦削、彎眉如笑，而是儀態(tài)雍容，具有唐代仕女的豐度。第五枚箋紙為文字版，摹刻有二十種“服”字的篆體字，氣韻高古，這半葉與其他四枚箋紙不同，實取自大典第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五卷。這五枚箋紙圖像、文字各有側重，縮摹比例適宜，很好地代表了兩卷大典的風貌，編選者和翻刻者都足足用了一番苦心。
永樂大典箋：后妃服
永樂大典箋：雙人服飾像
永樂大典箋：服字篆書
我所收到的這一組箋紙，刻印邊注為永樂大典殘帙，榮寶齋制箋，其實《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五至一萬九千七百八十六為完整一冊兩卷，分別有十二頁、二十頁，現(xiàn)藏于美國國會圖書館?！队罉反蟮洹贰胺弊植可写嫫渌齼运木?，分別藏于大英博物館、四川大學圖書館和美國國會圖書館，但只在“齋服”目下有一幅不含人像的衣服圖案，更顯出箋紙所摹制的第一萬九千七百八十六卷的卓爾不同。
《永樂大典》天命華貴而厄途多舛，既有被晚清翰林院大臣偷盜出宮的，也有被英法聯(lián)軍和八國聯(lián)軍兩番侵華時拋卻的。根據(jù)張升教授研究，1912年，北洋政府要員、著名藏書家董康將十七冊《永樂大典》帶到日本販賣，引發(fā)了日本藏書界的濃厚興趣。1918年10月初，“文求堂”主人田中慶太郎在北京搜購到十一冊《永樂大典》，將其中的一冊（即卷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五至一萬九千七百八十六）轉售給美國植物學家施永高（Walter T. Swingle），施永高當時正在中國為美國國會圖書館采購古籍，于是這一冊歷經(jīng)周轉后入藏美國。據(jù)民國教育部1919年10月向京師圖書館頒發(fā)的訓令記載，“本部現(xiàn)準美國國會圖書館函送影本《永樂大典》一冊到部，計卷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五之一萬九千七百八十六共二卷，合行發(fā)給該館（京師圖書館）妥為庋藏”。這項訓令印證了這一冊珍貴的《永樂大典》流入美國的時間，其時魯迅恰在教育部主管圖書館和博物館工作。
除了榮寶齋之外，我也曾見過“印鑄局”所制大典箋，當時以為已經(jīng)有了榮寶齋的，留作箋樣足矣，因此無知錯過，再想求得，已是刻舟求劍。按上文所說，鑄造局在民國期間，專為內(nèi)閣辦理文書印制事務，徐世昌于1918年至1922年任民國總統(tǒng)，剛好與《永樂大典》影本入藏京師圖書館同時，很可能印鑄局借該冊大典影本設計了箋紙。然而榮寶齋早在1896年即設立刻印信箋的“帖套作坊”，1910年起專門有人從事勾描分色，或許《永樂大典》原書在去國前就已在琉璃廠書肆間流傳，書主借榮寶齋制箋以提高其聲價，亦未可知。至于“榮寶齋”與“印鑄局”兩版大典箋紙是否有先后借鑒關系，譬如印鑄局將榮寶齋制箋翻刻供徐世昌使用，或者徐世昌下臺后箋樣為榮寶齋所得而加以推廣，如今已不可詳考。
永樂大典殘帙字樣
榮寶齋制箋字樣
（四）
魯迅先生對中國古典版畫及當代箋紙有著由衷的熱愛與多方的贊美，然而對古籍卻抱以實用和冷眼，這種態(tài)度默默影響著他對宋版書影箋和永樂大典箋的看法，不可避免。
根據(jù)韋力先生所著《魯迅藏書志（古籍之部）》，魯迅先生藏書更注重古籍的底本精良，藏書中很多是晚近刻本乃至影印本，只有少數(shù)幾部夠得上善本級別，可見魯迅買書更多是為了讀和用，而非囤積居奇和升值牟利。在這大量古籍中，大約只有十五部屬于經(jīng)書，不到他古籍類藏書的百分之一，魯迅對《禮》《樂》之書并無興趣是顯然的。
魯迅在任教育部僉事期間，曾奉教育總長、藏書大家傅增湘的命令，去檢視清宮內(nèi)閣大庫遺留的“八千麻袋”里裝載了哪些文物。他在《談所謂“大內(nèi)檔案”》中記錄當時的情形，“（F先生）以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書——‘海內(nèi)孤本’。這一類謠言是常有的，我早先還聽得人說，其中且有什么妃的繡鞋和什么王的頭骨哩。”“至于宋版書呢，有是有的，或則破爛的半本，或是撕破的幾張?！濒斞冈谶@里一片游戲口吻，將宋版孤本和繡鞋相提并論，將價比黃金的宋版葉子叫做破爛，就像孫大圣將“山河社稷襖、乾坤地理裙”化作“破爛留丟一口鐘”。他對宋版書尚且如此，對宋版書影箋更可想而知了。
