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時代皇權(quán)日隆，雖受文化價值的柔性牽制，但沒有剛性制度約束，因而時或出現(xiàn)殘暴、荒淫、玩嬉之君而舉朝無可如何，甚者矛盾深化、禍起蕭墻，抑或草澤之民起而生亂。因為皇權(quán)高崇，社會治亂興衰很大程度系于皇帝一人方寸之間，皇帝個人心胸、德性遂成為帝制時代天下安危之樞機，也成為中國政治文化一大要事。歷代政治文化，尤其在漢、唐、宋、明中原核心區(qū)文化價值觀與傳統(tǒng)學術(shù)相對昌明時代，在推崇君權(quán)之同時，都要注重君德之界定、啟沃。君德境界，以想象中的“圣王”為尚，后世德業(yè)顯著者瞠乎其后。堯舜禹湯故事，歷經(jīng)增益修飾，后世名君也得史家秉春秋筆法，隱惡揚善，加以“裝潢”。其間要義，在于使君主、臣民在最高統(tǒng)治權(quán)合法性層面形成尺度共識。就皇權(quán)而言，既可熏陶臣民崇拜服從意識，復能垂訓后繼統(tǒng)治者有所遵循；就士大夫而言，既可在描摹權(quán)威典范的話語活動中寄托政治理想，也可借以與現(xiàn)實君主保持同調(diào)。于是，稱頌前代圣王、塑造今世圣王，成為帝制時代后期政治文化一大傳統(tǒng)。清康、雍、乾時期，史稱盛世，三帝皆于稱頌、制造圣王之事，用心良苦，且頗能推陳出新，可以構(gòu)成理解中國帝制時代最后一個盛世政治文化的窗口。然相關(guān)文獻浩繁，本文僅以清《太祖高皇帝圣訓》為中心，略事管窺。
圣訓之編定
中國素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之說，表示王者之言、動，皆關(guān)系天下、后世，鄭重記錄，以為鑒評、垂范之用。《尚書》載錄王者之言，有典、謨、訓、誥、誓、命之目，歷代奉為經(jīng)典。春秋戰(zhàn)國時代王室衰微，列國爭于氣力，稱霸者挾天子以令諸侯，位既非尊，德望亦去“圣王”甚遠。秦行商鞅之法，兼并六國，以刑罰獎勸為強國之本，德業(yè)不修。漢初撥反秦政，權(quán)衡諸家，至武帝而獨尊儒術(shù)，封禪、萬歲，有自圣之圖。漢末抵于隋代，各族融匯，佛道流行，權(quán)謀為用，儒學僅得不絕如縷。抵至唐初，復有大一統(tǒng)規(guī)模，治統(tǒng)、道統(tǒng)漸趨整合，君臣論政，有《貞觀政要》，是為后世皇帝寶訓、圣訓先聲。宋雖疆域局促，治國以文，儒學昌明，陶冶認同，留意本朝“嘉謨善政”，自仁宗時官修《三朝寶訓》之后，歷朝寶訓及私人類似編著之書不絕。有關(guān)宋代寶訓編纂意圖，鄧小南指出為做“政治導向”，“播布祖宗朝‘盛美之事’，傳授列祖列宗的治國章法，使得‘國朝以圣繼圣，傳襲一道’”，“以貽萬世之傳”，并以彰顯“天子之學與凡庶不同”。她同時指出，此種舉措，“滲透著士大夫塑造理想帝王的強烈愿望。這種‘塑造’并非簡單的溢美逢迎、曲學阿世；而體現(xiàn)著宋代士大夫的一些共識。所謂‘塑造’的努力，既反映于記載中的敘事選擇，亦反映于修纂者、進言者的重點闡發(fā)。士大夫們盡心竭力地將以往帝王的作為朝向理想狀態(tài)拉近；通過這種改塑的過程，建構(gòu)可以垂范于后世的‘祖宗’形象”。為此，編纂過程中盡有取舍抑揚，以及對祖宗事跡的“發(fā)明”。顯然，宋代有頗為可觀的圣王塑造工程，而士大夫為其主要推手。此一做法，在明代君臣共謀，作為制度延續(xù)。自太祖朱元璋起，各朝實錄纂修同時，即修《寶訓》，除建文、景泰、崇禎失去皇權(quán)者外，共成13朝寶訓。即便玩嬉如武宗、熹宗者，亦有“宏謨嘉言”編定而為天下后世之訓。制度養(yǎng)成慣性，無需某一特定階層、人群推動，及時而行，視為自然?！笆ァ?，遂由一種難以企及的境界，變?yōu)榛实蹣伺洹?/p>
努爾哈赤
