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小龍：上海最后的“帝王”

《上海最后的帝王：競爭的猶太王朝怎樣幫助建立了現(xiàn)代中國》

杰夫要我為《洛杉磯時報書評》寫一篇書評，評喬納森·考夫曼（Jonathan Kaufman）的新著，《上海最后的帝王：競爭的猶太王朝怎樣幫助建立了現(xiàn)代中國》（The Last Kings of Shanghai: The Rival Jewish Dynasties That Helped Create Modern China）。在杰夫看來，由一個上海出生的作者，來評一本美國歷史學者所撰寫的老上海歷史著作，可能會糅雜著不同文化視角的沖突和交融，讀起來更有意思一些。我答應(yīng)了，不僅僅因為書名挺吸引我，也因為書中一個猶太王朝的代表人物，即沙遜家族中的維克多·沙遜（Victor Sasson，1881-1961），以及他所修建的和平飯店，對我來說似乎都不算陌生。

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 我就讀到一套名為《上海的故事》的系列叢書，書封面有不同的背景色彩，但主題圖案設(shè)計都是俯瞰著外灘的和平飯店。書中有一篇提到了沙遜家族與和平飯店，盡管對維克多·沙遜只是卡通式地帶過一筆，說他是資本主義、殖民主義的邪惡腐朽化身，在中國經(jīng)營喪盡天良的鴉片生意，靠中國人民的血汗錢發(fā)了家。至于他建造的和平飯店，這里一度充滿了西方的窮奢極侈、濫情縱欲，一直要到了1949年，才在中國人民的溫暖懷抱中“獲得了新的生命”。到了六十年代末，我開始在外灘公園自學英語，早上常經(jīng)過聳立在南京東路外灘的和平飯店。那些日子里，和平飯店一般中國人都進不去，自然更增添了神秘感。許多年后，為了給我的陳探長小說系列做研究，我還特意去和平飯店住了兩次，結(jié)果讓陳探長在一次跨國案件的調(diào)查中，陪一位美國女警官住進了和平飯店，通過他們的視角發(fā)了一通自己的思古之幽情。就在前幾年，和平飯店由費爾蒙集團接手管理后，我還應(yīng)飯店邀請，去做了一個關(guān)于外灘與我小說的講座，自然，也去維克多西餅屋喝了咖啡。

然而，我在上海讀著《上海的故事》成長起來的這些年中，一點點、一滴滴所獲得的關(guān)于老上海的知識和想象，卻讓《上海最后的帝王》給顛覆了。

沙遜王朝的創(chuàng)始人大衛(wèi)·沙遜（David Sasson，1792-1864），出身于巴格達的猶太望族，因卷入當?shù)氐恼螜?quán)斗落敗，一路逃到印度，在那里開始經(jīng)營各種生意——尤其是通過向中國出口鴉片——很快就發(fā)了家。他家族產(chǎn)業(yè)的版圖迅速擴展到世界各地，也進入了上海的租界。

