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文的對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與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聯(lián)合舉辦的第六屆新聞史青年學者論壇“新聞史研究的范式轉變、比較視野與中國經驗”的一個環(huán)節(jié)，澎湃新聞經主辦方授權發(fā)布以下內容，所有文字已經發(fā)言者審訂，限于篇幅有刪減。
唐小兵（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
閱讀史是近些年來國內頗受關注的新興研究領域，這個論壇的宗旨就在于史學界與新聞學界的互動與對話。所謂學問的會通必須要能找到不同學科之間的“重疊共識”，閱讀史其實也是歷史學跟新聞史會通的最大公約數(shù)之一。所以今天特意邀請兩位史學界涉足閱讀史的新銳學人，來跟新聞傳播學的學者對話，希望能夠產生碰撞火花，形成交光互影的效果。
任何一個學科如果沒有歷史學做一個非常核心的基礎，那么學科的發(fā)展可能很難獲得一個內在的生命力，所以我們組織這個論壇確實有這樣一個意圖，就是說我們希望能夠促進新聞學內部的新聞史研究跟歷史學在理論、方法、視野、問題意識和史料解讀等多個方面有一些互動。我想除了這些研究范式的共識之外，新聞和歷史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最大公約數(shù)，就是說新聞是追求真實的，那么歷史也是追求真相的。我自己無論是以早年的博士論文為基礎出版的專書《現(xiàn)代中國的公共輿論：以〈大公報〉“星期論文”和〈申報〉“自由談”為例》，還是今年剛剛結項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左翼文化在上海的興盛、傳播及其影響研究”都是致力于溝通歷史學中的知識分子研究、思想史研究和新聞傳播學的報刊史研究，希望通過個體的學術實踐促進兩者的內在融合而非彼此鄙視。
雖然在這樣一個所謂后真相的時代里面，對歷史學有后現(xiàn)代史學的挑戰(zhàn)，對新聞學也屬于后真相時代，但是不管怎么樣，我覺得如果我們真正致力于學術，以學術為志業(yè)的話，那么無論是新聞史也好，歷史學也好，通過我們不斷的學術工作和努力，雖然不可能完全地還原歷史現(xiàn)場與過程，但不斷地努力還是可以有抵達的可能，如果你連求真的基本信念都喪失了的話，那確實我們所有的學術研究都只是一個智力游戲而已，肯定會走向一個虛無化的結局，那就變成一個炫耀甚至炫技的知識競賽而已，根本的學術意義就被抽離了。
徐佳貴（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在這里我想模仿馬克·布洛赫在《歷史學家的技藝》里，強調歷史學者作為“匠人”的角色，“匠人”的其中一個意思，就是比較關注具體操作和技術層面，那么我也想分享一些這些方面的“技術活”性質的經驗，爭取能夠拋磚引玉。
第一點，關于“閱讀”的含義。我這里不展開術語的討論，因為這種討論已經非常多，比如“閱讀”有廣義狹義之類。最廣義的像寫《閱讀史》的曼古埃爾，他曾說，人類一切認知感知的行為都可以認為是閱讀。但“閱讀”的意思如果泛化到這個程度（而且這個最廣義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比喻義），好像就沒什么意思了。一般情況下，我們講“閱讀”的時候，會強調“書面”文化、“視覺”文化，比如說李仁淵在梳理中外閱讀史的時候，就突出了這一點，也即閱讀史的基本思路主要關系到“視覺”與“文字”。
我們現(xiàn)在講媒介問題，主要涉及報刊。但彼得·伯克在《知識社會史》下冊《從百科全書到維基百科》一書里面，講知識傳播的方式，第一類不是什么近代報刊，而是“談話”，包括對話、辯論、演講這些。這個是偏于聽覺上面的，用中國傳統(tǒng)的說法就是偏于“耳學”，然后講完“耳學”，才開始講“眼學”，講展示、講書籍報刊這些東西。
