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之魔：面對暴力時，抑郁的女性保護自己的能力更低

【編者按】

今天是“國際反家庭暴力日”。本文摘自英國作家安德魯·所羅門所著的《正午之魔：抑郁是你我共有的秘密》，他是一名抑郁癥患者，在文章中，他分析了為什么女性抑郁癥患者更多，以及男性抑郁癥患者更容易發(fā)生暴力行為。

很多抑郁的女性在童年時都遭受過嚴重的虐待。小女孩比小男孩遭受性侵的可能性大得多，而虐待的受害者遠比一般人更易抑郁。

精神疾病的定義長期以來都掌握在男性手上。1905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病人”朵拉拒絕了年齡三倍于她的一名男性的企圖，弗洛伊德于是堅稱她患了癔癥。與50年前相比，對女性的這種輕蔑現(xiàn)在不再如此普遍。然而，如果女性沒有表現(xiàn)出丈夫所期待的或要求的那種活力，而這些也是她們已經習慣了的自己對自己的期待或要求，這時，她們就會被看作是抑郁了。而這條原理頗為吊詭，因為也有人認為，男性對女性的抑郁治療是不足的，因為退縮的癥狀會被誤認為是常規(guī)的女性式被動。一名女性試圖讓自己符合理想女性形象，就可能因追求“符合”而行事起來好像抑郁；或者她們也有可能因為無法忍受對女性的僵化定義而患上抑郁。有些情況下，女性說自己有產后抑郁可能只是在表達震驚和失望：電影和流行的電視節(jié)目將初為人母的體驗刻畫得無與倫比，然而她們卻感受不到強烈的情感。太多人告訴她們母愛自然而然，得來毫不費力，等照顧新生嬰兒時，她們就常會涌起矛盾的感受，因而變得抑郁。

女性主義批評家達娜·克羅利·杰克將這些看法系統(tǒng)梳理，歸結成兩項要素：女性失去聲音，或女性失去自我?！耙驗檫@些女性無法聽到自己對伴侶說話，于是也就無法堅持對自我的信念和感受，從而滑入對自己個人體驗正當性的自我懷疑中。”杰克的觀點是，無法與伴侶有效溝通的女性（她認為多數(shù)情況是因為伴侶不愿傾聽）只能陷入沉默。最后她們講話會變少，也會用“我不知道”或“我不太確定了”這樣的話來削弱自己的主張。為了維系已生裂痕的婚姻或關系不至于完全分崩離析，她們會試圖讓自己符合理想的女性形象，說她們認為伴侶想聽的話，即使在最親密的互動中也言不由衷，簡直整個人都消解了。杰克說：“女性在尋求親密關系的過程中，承擔著大量的自我否定?！笔聦嵣?，成功的親密關系往往是一種合作，權力可以在男性和女性之間來回傳遞，以適應兩人共同或各自面對的不同情況。不過女性確實通常擁有較少的錢財或經濟掌控權，在有缺陷的關系中，女性也更易受對方虐待、毆打。這是抑郁的又一種“雞生蛋”的無休止循環(huán)場景：面對暴力時，抑郁的女性保護自己的能力更低，因此會遭受更多的虐待，結果又會因虐待變得更為抑郁，進一步喪失保護自己的能力。