維克多·沙遜

維克多·沙遜其實是該家族來到中國發(fā)展的第三代。他出生在那不勒斯，先后在哈羅公學、劍橋讀書，因機緣湊合，隨叔父來亞洲察看業(yè)務(wù)，讓他成了家族企業(yè)的合伙人。最初，他在人們心目中只是花花公子式的人物。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各種時髦玩意兒，他幾乎樣樣都喜歡，汽車、飛機、電影——自然還有電影明星。一戰(zhàn)期間，他在軍隊服役中因飛機事故下半身嚴重受傷，走路要撐兩根拐棍，可他還是精力充沛，在世界各地的企業(yè)來回走動。到了維克多的年代，沙遜家族的生意已在很大程度上轉(zhuǎn)型，他本人與鴉片買賣并無太大的干系。關(guān)于維克多，美國女作家項美麗在信里有這樣一句評語：“就一個商人而言，他有著不同尋常的敏捷頭腦，說話時充滿妙趣橫生的急智?！彼谟《染謩葜锌吹搅瞬环€(wěn)定的因素，就把目光轉(zhuǎn)到了上海。讓他一舉成名的，正是他獨具只眼，把沙遜家族生意的重心從印度轉(zhuǎn)移到中國的決定。他在上海外灘最昂貴的地段買下一塊地，位于南京路與黃浦江的交匯處，面積占了整整一個街區(qū)，在這里建了新的沙遜總部。沙遜總部比當時上海最高的建筑還高上十五英尺，其中包括一座富麗堂皇的賓館，賓館的名字是馬可·波羅為中國取的名字：Cathay。在這里他舉辦了一場又一場紙醉金迷的晚會、舞會、宴會；上海所有的有錢人、時髦人都蜂擁而來。他的大興土木讓外灘的地價飛漲，甚至高過了倫敦、紐約的頂尖時髦地塊。到了1935年，僅僅在房地產(chǎn)上，他就收回了自己在上海的全部投資，其中自然還有他在現(xiàn)代工業(yè)和商業(yè)方面所做的多樣性投資。他生意做得風生水起，在短時間內(nèi)獲得了難以置信的利潤。簡言之，他把沙遜王朝拓展成了亞洲最強大、富有的王朝之一。不過，他并非只是長袖善舞的商業(yè)大亨；他給了國民黨政府各種資助、拒不與日本占領(lǐng)軍合作，更救助了在上海眾多的猶太難民?！罢f他不可思議地把上海變成了一個世界級的大都市，也許不是太夸大之詞。”然而，1949年，他失去了在中國所有的產(chǎn)業(yè)，Cathay也被新政府改名成和平飯店。他最后只能哀嘆說，“我放棄了印度，但中國放棄了我”。 

關(guān)于書中與沙遜競爭的另一個猶太家族，是嘉道理王朝。在讀《上海最后的帝王》前，我對他們所知甚少。不過，嘉道理家族在上海留下的足跡，我其實很早就接觸到了，只是當時并不知情。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有一次與小學同學去上海市少年宮參加活動，走進一棟坐落在延安西路上的“皇宮”：金碧輝煌的建筑內(nèi)外墻面、地坪，全部采用了意大利的大理石；外面是一望無際的草坪，讓人的視野也頓時開闊起來，草坪上是我們玩的“勇敢者的道路”游戲。我甚至都未在電影中看到這樣豪華的建筑——話說回來，當時也沒幾部西方電影可看。之所以至今記憶猶新，還因為那天輔導(dǎo)員要我戴著紅領(lǐng)巾，向幾位在少年宮里訪問的“外賓”獻花；第二天，我在學校的作文里描繪說，“生活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是多么幸?！焙髞?，到了在外灘公園學英語的日子，抬起頭，在蘇州河對面，我常常會看到宏偉的浦江賓館。這與和平飯店一樣，在我的想象中，都顯得那么遙不可及。青少年時代記憶中兩棟地標性的建筑，在《上海最后的帝王》中，我才第一次獲悉，恰恰也都是嘉道理家族產(chǎn)業(yè)的一部分。

艾里·嘉道理

艾里·嘉道理（Elly Kadoorie，1867-1944）也出生在巴格達，最早是沙遜家族的一個雇員，但他很快就自立門戶，拼起了多樣化投資的商業(yè)版圖。他在中國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同盟，其中有孫中山這樣的革命黨人，也有當?shù)氐纳探缇拮印Ｋc兩個兒子勞倫斯、赫拉斯一起，在房地產(chǎn)和連鎖豪華旅館領(lǐng)域打出了一片天地，在上海和香港兩地都有了長足發(fā)展。比維克多·沙遜起步還早，艾里·嘉道理就興建了“亞洲最好、最時髦的賓館——Majestic （大華飯店）”，1917年，蔣介石和宋美齡就是在這里舉行了婚禮。接著，他又在香港建造了同樣超五星規(guī)格的賓館，半島酒店。到了1924年，他為自己蓋了一棟家庭住宅Marble Hall （大理石宮），成為上海當年最大的豪宅——它的設(shè)計、建造是根據(jù)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也確實稱得上是宮殿，后來改名為“少年宮”。

