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惑”和“知天命”之間：一代人的文學命名

“70后”作家也到了“不惑”和“知天命”之間。

12月5日，以“一代人的精神圖譜和文學經典化”為主題的2020年花城文學論壇在浙江德清舉行。在場作家里最年長的是生于1966年的艾偉，最年輕的是生于1983年的孫頻，中間的弋舟、路內、張楚、付秀瑩、阿乙、石一楓都是“70后”。

“我不認為這個論壇是一個‘70后’作家的論壇?！痹谠u論家、南京師范大學教授何平看來，上以艾偉、李洱、東西等作家為界，下以孫頻、雙雪濤、笛安等作家為線，這兩頭及中間的作家構成了一個“文學代際”：這一代際的作家或在1990年代出場，或在1990年代成名，和那些以1980年代文學黃金時代為起點的作家群有著明顯的不同。

論壇現(xiàn)場。本文圖片 澎湃新聞記者 羅昕 圖

為什么潛意識里能接受代際劃分？

弋舟一開始不大喜歡“70后作家”這樣的稱呼，后來也漸漸接受了。他說：“要直視中國的特殊性吧。至少我們這代作家相對完整地經歷了改革開放四十年。這一代人放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都是很獨特的?！?/p>

“我們仍然可以理解并在潛意識里接受代際劃分這種說法?！睆埑Q，因為在這個經濟、科學、文化比歷史上任何一個年代都快速發(fā)展的時代，十年或許最能體現(xiàn)出一個時代橫切面的紋理和特性，這在中國作家的身上可能更為明顯。

比如“50后”作家經歷了中國歷史發(fā)展進程中最艱難也最變化多端的年代，人們往往能在他們身上窺探出他們對歷史的反思和考量。而“60后”作家在文本上有著更明確的追求，如蘇童、格非、呂新、李洱等小說家開始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反思現(xiàn)實，運用復調、多聲部、開放式的敘事策略，拓展小說發(fā)展的可能性。

從繼承關系上來講，張楚認為“70后”作家或許可以被稱為“50后”“60后”作家的遺腹子。“當‘50后’‘60后’作家開始在市場遇冷從而轉向時，‘70后’作家剛剛開始寫作。他們在寫作初期基本上都受到過先鋒文學的影響，比如今天在座的弋舟、阿乙、路內和我。另外，我們這代作家似乎對歷史和宏大敘事普遍缺乏熱忱和好奇，更為關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我們對鄉(xiāng)土敘事和城鎮(zhèn)敘事的偏愛，似乎與我們的時代也存在著微妙的內在邏輯。而‘80后’作家的作品中，已經很少看到鄉(xiāng)土和城鎮(zhèn)。他們對城市文學有著一種本能的親近?！?/p>

弋舟、路內、張楚、付秀瑩、阿乙、石一楓都是“70后”

需要對1990年代以來的文學重新命名

孫頻是在場唯一的“80后”作家，她并不覺得自己和這群“70后”作家就是兩波人：“因為我們能聊到一塊去?！?/p>

她提到，在市場經濟發(fā)展中，“80后”作家來自不同的家庭，個體差異也很大，這導致他們的寫作更多元也更個性化，共同經驗相對少了些?！岸遥斘覀冮_始寫作的時候，社會環(huán)境已經變了，作家的光環(huán)很小了，我們的寫作變成了非常個人化的行為?！?/p>

何平說，進入1990年代以后，中國乃至世界都遭逢空前變局：全球化、下崗潮、階層流動、空間折疊、媒介革命、WTO、汶川地震……“在一定意義上，‘一切堅固的都煙消云散了’。類似于1980年代的文學整體性革命和思潮性推進在1990年代是乏力的，文學和寫作者都不再是時代的中心，也不再有力地參與時代建構。表面上1990年代以來并不缺少期刊策劃和文學命名，但往往是有話題卻推舉不出共識經典。1980年代想象的文學共同體讓位于文學邊界和空間的不斷漂移和改寫。尤其是隨著資本入場和網絡技術迭代更新，不同的文學空間更加自我部落化且以鄰為壑?！?/p>

“當然，從艾偉到孫頻，這一文學代際的作家和1980年代作家之間也不是簡單的斷裂或者PASS關系：他們中間有的是1980年代文學的剩余物，有的是1980年代現(xiàn)實主義深化和先鋒文學本土轉換的繼承者，但他們又是不同代的作家。”何平強調，他們必須成為今天文學的中堅力量。他們如何被命名？他們和時代是什么樣的關系？他們給漢語文學帶來哪些新的審美可能性？他們的經典有哪些？這些應該成為文學研究界關切的話題。

艾偉補充道，1980年代的文學是被及時命名的，歷史的方向是清晰的，內在的文學邏輯是啟蒙。但1990年代的文學一直以來只有一個命名——文學的碎片化。

“李洱和我談起過這個問題，認為文學界需要對1990年代以來的文學進行重新命名、闡釋和評價。即使到新世紀，文學的內在邏輯依舊是1990年代以來的邏輯，沒有改變?！?/p>

