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而造極于趙宋之世。”陳寅恪先生的這句話人們耳熟能詳，對宋代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評價很高。在陳寅恪先生的評價以前，宋代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并不高，積貧積弱，按王夫之的話說，是“陋宋”。那么，陳寅恪先生何以會作出與通常認識截然相反的評價呢？除了陳寅恪先生自身的敏銳觀察之外，應該還有來自外部的影響。這個影響來自東瀛。自那珂通世《中國通史》的中譯開始，20世紀上半葉日本的中國史研究，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學者。其中最大的影響就是內(nèi)藤湖南首倡的唐宋變革論。內(nèi)藤湖南那批日本學者，把宋代視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時期，評價相當高，陳寅恪先生則是接受了這種認識。從此，宋代以一種全新的面貌回到人們的視野當中。從學術史的脈絡尋覓，必須承認，是日本學者首先扭轉(zhuǎn)了歷來的宋代評價。
從內(nèi)藤湖南開始，日本的宋史研究成為傳統(tǒng)，并且打造了幾乎貫穿于20世紀的舉世公認的輝煌。其中就包括有南宋史研究。縱觀日本20世紀以來宋史研究的學術史，大致可以分為幾個世代幾個階段。
內(nèi)藤湖南、宮崎市定、加藤繁、周藤吉之、仁井田陞、曾我部靜雄、中嶋敏、佐伯富等為第一世代，他們圍繞著“唐宋變革”的主題，開拓了“君主獨裁制”“城市革命”“商業(yè)革命”“地主佃戶制”等議題，奠定了日本宋史研究的基礎。
斯波義信、梅原郁、竺沙雅章、柳田節(jié)子、佐竹靖彥、草野靖、荒木敏一、衣川強等他們的弟子形成了第二世代。他們當中的斯波義信在“江南經(jīng)濟史”“宋代商業(yè)史”“中國城市史”等領域，梅原郁在“宋代官僚制度”“宋代司法制度”，荒木敏一在“宋代科舉制度”等領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這兩個世代的學者憑借本身扎實的功底和敏銳的觀察，不僅對宋代制度進行了細密的考證復原，提出了許多至今仍有影響的重大議題，還在研究手段尚處于手工操作的前大數(shù)據(jù)時代，編制了大量的人名、地名、官名和語匯索引。這兩個世代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基礎建設，不僅為日本的宋史研究帶來國際性的聲譽，還直接滋養(yǎng)了功底遠不如他們的后幾個世代的學者。
寺地遵、近藤一成、土田健次郎、大澤正昭、熊本崇、小林義廣、津田芳郎、木田知生、宮澤知之、島居一康、土肥祐子等屬于第三世代。他們在基礎訓練和研究方法上，承上一世代的余澤，并嘗試有所突破，在政治史、法制史、財政史、都市史、科舉社會史、宗族史、農(nóng)業(yè)史等領域上進行了細致的耕耘。
第四世代的代表學者則有久保田和男、岡元司、平田茂樹、小島毅、川村康、遠藤隆俊、青木敦、須江隆、高橋弘臣、小川快之等人。他們接受全球化的影響，張開觸角，關注歐美和中國的研究，努力攝取史學以外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在傳統(tǒng)的研究領域內(nèi)有了新的思考和突破。伴隨第三世代的漸次退場，這一世代的學者目前正處于日本宋史研究的領軍地位。
現(xiàn)在活躍于學界的第五世代則是以飯山知保、榎并岳史、小林隆道、小林晃、梅村尚樹、福谷彬、小二田章等為代表的70后、80后學者。這一世代的學者在前幾個世代的研究基礎上，極大地受益于大數(shù)據(jù)時代的科技進步，沿著他們的老師所指引的路徑，研究愈發(fā)細密。他們更習慣于走出書齋，尋碑訪地，結合大數(shù)據(jù)，搜集第一手資料，注重國際交流。在第五世代之后又有一批生生不息的年輕學者涌現(xiàn)，人數(shù)雖然不多，但成就可喜。