努爾哈赤統(tǒng)一女真各部，創(chuàng)立后金，以“七大恨”為名起兵攻明，開啟明清易代戰(zhàn)爭，子嗣繼續(xù)其事，終于建立清朝。然而至努爾哈赤去世之際，四方用兵，僅為一方雄長，自名為汗，問鼎中原之意亦未明晰，未暇自圣。皇太極時期改國號為清，爭雄天下之勢漸成，制度初具，編纂記載努爾哈赤功業(yè)戰(zhàn)圖、實錄，有垂久意圖。順治時期清軍入關(guān)，據(jù)有北京，然而主幼國疑，連年征戰(zhàn)，順治帝稍后又溺于佛教，作圣之事，有所措意而不成規(guī)模。順治三年（1646），命翻譯滿、漢文《洪武寶訓》頒行天下。順治十二年二月，內(nèi)翰林國史院侍讀黃機奏請編纂太祖、太宗圣訓，內(nèi)稱：“自古仁圣之君，必祖述前謨，以昭一代文明之治。年來纂修太祖、太宗實錄告成，伏乞皇上特命諸臣詳加校訂所載嘉言善政，仿《貞觀政要》、《洪武寶訓》諸書，緝成治典，恭候皇上欽定鴻名，頒行天下。尤望于萬幾之暇，朝夕省覽，身體力行，紹美前休。”同年四月，順治帝諭內(nèi)三院：“朕惟帝王之道，法祖為先。夏貽典則，商監(jiān)成憲，周重謨烈。三代隆盛，率循茲軌。欽惟我太祖武皇帝創(chuàng)業(yè)垂統(tǒng)，圣德開天，太宗文皇帝積功累仁，宏模啟后，大經(jīng)大法，固足范圍百王，一動一言，皆可訓行四海。實錄業(yè)已告成，朕欲仿《貞觀政要》、《洪武寶訓》等書，分別義類，詳加采輯，匯成一編。朕得朝夕儀型，子孫臣民咸恪遵無斁。稱為《太祖圣訓》、《太宗圣訓》，即于五月開館。特命輔臣馮銓、車克、成克鞏、劉正宗、傅以漸為總裁官，麻勒吉、鏗特、祁徹白、胡兆龍、張懸錫、李霨、梁清寬為副總裁官。王無咎、楊思圣??又滿官四員為纂修官，滿漢官各四員為謄錄官??”五月，“宴纂修太祖、太宗圣訓總裁、副總裁、纂修等官于禮部”。然而此番舉動并無結(jié)果。談遷記稱：“太祖、太宗圣訓纂修官，內(nèi)翰林院侍讀學士王無咎、國史院侍讀學士楊思圣、秘書院侍講學士方拱乾、左庶子兼內(nèi)翰林秘書院侍讀卓彝、右庶子兼內(nèi)翰林弘文院侍講周啟雋、國史院侍讀黃機、秘書院編修曹本榮、國史院編修宋之繩。各月給餐錢八兩。四閱月中輟。”談遷當時應在北京，事見《北游錄》。以其所言與前引《清世祖實錄》互證，可知順治時期修纂圣訓之事方才開始，便即“中輟”。
康熙六年（1667）十月，命修《世祖章皇帝實錄》——并未同時命修圣訓，至康熙十一年五月修成，共146卷，歷時不足五年。此舉是為大行皇帝纂修實錄，例行公事?？滴醵荒晔聞t有大規(guī)模舉動，同日定重修、纂修《太祖實錄》、“三朝圣訓”、“皇上平定三逆神武方略”。重修太祖實錄以武英殿大學士勒德洪為監(jiān)修總裁官；大學士明珠、李霨、王熙、黃機、吳正治為總裁官；內(nèi)閣學士薩海、喇巴克、侍讀學士胡簡敬為副總裁官。纂修“三朝圣訓”以大學士勒德洪、明珠、李霨、王熙、黃機、吳正治為總裁官；內(nèi)閣學士席柱、王守才、翰林院掌院學士陳廷敬為副總裁官。纂修“皇上平定三逆神武方略”以大學士勒德洪、明珠、李霨、王熙、黃機、吳正治為總裁官；內(nèi)閣學士阿蘭泰、達岱、張玉書、翰林院掌院學士牛紐為副總裁官。可知，實錄、圣訓、方略共五部著作之監(jiān)修總裁官、總裁官皆同一班底，僅副總裁不同。根據(jù)康熙二十五年二月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勒德洪等上進太祖實錄表，重修太祖實錄并圣訓班底在康熙二十二年二月有所調(diào)整，但諸書監(jiān)修總裁、總裁仍為同一人群，故勒德洪等所上進實錄表明言實錄與圣訓一并上呈，語云：“爰探金匱之藏，盡發(fā)瑯函之秘。膺圖受命，昭靈貺于天符；戡亂除殘，表奇謀于神授?；晒χ斟R創(chuàng)業(yè)之辛勤。詳考夫拓地開基以及于用人行政，凡大經(jīng)大法允為世守章程，即一動一言，莫非臣民軌則。本末具載，巨細兼書，校讎不厭再三，義例惟昭畫一。恭成《太祖高皇帝實錄》，合凡例、目錄，滿洲、蒙古、漢文各十二卷，《圣訓》滿洲、漢文各四卷，繕寫進呈。”
康熙
