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洞天福地”常被用來形容風景秀麗、適宜人居的自然環(huán)境。具體而言，傳說中的“洞天”往往得以通過天然的巖洞而進入，是生命度化的仙境；而“福地”則往往位于山中水源充沛，物產(chǎn)豐富之處，是躲避災疫的圣所。在隱修傳統(tǒng)中，外部存在的“洞天”也被引申與人體對應，洞天勝境即是人的身內(nèi)造化，而外部山水則是人體之外延。由此，“洞天福地”也反映出了東亞地區(qū)獨特的身體觀與宇宙觀。
“洞天福地”的歷史、文化淵源可上溯至東漢末年巴蜀地區(qū)的道教二十四治或更早的洞穴祖先崇拜，并在六朝時代最終系統(tǒng)化定型。在歷史的發(fā)展中，洞天福地不僅是人與自然實現(xiàn)共融的圣域，更是自然環(huán)境保護區(qū)；由此形成的日常生活方式延續(xù)至今，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千百年來，“洞天福地”不僅成為世人傾心居住的桃花源，也成為先民朝山頂禮的圣地。按道經(jīng)所載，天下有大洞天10處、小洞天36處、福地72處，這共計118處的“洞天福地”分布在從晉北到嶺南，從浙江沿海到四川盆地的廣袤國土之中，他們幾乎全部是風景秀美，歷史底蘊深厚的名山并伴隨著深厚的民間傳統(tǒng)文化習俗。其中還有不少國家級或省級的文物保護單位坐落其間，以名山為依托，構成了物質(zhì)與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多重立體交疊。
在歷代高道名僧及文士的影響下，“洞天福地”這一幽隱的圣地概念也逐漸為公眾所了解，入山尋隱，訪道問禪，吟詠唱和，涂寫丹青，聽雨觀鶴，掃雪烹茶成為宋代以來知識階層精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此，洞天福地也對整個東亞地區(qū)的詩歌、山水畫、建筑、園林、盆景與雕刻藝術都產(chǎn)生了深刻并深遠的影響。大致煙波浩渺的皇家園林，小到纖毫精微的案頭清供，從京都龍安寺的枯山水到越南北部的朱砂井，無處不存在著“洞天福地”的文化基因。
清華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文化遺產(chǎn)保護與發(fā)展中心、清華大學國家遺產(chǎn)中心與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思想新聞中心合作，探索性地推出“洞天尋隱紀”專題，入山踏訪仙蹤，將實地考察與文獻考據(jù)相結合，試探討“洞天福地”背后所蘊含的物質(zhì)文化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及其如何深刻地影響了整個東亞地區(qū)的傳統(tǒng)文化，乃至其對當今的環(huán)境與生態(tài)保護、文化與社會發(fā)展等具有何種啟發(fā)意義諸話題。以下是結合宋元詩意對杭州洞霄宮的考察紀。
引子
杭州與臨安交界的天柱山麓如今農(nóng)田阡陌，看似與一般鄉(xiāng)村別無二致，但在一千年前，這里卻曾是詩人所向往的桃源仙境，也是皇家所重視的洞天福地。坐落于此間的一座道教宮觀——洞霄宮也因文人絡繹不絕的到訪而留下了極勝的詩名。慕道而來的文人中不乏大家，蘇軾就是與此地淵源極深的一位。蘇軾一生樂道。他早年曾習業(yè)于眉山天慶觀，在鳳翔府任職時，又曾數(shù)次游歷終南山，并于山下的上清太平宮研習《道藏》經(jīng)典。游歷宮觀并與道人交往也成為蘇詩的一大主題。而在蘇軾曾到訪的諸多宮觀中，杭州之洞霄宮于他的意義非同一般。蘇軾在杭州為官期間曾多次游歷洞霄，并與宮中道士以及文人墨客登臨酬唱。這一空間不僅讓他得以洗滌塵心，在其后的歲月里，他更數(shù)次回憶悠游洞霄的經(jīng)歷，并毫不隱晦地在詩中慨嘆道：“更欲洞霄為隱吏，一庵閑地且相留?！睎|坡不止一次在詩中直白地表述對歸隱洞霄的向往之情，卻不曾對其它寺觀表達類似的情緒，這一現(xiàn)象是十分特殊的。洞霄宮到底有何等魅力，可以讓蘇子鐘情于此地，并袒露自己希望“一庵閑臥洞霄宮，井有丹砂水長赤”的心聲呢？