杰克認為，男權系統(tǒng)對女性的抑郁不屑一顧。極端時，她把婚姻稱為“禁錮女性最持久的神話”，在別處她又寫道，女性“是抑郁的易感群體，這種抑郁受父權制的束縛，其天然而神秘的屬性，以及可以治療的屬性，都被搶奪殆盡?！逼渌P于女性抑郁的激進女性主義寫作也回應了這種表達。另一位批評家吉爾·阿斯特伯里以一篇相關主題的綜述表明，我們關于女性抑郁的概念完全是男性建構的：“女性易患抑郁，這里隱含著一個很少被明白表達出來的假設：女性的抑郁發(fā)生率被視作病理性的，過高的，成問題的；這樣的觀點成為可能，不過是因為假設了男性的抑郁發(fā)生率是常模，本身完全不成問題，且為測量女性的病理狀況提供了唯一出發(fā)點。我們會看到，這其中有著無處不在的男性中心主義思維方式。如果我們不去追問女性抑郁的問題，而是把男性的抑郁率定為有問題、令人費解、需要澄清的，這時就可去問一個我們平時基本不問的問題：為什么男性的抑郁發(fā)生率低得如此不正常？睪酮是否影響了人性的、情緒敏感度的完全發(fā)展？”凡此種種。這些論點不斷出現(xiàn)，往往來自這一領域廣受尊重的學者，相關著作通常由主流大學的出版社出版。這些論點似乎聚焦于社會對女性抑郁的妖魔化，好像抑郁本身無傷大雅似的。而我認為，如果你沒有因你的癥狀而感到切身的痛苦，那么你就沒有得抑郁。如果你確實感到了切身的痛苦，那么管理機構為你的這些痛苦去投入，去尋求解決之法，就是合理、甚或慷慨的。當前，我們尚未發(fā)現(xiàn)女性抑郁的高發(fā)率與遺傳傾向有任何對應關系，因此我們可以較為肯定地說，在更為平等的社會里，女性抑郁的發(fā)生率會顯著減少。但與此同時，抑郁的女性一般都會覺得自己的抑郁是不正常的，希望能為此做點什么。虐待成性的丈夫正是父權體系下的壓迫者，他們常常喜歡抑郁的女性，而不把她們的抑郁看作是什么癥狀；確實也是享有權能的女性最有可能識別、稱述、治療自己的抑郁。認為女性的抑郁源自父權制的陰謀，這種想法有一些合理性，但我們如果因此讓女性認為自己的抑郁只是父權制陰謀的一部分，因而感到難過，其實是漠視了她們對自己抑郁體驗的主張。

文獻描述了很多女性抑郁的特質，卻極少論及男性抑郁的特質。很多抑郁的男性沒有獲得診斷，是因為他們應對抑郁感受的方式不是退縮到意志消沉的沉默中，而是退縮到暴力、藥物濫用和瘋狂工作的喧囂中。女性報告的抑郁是男性的2倍，但男性自殺的可能是女性的4倍。單身、離婚、喪偶男性的抑郁率比已婚男性要高得多。抑郁的男性可能會表現(xiàn)出一種被委婉地稱作“易激惹”的狀態(tài)：他們對陌生人發(fā)火，對自己的妻子動手，服用藥物，向人開槍。作家安德魯·沙利文最近寫道，他給自己注射睪酮，作為一種治療HIV的方法，結果也提高了自己的暴力傾向。我對毆打妻子的男性做了一系列訪談，發(fā)現(xiàn)他們的自述中呈現(xiàn)了高度一致的器質性抑郁癥狀。“我回到家，每時每刻都覺得累得不行，”一名男性說，“還有那個女人沒完沒了問我那些可惡的問題，這些噪聲就好像錘子一樣敲我的腦袋，讓我吃不下，睡不著，她還老在那兒！我不想傷害她，但我就是要做點什么了。我要瘋了，你懂嗎？”另一個人說，他看到妻子，就覺得“如果我不揮一拳或怎么樣，在這世上也就沒什么用，再也做不了什么了”。

毆妻當然不是應對抑郁感受的合適反應，但這些癥狀通常有緊密的聯(lián)系。似乎有很多沖突性、傷害性的行為都是男性抑郁的表現(xiàn)。在大多數(shù)西方社會里，承認自己的弱點被認為是女性的專屬。這對男性有很消極的影響，讓他們哭不出來，在面對非理性的恐懼和焦慮時感到羞恥。這些毆妻者相信，打老婆是證明自己存在的唯一方式，他們很大程度上認同，情感上的痛苦一定要求他們采取行動，只有情感而沒有行動就算不上男人。不幸的是，很多行為糟糕的男性沒有得到抗抑郁治療。如果說女性抑郁的惡化是因為她們不像自己期待的那樣快樂，那么男性抑郁的惡化則是因為他們不像自己期待的那樣勇敢。大多數(shù)暴力行為是一種怯懦的表現(xiàn)，一定程度的怯懦正是抑郁的合理癥狀。我應該能明白：我曾經害怕羊排，那是對力量喪失的強烈感受。