康熙帝為《太祖高皇帝圣訓》所作序言只字未提順治時期曾有編纂太祖圣訓之事。其相關(guān)文字為：“朕紹庭繼緒，志切覲揚，因命儒臣分類編輯，為目二十六，為條九十有二，總為寶訓四卷?！鼻〉邸短娓呋实凼ビ枴沸蛑蟹Q：“我圣祖嘗命儒臣編輯圣訓四卷，類聚條分，燦然明備。朕紹膺統(tǒng)緒，追契徽猷，口誦心惟，匪伊朝夕。仰見義蘊之淵閎、典章之畫一、庶政之周詳，直與帝典、周官同其廣大??”其中也無一字提及順治時期曾經(jīng)啟動編輯太祖圣訓。圣訓鄭重，在實錄凡例中列為凡有編纂必書之項，二帝序如此行文，肯定不是因為疏忽。再檢康熙、乾隆二帝為《太宗文皇帝圣訓》所作序中，卻全都提到順治帝曾安排編輯太宗圣訓事?？滴跣蚍Q：“皇考世祖章皇帝嘗命纂修，未竟厥緒。朕嗣膺歷服，念切纘承，爰命儒臣詳加編輯，計一百一十一條，分二十三類，定為圣訓六卷?！鼻⌒蚍Q：“順治中，嘗因記注舊文，纂修圣訓一書，未竟厥緒。圣祖仁皇帝特命儒臣詳加編輯，事以類分，凡二十有三；言以條舉，凡一百一十有一，匯為六卷，體要著明?！贝伺c康熙序所說相同。據(jù)此，則順治時期開館4個月期間，于太祖圣訓沒有形成值得提及的稿本，于太宗圣訓則略于“記注舊文”有所整理，亦未成書。順治時期雖然戰(zhàn)事紛繁，但文臣編纂書籍之事從未停止，即使順治帝本人所撰書籍，也頗可觀。所以圣訓編纂“中輟”，不應是因為力有不逮。個中緣由，一時難以辨明，可能的因素，包括朝中政見分歧，順治帝開始沉溺佛教，以及對太祖言論如何選擇、加工未成定見，等等。總之順治帝確曾命令編纂圣訓，但有始而無終。此外，康熙帝對于順治時期曾經(jīng)編輯成書的本朝諸史，應都不滿意，因而才會開館重修。康熙二十一年之后數(shù)年內(nèi)所修成，除《太祖高皇帝圣訓》四卷外，還有《太宗文皇帝圣訓》六卷、《世祖章皇帝圣訓》六卷，以及重修的太祖實錄、太宗實錄?？滴醵荒暌院髷?shù)年間，實是清朝重述本朝史的關(guān)鍵時期。雍正、乾隆二帝繼續(xù)康熙帝的本朝歷史重塑工程，綿延直到乾隆中后期。
康熙時期暨清后世修纂圣訓皆與實錄編纂同時進行，同時進呈。承擔其事的主要責任者亦為同一班底。所以雖然表面看去，圣訓內(nèi)容主要從實錄中選取——清代文獻多用如此說法，今人因循，但同一班底同時修纂之書屬于同一工程產(chǎn)品，二者或者共享依據(jù)來源，或者同為編纂者構(gòu)造，稱圣訓以實錄為據(jù)，其實牽強。不過，實錄規(guī)模遠大于圣訓，故了解實錄編輯過程對于了解圣訓編輯情況有重要參考意義。
清太祖實錄編纂過程極其復雜，前人就此研究頗多，但略顯紛亂，梗概當加重述。今見被學者視為清太祖實錄之書共有三種。其一《滿洲實錄》最為復雜，據(jù)稱為乾隆時期根據(jù)當時盛京所藏八冊舊本重繪而成。書中有繪圖83幅，滿、蒙、漢三種文字分欄對應。另有遼寧省檔案館藏乾隆時期重繪無插圖本《滿洲實錄》，僅用滿、漢文書寫，內(nèi)容與插圖本相同。有學者認為，《滿洲實錄》三種文字中，滿文最先形成，蒙文、漢文譯自滿文。是否，存疑。民國以來頗有學者將《滿洲實錄》視為天聰年間修成的最早的努爾哈赤實錄，中華書局影印本《清實錄》亦將《滿洲實錄》列于《太祖高皇帝實錄》之前。如此，則清太祖實錄共有天聰《滿洲實錄》，崇德《太祖武皇帝實錄》，康熙修成雍正、乾隆校訂《太祖高皇帝實錄》三種，但近年新說基本推翻此種認識。徐丹俍認為，盛京所藏舊本即后來所稱之《太祖實錄戰(zhàn)圖》，與崇德元年（1636）修成的《太祖武皇帝實錄》原為同書，順治時期因繪圖體例與前代實錄不符等諸多原因?qū)D抽出，一分為二。楊勇軍考據(jù)判定，天聰時期形成的《太祖實錄戰(zhàn)圖》原無文字，共含77圖，8冊；《滿洲實錄》則為乾隆時期以描摹《太祖實錄戰(zhàn)圖》77圖為基礎，于其前增加關(guān)于清人先祖起源的六幅新圖，再從《太祖武皇帝實錄》中選錄文字與圖配合而成的一部偽書。這些新的判斷雖還有一些細節(jié)有待進一步澄清，但可以肯定，《太祖實錄戰(zhàn)圖》并非最早的清太祖實錄，而是一部描繪努爾哈赤功業(yè)的畫冊。其實，只要《太祖實錄戰(zhàn)圖》確如《清太宗實錄》等文獻所說繪成于天聰九年（1635），而《太祖武皇帝實錄》成于次年即崇德元年，前者就必定不是作為太祖實錄而作——實錄素稱“國史”，珍藏內(nèi)府，清雖初創(chuàng)，朝中文士眾多，而且鄭重開館，絕對沒有同時編纂兩種實錄的可能性。今存《滿洲實錄》當是秉承乾隆帝旨意在舊本《太祖實錄戰(zhàn)圖》基礎上重繪并做了重大改易之書，原圖可能配有少量文字，也可能如徐丹俍所說不含文字，今見本中文字一部分出于《太祖武皇帝實錄》，一部分為乾隆時期所增。清朝繪制戰(zhàn)圖極多，乾隆時期新繪戰(zhàn)圖，多以“補詠”方式配上文字，是其歷史記述的一個獨特且突出的門類。其二為崇德元年修成的滿、蒙、漢三種文字分別書寫的《太祖武皇帝實錄》4卷。