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鐸研究的大成果——《王鐸年譜長編》與其一生行跡及考辨

王鐸是晚明最具個性的書法家,以“好書數(shù)行”影響至今。浙江大學藝術(shù)與考古學院教授薛龍春近期出版了《王鐸年譜長編》，以王鐸一生行跡、交往與詩文書畫活動為中心，起自王鐸出生（明萬歷二十年），訖于王鐸去世（清順治九年），以年、月、日編次，詳細完整地展現(xiàn)了王鐸跌宕起伏的一生。

在本文作者看來，該年譜有著三大特色：廣來源、慎考辨和具褒貶，不光是對材料并非簡單堆積羅列，而是進行了相當深入的整合與勾連，不僅僅是藝術(shù)史的撰述，也是研究晚明政治史、文人心靈史的重要參考。

王鐸是晚明最具個性的書法家,以“好書數(shù)行”影響至今。他所倡導與實踐的氣魄宏大的連綿草書,在晚明書壇獨樹一幟，與董其昌一系書風形成奇妙的對比和平衡。王鐸書法美學，似乎更加適合近百年來激變時代的審美。日本書壇一度有“后王（鐸）勝前王（羲之）”之說。不僅如此，王鐸在南明弘光朝曾官至宰輔，其一生行跡在晚明政治史上亦具相當?shù)难芯績r值。

 王鐸《五律詩軸》

近半個多世紀以來，中日兩國學界關(guān)于王鐸作品的整理、研究和出版，已取得很多成果，但關(guān)于王鐸的生平研究，進展卻較為平緩。須羽源一于1975年在《書品》雜志發(fā)表《王鐸年譜（稿）》。1992年出版的村上三島主編《王鐸書法》五大冊，也收入了福本雅一所撰《王鐸年譜》。這兩部年譜以部分王鐸書法作品和藏于日本的《擬山園選集》詩集（清順治十年刊，五十四卷殘本）為核心資料，雖有開拓之功，但因所見材料限制，缺略甚夥。1993年榮寶齋出版《中國書法全集（王鐸卷）》，附有簡單的“年表”。2007年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的北師大張升撰《王鐸年譜》，拓展了文獻來源，頗有創(chuàng)獲，但誤漏亦不少（如誤將“張飽一”定為平湖張培，等等），尤其是對圖像材料不甚關(guān)心。浙江大學薛龍春教授費十余年心力，撰成《王鐸年譜長編》，使得王鐸生平研究獲得了極大的進步。

《王鐸年譜長編》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2019年版《王鐸年譜長編》共三冊，都一百萬字。2020年略加增訂，并增加一本彩色圖錄，出版精裝本，皇皇四巨冊（劉濤老師對年譜加圖錄的方式甚為肯定，他評說“年譜中著錄的王鐸書跡，可謂譜主書跡編年錄”）。本年譜長編以王鐸一生行跡、交往與詩文書畫活動為中心，起自王鐸出生（明萬歷二十年），訖于王鐸去世（清順治九年），以年、月、日編次，詳細完整地展現(xiàn)了王鐸跌宕起伏的一生。

我在2020年末，費一月之功將這部大書讀完，勉力撰成讀書報告一篇，向薛龍春兄和諸位師友方家請教。鄙論或有不逮，亦我所自知也。

本年譜長編拜讀完畢，我認為有三個特色。

一是廣來源，可見著者功力。此前王鐸生平研究資料，多局限于一些常見史料和圖籍。龍春兄在此基礎(chǔ)上，大大拓展了資料的來源，可謂竭澤而漁，巨細無遺。我曾當面聽白謙慎老師表揚龍春兄搜集材料是集團軍作戰(zhàn)似的手法，每隔一段時間，又見他新獲材料數(shù)十條、圖版數(shù)十件。我在本譜中讀到，在王鐸詩文集方面，著者采用了不少稀見文獻，如國圖所藏順治十年刊《擬山園選集》詩集，較日本所藏殘本多了整整二十一卷；新見天津圖書館所藏《王覺斯初集》黃居中抄本、河南圖書館藏明崇禎刊本《擬山園初集》和上海圖書館所藏《擬山園選集》殘本，利用這幾種文獻中所載詩文勾稽出王鐸早年的諸多行跡。著者還盡力搜求晚明時人的詩文著述，爬梳出與譜主有關(guān)的線索和記載，如利用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摘出與譜主四十歲前后數(shù)年的多次交游（頁215-237），利用陳明夏《石云居詩集》《石云居文集》摘出譜主五十八歲時的多條記載（頁1209-1211），等等。時人著述其實是可資挖掘的極為豐富的礦產(chǎn)，但以前的年譜編撰限于條件，也限于精力，似用力不多。本譜后所附參考文獻中“明清詩文集”部分，多達二百余種，可見著者用力之深。

