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對《顏氏家訓》推崇備至，魯迅卻對顏氏無好感

周作人

早在孔德學校任教期間，周作人就“曾經給學生講過一部《孟子》，《顏氏家訓》，和幾卷《東坡尺牘》”（《隅卿紀念》，收入《苦茶隨筆》）；其后在北大開設“六朝散文”課程，仍然將歷來被視作修身持家讀物的《顏氏家訓》列為講授內容。個中緣由正如他后來在演講中所說的那樣：“《顏氏家訓》本不是文學書，其中的文章卻寫得很好，尤其是顏之推的思想，其明達不但為兩漢人所不及，即使他生在現(xiàn)代，也不算落伍的人物。對各方面他都具有很真切的了解，沒一點固執(zhí)之處?！保ā吨袊挛膶W的源流》第二講）在揄揚備至中呈現(xiàn)出頗為獨特的閱讀趣味。

既然有著格外的偏嗜，研讀當然也應更加精彩，可惜當年課堂上的講義并未留存。幸好周作人在1934年4月寫過一篇《〈顏氏家訓〉》（收入《夜讀抄》），摘引原書不少片段并加以評析，倒是可以藉此略窺究竟。比如書中《風操》篇有一段言及六朝喪葬習俗：“偏傍之書，死有歸殺。子孫逃竄，莫肯在家。畫瓦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敝茏魅司透裢夥Q賞，認為由此“可以見顏君的識見，寬嚴得中，而文詞溫潤與情調相副，極不易得”。只是“章斷注連”一句頗為費解，即便是受他推重的清人盧文弨校注本，對此也未置一詞。周作人參考《倭名類聚抄》、《和漢三才圖會》等詳加考索，認為“注連”一詞，“日本古書寫作端出之繩”，而“章斷”當與之意近；“此種草繩，古時或以圈圍地域，遮止侵入，今在宗教儀式上尚保存其意義，懸于神社以防褻瀆，新年施諸人家入口，則以辟邪鬼也。《家訓》意謂送鬼出門，懸繩于外，阻其復返，大旨已可明白”。其實在數(shù)年前，他就有過類似的推測?！墩Z絲》雜志于1926年連載過他翻譯的《古事記神代卷》，在第二十九節(jié)敘述“布刀玉命急忙將注連掛在后面”時，有譯注云：“注連系采用《顏氏家訓》語，亦作標繩。……用作禁止出入的標志，當掛在神社入口，今正月人家門口亦猶用之，蓋以辟不祥也。”（載《語絲》第七十八期）就聯(lián)系《風操》篇加以介紹?！丁搭伿霞矣枴怠分械慕Y論與此一脈相承，而闡述得更為周詳。周氏晚年校訂《古事記》譯文，對譯注也予以增刪，可依然言及“注連系用《顏氏家訓》原語，《日本書紀》寫作‘端出之繩’”云云（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可見自始至終均持此觀點。

盡管周作人只是通過散文和譯著來略述己見，但因能發(fā)前人未發(fā)之覆，還是引起其他學者的關注。劉盼遂在《顏氏家訓校箋補證》（載1931年《女師大學術季刊》第二卷第一期）中就迻錄《古事記神代卷》的譯注，并加按語說：“以稻草之標繩為‘注連’，當有所出，姑志以俟知者?！币虿幻髟斍槎畋磉z憾。楊聯(lián)陞的《〈老君音誦誡經〉校釋》（載1956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八本）在箋注“幽謫不解，復注子孫”數(shù)句時，也順帶提到：“《顏氏家訓?風操》‘祓送家鬼，章斷注連’，注連之注即此復注子孫之注。又日本有注連繩，祠祀時用為隔絕之標識。”雖然沒有明言，恐怕也參酌過周氏的意見。因為就在撰作此文期間，他曾提到“近看周遐壽《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里的人物》兩書”（1956年5月2日《致胡適》，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聯(lián)陞往來書札》），又說“我近來收集周作人一生的書，已近八、九冊”（同上，1956年5月11日《致胡適》），對其著述絕不會陌生。周法高則在《顏氏家訓匯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0年）中引錄劉、楊兩家之說而別無異詞，等于間接接受了周氏的結論。周作人雖非嚴格意義上的學者，但在民俗、風物等領域涉獵廣博，對日本文化尤為深造有得；且就研究方法而言，實即“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收入《金明館叢稿二編》），頗能順應晚近學術研究的新潮流。劉、楊、周三位采信其說，正是順理成章之事。