那些年，沙遜和嘉道理這兩個猶太王朝一直在相互競爭，不過他們至少也曾聯(lián)手幫助過二戰(zhàn)期間逃到上海的猶太難民?！鞍锕室庖碳ぞS克多的自我感覺和家世驕傲。‘維克多，現(xiàn)在一場戰(zhàn)爭正在進行中。你是沙遜家的一員。你是帶頭人……’艾里掏出支票本，寫下一張五萬美金的支票，維克多微微一笑，‘艾里給多少，我也給多少?！彼麄z給難民提供食品，幫他們找住所和工作，也動員中國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施以援手。因為艾里與孫中山在世時的結(jié)盟關(guān)系，宋慶齡帶了一支游行隊伍去上海的德國領(lǐng)事館，抗議納粹的反猶政策。維克多則是親自施展手腕，冒著很大的風險騙過日本駐上海的一位高官，為猶太難民謀得了不少好處。一位長住上海的英國僑民曾嚴辭批評維克多，說他是花花公子，對上海的困苦與貧富不均的情況閉目不視，卻在那些日子改變了立場，聲稱“鑒于他（為猶太難民）所做的種種善舉，上帝也會原諒他的所有罪孽”。    

隨著1949年的到來，這兩個彼此競爭的家族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選擇。維克多·沙遜的資產(chǎn)全讓新政府給沒收了，他也流落到了巴哈馬群島。在那里，他起誓再也不會踏入上海一步，也不讓他的親屬回來。這還頗有點像李清照在詩中所寫的那樣，“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盡管也有其他詩人認為項王太傲，不肯退一步，犯下了致命的錯誤。維克多有一個朋友就這樣評論說，“維克多總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做出錯誤的決定”?；蛟S不能說他從頭錯到了底，但在最后的日子里，他獨自面對沙遜王朝的廢墟哀嘆不已，這確實與嘉道理王朝日后的境遇形成了強烈反差。嘉道理家族的第二代繼承人勞倫斯·嘉道理（Lawrence Kadoorie， 1899-1993）盡管在上海也遭受了慘重的損失，但他在香港重整家業(yè)，繼續(xù)經(jīng)營了下去。其中包括華電控股有限公司（CLP Holdings，Ltd.），為香港百分之七十五的地區(qū)供電，還有香港和上海的半島酒店集團（Peninsula Hotel Group），在全球各個國家運營。與此同時，他們自始至終對中國大陸不發(fā)惡言，還或明或暗地保持聯(lián)系，到頭來，他們小心謹慎的努力在中國的經(jīng)濟改革開放中得到了回報。   

《上海最后的帝王》特別發(fā)人深思之處，是作為其歷史敘事基礎(chǔ)的具體、生動的細節(jié)：在充滿了偶然性的人與事的互相作用中，沙遜和嘉道理這兩個王朝是怎樣迎來了自己的成敗興衰。其中有一些似非而是的相互作用，對研究上海歷史的西方學者或許并不陌生，可對我這樣讀著《上海的故事》長大的讀者來說，《上海最后的帝王》卻帶來顛覆性的啟示。毋庸贅言，我并非學歷史出身，書中有一些史料，也可能只是因為自己的孤陋寡聞而大驚小怪。

舉個例子。前些年國內(nèi)學界有一個十分熱鬧的新發(fā)現(xiàn)，即邵洵美與項美麗之間的風流逸事，有不少相關(guān)的文章和專著問世，也有好事者把項美麗寫成不能自已、心甘情愿做邵洵美的小妾，甚至在他后來落魄的日子里，還倒過來資助他的人。這樣的解讀也許對所謂的集體無意識多少有著吸引力，或可以看成是倒過來的東方主義。姑妄言之，姑妄聽之，我對此也沒有特別留意。不過，項美麗與維克多·沙遜的關(guān)系卻鮮有人提及。

1935年4月，項美麗在環(huán)球旅行途中來到上海，抵達的第一個晚上即出席了維克多朋友安排的講座，晚宴結(jié)束后，維克多開著勞斯萊斯送她去了他的鄉(xiāng)間別墅。幾天后，他又邀她到自己的攝影室，給她看了一本相冊，其中有許多上海美女的裸體照片，都是他親自拍攝的。他請項美麗為他擺出各種姿勢，做他的私人攝影模特，項美麗欣然同意了。她接下來決定留在上海，找了一份工作，同時被《紐約客》聘為中國沿海地區(qū)記者。她常跟他一起吃飯、聊天、廝混。“她像一只‘貓’”，她在信中說，“一星期一次，把所有積壓下來的在他身上抓個夠”。與維克多一樣，她也多處留情，遇到了英俊卻已有家室的邵洵美?！八谝淮斡鲆娋S克多的晚上，她與他一直聊到深夜，接著又回來為他作裸體攝影模特兒。她第一次遇見邵洵美的晚上，就跟他走了，跟他一起吸著鴉片，開始了他們的戀情……她經(jīng)常跟她母親和姐姐寫信，說到她與邵洵美和維克多之間的感情糾纏?！S克多爵士真是世界上最好的人，過一陣子就會找到借口送我禮物，我毫不臉紅地接受——因為他也是世界上最富的人。他不像洛克菲勒，仿佛喜歡這樣揮霍他的錢財。只要我不養(yǎng)成習慣盼他來幫我，我想也不是什么大問題。’”