從我第一次抑郁開始，我發(fā)作過幾次暴力。我一直在想它們是否與抑郁有關，是抑郁的某種后果，因為我此前的人生里從未有過暴力；還是說它們多少與我服用的抗抑郁藥有關。我小時候很少打別人，只打過我弟弟，我12歲以后也再沒打過他。之后，在我30多歲的某一天，我突然莫名其妙地憤怒，甚至內心開始勾畫各種謀殺情節(jié)；最后我怒氣沖沖地砸碎了女友家里掛著我照片的幾個相框，這才發(fā)泄了我的怒火，留下一地碎玻璃，錘子扔在玻璃中間。一年后，我和一名我深愛的男子有一次嚴重的爭吵，我感到自己遭到了深深的、殘忍的背叛。我那時已經多少有些抑郁，于是怒氣爆發(fā)，用從未有過的殘暴方式攻擊了他，把他摔到墻上，不停揮拳打他，把他的下巴和鼻子都打斷了。后來他因為失血而入院。我永遠都不會忘記他的臉在我的重擊下碎裂的感覺。我記得，就在打過他后，我又掐了他的脖子一會兒；我還記得，我的“超我”強力地振作了一下，才讓我沒有掐死他。別人表示，我對他的攻擊太恐怖了，而我的回應和那些毆妻者對我說的話幾乎一模一樣：我覺得自己好像消失了，而在我大腦深處某個最原始的部分，我感到只有暴力才能勉力維持我的自我、我的內心存在于這個世界上。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無比懊悔；但是，雖然一部分的我后悔讓我的朋友蒙難，另一部分的我卻不覺遺憾，因為我真的相信如果當時不那么做，我會陷入不可救藥的瘋狂。他的情感暴力和我的身體暴力形成了一種奇特的平衡。在那段時間困擾我的一些麻木的恐懼與無助的感受，通過野蠻行徑得到了緩解。我并不接受毆妻者的行為，當然更不支持他們的做法。采取暴力行為并非應對抑郁的好方法。然而，暴力卻有效。如果我們否認暴力內生的療愈力，可就犯了大錯。那天晚上我回到家，身上還有血，有我的血，也有他的血，我有一種既恐怖又愉悅的感受。我感受到了極大的釋放。

我從未打過女人，但在打碎下巴那次大概八個月后，我在公眾場合沖著一位女性好友大喊大叫，惡言相向，因為她想為我們的一次晚餐會面重約一個時間。我知道抑郁很容易以怒火的形式爆發(fā)。我已走出抑郁最深的谷底，能控制那些怒火的沖動。我能夠非常憤怒，但那憤怒通常與特定的事件有關，而我對那些事件的反應也與事件本身的程度相符。這些憤怒通常不涉及身體行為，一般都經過思考，很少完全出于沖動。我的攻擊行為是疾病癥狀。這不是說我可以不用為暴力負責，但確實會幫助我理解我的行為。我并不寬恕這樣的行為。

我認識的女性中，沒有一位這樣描述過自己的感受，但我遇到的很多男性抑郁者有過類似的奔向毀滅的沖動。很多人能做到避免付諸行動；也有很多人付諸了行動，并因之感到自己釋放了無名的恐懼。我不覺得女性的抑郁與男性的抑郁有什么不同，但我確實認為女性和男性存在差異，兩性應對抑郁的方式也經常不同。試圖避免將女性病理化的女性主義者，和想要否認自己情緒狀態(tài)的男性，二者都是在自找麻煩。有趣的是，猶太男性這一群體對暴力特別厭惡，而他們的抑郁發(fā)生率比非猶太男性高得多；事實上，研究顯示，猶太人兩性的抑郁發(fā)生率幾乎相同。由此看來，性別不僅在“誰會得抑郁”上發(fā)揮復雜的作用，也影響了抑郁“如何表現(xiàn)”以及“如何抑郁”。

《正午之魔：抑郁是你我共有的秘密》，【英】安德魯·所羅門/著 屠彬、張哲/譯，上海三聯(lián)書店·理想國，2020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