當然，演講辯論實際上是兼具視覺和聽覺的，它本有一點“多媒體”的意味。而在中國近代的時候，現(xiàn)場演講在聽覺上很多時候不太靠譜，由于各種原因聽不清楚，還要讓人回頭去“閱讀”演講稿（可能是演講底稿，也可能是演講現(xiàn)場記錄稿），那么我們對于演講稿性質的文本參照閱讀史思路的分析，是不是要多考慮一些，比如在這種時候，將“閱讀”僅僅限于視覺上的意義是否合適？閱讀史喜歡講“挪用”“改寫”之類的問題。比如五四運動時杜威的演講，他還需要翻譯，那么從杜威到他的一些翻譯者（包括現(xiàn)場的翻譯者），然后從現(xiàn)場翻譯到成稿、到變成書面稿，然后書面稿被閱讀或者現(xiàn)場聽眾對于翻譯的反應，這里就存在交錯的多層次，而且是跨多種媒介的“挪用”“改寫”。我們在考慮的時候，就要再現(xiàn)一個多媒介的歷史情景，而不宜以過窄的“閱讀”定義，限制自己關于整個傳播與接受行為的眼界和思路。
相應地，就算主盯“視覺”問題，在近代史中我們也不宜只盯著報刊，或者在傳播史或閱讀史研究中過分強調“報刊”相對于“書籍”的新穎性。比如在一開始的時候，無論編作者還是讀者方面，對于“書籍”和“報刊”究竟有什么樣的差異，他們的體驗理解和今天也不一樣（當然如果往深了講，時人對“報”和“刊”的同異的理解，和我們今天也不一樣）。舉個例子，在晚清戊戌維新時期，中國讀書人所辦的刊物在很多時候就直接聲明這個刊物是需要讀者來分拆的，即按欄目拆掉，刊物甲本的一欄和乙本的同一欄內容訂一塊，這個裝訂的工作由讀者來做，對此很多讀者也都很配合，因為他們也默認這個報刊理所當然是要拿來拆的。也就是說，他們會把報刊理解為一個成“書”的預備階段，報刊相對于書籍的獨立價值，這個時候在某些方面還沒有出現(xiàn)。據此，我們不好將我們今天編作者和讀者關于“書”和“報刊”的區(qū)隔意識，反過來施加于早先的歷史情境。
而閱讀史當然需要顧及媒介與思想的結合。那么這種結合，在具體操作上，有一些什么樣的可能性？我簡單講幾點。
首先，“報刊”讀者的角色，它的“出現(xiàn)”和在思想傳播中開始受到重視，本身有一個歷史過程。我可以舉一個我自己研究的杭州《經世報》作例子。這是在戊戌維新時期和《時務報》時間差不多的一個報刊。這個報刊的最初主筆是章太炎、陳虬、宋恕。在維新時期之前，陳虬、宋恕已經出版了一些我們現(xiàn)在理解為早期經世思想家著作的書，受到張之洞等人的肯定，但他們在維新時期的辦報經歷，卻遭遇了滑鐵盧。“書”受歡迎，辦“報”卻失敗，為什么會這樣？原因有很多種，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方面，就是他們對于“報刊”讀者與“書籍”讀者存在的區(qū)別缺乏心理準備。那些早期承載經世思想的著作，一開始是他們自己，去找感覺比較靠譜的一些大官，或是學界比較著名的人，實現(xiàn)第一步的傳播，大官和名學者看了覺得好，就會有一些推薦意見，讓書在士林里比較順遂、可也是比較有限的流傳。但報刊的話，是會在一開始就面對規(guī)模更加不可控、開初的讀者也包含更多陌生人的局面。當時《經世報》的讀者對這個刊物反饋不佳，宋恕就覺得這個是理所當然，“我的文章不如章太炎‘高古’，但比康有為、梁啟超之類水平強得多，因為讀者里面淺人太多，所以都看不懂我的文章”。他覺得“曲高和寡”是理所當然，而覺得理所當然的代價，就是報刊辦砸了。從這樣一個角度講，媒介性質和思想問題的結合，就會左右到某些早期經世思想家的歷史命運。
其次，不是說媒介形式、傳播形式越來越新，讀者的觀念和思想偏好也就會越來越新。如呂西安·費弗爾（也作費夫賀）和馬爾坦的那本《印刷書的誕生》里就講到過印刷書也可以用來“推廣舊信仰、強化傳統(tǒng)的偏見”。還是那句老話，技術很多時候是一把雙刃劍，新瓶不一定裝新酒，也完全可以裝舊酒。具體到閱讀史，一是新媒介可以承載舊內容，二是即便是承載新內容的新媒介，讀者也完全可以從中讀出舊東西。而反過來講，對于舊文本讀者當然也可以從中讀出新東西。這個我這里就不展開講了。
第三點，我講下“地方”和“閱讀”的問題。因為我做地方史，牽涉到閱讀史，也可以理解為地方史和閱讀史的一種結合。這里簡單談兩點心得。