更重要的是，項美麗不僅僅是維克多的情人，但她又不同于“那些在他日記中翩翩掠過的其他女人”。他們都把對方視作有著共同語言、可以推心置腹討論許多問題的朋友。她要寫關(guān)于宋氏家族的書，給維克多看了前面幾章，他直截了當?shù)卣f書寫得太沉悶。她聽他的意見加以修改，出版后成了暢銷書。項美麗有著一名優(yōu)秀記者的敏感，對時局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她比維克多更早意識到，因為上海的貧富不均，共產(chǎn)黨的影響正在崛起，通過邵洵美的關(guān)系，她也結(jié)識了中國左翼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其中包括了周恩來，她因此要維克多小心行事，而后者卻頻頻與國民黨做生意、打交道，沒把她的擔心當一回事。不過，還有另一個因素使維克多對時局的判斷受到影響。項美麗與邵洵美持續(xù)不斷的關(guān)系讓他妒火中燒。有一次項美麗穿著泳衣來到他的游船，他看到她膚色泛黃，猜疑是她與邵洵美一起抽鴉片產(chǎn)生的黃疸，勃然大怒，“見鬼，你（膚色）太像中國人了！”他于是不聽她的勸告，依然與國民黨政府保持著密切聯(lián)系。

那些本來可能發(fā)生的一切，無法在歷史中占一席之地，但這依然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如果沒有邵洵美的關(guān)系，維克多真娶了項美麗，聽取她的警告，意識到中國所面臨的政治劇變，因而不把全部身家都壓在國民黨政府上，到了1949年，他能不能讓沙遜王朝免于沒頂之災(zāi)呢？

再舉一個例子。嘉道理家族與國民黨、共產(chǎn)黨之間跨了幾代人的復(fù)雜關(guān)系，對現(xiàn)代上海大都市的形成有著或許不那么直接的，確實又不可否認的影響。1917年，貝爾福宣言問世，聲明支持猶太人建立屬于自己的家園的立場。稍后，艾里·嘉道理就去拜訪孫中山，尋求他對猶太復(fù)國事業(yè)的支持。孫中山親筆給艾里寫了一封信，聲言：“所有熱愛民主的人們都只能支持這個運動，來恢復(fù)你們美好和古老的家園?！弊鳛榛貓?，艾里向?qū)O中山提了許多有關(guān)國家治理的建議，并表示要購買政府債券，用具體行動來支持新成立的民國政府。孫中山于1925年去世，但他與嘉道理家族結(jié)下的關(guān)系，通過他的遺孀宋慶齡一直繼承了下來。1927年，蔣介石與宋美齡的婚禮既在嘉道理家族名下的大華飯店舉行。1949年后，嘉道理家族曾試圖保住“大理石宮”和其他在上海的產(chǎn)業(yè)，但新政府要對這些產(chǎn)業(yè)所征的稅收一下子增加了五倍多，讓他們無法承受。于是他們聯(lián)系上了有著數(shù)十年私交、躋身于新中國最高級別領(lǐng)導(dǎo)人之列的宋慶齡，但同樣也無能為力。在嘉道理家族所有的努力都告失敗時，他們索性公開聲明，把一切都無償“捐獻”給了新政府。“大理石宮”歸到宋慶齡名下的一個基金會，后改名為“上海市少年宮”。這或許是雙方心照不宣、互留情面的安排。在以后的日子里，盡管中國經(jīng)歷了眾多政治運動，嘉道理家族卻一直保持著沉默，拒做任何批評。這一切，到了中國開始推行經(jīng)濟改革開放的年代，最終讓北京領(lǐng)導(dǎo)人做出決定，歡迎嘉道理家族歸來。