王鐸《致薛所蘊札》

王鐸《致薛所蘊札》

在圖像方面，龍春兄大索天下，不僅全方位使用了國內(nèi)博物館、圖書館、文物商店和私人藏品，還通過各種渠道，獲得美國觀遠山莊、萊溪居、臺灣石頭書屋、香港近墨堂、日本骎骎堂所藏等很難獲致的王鐸書跡圖版。同時，著者關(guān)注近數(shù)十年來大陸、港臺和北美、日本的各種拍賣會，通過這一渠道獲得的圖像也為數(shù)不少。當我在書中看到某件作品來自東京美術(shù)俱樂部昭和某年拍賣，或來自北京中漢拍賣這類不太知名的公司時，不禁感嘆再三。在廣來源的基礎(chǔ)上，著者對材料并非簡單堆積羅列，而是進行了相當深入的整合與勾連。如年譜中述及譜主五十歲前后與楊之璋、之瑋、之玠三兄弟交游時（頁721-725），除王鐸本人詩文外，其他材料的來源分別是觀遠山莊藏手稿、西泠2005、2008兩次拍賣、《王鐸書法珍品集》、廣東省博藏品、《敬和堂藏帖》、洛陽博物館藏手稿、故宮博物院藏信札（仿本），等等，這些不同渠道的資料，在著者手中條分縷析，井然有序地進行了排比整合；再如，譜主六十歲“為終南無心上人跋《羅漢卷》卷”條（頁1367），著者從不同版本的王鐸詩文集中，找出一篇文章和兩首詩作，與本條所錄題跋文字相互參證。讀完這些以前被湮沒或被壓抑的史料，讓王鐸的真實人生愈來愈清晰、鮮活和立體。至少對我而言，是對王鐸的觀感有所改變。

王鐸《山水立軸》

王鐸《蘭石圖》題跋

王鐸題吳鎮(zhèn)《漁父圖》

二是慎考辨，可見著者心思。年譜撰寫會面對大量的考據(jù)工作，既有史料的辨析，也有史實的考證。本譜考辨通徹明白，極為精審。如，關(guān)于“天啟三珠樹”問題，著者注意到，收錄于河南圖書館所藏明末刊本《擬山園初集》與國圖所藏順治十年本《擬山園選集》中的同一篇序文《王覺斯年丈初集敘》，分別署名黃道周和蔣德璟，但據(jù)其中“僭為選評”四字，可定必出黃道周之手（黃曾評選王鐸詩，蔣則未曾）；在國圖所藏順治十年本中，此篇更易一字，文末“黃子”改為“蔣子”，后署名蔣德璟，另有一篇《題王覺斯初集》述及“三珠樹”者，則署名黃道周。龍春兄認為，黃氏絕無為初集兩次作序之理，且王鐸歿后，其弟王鏞、王鑨所編選集（即國圖所藏順治十年本），有多篇序文被抽換易名（如以呂維祺換邢紹德，以何吾騶換張四知，以馬之駿、姚希孟換薛岡等）。