洞天沿革
洞霄宮的閬苑瓊館在今天大多數(shù)杭州人的記憶中已經(jīng)消失，其主要原因在于其恢弘壯麗的建筑早已湮滅不存。盡管如此，我們卻依舊可以從文字中一窺洞霄昔日的輝煌。《浙江通志》載：“浙右山水之勝莫如杭，杭山水之勝，莫如天目，天目之勝莫如‘大滌洞天’?！倍聪鰧m位于杭州以西、苕溪之畔的大滌山間。與其相鄰的大滌洞與天柱山分別在道教的洞天福地神圣空間體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據(jù)《洞霄圖志》記載，洞霄宮之法壇始建于漢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而后由唐高宗于弘道元年（683年）興建天柱觀。五代時，吳越王錢镠與上清高道閭丘方遠遷址重建，也就是今日洞霄宮的基址。宋祥符五年（1012年），真宗御賜更名“洞霄宮”，并敕陳堯佐等人在此編修道藏。此后宋仁宗又下詔，將洞霄宮列為宋代國家齋醮定點的二十處投龍簡洞府之一，宋徽宗也曾賜度牒擴建宮宇。宋室南渡后，由于洞霄地處臨安、靠近都城，皇室對洞霄宮更加重視。高宗及韋太后曾賜內(nèi)帑，甚至動用軍隊擴建洞霄，而后以此為宋皇室的行宮。理宗更御賜“洞天福地”四字，表明了皇室對洞霄宮地理位置的神圣性的認可。嘉泰三年（1203年），陸游的《洞霄宮碑記》中提到洞霄宮“與嵩山崇福宮獨為天下宮觀之首?！涞赝?，殆與昭應、景靈、醴泉、萬壽、太一、神霄寶箓為比，他莫敢望?！倍纤螘r，嵩山崇福宮已在金人治下，則在陸游眼中，洞霄宮無疑是南宋帝國首屈一指的皇家宮觀了。
元至大本《洞霄圖志》，圖中僅呈現(xiàn)了大殿主體區(qū)域的風貌，仍有多處《圖志》中涉及的建筑未出現(xiàn)在此圖中。
此圖為元至大本《圖志》所載的大滌山形勝圖，反映了洞霄周邊的山水形勢。其中黃色高亮部分為自“九鎖山門”始、至“洞天門”止，蜿蜒于九鎖山中的九鎖山路，連通至包含洞霄宮及大滌洞在內(nèi)的核心區(qū)域。沿途重點標示出的地點為宋元時期大滌洞天區(qū)域的地標性景物。（李皖蒙、陶金、曲爽/摹識）
文學的匯纂與唱和
如此盛極一時的道教宮觀自然也成為宋時文人向往的重要目的地之一。除蘇軾與陸游外，與洞霄宮密切相關的宋代著名詩人還有很多。為蘇軾所欽慕的隱逸詩人林逋曾隱居于大滌洞畔，且有一首《洞霄宮》收入《和靖先生詩集》中：
大滌山相向，華陽路暗通。
風霜唐碣朽，草木漢祠空。
劍石苔花碧，丹池水氣紅。
幽人天柱側(cè)，茅屋灑松風。
這首詩為我們呈現(xiàn)的是一幅穿越時空的洞霄全景畫卷。詩人以宮觀所處的大滌山起首，在首聯(lián)中鳥瞰洞霄。這一視角不僅將地上的山巒盡收于眼底，更將視線延展至第二句中地下的“華陽路”。相傳第三十四洞天的大滌洞天與句容茅山的華陽洞天、以及太湖的林屋洞天彼此相通。林逋雖未明寫大滌洞天，卻巧妙地通過這句點明此地乃道教靈府。接下來的頷聯(lián)中，詩人筆鋒一轉(zhuǎn)，將視線從空間轉(zhuǎn)移到時間的維度上。他目光所及的，不單單是坍朽的石碣與空寂的祠堂，更是這些景物背后、洞霄宮自漢唐以降的悠久歷史。如今，詩人游歷福地洞天，與他相伴的是布滿青苔的試劍巖與水汽氤氳的丹泉。游遍這神仙地界，詩人終于在尾聯(lián)回到天柱山腳。作為隱者的林逋選擇在此處結廬，與松間清風長久相伴。
