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學者撰寫的經部善本書志

《美國芝加哥大學圖書館藏中文古籍善本書志·經部》（上下），張寶三著，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360.00元

所謂學者，就是一個通過讀書來獲取知識形成思想解決問題的人。書有未曾經我讀，于是就盡量找到書的提要或書志類書來充實知識。就我這樣一個沒人指點讀書迷津的人而言，就更只有拜提要、書志為老師。雖然我不能像余嘉錫先生那樣撰著《辨證》，卻也是從讀《四庫全書總目》（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買到1965年精裝道林紙本）開始，繼而讀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八十年代初買到萬有文庫本），繼而讀中華影印的皕宋樓、善本書室等藏書志，但那都是國內民國和清代書目提要。記得八十年代初，王重民的《中國善本書提要》出版，因為有許多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書目提要，自然欣喜，買了二本，一本置之案頭，以為可以了解古籍外流甚至像皕宋樓一樣在國內缺失的珍貴圖籍。繼而又借閱過屈萬里的《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得知其提要初稿亦出王先生之手，王重民先生無愧是撰寫海外書志先驅。

對外流古籍知識的渴念，導致我后來與三部美國所藏善本書志的結緣。第一是沈津先生的《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那時我正供職上海辭書出版社，所以奉命審閱了其中經史部文稿數(shù)十萬字，一字一句地讀，興趣盎然，眼界大開。時隔數(shù)年，我的朋友陳先行研究員以他主編的《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相贈，使我多了一個了解外流古籍的窗口。而張寶三教授這部《美國芝加哥大學圖書館藏中文古籍善本書志?經部》（下簡稱《芝大書志》）則是新開的又一個了解外流古籍的戶牖。沈、陳兩位都是著名的版本目錄學家，哈佛和柏克萊大學兩本書志早已惠澤學子、飲譽學林，也早有人介紹，無容置喙。經部著作一直為有意纂輯清代經學叢書的我所關注，尤其此書系由我的朋友、當代經學學者張寶三教授所著，更令我想稍抒所見。

我得知寶三教授之名是因為他的博士論文是《五經正義研究》，這個題目用上世紀九十年代眼光省視，其分量重到足以震懾學子。果然，后來在臺灣識荊，他就送了我一本近達千頁的《五經正義研究》。博士階段能下此功夫，可見其對五經熟悉之程度。當然他任職臺大后所專注的，主要還是循其碩士期間開啟的《毛詩》研究為多，也關心東亞經學尤其是日本京都學派中國學研究狀況，先后出版《唐代經學及日本近代京都學派中國學研究論集》和《東亞詩經學論集》等書。他不僅對經學有精湛研究，對目錄學、書志學也深有學養(yǎng)，主編過《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珍本東亞文獻目錄》之《日本漢籍篇》和《中國古籍篇》。以一個經學學者而兼具書志學涵養(yǎng)的人來編纂芝大經部善本書志，自會有其獨特的眼光和視角。

芝大東亞圖書館首任館長為著名漢學家顧立雅，繼任者是馳譽中外的錢存訓教授，且先后接受過勞費爾、李宗侗等庋藏圖書，故該館所藏以經部古籍（含善本和普通本)為其特色，竟有一千七百多部，“且不乏孤槧，洵為全美第一”（沈津語）。這“第一”的雙重含義，一是數(shù)量，二是質量。作者從中選取六分之一二百八十四部善本撰寫書志，無疑是其中精華所在。

先列舉一二：前兩年出版李衛(wèi)軍編著的四巨冊《左傳集評》，收錄六十余種《左傳》評本，我購而閱之，總以為已集《左傳》點評之大觀。而芝大藏有《名公注釋左傳評林》一種，題明歐陽東鳳批評，明李茂識編次，明萬歷刻本，作者據(jù)評林姓氏中避諱字，斷為清代印本。此本唯日本尊經閣文庫亦藏一部，《四庫總目》和《古籍善本書目》皆未著錄，其他公私圖書館亦罕見。該書所列參評者有三十一人，除真德秀、朱申、穆文熙等寥寥幾人外，他若楊慎、鄒守益、唐順之、李攀龍、王世貞、王宗沐、王錫爵、陳與郊等，或因未有專書，而皆為《左傳集評》所遺，可見《評林》一書之價值。又《春秋公羊經例比》六卷，以《春秋》經文相同或相近之文句分類排比，加以申述，有類于杜預之《釋例》，因系稿本，自為他館所未收。作者細察前后內容之重復，斷為未完之著。雖然為未完之著，但因《左傳》有《釋例》，而《公》《谷》二傳則缺如，有此一稿，足可啟迪來者研究之路向。

書志所要展現(xiàn)者，并非僅僅據(jù)書撰志，還須對館藏著錄有所考證。即就《春秋公羊經例比》稿本而言，因有“文廷式章”白文方印一枚，館藏舊目原著錄為文廷式著。作者查閱文氏現(xiàn)存著作、日記、隨筆均未提及此書，唯《純常子枝語》有“余嘗欲為群經撰句例一書，惜匆匆未暇也”，遂排纂文氏行年要事，謂“似少有可能撰作”此稿。復據(jù)“易印漱平”之印，推定先由文廷式藏弆，轉為易培基所有，傳之獨女易漱平，遂隨其夫君著名學者臺大教授李宗侗藏書轉讓芝大。又如清抄本《大易講義合參》與上圖所藏《周易講義合參》稿本（實為抄本）同出一源。因上圖本有“惠棟之印”“定宇”鈐印，被定為惠棟所著，但不久即被質疑。作者從比勘兩種抄本內容入手，查得上圖《八卦取象歌》等六圖為芝大抄本所無，復就抄本用字、諱字、行款等考校，左證了上圖本非惠棟著作之說。由是可見上圖稿本識語稱“惠定宇先生著《周易本義辨證》既成，復著《周易講義合參》。今《辨證》已刊版行世，《合參》祗有鈔本，而流傳亦希。此則先生之原稿”云云，乃遞藏者出于自珍的想當然之說。

