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爾袞與史可法的辯論
明崇禎十七年（1644），清兵入關，攝政王多爾袞隨即致信南明的輔政大臣史可法，進行勸降。書信的開篇就說“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說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自嚴也”，多爾袞援引《春秋》大義，標舉“討賊”之論，作為一種政治話語，先發(fā)制人，宣示清入主中原的合法性。多爾袞接著表示，“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謚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勛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也就是說一切照舊，顯示出遵奉明朝的誠意，入關只是“乃得之于闖賊，非取之于明朝也”，同時指責南明朝廷偏安一隅，趁討賊休整間隙，“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如果“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為敵國”，自將以武力征服。
多爾袞為滿清入關，削除南明勢力做了一番細致地申辯。他要表明兩點：第一，滿清入關并不是占取明朝，而是為了“討賊”，依舊遵奉明朝；第二，南明朝廷并不能代表明朝。如此看來，清軍南下平定南明，確實是有理有節(jié)。
多爾袞
值得注意的是，多爾袞這一套修辭雖然完全依憑于《春秋》大義，但對《春秋》大義進行了截取、剪裁。傳統的《春秋》大義強調“尊王攘夷”，亦常常涉及到“討賊”問題，譬如《左傳·宣公二年》云“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公羊傳·隱公十一年》云“《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谷梁傳·桓公十八年》云“君弒，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逾國而討于是也”，宋儒胡安國的《春秋傳》亦云“《春秋》大法，君弒而賊不討，則不書葬，況世子之于君父乎”，“討賊”之目的在于尊王、尊君，多爾袞在信中所提的“討賊”即屬于此一目的，“賊”不僅針對李自成，亦針對南明史可法諸人。但是他避談《春秋》中的“攘夷”大義，他心里十分清楚，滿清屬于關外異族，如果談“攘夷”，則容易引發(fā)民族情緒，對于滿清立足中原是不利的，這無疑是十分敏感的，故對《春秋》大義進行了避重就輕、斷章取義地處理。
那么，對于這封氣勢洶洶的檄文式的來信，史可法是如何回應的呢？他對多爾袞的詰難進行了駁斥，在回信中說：
今上非他，即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群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jiān)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于十五日正位南都。
史可法指出南明皇帝才是如今天下之主，“名正言順，天與人歸”，是得到民眾擁戴而立的。他認為《春秋》是講“大一統”的，反駁多爾袞挪用《春秋》的之論“為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并引用朱熹的《綱目》指出，王莽移漢，有光武中興，曹丕廢山陽公，有劉備繼承，晉懷、愍帝亡國，有晉元帝繼承，宋徽宗、欽宗被虜，有宋高宗繼位，這些情況都是處于國仇未剪之日，等著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為自立，卒以正統予之”，而明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批駁滿清“以前導命元兇，義利兼收，恩仇倏忽，獎亂賊而長寇仇”。在史可法看來，南明政權符合《春秋》中的“大一統”觀，繼承大明，乃正統政權，滿清入關只是“仗義扶危”之舉，并不具有統治中原的合法性。次年，清兵南下，圍攻揚州，史可法率部鎮(zhèn)守，最終殉難。