首先是地方怎么獲取這些書報的問題。這個不能只考慮地方客觀上、物質條件上的問題，還要考慮到其他一些問題。比如說對于物質條件的“認知”問題，雖然這個地方有報刊的代派點，但是很多人還是更愿意通過親朋好友，親自把書報帶到地方，這牽涉到他們對于當時交通郵政系統(tǒng)的信任與理解問題。另外一個是地方權力格局的問題。比如說余英時講到，他老家安徽潛山到了20世紀三十年代，還不知道“五四運動”是什么，很多人就直接拿這個來說，潛山這個地方“閉塞”。但這個可能涉及地方權力結構，如果一個地方的頭面人物，能夠封鎖或者壟斷這個地方主要的知識信息渠道，那么“父兄”對于某些思潮的“不認可”，就會導致“子弟”的“不知道”。
韓戍（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講師）：
我的研究主業(yè)并不是新聞史，而是近代中國大學史，只是偶爾出于興趣涉獵一些新聞史研究，但談不上專業(yè)，因此只是作為一個新聞史的外行談一下對閱讀史的一點粗淺看法。
我下面主要講三點，主要是近期個人補課，突擊拜讀了一下我們新聞學界幾位老師的閱讀史研究的成果，在此提出一些我自己很粗淺的看法，希望能引起大家的討論。
首先，我認為目前我們新聞學界的報刊閱讀史有一個問題，容易把這個報刊閱讀史想象成一個比較理想化的“想象的共同體”。我們做新聞史的學者比較重視報刊閱讀史，有意識地把書籍和報刊的閱讀史分開，歷史學者一般不太會有這樣一個主動意識。我想，這種對報刊閱讀史和書籍閱讀史的區(qū)分，大概認為報刊閱讀的過程有一種互動性和及時性：編者或作者把自己的觀點和意見，通過報刊傳遞到讀者那里，然后讀者讀了之后再反饋到編者那里，從而可能再影響編者的風格和態(tài)度?？傊?，在新聞史的一般描述下，似乎晚清民國時期的報刊閱讀都有一種良性互動，是一個比較理想的圍繞報刊展開的“想象的共同體”。
然而，這些觀點在我們做歷史的看來似乎很值得商榷。其實很多近代中國的報刊，它的讀者投書欄目或編讀往來欄目，有時候并不是簡單、單純的讀者投稿，往往是一種有計劃或安排過的產物。很多的所謂讀者來信，其實就我的一些了解，很可能是這個編者自己寫的，或者他自己找人來寫的。他通過讀者來信這樣一種方式來表達一些編者不好表達、或不方便正面表達的一些觀點。甚至有的時候就完全是雙簧戲，比如我們知道《新青年》上錢玄同和王敬軒的爭論就是一個雙簧戲。然后我們今天的研究者看了，就產生這樣一種印象：這個報刊有這么大的影響，有這么多人關注。這個編讀往來，我們很少看到對報刊的批評，即使刊登，一般也是作為一種靶子，由編者對他進行再批判。因此，即使是“想象的共同體”，也高度單面化?？傊袊暮芏鄨罂瘜嶋H上處于一種既沒有什么人關注、又沒有什么反對的狀態(tài)，所謂及時的溝通，良好的編讀反饋機制，很可能是我們這樣一個基于某種理想化的新聞狀態(tài)的一種想象，它未必是歷史的真實。
其次，我們目前對報刊閱讀傳播機制的研究得過于簡化。比如我們會比較喜歡研究晚清民國時期的讀書人，研究他們對新報刊的閱讀，然后考察他們的閱讀反應。只是傳統(tǒng)的教材中更多是一種簡單的描述，對于具體的讀者是怎么反應，因為當時資料有限，這方面的研究很少。近些年來由于文人日記、文集的大量出版，讓我們一些學者得以有機會更精確地到這些文集日記去找一些材料支撐自己的論點，考察這個報刊的影響。但目前看下來這類研究主要是簡單羅列式的，就是先有一個問題意識，比如設定新報刊會產生哪些影響，再到當時的有代表性的讀者那里去找材料——某人讀了、某人讀了、某人讀了，結論是確實有影響。但這是一種簡單羅列式的史料堆砌，學術增量比較有限，其描繪的傳播機制其實過于簡單，沒有揭示背后那些很復雜的東西。研究者找了很多讀過的人的材料加以證明，但還有那么多人沒讀過，那這個材料你怎么利用？如果作為一個歷史學者來研究，可能更多會關注，這些言論和知識是如何被制作出來的？制作的目的是什么？怎么傳播，通過什么途徑傳播？其中還包括傳播的時效性、地域性，等等。我們可能會更關注這些更細致的問題，而不太會做“誰讀了”、“怎么讀”這種羅列式、拼盤式的研究。