王鐸《挽呂維祺詩立軸》

另據(jù)張鏡心《王文安公神道碑銘》中關(guān)于王鐸、倪元璐、蔣德璟三人“入翰林為庶?！睍r“鼎峙詞林，聲實相伯仲”的記載，可知那篇《題王覺斯初集》述及“三珠樹”者，作者極有可能是黃道周的同鄉(xiāng)蔣德璟。國圖所藏順治十年本《擬山園選集》編纂者很可能故意將黃、蔣二人名實錯置（頁151-152）。此處考證，綿密確鑿，糾正了書法史上一直以王鐸、黃道周、倪元璐為“天啟三珠樹”的舊說，令人信服。王鐸書作中有大量上款人只知名號，不曉姓氏，甚至只有其名姓中的一個字，對這些受書人的考證也是本譜創(chuàng)獲較多之處。除了著者在《前言》中提到的考出某件手卷上款“遂兄”為王思任之外（頁4-5），再舉一則：王鐸曾為“苧蘿大詞宗”臨圣教序軸，但“苧蘿”為誰？龍春兄從張鼎延詩集中檢出《贈謝大司農(nóng)苧蘿》，又從薛所蘊詩集中檢出《送謝苧蘿司農(nóng)還章丘》，查得謝啟光為章丘人，入清后為戶部尚書，故“苧蘿”必為謝啟光無疑（頁113）。當然，書中也有不少“待考”“俟考”“姑置于此”等等，疑者傳疑，理當如此。這些考證和存疑，或可稱為“E”考據(jù)時代中乾嘉樸學之風的傳承和發(fā)揚。

王鐸《銅雀瓦硯銘》

王鐸題北宋《圣教序》

三是具褒貶，可見著者史識。在天崩地裂的時代，出處大節(jié)，選擇不易。王鐸是不幸的，如果其早卒十余年如董其昌輩，則不會面對降與不降的尷尬抉擇。無論如何，福王遁走，王鐸、錢謙益等南明高官“獻城迎降”，終究是人生大污點。王鐸一直以“貳臣”之名留在歷史上，頗有些臉譜化。在本年譜長編中，收錄了大量王鐸詩文，在在可見其思想的隱微變化。如譜主四十七歲充經(jīng)筵講官時，反語太多，言時事有“白骨滿野，人肉相食”等語，遭上怒責（頁517-518）。清軍薄山右之時，又上《兵議》，上《御試策》，極言御寇之術(shù)，愿領(lǐng)強兵，請纓擊賊（頁557-560）。更多的，則是王鐸為明末清初的諸多死節(jié)者寫詩歌（如為呂維祺等），寫傳記（如為焦源溥等），寫墓志銘（如為張風翼等），寫祭文（如為吳阿衡、祁彪佳、楊之璋等）。王鐸雖有歸隱之心，“魚鳥當何適，江山且當歸”（頁880）；也曾上疏求去，“誠懇求賜允放于江湖”（頁899），但終于還是降志辱身。令我驚訝的是王鐸在聞知崇禎自經(jīng)后的多次痛哭（頁879、889等），在南京城陷之前的被人群毆（頁969），見到被執(zhí)的弘光帝時“直立不拜，戟手數(shù)其罪惡，攘臂呼叱而去”并言“余非爾臣，安所得拜”（頁977）等記載?；蛟S，王鐸忠于大明，但并非奉南明為正朔。晚明遺民錢澄之曾有“藏文于文”之說，我們在年譜所錄王鐸晚歲詩文中，或許也能看到這位貳臣的隱秘心靈角落。龍春兄據(jù)實錄史，雖無明言論說，但我似能感受到字里行間所隱然呈現(xiàn)的價值評判。不作簡單道德判斷，已然是一種立場。龍春兄的這部王鐸年譜長編，不僅僅是藝術(shù)史的撰述，也是研究晚明政治史、文人心靈史的重要參考。