盡管《和靖先生詩集》只收錄了以上一首林逋的洞霄詩，但實際上林逋卻不是匆匆過客，而是在天柱側(cè)的茅屋閑居過一段時日，也創(chuàng)作了不止一首詩作。南宋知宮事王思明記述過一則關于他整理過往洞霄詩文的軼事：“得（林逋）真跡于先生七世孫可山林君洪處，使人驚喜，如獲至寶?！绷趾槭詹氐亩聪鲈娮鞑灰娪诤途冈娂?，這不禁讓王思明喜出望外。盡管林逋的親筆已佚，不過下面二首詩幸運地通過洞霄道眾保留下來：
秋山不可盡，秋思亦無垠。
碧澗流紅葉，青林點白云。
又
涼陰一鳥下，落日亂蟬分。
此夜芭蕉雨，何人枕上聞。
對于此事，王思明還感慨道：“此詩又其用意之作，向微尋訪得之，乃幾至流落，甚可數(shù)也。以是知洞天留題，必不能盡得古人之作明矣?！痹谡矶聪鲈娮鞯倪^程中，王思明想必數(shù)次遇到前人詩文脫漏的情況，他也反復表達“有望于好事者之相發(fā)明也”的心愿。幸好，回應這一愿景的“好事者”也有許多。南宋末年的文人家鉉翁就曾到訪洞霄，將所攜蘇軾二首洞霄詩的墨本贈與時任住山龔大明。經(jīng)過幾代洞霄道眾與文人的點滴積累，到元代，洞霄宮已經(jīng)積累了相當多前人留下的詩作與文章。元大德年間（1297-1037年），在住山沈多福的帶領下，道士孟宗寶、隱居文人鄧牧、以及一眾“好事者”共同編纂整理前作，于至大年間（1308-1311年）修成《洞霄詩集》，使許多散佚詩作得以流傳至今。
《洞霄詩集》的編纂本身有著十分特殊的意義。這部詩集是已知的第一部由宗教寺觀所主持、以寺觀為主題、并由文人與宗教人士合作編修的獨立詩集。詩集的形制恰巧與曾一度盛行于元代文人間的詩歌總集相吻合。臺灣歷史學者陳雯怡曾針對宋元之際由詩卷編修向總集編修的轉(zhuǎn)型進行研究。關于元代總集的特點，陳雯怡做出如下定義：“總集收錄眾人之作，但選擇標準不在作者，而在一個共同的特定受贈者。”陳雯怡的討論范圍主要限定在文人受贈者，不過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洞霄詩集》恰恰也符合這一判定標準，只是受贈者并非個人，而是一座道觀?？梢哉f，通過詩集的編修，洞霄宮的道眾與隱居其間的文士將當時的文人風尚引入宮觀之內(nèi)，并籍此擴大了洞霄詩的影響。而詩集的編修不僅僅體現(xiàn)了洞霄一地對于文人文化的接受，《洞霄詩集》與一同編成的《洞霄圖志》極有可能為更加廣為人知的《茅山志》提供了編修范式。1310年6月，在《洞霄圖志》與《詩集》編纂成型之際，集賢院玄教宗師吳全節(jié)應洞霄住山沈多福之邀為書作序，并在序中盛贊：“昔耳目之未及者，今一覽無遺。”同年，吳全節(jié)于茅山為皇室做醮事之時，看到由傅霄撰錄的《茅山記》四卷，認為舊《記》多有遺缺，便提出讓四十四代宗師王道孟修編新志。此后《茅山志》成書，其中的金薤編，以及明人江永年所作的金薤編后卷增補，則是繼《洞霄詩集》后出現(xiàn)的又一部道觀詩集，其制式與《洞霄詩集》也大體一致。就時間線來推斷，吳全節(jié)提議重修《茅山志》應是受到了洞霄修書的啟發(fā)。因此，《茅山志》在編纂過程中也極有可能參照了洞霄《志》與《詩集》，尤其是《金薤編》的詩歌收集，更是繼承了《洞霄詩集》的傳統(tǒng)。不得不說，作為道教圣地的洞霄宮，不僅有著非常突出的文化向心力，其文化影響也是十分深遠的。
元刻本《茅山志》書影