原本散佚，今存為順治年間改繕本，印本稱《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此書并無爭議。其三即康熙年間重修成書而在乾隆年間又加校訂的《太祖高皇帝實錄》，今存?？滴踉辏?662）改努爾哈赤謚號為承天廣運圣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弘文定業(yè)高皇帝?？滴醵荒昃旁拢匦尢趯嶄洰?，十月開館重修太祖實錄及三朝圣訓，至康熙二十五年二月修成《太祖高皇帝實錄》12卷?？滴醯塾H閱書稿，乾隆初再加修訂，成《太祖高皇帝實錄》13卷。此亦沒有爭議。
綜上，清太祖實錄共有兩種而非三種，天聰、崇德、順治年間皆無太祖圣訓編纂成書，康熙時期所編并經(jīng)雍正、乾隆校訂的《太祖高皇帝圣訓》為唯一清太祖圣訓。這些文本之間關(guān)系，對于把握《太祖高皇帝圣訓》思想內(nèi)容甚為要緊。
圣訓文本管窺
《太祖高皇帝圣訓》4卷，以言系事，分為26門，共92則，分門按內(nèi)容歸類，門內(nèi)依時序排列。卷一：敬天、圣孝、神武、智略、寬仁，五門；卷二：論治道、訓諸王、訓群臣，三門；卷三：經(jīng)國、任大臣、用人、求直言、興文治、崇教化、勤修省、節(jié)儉、慎刑、恤下，十門；卷四：輯人心、通下情、明法令、鑒古、賞功、昭信、誡逸樂、謹嗜好，八門。所擬門類稱名，凡體現(xiàn)思想要旨者，皆與儒家圣王期待一致，儼然出自圣明天子，氣象較邊地雄長仁和高遠。編者顯然意在將努爾哈赤塑造為儒家政治文化尺度下的圣王。然而仔細閱讀，也有不同。
卷一“敬天”門首則載，天命三年（1618）閏四月壬午諭貝勒諸臣：“人君即天之子也，貝勒諸臣即君之子也，民即貝勒諸臣之子也。君以父事天，敬念不忘，克明厥徳，仰承天錫丕基，則帝祚日隆。貝勒諸臣以父事君，敬念不忘，勿懷貪黷之心，勿為奸慝之事，以公忠自効，則爵位常保。民于貝勒諸臣，敬念不忘，遵守法度，勿萌奸宄，勿行悖亂，則身無禍患。如君受天之佑，以為無與于天，曰此我才力所致也，遂不勤修治道，措注失宜，天若譴之，移其國祚，能自守天位乎？貝勒大臣受君之恩，以為無與于君，曰此我才力所致也，心懷奸慝，恣行貪黷，君若譴之，褫其爵位，能自保身家乎？至于民不遵貝勒大臣約束，而行奸宄悖亂之事，必致獲咎，而禍患隨之矣?！痹撃暝撛拢瑺柟嗯e兵以“七大恨”攻明，《太祖武皇帝實錄》于該時所記皆為戰(zhàn)事，并無一言提及前述“敬天”話語。儒家圣王理想，以民本為基礎，天聽天視，需從民生民命中觀之。此處所說天命，則僅為冥冥中無上主宰，而“敬天”落實于現(xiàn)實關(guān)系，直接成為各等級間無條件服從的依據(jù)。訓諭之間，自詡“天子”，言稱“帝祚”，并不是天命三年努爾哈赤語氣。此意亦見于該圣訓他處，如卷二中有“君猶日也，與天地一體。為臣者果能宣上德意，如四時之不忒，亦與君合德矣”。卷二該則也不見于《太祖武皇帝實錄》，然而見于《太祖高皇帝實錄》，文字亦完全相同。同門另外五則也以此種敬天崇君觀念為中心，要點：為君者當修明制度，永奠邦家，仿效“古所稱堯、舜、禹、湯、文、武以及金世宗諸令主”，人臣當申明敎令、誡諭群下，使不罹于刑戮；后世子孫不可“同氣推刃，開戕害之端”；國君與諸貝勒“聽斷國事，皆知以至公為貴”，“絕無私念”；不可“肆意驕縱，上干天怒，隕墜厥緒”；為君當“勤于觀覽，廣加咨詢，惡者戒之，善者從之”，以使上天“貞一之理，備于厥躬”。大體“敬天”之說在此圣訓之中，焦點在于尊君，民本一層，了無跡象。
“圣孝”門僅一則，記天命九年四月建都遼陽后奉移景祖、顯祖諸陵安葬于城郊楊魯山事。“神武”門十則，皆書體現(xiàn)清太祖戰(zhàn)守間軍事謀略及機警言語，文字雖多，要點簡明如題。惟內(nèi)有天命三年以“七大恨”發(fā)兵攻明之際一條明令：“此兵吾非樂舉也，實因七大恨，其余小忿不可殫述，凌廹已甚，用是興師。凡俘獲之人，勿去衣服，勿淫婦女，勿離異其匹偶。拒戰(zhàn)而死者聽其死，若歸順者，慎勿輕加誅戮?！贝耸乱娪凇短嫖浠实蹖嶄洝肪矶?，文字不及“圣訓”雅馴而已，可見清太祖于軍隊殺戮有所限制。然而屠殺虜獲之人事并見于實錄，如天命三年九月二十五日，“遣兵掠會安堡，屠戮甚眾，得人畜一千，其中有屯民三百，斬于撫順關(guān)??”