王鐸《致焦源溥札》

王鐸《贈別沈石友詩卷》（局部）

借助于現(xiàn)代即時通訊工具的便捷，我在閱讀過程中曾向龍春兄數(shù)次請益，都得到他詳盡誠懇的賜復。如，年譜第一冊中，在譜主三十六歲時有“為新安知縣陳世祥（善百）書自作詩軸”，此件后鈐“王鐸之印”、“宮賓學士”二?。?41）。但“宮賓”是太子屬官，理應(yīng)是王鐸當了東宮侍讀（1637年，四十六歲）后所用印，不應(yīng)出現(xiàn)在其早年作品上，因此，這件作品我認為存疑。龍春兄回復，鈐有“宮賓學士”這件，他當時也注意到印章時代問題，因作品絕真（在日本看到的戰(zhàn)前拍賣圖錄），前一印“王鐸之印”為其時所用，只能懷疑“宮賓學士”為后加。龍春兄補充，在王鐸入清后的作品上，還鈐有“文淵太傅”，或“大宗伯印”（頁991），這是其弘光朝與明朝的官名，雖難以理解，但作品確實為真，只能假設(shè)為后鈐。再如，我讀到崇禎元年“為祉吉劉年兄大詞宗”臨王羲之書，譜中云“查先生所有同年進士之劉姓者，祉吉只可能為劉士禎之字”（頁145）。我則認為除了進士同年，尚應(yīng)查證王鐸的天啟辛酉科河南鄉(xiāng)試舉人同年中，是否有劉姓字“祉吉”者。龍春兄回復，所有劉姓同年進士的字號，他全部查過；舉人同年因為只限于河南府，人數(shù)不多。而“禎”與“祉吉”之間含義關(guān)聯(lián)，且還查到名禎者字中取祉的許多例子，因此，才判斷祉吉只可能為劉士禎之字。他的答復令我心悅誠服。窺一斑以見全豹，可知即便是譜中短短數(shù)語，也是著者花費了極大功夫反復考辨才得出的結(jié)論。

王鐸為翼隆作《隸書詩冊》

縱覽全書，我尚有二三點建議和意見可供參考。一是龍春兄已刊發(fā)有三十余篇與王鐸有關(guān)的論文，并于去年出版了階段性的成果《王鐸四題》一書，對王鐸生平及其藝術(shù)的諸多方面進行研究和闡釋，似于譜中應(yīng)在相應(yīng)“按語”部分予以提示，以便譜文與論著可以相互參觀。如譜中有多處涉及王鐸生前身后的刻帖，在《王鐸四題》中則有《王鐸刻帖考論》專文；再如前述關(guān)于“三珠樹”那篇序文作者的考證，譜中因篇幅所限較為簡略，著者另有《順治十年刊<擬山園選集>的篡改與王鐸形象的重塑》長文詳細考辨，并得出了非常重要的結(jié)論：王鐸在去世之前最后一次詩文集的編輯過程中，通過蓄意篡改信札的受書人姓名、詩文集的序言作者姓名、詩集選閱者的姓名等方式，“制造”他與明末清初眾多名流的密切交往與深厚情感。借助黃道周、倪元璐、文震孟、何吾騶、劉宗周、錢謙益、吳偉業(yè)這些大儒、忠臣、烈士與作家虛妄的背書，王鐸企圖重塑他的歷史形象，而他的兩個弟弟王鏞、王鑨則實施了具體的刊刻活動。如能在年譜中給出這些論著的出版信息和主要觀點，當能讓讀者按圖索驥，更獲教益。第二，本書為年譜“長編”，類似年譜相關(guān)資料匯編，其“書法”不同于年譜本身，的確可以盡量詳盡，多作引申，以備覽者查考。但是我仍覺得某些部分的文字似過于枝蔓，如每年“附錄”中涉及到的一些常見人物生平不必具引（如頁70-71的孫承宗、董其昌）；王鐸與友人集黃道周齋中，既引王鐸贈詩，又引吳偉業(yè)、張維機贈詩（頁535）；王鐸題宋權(quán)藏范寬《雪山蕭寺圖》后，復引宋權(quán)在宋人《松亭撫琴圖》及宋拓《九成宮醴泉銘》后的題跋文字（頁1199），等等，似皆蔓衍，可略為芟剪。第三，個別地方還存在編輯技術(shù)問題，如第一冊最末三頁有部分文字重出；個別文字誤植（如頁67“三株樹”當為“三珠樹”）。

薛龍春《王鐸四題》

這部《王鐸年譜長編》，顯示了在今天這個時代有利的學術(shù)條件下，編撰藝術(shù)家年譜所能夠達到的新高度。龍春兄在微信中告訴我，年譜長編本是王鐸研究的副產(chǎn)品，他將再用數(shù)年時間，撰寫一部研究專書，“為王覺老打工打到底”。我非常期盼他的專書早日完成并出版，定將為明清藝術(shù)史個案研究樹立新的典范。

2021年1月4日改定于成都

（本文原標題為《王鐸研究的大成果——讀薛龍春著<王鐸年譜長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