第三，我覺得目前關于閱讀史的研究，在運用材料和理論方面還不夠讓人滿意。我們目前的研究似乎比較局限于晚清民初，晚清民初是一個思想變動的時代，可能材料也比較集中。但目前歷史學界大概有一個晚清民國研究慢慢降溫的一個趨勢，比如新革命史和1949年之后的研究成為一個新的趨勢，這個轉變的背后是近些年來中國的發(fā)展變化。1949年后的閱讀史可能會成為未來的可以深入挖掘的熱點。新聞學界目前做閱讀史使用的資料，還是集中于少數(shù)比較熟悉的人，比如郭嵩燾、周作人、林則徐之類，材料也基本是我們熟知的材料，能夠有意識使用檔案的似乎不多見。目前關于西方背景的報刊閱讀史研究也不多。最近《近代史研究》發(fā)表一篇李珊的文章：《〈北華捷報〉上的中國投書人——國民革命時期民族主義的對外表達》，我覺得這是一篇很好的論文。中國近代有大量的西方在華報刊，其中的編讀往來版塊很多，我們的關注似乎不多。歷史學界可能普遍外語沒那么好，新聞學作為社會科學專業(yè)的一部分，一般應該有不錯的外語功底，所以很期待有這方面的研究?？傊?，我們要多多關注這些以前被忽視的報刊，而不是傳統(tǒng)老三樣《申報》、《中央日報》、《大公報》。
唐海江（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教授）：
最近五六年，我主要聚焦媒介史研究，特別是最近幾年關注媒介考古。在媒介史、媒介考古學這一塊，對于閱讀也是非常關注的。如，像麥克盧漢，他在《谷登堡星漢燦爛》這本書梳理了西方世界因手抄本和印本的出現(xiàn)導致閱讀從朗讀到默讀的轉化。愛森斯坦在《作為變革動因的印刷機》一書中，講到路德的新教改革，起因在于印刷機的出現(xiàn)導致閱讀方式的變化，原來是僧侶對大多人的講讀，后來因有了復制技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圣經，單獨閱讀，異教由此萌發(fā)。德國媒介學者基特勒教授在《話語網絡》這本書里，借鑒了福柯的很多思想，研究18世紀建構的話語網絡轉型之中，當時書寫媒介，如兒童教科書，怎么建構了當時的話語網絡。最近我們翻譯的弗盧塞爾《技術圖像的宇宙》，里面也談到同樣的問題。當然，如果將閱讀的含義更加擴展開來，如將觀鏡也當做閱讀，可以看到，在喬治·克拉里的《觀察者的技術》一書中，從透視鏡到立體鏡，有著不同的閱讀目光和姿勢，也意味著不同的主體的形成。
也就是說，從媒介史或者媒介考古的層面談閱讀，閱讀實質上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媒介實踐。以往的閱讀史研究比較關注文本，以此了解集體心態(tài)、思想世界、知識結構。從媒介史去理解閱讀史，則將視野轉向了一些新的層面，如，關注這種媒介本身如何影響閱讀。僅以版面大小而言，讀書與讀報不一樣，讀屏也不一樣。其實書也大小，張秀民老師講印刷史的書里面提及書有很多形態(tài)，如那些科舉用書，也非常小的，有各種本、各種版，媒介形態(tài)和信息組織方式相差很大，涉及到每一種知識形態(tài)的組合和分化過程。這些都與閱讀群體的確定、閱讀方式和閱讀場景等有著直接關系。
報紙也是一樣。如1930年代的《申報》與上?！读蟆?，版面大小和編排相差很大，導致其讀者定位、閱讀場所和閱讀方式都不一樣?！渡陥蟆愤m合在家、在單位閱讀，偏于“靜”讀；而《立報》因為是小型報，方便攜帶，價格便宜，是一個“移動媒體”，黃包車夫、坐公交的人都可以閱讀。因此整個閱讀所處時空和閱讀主體完全變了。
總之，從媒介史層面理解閱讀，將其作為一種具體的媒介實踐，其主要的意義在于突出媒介自身對于閱讀的意義。由此，不僅可以生發(fā)出許多有價值的問題，同時可以借此反思我們這一讀屏時代的心靈和精神狀態(tài)。