卷二論治道、訓諸王、訓群臣，三門，文詞典雅，不時以古“圣王”事跡為說，甚至援引《大學》。如“論治道”首則，天命元年（1616）正月諭：“朕聞上古至治之世，君明臣良，同心共濟，天降禎祥，休和洊至。果秉志公誠，勵精圖治，天心必加眷佑，地靈亦為協(xié)應。為人君者，不可不秉志公誠而去其私也。蓋天無私，四時順序；地無私，萬物發(fā)生；人君無私，則庶事咸理，而底于有成。撫有大國者，能以公誠存心，建立綱紀，教養(yǎng)兼施，則天地神祇，必交相感應，而群方亦莫不愛戴。以之均平邦國，臻于帝王之道無難矣。且修身與齊家、治國，其道一也。一其心以修身，則君德清眀；一其心以齊家，則九族親睦；一其心以治國，則黎庶乂安。由是協(xié)和萬邦，亦不外此為治之道，惟在君心之一而已?！贝藙t及“論治道”中其后數(shù)則，言明君治國倚重忠誠之人、君德克明則百姓咸享太平、人君無私常存敬畏則其德日進、信仙佛不如修明政教、不可驕縱貪財、貝勒諸臣當存公平誠正之心，意旨相同。這些說法皆不見于《太祖武皇帝實錄》，所載同一時期事主要是各種戰(zhàn)事，其間殺戮頻頻。查各種文獻所載努爾哈赤所讀書，主要為謀略之類，未見理會儒家修齊治平之書。所以此處言語，當為康熙、乾隆間所增入。
“訓群臣”門十則，所訓關(guān)鍵詞體現(xiàn)對群臣的要求和期待：公正、忠誠、善、智慧、懷遠慮、進言?！肮薄ⅰ肮笔乔逄媸ビ柛骶碇卸挤磸吞岬降脑~匯，也是康雍乾諸帝高頻率使用的詞匯。清太祖圣訓他處提及這兩個詞匯時，是用作所提要求的尺度，并不解釋含義，惟在此門首則提及時有所解釋：“所謂公正者，推己之心以及于人，視為一體之謂也。能如是，必先見知于朋友。朋友共稱其善，因上聞于大臣。大臣上聞于貝勒，貝勒上聞于國君。上下皆稱其善，其令聞且上達于天。天亦佑之，錫之福，子孫悠久世享之矣。如是則無往不善，安有兇咎哉？”儒家以推己及人為求仁之方，為恕道，清太祖圣訓則以之為“公正”正解。如此所說的“公正”，不歸于求仁、為恕，而指向與朋友為一體，而朋友歸屬大臣，大臣歸屬貝勒，再等而上之，達于國君，達于天，最終意義是得子孫世享之福。這樣的“公正”，是集團專屬的，也是功利的，因而最后的目標不是民、天下，而是本人利益?！短嫖浠实蹖嶄洝分胁]有相似說法。而且此則標題為“乙卯五月庚戌”，乙卯年為天命元年之前一年，即1615年，當時努爾哈赤尚未建立后金，此則中卻已使用“大臣”、“國君”詞語，顯然是后來增入的。但康熙、乾隆二帝儒學造詣頗高，當知道這樣說話不是儒家正經(jīng)面孔，依然選擇這樣行文，可能是因為清太祖原有為統(tǒng)合下屬而做的一些接近說法，二帝盡量通過修辭將原有說法與儒家話語拉近，留下集團專屬和功利主義的痕跡。進一步說，如果二帝完全不認可此種公正觀，亦不至于將之選入修飾?？涤呵T帝皆以君、國為一體，甚至君、天一體，因而其反復言說的公與公正，與尊君已經(jīng)融合無間。是以前述行文對于他們說來，已經(jīng)不覺違和。了解“公正”的含義，則該門其他科目含義一望可知。
卷三有經(jīng)國、任大臣、用人、求直言、興文治、崇教化、勤修省、節(jié)儉、慎刑、恤下，十門，為四卷中門數(shù)最多者，所涉內(nèi)容為治國基本方略?！敖?jīng)國”五則，體現(xiàn)清太祖立國、開創(chuàng)之遠見，所涉之事為：不因葉赫將清太祖已聘之女嫁蒙古而急于興兵，于近邊之地牧養(yǎng)戰(zhàn)馬，遷都遼陽，營建東京，計議遷都沈陽?！叭未蟪肌倍t，其一為設八大臣為八和碩貝勒之副而訓諭其實心擔當監(jiān)察之任；其二為訓誡諸大臣悉心籌劃、公忠稽察以輔成大業(yè)?！坝萌恕遍T六則，皆曉諭薦舉、選拔人才之道，主張用人首取其心“正大”，諸臣舉各類賢才勿隱，用人隨才器使，侍臣當勤求良友之類，無特殊之處?！扒笾毖浴倍t，要求貝勒大臣奏對之際盡言規(guī)諫，亦無特殊之處?！芭d文治”門僅一則，為創(chuàng)制滿洲文字事?！俺缃袒绷鶆t，其前五則言移風易俗、覃敷德政以徠遠人、有德之人乃能好德，無良者雖勤加敎誡而終不可化，為民者當急公奉上、孝悌力田。