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西游記：傳教士發(fā)現(xiàn)的孔子

明清之際來華傳教士中不乏飽學之士，他們在中國生活了多年，撰寫了大量的著作、札記、書信和報告，向歐洲人展現(xiàn)出一幅幅中國歷史的宏偉畫卷和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場景。傳教士熱心于對中國典籍的翻譯和儒家思想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在歐洲思想界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傳教士的孔子印象

早期來華的葡萄牙耶穌會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著有《大中國志》，于1642年出版。這部著作一經(jīng)出版，便被譯成多國文字，受到歐洲東方學者的歡迎。曾德昭在中國待了22年，對當時處于明朝末期的中國，應該說是了解得比較透徹的，他的《大中國志》比利瑪竇的著作更為詳細地介紹了中國的社會歷史和人文地理狀況。

《大中國志》中說到孔子在中國具有很高的地位，“孔夫子這位偉人受到中國人極大的崇敬，他撰寫的書，及他身后留下的格言教導，也極受重視，以致人們不僅把他當作圣人，同時也把他當作先師和博士，他的話被視為是神諭圣言，而且在全國所有城鎮(zhèn)修建了紀念他的廟宇，定期在那里舉行隆重儀式以表示對他的尊崇”。他還說到儒家的“四書”“五經(jīng)”，“有關(guān)的注釋需要他們努力學習，背下來，竭力了解困難之處，使他們獲得各種辨識力，這樣去節(jié)制他們的行為，制定治國之方。這都是根據(jù)從其中找到的格言警句進行的”。

《萬世師表》圖，清代拓本，牌位上孔子居中而坐，顏淵、子思、曾子、孟子四弟子分坐左右，兩側(cè)分刻十二先賢像

西班牙多明我會傳教士閔明我（Domingo Navarrete）長期在中國生活和傳教，對中國的社會現(xiàn)實、民眾情感以及生活習俗有深入的了解，其所著《中華帝國縱覽》于1676年一經(jīng)出版，就在歐洲各國廣泛傳播。后來陸續(xù)被譯成法文、德文和意大利文，在英國出版的摘譯本尤其受歡迎。

閔明我建議歐洲各國政府仿效中國政府，減輕田賦，造福農(nóng)民，甚至認為可以把中國稱作伊甸園。他介紹了孔子的學說，引用了100多句孔子和其他典籍的格言。閔明我寫作這部著作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把中國作為西班牙的一個榜樣，以中國政治上的“清明”促進西班牙的政治革新，以中國繁榮富強的景象來喚起西班牙民族重振往日輝煌的激情，并最終使西班牙擺脫當時內(nèi)憂外患的困境。閔明我對中國農(nóng)業(yè)和農(nóng)民政策的介紹對法國的重農(nóng)學派產(chǎn)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

到啟蒙運動時期，《中華帝國縱覽》尤其受到學術(shù)界的高度重視。萊布尼茨、洛克、狄德羅、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魁奈、傅爾蒙等人提到過這本書，認為它對于了解中國大有裨益。

1688年在巴黎出版的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s）的《中國新史》，是一部全面概述中國和中國文化的著作。安文思是葡萄牙耶穌會傳教士，為航海家斐迪南·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的后裔。他于1640年來中國傳教，直到1677年病逝于北京。他撰寫《中國新史》時，在中國已生活了20多年。

《中國新史》原書名《中國十二絕》，意即中國的12條優(yōu)點，記述了中國的名稱、地理位置、歷史、語言、物質(zhì)生活、礦產(chǎn)、航運、船舶、政治制度、國家結(jié)構(gòu)等，特別對中國社會的禮儀風俗、城鎮(zhèn)特點、官僚貴族體制和皇城建筑等作了較為詳盡的記述，呈現(xiàn)出一幅全景式的中國圖畫。其中也談到孔子，有一章的題目就是“孔子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響”。