沈薈（上海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剛才韓老師所講的東西句句戳中我的心，我現(xiàn)在也是帶著學生在做上海徐家匯藏書樓的那些外報，包括《北華捷報》，但是《北華捷報》因為已經電子數(shù)據化了，所以從文本上來講，我可能更加偏重的是美報，比如《大陸報》、《大美晚報》這些報紙，所以他講的我們需要做這個研究，我覺得是非常必要，因為那些報紙已經都發(fā)脆了，每次去翻的時候都非常心痛。我在讀達恩頓的《屠貓記》的時候，就發(fā)現(xiàn)另一個讓我吃驚的地方，就是一個小紅帽的故事，居然在法國和德國是不同的版本，似乎一共有22個版本，從法國的小紅帽是被狼吃掉的，但是穿過了萊茵河之后就變成了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所以達恩頓在他的閱讀史的研究當中，就是從弗洛姆的社會心理和社會結構的角度來講，去探索人的無意識的母題和他的心理機制，所以我突然間發(fā)現(xiàn)這個所謂的閱讀的問題，不僅是事關一個個人的成長史，心靈史，而且是關乎一個民族的集體的心靈機制和無意識母題的宏大的東西，所以我突然間就開始對閱讀的這個問題就產生了興趣。
接下來針對徐老師和韓老師的引談我有一些想法，我們除了有關懷之外，我一直覺得在中西方研究閱讀史的問題上，我覺得中國的研究存在方法如何落地的問題，所有的閱讀史其實講的都是比較寬泛的，那么問題如何落地？比如說在這個大量的閱讀過程當中，閱讀史指的到底是什么？讀什么，給誰讀，是借還是抄，有多少書，這些書的內容是什么？針對的是哪些群體，它的市場價值到底如何？所以這個閱讀我覺得是需要去細化的，因此這個閱讀應該不僅僅是文化層面的還要是制度層面的。
所以我們在做小人物的心靈史、閱讀史的時候，我們是不是能夠掌握這種互動性的關系，這是我表示我一直不敢做這個研究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包括剛才徐老師所提到的投書人，我在看《大陸報》的時候，里面很多都是無名氏，到底是這個編者主編自己寫的東西，還是讀者真正地去回復的，我覺得這個里面從史料的角度來講，是存在很大的缺漏的。
還有我們在研究當中有那種主題先行的痕跡，像達恩頓、包筠雅研究中國問題，其實都存在一個用西方的知識共同體的概念來詮釋中國的閱讀的過程。在西方，來自于13世紀的宗教設置的圖書館，它有很多的啟蒙的行動在里面，那么這個知識共同體實際上是具有理想化的色彩的，也就是某個群體它是有一個知識的共識，并且通過知識的共識，用一種思想的方式產生彼此的連接，那么實際上我覺得這是來自一個比較伊拉諾斯的、比較理想化的知識共同體的概念。
卞冬磊（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
如果要在新聞傳播學科里做閱讀史，絕對不能滿足于成為歷史學的一個注腳，雖然它給我們提供很多的思想資源。帶著這樣的想法，我當時就努力論證，報刊閱讀史作為一個新主題的合法性。它的特殊性究竟在什么地方？于是就去找理論資源，這方面新聞傳播學的論述其實非常多，最顯著的就是麥克盧漢，他說“書”和“報”雖然在形式上相似，但是在精神上是非常遙遠的兩種媒介。類似的論述還有很多，但媒介環(huán)境學的理論跟歷史研究的敘事連接起來比較“隔”；于是后來會找到社會學中更加經驗性的表述，比如說塔爾德的《傳播與社會影響》，他在最后兩章中談到了很多“書”和“報”的差異，給了我很多幫助。
但光有理論是不夠的，我必須還要回到中國的歷史場景里面去尋找證據。徐老師提到當時很多讀書人把報紙裝訂起來當書讀，這種現(xiàn)象是有的，這種認識是在連續(xù)性的基礎上來考察閱讀。與之不同的是，我基本上在“斷裂”的層面上來考察閱讀，尤其是討論合法性的時候存在著一定的偏執(zhí)——主要強調“書”和“報”的差異，這方面的論述當然也很多，我找到很多支持，譬如最早在《申報》創(chuàng)辦的時候，這份報紙就已經試圖區(qū)分它和中國傳統(tǒng)的書在時間上的差異性。因為新報討論的是當下的事情，不是中國典籍中刊載的不變的知識。維新運動期間，這類觀點更為流行，由于甲午戰(zhàn)敗，讀書人開始思考中國知識的危機，認為社會中缺乏“通今”的知識，讀書還是讀報就成為討論的焦點。比較保守的說法是，讀報是讀書的補充；比較激進一點的講法就是，在當下這種要求識時務人才的情境下，我們需要的不是讀舊書，而是讀新報，一定要以讀報為主。