最后一則為天命八年（1623）六月，諭蒙古歸附諸貝勒：“凡汝等居我國結(jié)婚姻、立家業(yè)，娶我諸女者，勿以諸女為畏也。朕因汝等遠來附我，憐恤汝等，妻以女，俾各遂室家之樂。豈令汝受制于女乎？朕嘗聞蒙古察哈爾、喀爾喀諸貝勒以女妻侍從中賢者及大臣，每陵其夫，擾其國。若諸女中有如彼之人陵其夫，俾生嗟怨，汝等勿輒以暴橫相加，必告于朕。罪至死誅之，罪不至死則廢之，更以他女妻焉。倘諸女不賢，不奏聞咎在汝等，奏聞而不加懲治，咎在于朕。凡有所艱苦，毋諱，各以其情直告可也?！贝耸乱娪凇短嫖浠实蹖嶄洝肪硭奶烀四炅鲁蹙湃諚l，起始句為“爾等降王”，不稱“貝勒”，“朕嘗聞蒙古察哈爾、喀爾喀諸貝勒”則作“吾嘗聞胯兒胯部諸王”其余文意相同，僅有措辭微小差異。且《太祖武皇帝實錄》在此條之前，記太祖訓諭宮主守法、不可“悍惡凌逼其夫”。因而此事、此語實有的可能性很高。將舊文“王”改為“貝勒”及自稱“朕”，反映的是將后來等級關(guān)系投射于先前史事記錄中。就內(nèi)容而言，此條涉及夫妻倫理，置于“崇教化”門中有一定理由，但其事與后金對待歸附蒙古首領方略關(guān)系密切，其處置之法，也是要努爾哈赤本人裁斷，與社會普遍倫理關(guān)系性質(zhì)不同，所以將此事列入“崇教化”門畢竟勉強。其實，該卷各門名目設立頗具規(guī)模而內(nèi)中所舉事例、訓諭內(nèi)容多有搜羅填充意味。此則后之“勤修省”、“節(jié)儉”、“慎刑”、“恤下”四門類皆近是，不述。
卷四有輯人心、通下情、明法令、鑒古、賞功、昭信、誡逸樂、謹嗜好，共八門?！拜嬋诵摹笔讋t記天命十年八月科爾沁奧巴臺吉即后來的土謝圖汗因察哈爾林丹汗欲興兵相侵乞援之事。隨后一則記天命十一年（1626）五月奧巴臺吉等“來朝”，會晤、受賜、結(jié)親，至六月賜奧巴為土謝圖汗事。相關(guān)情況詳細載于《太祖武皇帝實錄》，內(nèi)中有一情節(jié)，即奧巴離開時將妻子留在努爾哈赤處：“吐舍兔汗留妻肫姐，自回本地?！毙禄槠拮硬浑S夫去，略有人質(zhì)意味。該門末則，記清太祖樹二木于門外以收訴冤情之書，事亦見《清太祖高皇帝實錄》。
“明法令”門五則。1，諭議政大臣有事當訴于公所，不得訴于諸臣之家，五日一聽，私訴于家者治罪。2，令不能陣前奮勇立功而反生怨忿者殺無赦。3，諭來歸之蒙古貝勒、臺吉守忠信、奉法度，慎勿萌盜竊暴亂之心。4，諭總兵以下備御以上世爵之臣各敬守乃職，夙夜殫心，以奉國家，嚴察“奸人”。5，諭貝勒、諸臣以公勤為心，正己察人，辨忠邪、察盜賊，有劫掠漢人，竊其畜產(chǎn)，奪其薪木，掠取其衣服者各據(jù)見聞舉發(fā)，違者治罪?！拌b古”門僅一則，諭諸貝勒歷代帝王成敗教訓，大抵苦心勞志、行孝修身、不辭艱危者成帝業(yè)，寵溺近幸、恣意暴虐、不治國政、妄啟釁端則失國。內(nèi)有“觀古今典籍，國雖大而歷數(shù)將終，則君臣庸暗、紀綱倒置，至于滅亡。國雖小而運祚方興，則禎祥洊集，民物蕃盛，寖以昌熾。總之皆由天也。今明災異迭見，其君臣不務修省，終必致天之罰矣?？v國大兵強，豈足恃乎？夫人能引咎修德者上也，文過飾非者下也。后世子孫宜法前代之所以得，鑒前代之所以失，遷善改過，上合天心，則可以永享鴻祚矣”。此則文詞雅馴，仿佛典籍了然于胸，并非清太祖格調(diào)，《太祖武皇帝實錄》中亦無，當為康熙、乾隆間補入。
“賞功”門一則，記天命六年七月以克取遼東大筵群臣間言語，事亦見于《太祖武皇帝實錄》?！罢研拧币鄡H一則，記天命五年正月與喀爾喀五部落貝勒結(jié)盟后有其下屬投奔，努爾哈赤以有盟在先，使各還其主。該事亦見于《太祖武皇帝實錄》?！罢]逸樂”一則，諭侍臣毋躭逸樂而不修德?！爸斒群谩彼膭t。其一諭貝勒、諸臣不可驕恣不遜；其二、三諭侍臣不可嗜于貨財；其四誡無嗜酒。四則中惟最后一則見于《清太祖高皇帝實錄》。