這種文化向心力不只體現(xiàn)在對過往作品的收集編修中，更體現(xiàn)在先來者對后來人的吸引力上。在宋人詩文中，后來游者對前人詩詞的照應隨處可見，比如蘇軾的“井有丹砂水長赤”就與前文林逋在詩中所提的“丹池水汽紅”遙相呼應。蘇軾是否在用此句致敬林逋我們不得而知，不過后來通過詩歌致敬蘇軾的洞霄仙游者卻絡繹不絕。東坡第一次遷居杭州時曾留下一首洞霄詩，其中提到“青山九鎖不易到，作者七人相對閑?！薄白髡咂呷恕背鲎浴墩撜Z》憲問第十四。原文中，孔子論及“賢者避世”，提到有七人做到了如此境界。東坡援引此典代指洞霄一行七人，表面談九鎖山路曲折，洞天桃源不易到，實則也暗合他在針砭新法后自請出京，遷至杭州通判的避世心理。日后，不少追隨蘇子步伐、來游洞霄的詩人念及此句，也會作詩應和，比較典型的有司馬槱的“九鎖已深看更好，七人相對話應長”以及陳伯山的“七人今何在，九鎖峰巒密。”更有不少隨東坡腳步而入洞天的后人以“坡仙”入洞霄詩，寄托自己在暢游洞天時對蘇子的懷念之情。
以詩入景
歷代的住山道士也為這樣的詩文氣息所感染。雖然他們并非皆有詩才，卻也為詩文所吸引，并以特有的方式來表達對洞霄詩歌文化的贊許——用詩文命名洞霄的景物建筑。相傳丹泉池旁“清音亭”的“清音”二字便出自左慈的“山水有清音”之句。宋真宗時，時任轉(zhuǎn)運使的陳堯佐曾于洞霄宮協(xié)助編修道藏，他也因此數(shù)訪洞霄，并留下了“谷口停驂上翠微”之句。此后，宮觀道眾便取句中“谷口”二字命名了大滌山棲真洞旁的“谷口亭”。蘇軾因其詩名之盛，其作品自然也成為許多洞霄景物題名的來源，而這些洞霄名景也因此與蘇詩聯(lián)系在一起。比如前文提到的“井有丹砂水長赤”句就成就了“丹泉”之名。此外，東坡詩“長松怪石宜霜髩”之句化為來賢巖下的宜霜亭之名，而來賢巖的“來賢”二字，則代指蘇軾一行七人來訪洞霄的“賢者避世”之事。若試問因蘇詩而得名的最著名的景物，則非入宮之九鎖山路沿途的翠蛟亭莫屬。此亭原名“舞翠”，取坡仙詩“亭下流泉翠蛟舞”之句，后更名為“翠蛟”。
翠蛟亭亭上觀泉之景。（李皖蒙/攝）
翠蛟亭今已不存，但基址仍存。（李皖蒙/攝）
南宋詩人鞏豐在一首詩題中詳細記述了舞翠亭更名的過程。詩題寫道：“翠蛟亭泉出天柱之趾，將至洞霄門，數(shù)折下墜。方春盛時，如蛟飲澗。亭當木石最奇處，舊取東坡詩語，名以舞翠。客謂不若直名翠蛟為不費，答知宮事王君思明欣改之?！笨梢姸聪龅朗咳∮迷娒淖龇ㄒ布て鹆宋娜说呐d趣，并且引得文人一同參與到這宗教空間的詩意改造中來。而這一更名也得到了后世洞霄游者的認同，翠蛟亭更成為宋代之后的洞霄詩中出現(xiàn)頻率最高的景物之一。為了紀念東坡于此吟詩，明朝時的洞霄道眾還在亭后立東坡像祠供奉，并于其前“羅列坐石”，于是“游者必登憩焉”。清朝的陸順豪談及翠蛟泉涌更評價道：“路側(cè)瀑泉，洶涌若雷，變化飛舞。有四五處，若與翠蛟并起爭雄，獨翠蛟得坡仙吟賞一番，頓增聲價耳?！弊阋姶潋酝ぴ谖娜诵哪恐械牡匚?。
入桃源
雖然翠蛟亭在文人心中舉足輕重，但是他們最愛吟詠的洞霄盛景卻并非翠蛟。細翻《洞霄詩集》，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洞霄游者最鐘情的當屬大滌洞與九鎖山。詩人們會將大滌洞寫入詩中并不意外。作為三十六洞天之第三十四的大滌玄蓋洞天，大滌洞在時人眼中恰恰是洞霄宮神圣性的基礎。
大滌洞洞口（陶金/攝）
按照這樣的邏輯，詩人最常歌頌的另一處景致應是同處洞霄山水中、與洞天同等重要的福地——第五十七福地天柱山。然而讓人略感訝異的是，詩人們對九鎖的偏愛明顯更盛于天柱。為何九鎖山如此重要，以至文人幾乎將它與大滌并列而提呢？南宋李延忠詩歌的前兩句，或許可以為我們解惑。在《游大滌》中，李延忠以這兩句開篇：
清溪路入武陵源，雞犬人家隔近村。
“清溪”、“武陵源”、與“雞犬人家”這幾個關鍵的意象讓我們很容易就聯(lián)想到陶潛著名的《桃花源記》。根據(jù)美國道教學者柏夷(Stephen Bokenkamp)的考證，《桃花源記》應是基于六朝時道教文獻中對于洞天的想象而進行的文學創(chuàng)作。如李延忠一樣來訪洞霄宮的宋代文人們顯然把洞霄當成了現(xiàn)實中的桃花源。不得不說，洞霄山水之景也確實擔當?shù)闷疬@樣的聯(lián)想，因為大滌洞與九鎖山路合在一起，幾乎就構造出了陶潛筆下的世外桃源。