浙江省作協(xié)主席、作家艾偉

如何判斷“我們是一代人”？

其實，以出生年代為標準劃分作家——“60后”“70后”“80后”……這話題已經談了好多年了。亦有人認為作家根本不需要代際劃分，只有“好作家”與“不好的作家”，或者“活著的作家”與“去世的作家”。

“但我個人認為，中國還是存在代際的問題?！卑瑐フf，“一方面，因為中國變化太過迅捷，每一代人的生命經驗各不相同，由此產生代際。另外一方面，我們根本的歷史意志沒有改變，我們依舊還是同一代人。”

在他看來，“60后”作家在某種程度上是幸運的，他們有一個完整的中國經驗?！拔覀兘洑v了兩個時代，一個我叫它‘革命的年代’，一個我叫它‘經濟的年代’。這兩個年代表面上看來是截然相反的：一個是禁欲的，一個是縱欲的；一個嚴肅的，一個戲謔的；一個有所謂的‘信仰’，一個則精神世界完全破敗。這兩個年代看上去如此不同，但它們背后的邏輯其實是一模一樣的，都是革命意識形態(tài)的產物，只是互為倒影而已。所以從更大的歷史去看，‘60后’‘70后’或‘80后’也好，我們在同一歷史意志之中，是同一代人?！?/p>

在石一楓看來，比起出生年份，用歷史大事件來劃分代際或許更為有效：改革開放前后可以說是兩個代際，南巡講話前后可以說是兩個代際，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后也可以是兩個代際，甚至于對整個世界而言，新冠肺炎發(fā)生前后都是兩個代際。

而路內認為，作家認為的一代人和普羅大眾認為的一代人其實是有偏差的，這里有地域政治、精英分子視角等種種因素。技術也同樣影響了代際感受，比如出生于1973年的他和一批“80后”作家?guī)缀跬瑫r開始使用電腦和互聯(lián)網，因此也有共同語言。

此外，他能從一些搖滾歌手和電視編劇身上清晰地辨識出“我們是一代人”，這份感覺在一些同齡寫作者那里反而是沒有的?！八栽诜何幕瘜用嫔希覀兦懊嬲f到的同一代人就已經有了‘我者’和‘他者’?！?/p>

對作家而言，“經典化”為什么是一個偽命題？

談及“文學經典化”，在場許多作家都認為它對寫作者而言是一個虛無的概念。路內直言“文學經典化”在今天極其難談：“什么是文學經典化的標準？是獲得了文學獎，還是年銷一百萬冊，還是成為‘作家中的作家’？這三個標準沒法被一起討論，它們完全不在一個維度上。如果要有界定，也應該是由評論家來做?！?/p>

阿乙也說，寫作者往往不確定自己的作品會駛向何方。一部作品從誕生到發(fā)表，其實是由文學雜志、評論家、出版社完成它最后的塑形。有的寫作者年輕有為，一開始有一二佳作，但缺了有耐心的編輯和評論家的持續(xù)關注，不久后也“銷聲匿跡”。

“我相信每一代都會出現(xiàn)經典作品與作家。但我想，能不能成為經典，這不只是人力的問題，還有天命。你能達到哪一步，這是天命?！睂O頻說。

付秀瑩認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經典化不僅僅是一個歷史化的概念，而且也是一個當代化的過程，需要當代讀者積極參與和認真實踐?！拔覀兊淖x者包括評論界對當代作品的不斷篩選、淘洗和逐漸確認，就是一個披沙揀金的過程，是當代文學經典化過程的一部分。任何一個普通的無名的讀者，都擁有為我們的作品指認和命名的權利?！?/p>

石一楓還提到一個問題——我們說的經典化究竟是文學意義上的經典，還是社會或者政治層面的經典？比如《傷痕》《班主任》是政治學上的經典，《平凡的世界》是社會學上的經典。不只中國，整個世界文學環(huán)境中也存在這個問題，《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戰(zhàn)爭與和平》等作品其實是政治學上的經典。

“我覺得我們自己也得看清楚，假如真想去寫一個經典作品，到底是寫文學意義上的經典，還是政治或者社會學上的經典？當然我感覺作家最好還是別想經典的事。作家一想經典，我就覺得特別可笑。”

大家還提到，在2020年邁入“不惑”之年階段的《花城》雜志，以期刊為載體，實際上也是一部在場的文學史。它身處文學的現(xiàn)場和時代的現(xiàn)場，承載著作者、讀者、編者的共同記憶，參與且見證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繁榮與發(fā)展。本次活動由南方出版?zhèn)髅焦煞萦邢薰?、花城出版社、湖州市作家協(xié)會主辦，《花城》雜志與德清縣文化廣電旅游體育局承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