安文思以推崇的口氣提到孔子，他說，中國人用極崇高的名字去稱呼這位哲人，“當他們說圣人時是表示尊崇，意指孔夫子，指大智大勇的人。這個國家對那位哲人極為尊敬，盡管他們不把他當作神祇崇拜，但為他舉行的典禮的規(guī)模之大卻超過祭拜偶像或浮屠的儀式”。安文思說孔子“實際上他是一個有學問的人，天賦種種美德”。安文思對中國人也作出了較高的評價，他認為，中國人是比其他人更精明和聰慧的。他還介紹了儒家的經(jīng)典“四書”“五經(jīng)”，認為這些經(jīng)典著作猶如他們的《圣經(jīng)》，并說他們傳教士都極勤勉地學習這些典籍。

法國耶穌會士李明（LouisLe Comte）的《中國近事報道》是17世紀末比較全面概述當時中國國情的著作。該書是李明在華期間寫給國內(nèi)要人的通信匯編，共有14封信。李明以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對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做了詳盡的報道。其中論述了中國人的語言、文字、書籍和道德，包括中國人思想的特點、政府和政治、中國人的宗教信仰等。李明認為，孔子是中國人教義最純潔的源泉，他是中國人的哲學家、立法者、圣賢，盡管孔子不是國王，但他卻統(tǒng)治著中國極大的一部分，而且到他死的時候，通過他所提倡的箴言和他所展示的公正例子，他在這個國家的管理事務上享有更大權(quán)威。李明在書中撰寫了孔子的小傳，還輯錄了孔子的一部分箴言。

他指出：“孔子是中國文學的主要光輝所在……這正是他們理論最清純的源泉，他們的哲學，他們的立法者，他們的權(quán)威人物?！崩蠲鹘榻B了“五經(jīng)”中每部經(jīng)典的主要內(nèi)容，然后指出：“這5本書是非常古老的，所有其他在王朝有一定威望的書不過是這5本書的抄本或評注本。在不計其數(shù)的曾為這著名的原著付出勞動的作者中，沒有任何人比孔子更杰出。人們尤其看重他所收集成’四書’的有關(guān)古代法律的書，并視其為完美政治的準則。”

《中國近事報道》1696年于巴黎出版。該書出版獲得巨大成功，短短4年間法文重版5次，并有英文、意大利文及德文譯本。

《中國近事報道》中的康熙畫像，畫框飾以龍紋，1696年法國巴黎版

儒家典籍的西譯

書面文獻是文化的主要載體。明清之際中華文化西傳的高潮，有一個重要特征就是中國古典經(jīng)籍在歐洲的流傳和研究。

在來華的傳教士中，羅明堅最早將中國典籍翻譯成拉丁文年，羅明堅把中國兒童蒙學讀本《三字經(jīng)》譯成拉丁文，后給耶穌會總會長寄去，在寄送時，他還寫道：“時間倉促，拉丁文譯文也很不順?！痹摃宕撕蟛⑽闯霭?。1592年，又一本中國兒童蒙學讀本《明心寶鑒》由當時在菲律賓傳教的多明我會傳教士高母羨（Juan Cobe）譯成西班牙文，在菲律賓出版。

高母羨認為相當多的傳教士并不了解中國文化特征，所以看不到儒家學說與基督教教義有近似的地方。他翻譯《明心寶鑒》就是為了使歐洲人了解中國，從而確立和平傳教的信心。菲律賓大主教薩拉薩爾（Salazar）非常贊賞高母羨的做法，并認為《明心寶鑒》西班牙文本的出版對于東方的傳教事業(yè)有深遠的影響。《明心寶鑒》后來由米格爾·德·貝納維德斯（Miguel de Benavides）神甫帶回西班牙，并于1595年呈獻給菲利普二世。

以中文、西班牙文對照方式呈現(xiàn)的《明心寶鑒》，西班牙國立圖書館藏

盡管高母羨先于羅明堅翻譯出版中國典籍，但羅明堅卻要早于高母羨在歐洲出版中國典籍。羅明堅是與利瑪竇一起來中國的，羅明堅比利瑪竇年長9歲，來中國時已經(jīng)40多歲了，之前曾獲法學博士學位。羅明堅是儒學西傳的先驅(qū)，在向西方介紹中國、翻譯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等方面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1588年，羅明堅奉命自澳門回羅馬向教宗匯報期間，隨后，其在羅馬將“四書”中的《大學》一書的部分內(nèi)容翻譯為拉丁文，由另一名耶穌會士波塞維諾（Antonio Possevino）編入1593年在羅馬出版的百科全書的《歷史、科學、救世研究叢書選編》。該譯文稿本今存羅馬意大利國家圖書館。