陶潛描寫中的武陵桃源畫卷追隨漁人行駛中的小船徐徐展開：“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 …… 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復行數(shù)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正如李延忠所寫，進入洞霄的山路亦是沿天柱山流下的清溪蜿蜒伸展。由于山路的存在，來者可以緣溪步行前進。山路兩側(cè)九鎖層巒密林，曲折向前。
進入洞霄宮的蜿蜒山路（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楊曦/2016年冬攝）
徜徉巖麓幾里后，在會仙橋（南宋石橋，現(xiàn)尚存，見下圖）處有一片名為下塢的村落，想必宋時村頭村尾應是雞犬相聞的景象。道路自此向南折，延小道繼續(xù)前行，徑翠蛟亭與洞天門后，游者眼前會剎時“豁然開朗”，一片儼然的宮觀便出現(xiàn)在這片環(huán)山的平曠洼地之中。元至大本《洞霄圖志》為我們提供了一幅更加直觀的示意圖（見下圖）。
元至大本《洞霄圖志》局部，黃線高亮的部分是曲折的九鎖山路，紅色部分便是洞霄宮觀所處的一片環(huán)山開闊洼地，而大滌洞天便在這環(huán)山的區(qū)域內(nèi)。（李皖蒙、陶金、曲爽/摹識）
置身其中，游者的所見所感與陶淵明所描繪的桃花源幾乎無異，恍然間似乎自己便已化身誤入仙境的武陵漁人。
洞霄宮觀遺址區(qū)現(xiàn)狀航拍。圖片左下角區(qū)域?qū)蠄D洞天門入口處，圖上方的小路通向大滌洞。（陶金/攝）
事實上，洞霄山水的可貴之處，恰恰在于它將以往仙家口中遙不可及洞天仙境呈現(xiàn)在了現(xiàn)實的山水之間。洞霄山水的圖片對比為我們展示出一個更加立體的洞霄，同時也揭示出文人墨客給予九鎖山路與大滌洞同等重視的原因：二者組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分別對應進入桃源的通道與桃源洞天，使自六朝起百年以降的桃源傳說有了現(xiàn)實中的對照。
洞天桃源實景化無疑對文人詩歌的仙境想象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唐末五代高道杜光庭著成《洞天福地岳瀆名山記》后，洞天福地的地理信息逐漸為方內(nèi)人士所知。隨著宋代悠游攬勝成為文人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愈來愈多的文人慕名進入這些原本在他們地理空間認知中不顯著的山林之中一探究竟。在欽嘆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同時，他們也驚訝于這些神力所造的洞府竟與古人對游仙與桃源描述如此貼合。于是，感慨古人誠不我欺之余，宋代的詩人們也對傳統(tǒng)的桃源主題創(chuàng)作進行了創(chuàng)新。南宋詩人葉紹翁在游覽大滌盛景后留下題為《大滌山》的詩作一首。在詩的尾聯(lián)，葉紹翁不無激動地感慨道：
九鎖青山元不鎖，碧桃開后更來游。
這句感慨可以說是打破了自六朝以降、幾百年來文人對桃源的基本認知：世間凡夫俗子或可誤入桃源，但是自離開之刻起，仙境便再不可尋。誤入桃源的武陵漁人自離開后便“處處志之”，但即便如此，武陵太守也覓仙境而不得。更有后人如劉子驥者，心向往之卻未能成行。然而，這橫跨幾個世紀、名為桃源的遺憾之情，卻在宋代被洞霄仙境所消解了。如葉紹翁一樣，諸多宋代詩人如趙公碩、鄭損等不斷地書寫著重游洞霄桃源的經(jīng)歷。他們用各自的詩句一遍遍地向世人大聲宣告，桃源不再隱秘，仙境不再難尋，它就在大滌山下，靜候著世人來訪。而如此多的后人對于重游此間桃源的執(zhí)著，又恰好為早先蘇子悠游洞霄、 并將自己理想的“一庵”歸隱之所選在大滌做了注腳。遙想蘇軾游于大滌九鎖之時，是否也曾自覺恍然入桃源，從此便對洞霄的洞天山水割舍不下呢？