古籍流傳，有草稿，有清稿，有初刻，有重刻，錯綜復雜。據(jù)書撰志，既要參考各公私藏館著錄，又要稽考序跋，聯(lián)系內容，以定刻本年代。作者現(xiàn)任陜西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以往曾執(zhí)教臺大多年，且嘗撰寫臺大圖書館古籍藏書目錄，熟稔該館藏書，因在考述元鄭玉《春秋經傳闕疑》之版本時，引錄芝大館藏所無的臺大同書書末鄭肇新跋文一篇，揭示了三百年來此書稿本在宗族中傳抄之跡。更征引《四庫總目》《經義考》及各館收藏目錄，基本理清了此書之源流與初刻、重刻之本。而若“《詩經喈鳳詳解》八卷《圖說》一卷”一書，版式分上、中、下三欄，題為清陳抒孝撰，清汪基增訂。作者以汪氏嘗自著《古文喈鳳》一書，遂溯其改陳氏《詩經繹傳》為《詩經喈鳳詳解》之由，揭示明人在科舉參考書中改頭換名行徑之一例，且指出該書“備考”由汪氏新增，“圖說”亦經汪氏斟酌取舍。至于中欄“汪氏庭訓云”語，則據(jù)書首吳啟昆序汪氏“尊人沐滄先生口授札記庭訓汪子兄弟”云云，定為汪父之說。是皆能實事求是而深中肯綮。

前人撰寫書目提要，或一人見聞所限，或假借眾手所成，像《四庫全書總目》和《續(xù)修四庫提要》皆屬巨制，前者積篇過萬，后者更達三萬多篇，難免疏漏紕繆。自胡玉縉之后，糾錯者接踵而來，更正者何止千百，《芝大書志》于此亦時有所見。武英殿本《四庫總目》卷六《周易述》提要有云“其注疏尚缺下經十四卷及《序卦》《雜卦》兩《傳》，蓋未完之書”，文溯閣書前提要同。而文淵閣和文津閣書前提要則作“缺下經第四卷”，《芝大書志》指出此書第八卷注“全卷闕”，此即下經第四卷，乃知殿本、文溯閣本皆誤。另《芝大書志》又指出《續(xù)修四庫提要》中倫明撰陳孚《學庸竊補》提要據(jù)序文定為乾隆十一年刊本，又著錄為九卷，而實際原書是《大學竊補》五卷，《中庸竊補》九卷，總十四卷。且芝大藏本書前書名頁有“乾隆庚午新鐫”字樣，乃疑倫明所見本無書名頁，故有此誤。

古籍流轉遞藏，自屬事理之常，而欲追蹤其流轉之跡，則藏家印璽每為重要依據(jù)。作者在撰作書志時，于藏書鈐印頗能用心。若毛晉汲古閣刻本《詩外傳》鈐有“風樹亭藏書記”朱文長方印一枚，因易培基故居正位于長沙南門外白沙井楓樹亭，嘗刻“風樹亭收兩漢六朝碑志”印自用，遂將此書歸之易氏所藏，而書又有“李宗侗藏書”印，乃知亦為由易而李，于上世紀六十年代后入芝大館藏。

尤其值得一提者，是作者在撰志過程中，嘗發(fā)現(xiàn)某些善本古籍書頁上鈐有藍、紅色長條形紙廠印記，像明張岐然《春秋四家五傳平文》卷六、卷十七、卷三十五個別頁面，元陳師凱《書蔡氏旁通》卷四第十一頁右面，皆鈐有藍、紅色紙廠印記，于是追本溯源，博證文獻，撰成《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所鈐紙廠印記研究》一文，初步理清紙廠有色印記的原委與年代，并援此以考定某些古籍印刷年代。《春秋衡庫》一書，芝大缺書名頁，北大圖書館藏同版書前題有李長庚天啟五年序，因著錄為“明天啟五年吳縣昆池刻本”。作者發(fā)現(xiàn)北大與芝大兩本之卷一及卷五版心為單白魚尾，與他卷單黑魚尾不同，凡例亦增加兩例，更重要的是，兩本均有藍色長條形圖案的印記，由是推測兩本皆明天啟刻清修補印本。同理，因芝大與多家圖書館皆有收藏的題為崇禎刻本的《禹貢匯疏》，因北大圖書館藏本卷二第八頁鈐有紙廠印記，遂亦疑其為崇禎刻版之后印本。用紙廠印記來佐證印刷年代，為研究版本者啟一新涂。

作者以經學學者身份從事書志撰寫，書前《前言》中嘗云：“本書志之撰作，除對經部各書作適當之著錄，使讀者得以對中國傳統(tǒng)經學有基礎之了解外，亦期望本書志可作為有志從事經學研究者之梯航?！睉掖藰藴室?，“恒自惕勵”，力求文獻正確、論證有據(jù)，解讀無誤。而在一些人物生平和經典內容介紹方面，也盡量詳細，使一般讀者一編在手，少假他求甚至不假他求，而能明了經籍著者、抄者、刊者、序跋者先后抄刊、重刻過程。

迭經清末民初之戰(zhàn)亂與通商，古籍外流不計其數(shù)，而隨著中外文化交流越來越頻繁，古籍影印回流和撰作書志介紹也日益增多，企盼此類書志撰寫到一定程度，能有人予以總結梳理，描述中國古籍外流途徑和緣由，補上中國書籍史上重要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