《清太祖高皇帝圣訓》中相當一部分言論，有前代文獻記載為基礎，并非憑空而來，但在重述之際，頗做修飾。亦有相當一部分言論，查無來由，亦與其他文獻所載努爾哈赤知識、思想、境界不符，即使別有所據(jù)，增潤幅度既大，也當視為康熙、乾隆時期代言之語。該圣訓門類開列，仿照前代，力求完整，造成各門之內(nèi)，有簡有繁，亦有勉強分布填充意味。這一方面透露出塑造之艱難，另一方面也說明康乾時期之重塑畢竟并非全然任意而為、無所顧忌。與此一致，某些經(jīng)過修飾的努爾哈赤言論，依然保留其思維邏輯及價值觀特征。努爾哈赤統(tǒng)一女真及周邊各部，攻取遼東，營建都城，建立八旗，創(chuàng)制文字，毫無疑問是一位極有作為的社會組織家、軍政謀略家。但這些與其開創(chuàng)后金事業(yè)相稱的品質(zhì)，相對于康熙、雍正、乾隆大一統(tǒng)極盛時代帝王，氣象畢竟有所不逮。于是有《清太祖高皇帝圣訓》，盡量將努爾哈赤向古圣王境界拉近，為此而為他披上精通儒家經(jīng)典、洞悉古今治亂興衰、通貫天人的光輝。
圣訓編纂之意涵
帝王“駕崩”之后，在修纂編年記事的實錄同時，編修寶訓或者圣訓以為官方口徑的一代之史，在宋朝以后綿延不絕，明朝實行更為嚴格。而且，順治時期曾經(jīng)啟動修纂清太祖圣訓的計劃，故到康熙初年，朝中自然了解這些情況。但即便如此，康熙六年命修順治實錄的時候，還是沒有同時安排為順治帝修纂圣訓。在實錄已然編纂情況下，編輯圣訓實在不是困難事情。所以未為世祖編纂圣訓，除了全國尚未統(tǒng)一、朝中權(quán)勢斗爭炙熱外，還有兩點原因。其一是朝中對順治帝評價不高。其二是皇帝幼小且未親政，尚不能慮及將本朝先祖系統(tǒng)性圣王化以及自我圣化的意義。明顯的轉(zhuǎn)折到康熙二十年（1681）底三藩之亂平定時終于來臨?？滴醵荒晔录咨辏ㄟh平寇大將軍貝子章泰、征南大將軍都統(tǒng)賴塔自云南凱旋，康熙帝親率群臣至盧溝橋外住宿一晚，次日再前行20里迎接。事隔八天以后，即下詔重修《太祖實錄》，纂修“三朝圣訓”、《平定三逆方略》。此時康熙正當盛年，功業(yè)已著，臺灣之事大局已定，次年統(tǒng)一，指點江山，揮灑如意，追崇先祖，兼以自圣，為皇帝政治必然之勢。此事為一宏大工程，其他如康熙二十三年始纂，康熙二十九年完成的《大清會典》等重要著作典籍編纂尚多，太祖圣訓僅為其中一個頗為關(guān)鍵的項目。其關(guān)鍵性在于這是清朝追尊的開國皇帝，康熙帝所要確定的清朝所有傳統(tǒng)，都需要上溯到太祖時期，在太祖時期的歷史敘述中奠定方向和基本規(guī)模，并要在太宗、世祖的歷史敘述中充分體現(xiàn)、發(fā)揚。而已有本朝檔案文獻及已經(jīng)編纂的典籍，都是在并無如此宏偉胸襟計劃的時候形成的，并不能與康熙帝圣王意象全合符節(jié)，時愈早則愈為野陋。所以此番重塑，關(guān)鍵在于太祖，太祖圣王形象確立，清朝圣王統(tǒng)系方可確立。
歷代官修史書，皆用春秋筆法，有所隱揚，但畢竟尚有“直書”、“實錄”傳統(tǒng)，于君主慚德，有特定書法隱晦存留。寶訓、圣訓不同，垂為成憲，專供膜拜遵循，不容置評。是故康熙帝所作太祖圣訓序中，將之稱為皇帝之墳典：“若其抒詞為典，播告成經(jīng)，建邦立國之模，戰(zhàn)勝攻取之略，化民成俗之務，用人行政之方，靡不道合樞機，理取體要，有非臣鄰所能悉覩、黎獻所能盡傳者??浩浩乎乾包坤負之大，皇之墳也；秩秩乎民彝物則之常，帝之典也。以紹心法，至中也；以握化原，至正也；以迓天眷，至順也；以垂后昆，至裕也?！蓖瞥缰链耍燎〉蹫樾?，已無法復做累加，僅能再以“圣學”附會其間：“乃若心通造化，道綜百王；吐詞成經(jīng)，發(fā)聲為律。闡貞一之旨，明至善之宗。論圣學則以正心修身為先，辨君道則以求賢聽言為要。昭晰乎上天降監(jiān)之原，無念不將之以敬畏；申儆乎君臣契合之誼，每事必體之以公誠??蓋一時之制作而萬古之世道人心胥賴焉?！睆拇硕騼?nèi)容推測，清太祖圣訓中比附儒學的文字，為乾隆時期加入的可能性比在康熙時期加入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如以此二序中言語作為圣王鏡像，以之對照《太祖武皇帝實錄》中的努爾哈赤，二者懸殊甚大。況且，該實錄已經(jīng)是崇德年間加以修飾的手筆。以清太祖一生功業(yè)才具個性論，先前所謚之“武”字本來十分貼切，改謚為“高”，有使其文武之德兼?zhèn)湟簧碇?，卻不貼切。