過去十年來，我基本上是想立足新聞傳播學的特殊性，探尋閱讀和更大的社會事件之間的聯(lián)系，這是一種理想狀態(tài)，在實際研究中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尤其是如何讓新聞史或者閱讀史的研究能夠向外貢獻知識，而不總是封閉在領域內部。新聞傳播學有一個優(yōu)勢，在于它可以連接人文與社會。新聞傳播史的研究可以利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同時加上歷史學的滋養(yǎng)，形成自己獨特的知識貢獻。如果能夠有這樣的追求，我們一方面就可以和歷史學進行對話，也能在社會科學中貢獻知識。在這兩方面的吸收和吐納中，會使我們這樣一個傳統(tǒng)的研究領域走出封閉，恢復活力。
石岸書（華東師范大學新聞系講師 ）：
文學領域很推崇的一個理論家叫杰姆遜，他有一句著名的口號：“永遠歷史化?！蔽矣X得所有的歷史敘述所承載的就是這種歷史化的意識，而這種歷史化的意識我想完全不是只局限于歷史學科的，恰恰相反，它普遍地彌漫于所有學科?！坝肋h歷史化”的關鍵就是把所有的要素（文本、事件、思想和實踐等）都還原到作為主體的集體的運動過程中來考察，還原到作為總體性的關系之中來考察。而這完全是不局限于歷史學的，完全沒有必要說新聞史依附于歷史學，我們是依附于一種歷史化的意識，而不是依附于作為學科的歷史。從此出發(fā)，歷史化還意味著不斷將被過去的歷史敘述所排斥的、忽略的因素，一次次地重新敘述到歷史之中來。因此，新聞史和閱讀史也都是在這種“永遠歷史化”的探索中生成的新的研究方向。
我雖然是一個局外人，但當談到閱讀史時，我確實感受到各位老師都是在談晚清民國，然后有老師也談到為什么不談毛澤東時代，談1949年以后，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想提供一點初步的線索。
首先是，在毛澤東時代乃至改革初期的歷史語境中，“讀者”的概念與“人民群眾”的概念有很大的重疊，“讀者”因此獲得重要的政治內涵，讀者問題被高度重視。如果說閱讀史的重心是關注下層民眾的閱讀，那么這與這一時期的社會主義文化實踐的重心也有很大的重疊，社會主義文化實踐和閱讀史的研究視野都是向下的。這為研究這一時期的閱讀史提供了一個基本的可行性條件。
其次，讀者來信制度在整個毛澤東時代乃至到改革初期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制度。1950年，《人民日報》曾發(fā)表社論，要求“加強報紙與人民群眾的聯(lián)系”，繼而毛澤東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fā)布指示，要重視群眾來信，這些都直接推動了報刊設立讀者來信制度，像《人民日報》《文藝報》等都率先設立讀者來信欄目，專門刊登讀者來信，以后幾乎所有的重要報刊都設有讀者欄目，并有專人負責讀者來信，久而久之成為了一個傳統(tǒng)。
最后，在讀什么的問題上，這一時期讀報與讀書似乎也具有不同的效果。從文學作品特別是改革初期的一些文學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讀報這一閱讀行為常常被描述為具有更強的政治性，是公開、集體的行為，而讀書則常常被描述為具有更強的個人性，是私下的行為。讀報與讀書似乎被建構為了兩種不同的政治儀式，具有不同的政治內涵。
呂新雨（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院長）：