不過在《〈顏氏家訓〉》中，周作人也委婉地提到：“至于章斷注連字義如何解釋，則尚未能確說耳?！睂ψ约旱呐袛嗍欠駵蚀_，其實并無十足把握。時隔半個多世紀，王利器的《顏氏家訓集解》（中華書局1993年）就并不認同周說。在仔細搜尋相關書證后，他認為“章”乃指道教徒舉行法事時上達章奏，“注”則指疾病，因而“章斷注連者，謂上章以求斷絕亡人之殃注復連也”。為了徹底批駁周氏，他著重探究“注連”的確切含義，首先發(fā)現(xiàn)《幽明錄》中有“更相注連，兇禍不已”的記載，“與顏氏所說正同，持以較日本之所謂注連，其事各別”；隨后引錄《抱樸子》“后子孫轉相注易”以及《釋名》“注病，一人死，一人復得，氣相灌注也”等內容，指出“注易即注連”，而“注病即今之傳染病”。王氏另撰有《肘后方的貢獻》（載《成都大學學報》1989年第三期），提到葛洪《肘后方》中有“治尸注鬼注方”，得病者“累年積月，漸就頓滯，以至于死，死后復傳之旁人，乃至滅門”；進一步證實“章斷注連”是指“向天曹呈上章奏，請求送走家宅瘟神，斷絕注連禍殃耳”。周作人的大膽猜測，至此才終被判定并不足取。

周作人在《〈顏氏家訓〉》中還特別指出，由于作者屢經喪亂，故“積其一身數(shù)十年患難之經驗，成此二十篇書以為子孫后車，其要旨不外慎言檢跡，正是當然。易言之即茍全性命于亂世之意也。但是這也何足為病呢，別人的書所說無非也只是怎樣茍全性命于治世而已，近來有識者高唱學問易主趕快投降，似乎也是這一路的意思罷”。對個別詞句的誤解畢竟無傷大雅，而且經過后來者的不懈努力，終究能夠尋得正解；而這番對全書旨趣的解讀雖屬正解，但在特定時局下過分強調渲染，卻不免誤人惑世，某種程度上又未嘗不可謂之誤解。此時距他落水附逆還有數(shù)年，但其最終接受偽職似乎也能從此捕捉到些許蛛絲馬跡。在抗戰(zhàn)即將勝利之際，周作人寫過一篇《文壇之外》（收入《立春以前》），感慨道：“我的理想是顏之推的《家訓》，但是這怎能企及，明知是妄念，也是取法乎上的意思，所謂雖不能至，心向往之而已?！北M管時異勢殊，對顏氏的遭際卻感同身受而欲加以仿效，此前標舉的“茍全性命于亂世”更不啻為替自己所作的辯解。

魯迅

與周作人的推崇傾慕截然相反，魯迅對《顏氏家訓》并無好感。他在1933年10月所寫的《撲空》（收入《準風月談》）中對“顏氏的渡世法”多有譏評，認為“假使青年，中年，老年，有著這顏氏式道德者多，則在中國社會上，實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有蕩滌的必要”。這顯然是借題發(fā)揮，反對將顏氏迫不得已的無奈抉擇轉化為心安理得的生存技巧。文章直接針對的雖然是正向年輕人推薦《顏氏家訓》的施蟄存，但也著重聲明：“問題是不專在個人的，這是時代思潮的一部?！睂δ说艿闹救は埠茫斞笩o疑知之甚深，所謂“時代思潮的一部”是否包括業(yè)已和自己形同陌路的周作人在內呢？其中頗耐人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