《尚書·泰誓》有：“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闭x曰：“治民之謂君，教民之謂師。君既治之，師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師。師謂君與民作師，非謂別置師也。”如此，在古代典籍中，上古圣王為君、師合一身份，因而僅有武功不足入圣，需有人民教化之最高師長的作為，需是學問無尚大家?？滴醯凵钪肆x，在《性理大全》序中說道：“朕惟古昔圣王所以繼天立極而君師萬民者，不徒在乎治法之明備，而在乎心法、道法之精微也。執(zhí)中之訓，肇自唐虞；帝王之學，莫不由之。”于《日講四書解義》序中說：“朕惟天生圣賢，作君作師。萬世道統(tǒng)之傳，即萬世治統(tǒng)之所系也?！鼻〉蹥J定《周官義疏》中有宋朝人魏了翁之語云：“古者民以君為師，仁壽鄙夭，君實司之，而臣則輔相人君以師表萬民者也。自孔子以前，曰圣曰賢，有道有德，未有不生都顯位，沒祭大烝者。自君師之職不修，學校廢，井牧壞，民散而無所系，于是始有師弟子群居以相講授者。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此可見世變?nèi)战怠＞龓熤毾乱?，而先王之道分裂矣。”政統(tǒng)、道統(tǒng)既分兩途，政統(tǒng)君主為尊，道統(tǒng)先師稱圣。于是宋、明兩代士大夫以道統(tǒng)自任，發(fā)明孟子學說，養(yǎng)浩然之氣，欲擔當為生民立言、為萬世開太平之任，每恃道統(tǒng)、道心與君主爭是非。清康雍乾三帝，事功之外，經(jīng)史之學皆達上乘，書法、詩詞，甚乃算數(shù)等等，睥睨當世，士大夫甘居其下，再無為君者之師氣象。紀昀等編《四庫全書》總目《日講書經(jīng)解義》提要即稱康熙帝“洵乎君師，統(tǒng)一萬古為昭矣”。此歌頌之語，也是描摹康熙帝本人言語。康熙帝于康熙二十五年親至山東曲阜，謁孔子墓，作孔子贊，隨后詔修孔廟。其贊內(nèi)有：“惟皇建極，惟后綏猷；作君作師，垂統(tǒng)萬古?！笨滴醯垲C布《圣諭十六條》，仿明太祖《圣諭六條》，向民間發(fā)布行為規(guī)范。雍正帝將之逐條演繹闡釋，成萬言《圣諭廣訓》。凡此之類，皆作君作師之事。
君師一體，乃為圣王，圣王自有由來，必追尊先祖，重述歷史，勢所必然，而努爾哈赤時期歷史，最為關(guān)鍵。由此看來，康熙時期的圣訓編制，為一龐大工程之一部分，為后續(xù)歷史工程奠定基調(diào)，意涵深遠。清朝統(tǒng)治的全面鞏固是此工程大規(guī)模啟動的基本背景和條件，也因此一工程而大幅度升階。清統(tǒng)治者的儒學內(nèi)化，在此工程推進中充分顯示，由此不僅強化了清朝皇統(tǒng)加入中原政統(tǒng)系列的合法性，同時也深化了清朝統(tǒng)治的道統(tǒng)合法性，構(gòu)造出君師合一的新政治文化語境。相關(guān)歷史書寫在此間得反復雕琢，展現(xiàn)了歷史書寫塑造社會的強大功能。此一工程遷延至乾隆中后期，復有對清朝治統(tǒng)源流敘述的又一次重述，此為后話。
（本文首刊于《故宮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10期，原題為《制造圣王——讀清《太祖高皇帝圣訓》》，作者趙軼峰（東北師范大學亞洲文明研究院）。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quán)轉(zhuǎn)載，現(xiàn)標題為編者所擬，原文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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