值得玩味的是，這種對重游洞天的新認知并未被局限在宋時的大滌洞天中，而是進一步影響了后代文人畫的創(chuàng)作。2019年6月，在福建霍童山舉辦的第一屆洞天福地研究與保護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臺灣道教學者李豐楙曾作《游觀洞天：故宮名畫與明人游道》主題報告，其中便提到元明之際，如冷謙的《白岳圖》等反映洞天主題的畫作，皆是預先做好攬勝規(guī)劃后前往登涉，之后憑借文化記憶而進行的創(chuàng)作，大別于以往虛幻想象中的“誤入”與“神游”之景。由此可見，宋代文人對于洞天的新視角普遍為后人所接受，他們與洞天的互動方式也為后世進一步的文化探索與不同形式的文化創(chuàng)作提供了可貴的范本。
尾聲
遺憾的是，縱使洞霄山水曾一度令無數(shù)文人騷客魂牽夢縈，卻終究難逃歲月的侵蝕。自明末以來，因為種種歷史原因，洞霄宮宇逐漸傾頹，直至如今，僅有會仙橋、玄同橋，以及《圖志》中洞天門及方丈附近區(qū)域殘存的一些柱礎仍在默默低吟著洞霄昔日的故事。由于對洞霄相關的研究跟進較晚，核心的景觀大滌洞一度遭到嚴重破壞。近些年，九鎖山路也難逃快速的城市建設所帶來影響。下圖出自國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務平臺（圖像攝于2017年之前）。此圖為南北向， 圖中右上的馮家廟與通天觀大致與元至大《圖志》圖中的“馮家村”與“沖天觀”相對應。也就是說，九鎖山路應自此始，一路蜿蜒至圖中左下平整區(qū)域。據(jù)洞霄宮里村的村民稱，通天觀附近曾有一座始建于南宋、后毀于文革時期的牌坊，上題“九峰拱秀”，大致應是《圖志》圖中所標識的“九鎖山門”。
會仙橋現(xiàn)狀（李皖蒙/攝）
令人痛心的是，目前在建的杭州第二繞城高速公路的建設并未能有效避開九鎖山路的前半段。筆者曾于2019年夏赴洞霄遺址進行調(diào)查，其時這段山路已因2017年以來的建設遭到拆毀，山體也被大面積破壞，昔日的“清溪路入武陵源”已了無蹤影，不禁令人扼腕。（如下圖所示，圖例出自高德地圖。）如今殘缺的九鎖山路僅有《圖志》圖中由“麻車塢”始到“洞天門”止的這一段尚存。筆者在走訪洞霄宮里村時還得知，近幾年陸續(xù)有開發(fā)商希望利用此地進行商業(yè)開發(fā)。如果不能盡快對宮觀遺址區(qū)域進行進一步的研究與保護，恐怕在不久的將來，洞霄桃源的尋訪者們便要重拾千年前武陵太守的遺憾了。
九鎖山路對比圖。左：2017年前的洞霄宮遺址與九鎖山路區(qū)域（來源：天地圖-國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務平臺）。右：2017年后的洞霄宮遺址與九鎖山路區(qū)域（來源：高德地圖）。
本文作者：李皖蒙，UCLA亞洲語言文學系博士候選人。主要研究方向為宋元文人文化、道教文學、及物質(zhì)文化。博士論文以《洞霄詩集》為切入點，從空間與地方的視角出發(fā)，探討江南地區(qū)文人與道教團體的互動，重點關注文人對道教洞天等神圣空間的探索、書寫與重構，以及道教團體對文人文化的接受與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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