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飛狐》(圖源于網(wǎng)絡(luò))
2003年,金庸為《雪山飛狐·后記》補寫了幾段。其中談到:“報上還沒發(fā)表完,香港就有很多讀者寫信問我:是不是模仿電影《羅生門》?這樣說的人中,甚至有一位很有學(xué)問的我的好朋友。我有點生氣,只簡單地回覆:請讀中國的《三言二拍》,請讀外國的《天方夜譚》,請讀基督教圣經(jīng)《舊約·列王紀上·一六-二八》,請讀日本芥川龍之介小說原作《羅生門》的中文譯本……”1959年給朋友寫信時,金庸“有點生氣”。四十幾年后寫出這節(jié)文字時的金庸,猶有幾分憤憤之意。
金庸之所以如此“情緒化”,竊以為,主因有二:
一則,這些指認金庸模仿《羅生門》的讀者們的見識太過淺陋,完全不明白“自古以來,一切審判、公案、破案的故事,基本結(jié)構(gòu)便是各人說法不同,清官或偵探抽絲剝繭,查明真相,那也是固定結(jié)構(gòu)”,而將其算作了《羅生門》導(dǎo)演黑澤明的首創(chuàng)與專利;如此一來,金庸就成了黑澤明亦步亦趨的學(xué)步者與跟風者,顯得很有幾分“趨時”與可笑,讓金庸很是不爽。
二則,我一直感覺,金庸對日本文化日本文學(xué)并不如何尊崇重視。
自秦漢到清末,兩千年來,中國文化人對日本文化與文學(xué)基本就是無視的態(tài)度。金庸很傳統(tǒng),繼承了這種“上國心態(tài)”,對日本文化缺乏敬意。
六十年代的金庸,對日本報業(yè)的發(fā)展規(guī)模表示驚嘆,對日本經(jīng)濟恢復(fù)之迅也表達過贊佩之意(回看母國的狀態(tài),怕是也有幾分“妒火中燒”),但他幾乎從來沒有主動談起日本文學(xué)。
有記者問到了,金庸也跟著談起過小說《宮本武藏》。他并不像清代以前的國人一樣,對日本文學(xué)完全無視,好歹還是讀過一些的。
中國的“武俠小說”、西方的“騎士文學(xué)”與日本的“武士小說”,這三種文體是比較接近的。金庸對西方“騎士文學(xué)”和日本“武士小說”的態(tài)度卻是大異。
寫騎士以及深具“騎士精神”的人,寫他們建功立業(yè)的故事,這樣的文學(xué)作品,都可算作(廣義的)的“騎士文學(xué)”。金庸終生視司各特、大仲馬為師,多次表達感恩之意。他對日本的“武士小說”恐怕就沒這么看重,更多是平視乃至俯視,出于好奇,“隨便翻翻”的態(tài)度,看看他們怎么寫、寫些什么。
“新武俠小說”兩大家中,古龍受日本小說尤其是日本的“武士小說”影響很大,金庸所受影響很小。
金庸一直愛好周作人先生的文章,但似乎并未受知堂影響而愛好日本文化。錢鍾書在小說《貓》中,狠狠嘲弄了知堂老人一把,字里行間也可看出錢先生對日本文化的態(tài)度,與金庸很相似,就是不親近,不重視。
也不僅是錢、金二人,民國時代“歐美派”(或“留歐派”)的知識分子普遍看不起“留日派”,也更不重視日本文化。
不少人參觀過金庸的書房,好像沒有誰留下了書房中日本著作很多的印象。
金庸對陶杰說過:“我看的英國書多,受那邊大學(xué)的影響也深,我也喜歡法國、意大利?!彼贻p時雖不曾如愿到劍橋讀書,思想觀念上與“留歐派”很接近的。
金庸的父親很早就應(yīng)許兒子,送他到劍橋讀書。金庸從小學(xué)到大學(xué),成績幾乎總是第一,考劍橋應(yīng)該沒問題的。不得踏上劍橋,還不是讓日本人害的!家業(yè)因日寇入侵,幾乎敗光,沒錢去留學(xué)了。
金庸生平最長的一次對談,談話對象居然是一個日本人。那也不見得是他對池田大作有興趣,我感覺金庸某種程度上是把日本人池田大作看作了英國大歷史學(xué)家湯因比的“未亡人”。金庸崇拜湯因比,而湯因比與池田大作的對談錄影響深遠。湯因比已逝,能與和湯因比長談過的池田大作談?wù)?,也是好的?nbsp;
吉川英治《三國志》(圖源于網(wǎng)絡(luò))
金庸對池田大作談到過吉川英治所寫《三國志》,更多是他對三國這個時代和《三國演義》這部中國古典小說感興趣,想看看日本人怎么寫、寫什么,隨便翻翻罷了。
金庸對池田大作又說起:“我家庭本來是相當富裕的,但住宅給日軍燒光。母親和我最親愛的弟弟都在戰(zhàn)爭中死亡?!边@樣親身經(jīng)歷的家仇國恨,很難讓金庸對日本文化有親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