乾隆帝的解讀
十分有趣的是，清高宗乾隆在讀《宗室王公功績表傳》時，偶然發(fā)現了昔年的攝政王多爾袞致南明督軍史可法的書信。他憶及，幼時即聽聞過有此書信，但是未見其內容，現在有機會看到，頗感驚奇，故對此書信中所表達出的“大義”“正理”深感欽服，書信中運用《春秋》大義，詰責南明朝廷偏安一隅，乃是“旨正詞嚴”。乾隆閱讀的這段文字中，亦提到史可法的回信，只是沒有信的內容，這引起了他的極大興趣，爾后，經過臣僚四處搜尋，才找到史可法的回信原文。乾隆“卒讀一再”，感慨“可法孤忠”，南明“福王不慧”。實際上乾隆于四十年（1775）下令編寫《勝朝殉節(jié)諸臣錄》，對殉明的臣子大加褒揚，其中就包括史可法，盛贊其“支撐殘局、力矢孤忠，終蹈一死以殉”“足稱一代完人，為褒揚所當及”。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廷還特賜予史可法“忠正”謚號。此外，乾隆還下令修纂《歷代通鑒輯覽》，將史可法回復多爾袞的書信收入其中，并御批“夫可法，明理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
乾隆
乾隆緣何對本朝的多爾袞輕描淡寫，卻如此在意前朝的史可法？從乾隆的種種表現來看，他視史可法為忠臣，將其描畫成“忠義”的形象，使之成為一種象征，而與多爾袞在討伐時，斥責為“亂臣賊子”完全不同，無論是前朝還是本朝，皆要服從于“忠義”這個標準，忠明與忠清是一樣。
但事情好像沒有這么簡單。乾隆對于《春秋》大義的敏感程度遠遠超過他的先祖，當初多爾袞與史可法辯論《春秋》大義的問題在乾隆這里一直沒有消歇，甚至變得愈來愈嚴重了。在乾隆的意識里，《春秋》大義只有“尊王”，沒有“攘夷”，所謂的“尊王”，就是尊清帝，承認清的合法性，忽略“攘夷”，就是試圖淡化、抹平滿人作為異族的色彩。
乾隆于二年（1737）重新刊刻滿、漢兩種文本的雍正時期所修纂的《日講春秋解義》；二十三年（1758）命傅恒等撰的《御纂春秋直解》（后省稱《直解》）由武英殿刊行。滿清經由順治、康熙、雍正三朝，由“打天下”到“坐天下”，陣腳趨穩(wěn)，高宗所面臨的當然不是“打天下”如何讓明人屈服于武力的問題，他要面臨是如何讓民眾忠于這個已有的政權，《御纂春秋直解》即處理了這個問題。
《直解》對尊王觀與忠君觀大加揄揚，強調“尊王”“尊周”“君臣之分”“討賊”?！吨苯狻吩诮忉尅洞呵铩分?，特意加“桓王四十年有九年”一句冠于經首，認為“《春秋》為尊王而作”，并批駁《春秋》用“魯史紀年”，特意將“王年”立于魯君元年以前，且“大書之”，以示與《春秋》經之區(qū)別，彰顯“圣人之旨”?！吨苯狻愤@種解釋非常清楚，即周天王應凌駕于在諸侯魯國之上，故系年要“尊王”“尊周”，這與《春秋》經后文之“王正月”相呼應。又如僖公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wèi)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一條，《直解》解釋此處“書公及諸侯而殊王世子”“公及列序”的春秋筆法，對齊桓公“帥諸侯會世子”，謀定周天王世子之事加以盛贊，盡管批評齊桓公“雜以權術”“幾于要君”，但是轉過來褒獎桓公的行為是“尊周室”的義舉。又如昭公二十七年《春秋》經“夏四月，吳弒其君僚”一條，《直解》認為，吳王僚被弒，罪在公子光，按照繼承禮數，公子夷末卒而季札逃國，王位理應由公子光繼承，然最終卻是僚被立，公子光做了十四年臣子，“君臣之分”早已定下來，公子光卻弒君，罪在臣子公子光。
《直解》除了講究君臣之分，君尊臣卑的觀念，還反復直指“討賊”。如莊公九年“春，齊人殺無知”一條，《直解》認為，齊人雍廩殺無知是為“討賊”，且褒揚雍廩是“尊君父、廣忠孝”之舉。又如文公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直解》以為特書楚君，是“以世子大逆而志之”，為了顯示“父之親”“君之尊”的筆法，經書世子，是“著元兇而討之者”，君頵對世子而言“有君之尊，有父之親”，故據此說明“《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另外，乾隆主導纂修《四庫全書》時，對《春秋》中討論“夷狄”問題的內容進行了重點處理。以宋儒胡安國的《春秋傳》為例，《四庫全書》在收錄時，對其中涉及“夷”“狄”相關的文字皆作了改換、刪削。如果將近人張元濟所輯的《四部叢刊》中收錄的原本《胡傳》（后省稱張輯本）與《四庫全書》中收錄的《胡傳》（后省稱四庫本）進行比對，便很容易發(fā)現這一問題。