那些日子里，中國經(jīng)濟改革其實才剛剛起步，國外其他投資者對前景如何還遠遠無法確定，嘉道理家族就投資了一億多美元。鄧小平因此在北京親自接見了勞倫斯·嘉道理，贊揚說，“當其他的投資者還擔心猶豫時，你有膽量來中國冒風險投資，這是很友好的行為，我們表示感謝”?！班囘€對坐在旁邊的助手說，‘盡管我與嘉道理爵士以前沒見過面，但我們是一見如故’?！?鄧小平還與勞倫斯興致勃勃地討論了幾項有嘉道理家族參與的重大工程，其中包括了大亞灣核電項目，約定項目完成時他們還要一起聚會慶祝。 

1993年，勞倫斯·嘉道理去世，邁克爾·嘉道理（Michael Kadoorie，1941-）成了嘉道理王朝第三代繼承人。 隨著新世紀的來臨，上海外灘的地價日益水漲船高，甚至都超過了維克多·沙遜興建和平飯店的年代。邁克爾·嘉道理把目光投向外灘另一塊富有歷史意義的土地。那里曾聳立著老英國領(lǐng)事館；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一度想把這塊地方要回來，可她的請求遭到了拒絕。許多人都在爭這塊地，邁克爾·嘉道理得到中方的幫助，把外灘這塊土地攥到手里，在那里蓋起了名聲赫赫的半島酒店。也就在幾年前，北京舉行了一個會議，與香港十多位商界領(lǐng)袖共商國是，邁克爾·嘉道理是與會的唯一一位西方人。中國最高領(lǐng)導(dǎo)人“特意讓他助手帶了一個口信給邁克爾·嘉道理，‘你們家族始終是中國的朋友?！?/p>

雖然沙遜家族的后代不那么走運，始終未能在上海灘卷土重來，可維克多·沙遜至少還是讓他的畫像重新回到了和平飯店，掛在那套以他名字命名的，一晚上要一千一百一十美元的超豪華“維克多·沙遜套房”里?！霸谀欠嬒裰校S克多顯得氣概非凡，頗有政治家風度，不同于那漫畫中的年少輕狂、經(jīng)常出沒時髦聚會的人，時刻準備著要做下一筆生意，辦下一次聚會，經(jīng)歷下一回中國的政治風云轉(zhuǎn)折……”但也不同于另一種卡通形象——“靠著中國人民血汗為生的萬惡富豪”，如同我最初在《上海的故事》中所讀到的那樣。

也許還有一個具有反諷意味的例子或注腳，《上海最后的帝王》一書中并未提到，但其實也構(gòu)成了這宏大敘事的一部分，讓人感嘆歷史的陰差陽錯。1949年后，新政府向沙遜和嘉道理家族產(chǎn)業(yè)征收高出尋常五六倍的稅，讓他們別無選擇，只能拱手無償交出他們在上海的產(chǎn)業(yè)。制訂這一時期特殊稅率政策的恰恰是顧準。他是思想家、經(jīng)濟學家、歷史學家，也是提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理論的第一位學者，當時任上海市財政局局長兼稅務(wù)局長、上海市財經(jīng)委員會副主任和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副部長，為上海的財稅工作，也為“建立現(xiàn)代中國”，做出了突出貢獻，盡管他后來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受迫害致死。 

確實，就像T.S·艾略特在“小老頭”一詩中寫的那樣，“有了這樣的知識，得到什么寬恕呢？想一想，/歷史有許多捉弄人的通道，精心設(shè)計的走廊、/出口，用竊竊私語的野心欺騙我們，/又用虛榮引導(dǎo)我們。想一想，/我們注意力分散時她就給予，/而她給的東西，又在如此微妙的混亂中，/因此給予更使人們感到貧乏。太晚地給，/那些已不再相信的、或如果還相信的/只是在記憶中，重新考慮的激情；太早地給，/給入軟弱的手，那些可以不用思想的東西……”《上海最后的帝王》不僅僅是一本做了深入研究、有著高度可讀性的歷史著作，也是一本讓我們?nèi)ニ伎季烤故鞘裁礃?gòu)成了歷史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