自羅明堅幵始，耶穌會士幵始重視對“四書”的翻譯工作。

最初，耶穌會傳教士翻譯“四書”是為了教來華傳教士學習中文。1594年，利瑪竇經(jīng)過數(shù)年的努力，將“四書”譯成拉丁文，并略加注釋，隨后將稿本抄本寄回意大利，可惜此稿未及印行。根據(jù)利瑪竇自述，他翻譯“四書”是為了給日后的傳教士所用，因為在他看來，傳教士來華若不精通儒家經(jīng)典，絕不會有什么收獲。同時，他也希望“四書”能受到歐洲人的重視。他的這個譯本成為來華傳教士必須研習的讀本，也成為后來傳教士翻譯的藍本。艾儒略（Gulius Aleni）在所著利瑪竇傳記中記載利瑪竇譯書一事說：“利子此時嘗將中國四書譯以西文，寄回本國，國人讀而悅之，以為中邦經(jīng)書，其能識大原不迷其主者乎？至今孔孟之訓，遠播遐方者，皆利子力也?！?/p>

繼利瑪竇將“四書”譯成拉丁文之后，1626年，金尼閣又將“五經(jīng)”譯為拉丁文，在杭州刊印，書名為《中國第一部神圣之書》，是中國經(jīng)籍最早刊印的西文本，也是來華傳教士的讀本。

“四書”的全譯本出自比利時耶穌會士衛(wèi)方濟（Franc-ois Noel）之手。衛(wèi)方濟以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中國哲學家孔子》的譯文為基礎(chǔ)，以拉丁文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以及《孝經(jīng)》和《小學》。其特點是逐字翻譯，即書名亦不例外，如《大學》譯為《成年人之學問》，《中庸》譯為《不變之中道》，注釋也較為詳細。衛(wèi)方濟的譯文于1711年以《中國六經(jīng)》為題由布拉格大學圖書館印行。

此后，衛(wèi)方濟的這部書又被譯為法文，法譯本之首有文論中國政治哲學及倫理哲學的起源、性質(zhì)和意義。衛(wèi)方濟在序文中說道：“今我以六經(jīng)的拉丁文本貢獻于左右，非獨使你們熟悉中國人的著作，而且你們可以把他們正確的思想付之實行?！彼€說，中國古代圣賢的道理，可以發(fā)明基督教的宗旨。

至衛(wèi)方濟的《中國六經(jīng)》止，亦即到18世紀初，中國的“四書”已全部譯成西文在歐洲刊行流傳。

在后期來華傳教士中，孫璋、蔣友仁、錢德明、韓國英等人也都對漢學有較高造詣。孫璋（Alexander de la Charme）對中國文獻涉獵甚廣，以拉丁文譯《詩經(jīng)》《禮記》。蔣友仁（Michael Benoist）以拉丁文譯《書經(jīng)》和《孟子》，他的譯文非常審慎準確，法國耶穌會傳教士宋君榮（Antoine Gaubil）見其《書經(jīng)》譯文初稿時大為驚奇，便鼓勵蔣友仁將《書經(jīng)》全譯。法國傳教士晁俊秀（Franciscus Bourgeois）說，其書雖未刊印，已為眾人推許，其了解漢文之深與譯文之忠實，遠在以前各譯本之上。

宋君榮也把《書經(jīng)》翻譯成法文，于1770年由漢學家德經(jīng)（Joseph de Guignes）在巴黎出版。此書除了譯文和注釋外，還有出版者添加的補注、插圖和原文沒有的中國上古三朝的帝王簡史。在宋君榮看來，《書經(jīng)》是中國古代最好的書，在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中具有無可否認的權(quán)威。他認為，《書經(jīng)》記述的是中國英雄時代的歷史，與同時代的古希臘有著明顯的不同。古希臘的英雄是一些兇狠、殘暴、給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的強盜，而中國的英雄則是一些秉性仁厚、作風民主、敬德保民的圣賢?！稌?jīng)》所反映的是中國上古時期的英雄治國、安民、修身的圣賢之道。