在改換上，或將“夷”“狄”兩字用相近的他字替換，原意改變不大；或將帶有“夷”“狄”兩字的短句用其他短句替換，原意卻發(fā)生相當大的改變。這種細膩的處理，乍一看以為并無任何不妥，若加以細究，則問題就冒出來了。僅用簡單的字替換“夷”“狄”的，如《春秋》經桓公二年：“藤子來朝?！睆堓嫳驹疲核囊碾m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狄之也。四庫本云：四裔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外之也。經過對比可以看出，四庫館臣將“四夷”改為“四裔”，將“狄”改為“外”，夷、裔音近，聲訓可通，狄、外屬于范圍一致的概念詞。四庫館臣的此種處理，實際是試圖將政治觀念上的夷狄變?yōu)榈乩砩嫌^念的內外，憑此消解夷夏之別。
亦有用短句整體替換“夷”“狄”的，如張輯本《春秋傳序》云：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四庫本云：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使逆亂肆行莫之遏也。將“夷狄亂華”改為“逆亂肆行”，胡安國原句中的蠻夷猾夏的思想頓時轉為上下之逆亂肆行了。又如桓公元年：“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孟于越?！睆堓嫳驹疲鹤冎袊鵀橐牡?，化人類為禽獸，圣人所為懼，《春秋》所以作，無俟于貶絕而惡自見矣。四庫本云：不知克己之功而唯事責于人，圣人所為懼，《春秋》所以作，無俟于貶絕而惡自見矣。將“變中國為夷狄，化人類為禽獸”改為“不知克己之功而唯事責于人”，胡安國本是在批評魯桓公因篡弒而立，才與鄭人結好，以定其位，“夷狄”之句乃聲討桓公之辭，而四庫館臣卻加以改易為不知“克己之功而唯事責于人”，《春秋》貶絕程度大為降低。
其次是刪削，《胡傳》中討論“夷”“狄”的內容皆遭大幅度、成篇成段地刪削。如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焙矅诖嘶ㄙM大量筆墨對《春秋》經發(fā)表議論，將戎狄與“小人”同視，反復陳詞“內中國而外夷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警惕猾夏之禍，意在使人“知內外之旨，而明于馭戎之道”，認為《春秋》經中書會戎，是譏戎狄也。通篇皆在議論戎狄與華夏的區(qū)別，實際為宋人的中原正統供給學術依憑，這部分很容易使?jié)M人“對號入座”，四庫本中沒有這一段文字，遭到全部刪削。又如文公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洛戎，盟于暴。”胡安國認為，《春秋》經中兩書公子遂以及會的具體時間、地點，是“圣人謹華夷之辨”，故“明族類、別內外”，中國與夷狄不可相混雜，并對東漢、晉、唐發(fā)生的由夷狄引發(fā)的國亂作了討論，四庫本中亦無此文字，此一部分亦遭悉數刪削。如此一來，胡安國的《春秋》只剩下講究君臣大義的“尊王”的內涵了，而“攘夷”的內涵被悄悄地剔除掉了。
毫無疑義，“尊王攘夷”大義已經是《春秋》中司空見慣的主題，可是在清代這個時代脈絡中卻只有“尊王”的成分，仿佛《春秋》這一張膠片，在經過多爾袞、乾隆之手的沖洗之下只呈現出這個的底色。他們將《春秋》演繹成合法性表達的工具，并為其正統地位進行申辯。布魯姆（Bloom Harold）在《誤讀圖示》(A Map Of Misreading)中指出：“閱讀是一種誤寫，就像寫作是一種誤讀一樣。隨著文學史的延伸，所有詩歌必然稱為韻文批評，恰如所有批評稱為無韻的詩歌一般”，《春秋》亦如“閱讀”與“寫作”一樣，在多爾袞、乾隆筆下不停地被刻意“誤寫”與“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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