琉璃廠各家多年來陸續(xù)印制的宋版書影箋有數(shù)十種之多，而帶畫圖的極少，鄭振鐸在給魯迅郵寄的宋版書影箋中，恐怕就不包括有畫圖的。按常理說，將喪葬題材入箋是制箋的大忌，但榮寶齋選用葬禮執(zhí)事的鄉(xiāng)師入箋，恰恰說明了帶圖案的宋版書非常稀缺。魯迅先生多年學醫(yī)，心思通透，他還在《朝花夕拾》中手繪過“死有分”“活無?！钡男蜗?，對“鄉(xiāng)師”圖案應不懷忌諱。或許他未曾見過這一幅箋紙，或是擔心這樣的題材影響《北平箋譜》的銷路，但也不必處處和他人明說，既然不是自己屬意的題材，于是就一筆帶過了。
至于鑄造局為徐世昌總統(tǒng)特制的“韎師箋”，鄭振鐸大抵是無緣為他從琉璃廠收集到的。但依著魯迅先生的脾氣，即使見到了，又會如何？他曾在致鄭振鐸信中批評“清秘閣”南紙店“專走官場、官派十足”，認為除去這一家的畫箋對《北平箋譜》也無妨礙——幸虧鄭振鐸先是“舌疲唇焦”、后來“再三奉托劉淑度女士和他們商量”，才不致留下無法彌補的遺憾。想必魯迅見到“印鑄局”這種不僅是“官場”甚至屬“內(nèi)府”的用箋，無論多別致，也會像他在《朝花夕拾后記》中揶揄“徐大總統(tǒng)”本人的哲學：聽其自然吧。
魯迅手繪死有分、活無常
（五）
時間有時像一把神奇的放大鏡，將來自不同方向的光線都聚焦在一個點上。兩卷《永樂大典》流入美國國會圖書館、魯迅檢視“八千麻袋”文檔、印鑄局開始為徐世昌特制箋紙，這幾件平行的歷史小事都發(fā)生在1918年，而這一年的文化大事，是魯迅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上發(fā)表了《狂人日記》。其中最石破天驚的情節(jié)，就是狂人對著古書仔細看了半夜，從字縫里看出整本書都寫著“吃人”二字。魯迅先生在其他雜文中提到永樂皇帝時，特揭露了他殘酷的殺人手段。永樂皇帝將建文帝的忠臣剝皮、油炸還不算完，還將他們的妻女罰為官妓。帝王的殘忍，真不知比狂人“吃人”可怖多少倍了。
魯迅雖深惡永樂帝的暴行，但并不因人廢事，將一切歸結于醬缸。他深知《永樂大典》的文化價值，在教育部主管圖書館工作期間，多次建議征集大典殘本交京師圖書館收藏。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清末狀元陸潤庠府上留存的六十四冊《永樂大典》——此系八國聯(lián)軍劫掠翰林院后僅存的一批——終于成為國家圖書館入藏的第一批《永樂大典》。
多年以后，當魯迅先生看到鄭振鐸為他寄來大典箋樣供編纂《北平箋譜》挑選時，一定會想到自己追索大典、翻檢麻袋那些遙遠的下午。繪刻著如此典雅后妃服飾的紙張背后，是永樂大帝怎樣屠戮前朝忠臣的功績？當人們街談巷議清宮破麻袋藏著寶物的時候，當大總統(tǒng)欣賞特供箋紙的時候，又有多少冊《永樂大典》正流入異國他鄉(xiāng)？“中國公共的東西，實在不容易保存。如果當局者是外行，他便將東西糟完，倘是內(nèi)行，他便將東西偷完”；一部《永樂大典》的歷史，又何嘗不是中國文化的傷心史？
魯迅先生最終的選擇，一是不將令人百感交集的大典箋選入《北平箋譜》，二是將編成的《北平箋譜》自費寄送給美、英、法圖書館各一部，既是同行間悠久流傳的禮尚往來，同時也是展現(xiàn)中國健康、晴朗的木刻斷代史上的豐碑。
（六）
曾有一則西方笑話說，一名書商常給總統(tǒng)寄新書看，如果總統(tǒng)說好，他便打出廣告，“一本總統(tǒng)都說好的書！”?？偨y(tǒng)下次知道被利用了，故意說不好，他就打廣告，“一本總統(tǒng)說很不好的書！”總統(tǒng)索性不回復，他又打廣告，“一本讓總統(tǒng)無法評價的書！”
在愛箋者眼中，魯迅先生正仿佛箋譜界這位高尚的總統(tǒng)。選入《北平箋譜》的名箋，自然值得收藏與研究，而他言明不選的箋紙，也讓人不由生出深究的愿望?；蛟S他對各類花箋，依據(jù)的是畫藝的高低、氣韻的多寡，但對宋版書影箋、永樂大典箋，他一定有著自己的價值判斷與基于文化的取舍。雖然鄉(xiāng)師、韎師、后妃的形象足可以與《北平箋譜》中趙之謙的仿古人物、姚茫父的唐磚人物鼎足而三，但我們也只得尊重編者底氣十足的好惡與深遠一生的任性。
魯迅先生若是在冥冥中知道后世有這樣一個人，花很高的價錢、費很多的夜晚，只是為了“研究”幾枚他輕易就放棄的箋紙，或許會用《北平箋譜序》中的八個字來形容吧，那正是：吾儕好事，亦多杞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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