自詡為“孔子傳記家之傳記家”的錢德明（Jean Joseph Marie Amiot）在1784年出版了《孔子傳》，除參考各種史籍外，并論及《論語》《史記》《家語》諸書。他還著有《孔門弟子傳略》，書中列顏子、曾子、子思、孟子、仲子等五人，是百余年來西方人研究中國經(jīng)籍的必讀之書。

韓國英（Pierre-Martial Cibot），對中國的孝道頗有研究，他編著的《論中國人之孝道》，將中國古今關(guān)于孝道之說匯于一編，所譯介的孝道文本，涵蓋古代文獻經(jīng)典與當時各種官方文本的譯介，其中有節(jié)譯《禮記》《孝經(jīng)》和《大清律例》中有關(guān)孝道的法律，其他還有皇帝應有之孝道、社會表示孝道的風俗、古今孝子故事、勸孝之詩文等等。韓國英認為孝為中國風俗政治之基礎(chǔ)。他在序言中幵宗明義地說，中華帝國是一個大家庭，皇帝是這個大家庭的父母。他將孝道與帝國緊密地聯(lián)結(jié)，因此，任何意圖攻擊這個倫理道德規(guī)范者將引發(fā)全體中國人的反擊。

此時，傳教士對中國典籍的翻譯成為西方人了解中國的一個重要窗口。

《中國哲學家孔子》的遠播

當時傳教士翻譯的中國典籍中，柏應理等人編譯的《中國哲學家孔子》有著極大的影響。

1687年拉丁文本的《中國哲學家孔子》在巴黎出版，該書集耶穌會士幾十年學習研究儒家經(jīng)典之大成，是耶穌會士最具代表性的儒家思想研究成果之一。

來華傳教士對“四書”的翻譯從羅明堅和利瑪竇時代就幵始了。清初出現(xiàn)了以楊光先為首的反對天主教的浪潮，傳教事業(yè)受到重大打擊，湯若望、南懷仁等人被打入死牢，其他各地的23位來華傳教士也被集中到廣州。

在此期間，他們召幵了“廣州會議”。這是來華的各個天主教修會討論關(guān)于中國禮儀的一次會議。會議期間，經(jīng)過充分的討論，耶穌會士恩理格（Christian Herdtricht）、魯日滿（Francois de Rougemont）、柏應理幵始在原先“四書”簡單直譯的基礎(chǔ)上，重新進行了校對和注釋。尤其針對其中譯名的敏感之處以及耶穌會士當時所受到的批評，引用中國古籍在譯文中提出反駁。這項工作大概在1670-1672年完成。作為書中一部分的《中庸》，即殷鐸澤（Prosper Intorcetta）翻譯的《中國政治道德學說》是在此之前完成的。殷鐸澤在回歐洲時，將譯稿帶回歐洲，交給了德國漢學家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柏應理回歐洲時，在羅馬學院找到了基歇爾去世后留下的部分譯稿。法國皇家圖書館館長得知這部書稿的情況后，提出要出版這部書。柏應理又在書稿中加上自己寫的序言和他早在中國寫好的《中國年表》，最后在巴黎出版。