其實我覺得這里面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就還是要回到誰的閱讀何種閱讀，這個閱讀的目的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特別重要，比如說我們之前談到宗教運動，那宗教運動的宗教小冊子的興起和印刷術的推廣之間的關系，還有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胡適討論的這個白話文和文言文的區(qū)別，就是文言文的閱讀和白話文的閱讀這個關系是在五四里面一個很核心的問題，所以我們說到五四的時候，報刊大量使用的都是白話文，那么白話文的興起，它和閱讀的關系，我覺得這個就變成了很核心的。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閱讀和宣傳本來就是宗教的概念，那重大的歷史結論下，法國大革命也是宣傳一個新的革命理念，它需要有大量民眾的閱讀，所以是討論民眾的，就是說作為民眾的閱讀還是作為精英層面的閱讀，二者的這個關系問題。我們不久前剛開了一個口語傳播會議，我就突然發(fā)現(xiàn)這個音的問題，言文音的問題，包括普通話的推廣，就是言文音合一的一個運動。
所以閱讀不能只限在一個對文本的閱讀的層面上，它怎么跟社會運動結合，可能是我們更要關心的。那么，不同的社會運動它的歷史脈絡，也就是說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是從歷史的視角來看閱讀的重要性，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才有可能把閱讀放在一個比較大的歷史的脈絡或者是歷史的重要的時刻去看閱讀和歷史的互動關系，而不是把它變成一個很小的只是文本、報刊是怎么被閱讀的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剛才有老師討論的這個精英辦報，就是知識分子和大眾的關系問題，在20世紀的中國歷史里，它就變成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在中國因為涉及到大量的農民能不能讀報，所以我們從五四運動開始，一直到延安時期，還有抗戰(zhàn)時期的文藝大眾化、文化大眾化和報刊大眾化運動的結合，以及中共辦報的群眾化，都是要求閱讀、朗讀、還有口語化，這些我覺得是需要結合在一起的。
張彥武（《中國青年報》理論部主任編輯）：
剛才呂教授的評議和回應里也有一些我有同感的地方，如果說傳統(tǒng)的閱讀史研究還是側重大眾層面，那即使是相對精英的階層或群體的閱讀，只要對其研究做得足夠細致和深入，不輕易受域外時髦學術理論的影響，不管從什么學科視角介入，還是會有所發(fā)現(xiàn)并能出成果的，似乎不必擔心新聞史被歷史學“碾壓”或者怎么樣。聽了老友唐小兵教授在主持剛才這個環(huán)節(jié)時對各位與談的優(yōu)秀中青年學者的代表作和研究亮點如數(shù)家珍地一一介紹，我馬上聯(lián)想到，即使是“學院派”朋友們寫論文在做基礎性的文獻綜述時，論文作者前期廣泛地涉獵跟案頭閱讀，其實也可以看成一個微觀甚至中觀層面的“閱讀接受史”。
剛才與談并點評的上海大學歷史系青年教師韓戍兄在《新聞與傳播研究》去年第9期上的論文《蔣介石與〈申報〉、史量才關系再研究——基于臺北“國史館”藏檔案的考察》受到了不少師友關注，給新聞史學者和我們媒體從業(yè)者帶來了歷史學的視角，據說該刊的技術編輯都開玩笑說“真看懂了”。韓戍兄剛才點評時肯定了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助理研究員李珊博士在2018年第4期《近代史研究》上刊發(fā)的論文《〈北華捷報〉上的中國投書人——國民革命時期民族主義的對外表達》，去年4月13日在北大文研院研討英國紐卡斯爾大學漢學講座教授錢鎖橋的《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時，恰好也聽過李珊小姐的研討發(fā)言，她從“近代中國人面向西方的英文書寫”角度切入的論述給我留下深刻印象。類似的，這次引言或與談的不乏學界中堅或新秀，他們默默地在不同的學科角落都做得很好，我倒覺得對談主題中這個“交光互影”其實還沒有真正實現(xiàn)，還沒有真正打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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