《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還收錄了西方人畫的孔子全身像，這很可能是西方人第一次看到孔子的形象。畫中孔子身穿儒服，頭戴儒冠，手持象笏，站在一座廟宇式的書館前。書館上端寫有“國學”二字，附拉丁文注音解釋，書館柱子上寫有“天下先師”字樣?？鬃由砗蟮膬膳允茄b滿經(jīng)書的大書架，書架上的書籍均標出書名，自上而下，一邊是《書經(jīng)》《春秋》《大學》《中庸》《論語》；另一邊是《禮》《易經(jīng)》《系辭》《詩經(jīng)》《孟子》，都附以拉丁文注音。書架的下面還有孔子弟子們的牌位，上寫顏回、子思、子路等，共18名。美國學者孟德衛(wèi)指出：“這幅肖像把孔子描繪成在圖書館內(nèi)的學術(shù)賢哲而非在廟宇中的神祇先知。這種描繪顯示出了耶穌會士是如何強調(diào)孔子的理性一面，這正是歐洲人推崇孔子的重要原因。”“在1500-1800年期間，西方人對中國人的認識源于孔子的形象。關(guān)于這位博學的圣人的最著名的描繪是他身處于一個放滿書籍的書屋里。這一形象最初出現(xiàn)在1687年巴黎出版的《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中，后來又經(jīng)局部改動在這一時期歐洲其他發(fā)行物上不斷再版。”

《中國哲學家孔子》收錄的孔子像，這一形象在當時的歐洲廣為流傳

《中國哲學家孔子》一經(jīng)出版，立即在歐洲思想界引起轟動和反響，各種譯本紛紛問世，各界人士也紛紛撰寫文章加以介紹、評論。符騰堡大公國的大臣畢爾豐格讀罷此書后對孔子產(chǎn)生了狂熱崇拜，并在其所著《中國倫理和政治的典范理論》一書中對中國古代倫理思想作了闡述。

法國啟蒙思想家大都讀過《中國哲學家孔子》。伏爾泰在《風俗論》中介紹孔子學說時就利用了這本書。孟德斯鳩（Charles Louis Montesquieu）懷著巨大的興趣，認真閱讀了這部用艱澀的拉丁文撰寫的書，并作了詳細的筆記。在筆記中，他寫下了一些自己的觀點，并將書中的許多段落譯成法文。如孟德衛(wèi)所說：“在18世紀的法國，沒有神圣啟示的儒學，作為一種令人贊賞的哲學被反基督教的啟蒙思想家接受。信奉自然神論和幵明專制的中國君主成了啟蒙思想家向歐洲宣傳的極好典范?！薄吨袊軐W家孔子》讓儒家學說在西方聲名遠播，對中國文化的西傳具有啟蒙意義和先驅(qū)作用。它把中國、孔子、政治道德3個名詞聯(lián)在一起，孔子在歐洲因此被稱為道德與政治哲學上最偉大的學者與預言家。啟蒙學者歡呼這位被拉丁化了的孔子是人類最偉大的英雄人物之一，是中國的蘇格拉底。由此孔子的倫理觀風靡歐洲社會。

《易經(jīng)》的研究和翻譯

《易經(jīng)》是中國最古老的經(jīng)籍之一，孔子晚年熱衷于鉆研《易經(jīng)》，《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讀《易》，韋編三絕?！毕鄠?，孔子寫下了解釋《易經(jīng)》的“易傳”（又稱“十翼”）。后來，學界對此說法多有質(zhì)疑，一些學者認為，“十翼”應系儒家孔子后學所撰寫，雖然不是孔子親作，但卻不能說不是孔子思想所灌注。

在“五經(jīng)”中最早受到傳教士注意的是《易經(jīng)》。曾德昭在《大中國志》中講到了《易經(jīng)》，他說這是一部論述自然哲學的著作，通過一些自然原則來預測未來，測算旦夕禍福。

1658年出版的衛(wèi)匡國（Martino Martini）《中國史初編》中已有對《易經(jīng)》的介紹。衛(wèi)匡國說《易經(jīng)》是中國最古老的文獻，八卦的發(fā)明者是伏羲，中國人的第一門學問是數(shù)學，他把《易經(jīng)》看成是數(shù)學知識的發(fā)源物。

《中國史初編》書前還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全圖，圖下有對《易經(jīng)》六十四卦的簡介。這可能是最早向歐洲介紹的六十四卦。

到17世紀末18世紀初，傳教士對《易經(jīng)》的研究和翻譯工作有了很大進展，白晉（Joachim Bouvet）、劉應（C.de Visderou）、馬若瑟（Joseph Mariade Premare）和雷孝思（Jean Baptiste Regis）等人先后從事對《易經(jīng)》的研究和翻譯。

1697年，白晉回歐洲期間，曾在巴黎作一演講，向法國聽眾介紹中國的《易經(jīng)》。在演講中，他把《易經(jīng)》視為與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一樣合理、完美。他說，雖然這個主張不能被認為是耶穌會士的觀點，因為大部分耶穌會士至今認為《易經(jīng)》這本書充斥著迷信的東西，其學說沒有絲毫可靠的基礎(chǔ)。但是，“我相信我有幸發(fā)現(xiàn)了一條讓眾人了解中國哲學正確原理的可靠道路。中國哲學是合理的，至少同柏拉圖或亞里士多德的哲學同樣完美。我想通過分析《易經(jīng)》這本書中種種令人迷惑的表象論證（這個主張）的真實性?！兑捉?jīng)》這本書蘊含了中國君主政體的第一個創(chuàng)造者和中國的第一位哲學家伏羲的（哲學）原理”。

白晉在巴黎期間，還曾與萊布尼茨建立了通信聯(lián)系，白晉于1698年再度來華后，又多次與萊布尼茨通信，雖然討論的問題比較廣泛，但《易經(jīng)》問題是主要的話題之一。特別是1701年11月4日白晉寫給萊布尼茨的信中，附上了他把《易經(jīng)》六十四卦重新排列而畫成的一圓一方的卦圖。萊布尼茨收到信后，對圖中卦的數(shù)學排列順序仔細研究，發(fā)現(xiàn)此圖與他在1679年發(fā)明的二進制吻合無間。此亦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則佳話。

白晉從歐洲返回中國后，又奉康熙皇帝之旨研究《易經(jīng)》?？滴趸实蹎柊讜x有沒有其他的西洋人能協(xié)助他釋“易”，當白晉奏道江西有此能人時，康熙皇帝即令將此人帶至北京協(xié)助白晉，此人便是法國傳教士傅圣澤（Jean Francoise Foucquet）。

白晉《康熙傳》書影

白晉等人對《易經(jīng)》的研究，在耶穌會士中形成了一個“索隱派”。這一派除了白晉外，還有馬若瑟、傅圣澤、郭中傳（Jean Alexisde Gollet）等人?！八麟[主義可以被描述為這4名法國耶穌會士想從中國經(jīng)典中發(fā)現(xiàn)《舊約》人物的一種嘗試?！彼麟[派接受中國人對《易經(jīng)》的看法，相信它是中國最古老的最重要的經(jīng)籍，因而尋找基督教的奧義要從《易經(jīng)》入手。白晉認為，中國的古代經(jīng)典所表述的思想不僅與基督教教義相吻合，而且是基督教最古老的文字記載，從這些記載中，人們不但可以悟出基督教教義，而且還可以找到后來記載在《圣經(jīng)》中的故事和人物；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中國的經(jīng)籍包含著兩層意義，即表層的意義和深層的意義，表層的意義是中國人所理解的字面的意義，深層的意義則為中國人所不了解，只有深刻理解基督教教義，信奉基督教，并對《圣經(jīng)》極為熟悉的人才能發(fā)現(xiàn)和理解。為此，他認為《易經(jīng)》是諸多中國古典經(jīng)籍中最重要最有價值的一種?；浇痰囊磺袏W秘、基督教神學的一切教義和基督教倫理的一切箴言，都可以在《易經(jīng)》和另外一些中國古典經(jīng)籍中找到。白晉這一派在耶穌會中是少數(shù)人，他們以《易經(jīng)》作為思想基礎(chǔ)，被稱為“唯經(jīng)主義者”或“易經(jīng)主義者”。

在耶穌會士中，白晉等人的觀點只是少數(shù)人的意見，并不為其他傳教士所贊成。但是，正如美國學者魏若望（John W.Witek S.J.）指出的：“索隱主義雖是少數(shù)派觀點，但卻成為在中國和在歐洲的西方人致力于以比較的眼光來理解中西兩種文化的觸媒?！?/p>

（本文摘自武斌著《孔子西游記：中國智慧在西方》，廣東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