《清明上河圖》局部
具體就南宋史研究來說，從第一世代形成的傳統(tǒng)開始，基本都是北南宋兼治，專治南宋者不多。比如斯波義信的《宋代江南經(jīng)濟史研究》（汲古書院，1988年），雖然以南宋為主，但敘述也是始自北宋。近藤一成的《宋代中國科舉社會研究》（汲古書院，2009年），也有南宋初期的王安石評價、《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三題、南宋明州慶元府地域社會、南宋四川類省試等研究內(nèi)容。土肥祐子的《宋代南海貿(mào)易史研究》（汲古書院，2017年）中，南宋的內(nèi)容占了絕大的比重。平田茂樹的《宋代政治構造研究》（汲古書院，2012年）中也有從周必大《思陵錄》《奉詔錄》看南宋初期的政治結構等內(nèi)容。小林隆道的《宋代中國的統(tǒng)治與文書》（汲古書院，2013年）的第一編《宋代的統(tǒng)治與文書利用》就是由《夷堅志》、朱熹《紹熙州縣釋奠儀圖》、南宋的“備”與“牒”構成的論述。青木敦的《宋代民事法的世界》（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14年）中的南宋女子分法再考、淳熙臧否及其失敗、11-13世紀江西社會的法文化等，重點皆在南宋。小川快之的《傳統(tǒng)中國的法與秩序》（汲古書院，2009年）的考察則從南宋延伸到了元明。梅村尚樹的《宋代的學?！罚ㄉ酱ǔ霭嫔纾?018年）主要是驅(qū)使南宋史料進行的研究。
雖然兼及南宋，但很少專治南宋。這既與日本學者通觀兩宋的認識有關，也是著述方式使然。日本學者很少以專書的形式從事理論建構，多是積累到一定時期，甚至是一生，把自己的既刊論文進行精致的邏輯重構，實際上是以專書面貌出現(xiàn)的論文集。因此，才北南宋混雜，反映自己一生的研究軌跡。還有些學者一生并沒有結集專著出版，不少單獨刊發(fā)的論文，業(yè)已取得了輝煌的建樹。比如已故的千葉焈先生幾乎將宋代所有有案可稽的后妃都寫過論文。研究兩宋后妃，這些論文是繞不開的存在。還有東洋文庫研究員渡邊纮良先生有關于南宋初年范汝為暴動的論述和南宋官制“八路定差法”的考證。
檢索了一下，迄今已經(jīng)出版了近160部的“汲古叢書”當中，明確標明“南宋”的只有一部，這就是大澤正昭的《南宋地方官的主張》（汲古書院，2015年）。此書的副題是《讀〈清明集〉〈袁氏世范〉》，透過研讀這兩部南宋典籍，重點考察了作為連接國家與基層社會的地方官的認識、判斷和對策。其實，大澤正昭是以唐宋農(nóng)業(yè)史研究而聞名的學者。這部書是他長時期主持譯注《明公書判清明集》的成果。像大澤正昭這樣，研究領域由北宋轉(zhuǎn)向南宋的日本學者不少。平田茂樹近年來也專注于對魏了翁、洪咨夔書信的研究。
在日本，專治南宋史的當屬寺地遵，他于1988年出版的《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溪水社），是開日本專治南宋史端緒的著作。這部著力于考察南宋高宗朝的著作，在政治過程論的理論建構方面頗得學界重視。劉靜貞教授將此書譯成中文以后，先后在臺灣地區(qū)和大陸出版，已為國內(nèi)學者所熟知。在南宋思想史領域，近年來有一位80后學者的專著問世，這就是京都大學博士福谷彬的《南宋道學的展開》（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19年）。這是一部置于政治史視野之下對南宋道學進行的“瞻前顧后”式的綜合考察。關于南宋財政史研究，愛知大學副教授長井千秋著有《南宋財政史研究序說》，此書有日本國會圖書館公開的電子書，紙質(zhì)書尚未見出版。國會圖書館還公開有曾留學浙江大學的新潟大學博士榎并岳史的博士論文《以神道碑為中心對南宋理宗朝政治狀況動態(tài)把握的嘗試》。中嶋敏先生的弟子安野省三在明清史研究領域饒有建樹，跟我們一起參與東洋文庫的《雞肋編譯注》研究班，以80高齡居然寫作出版兩本著作《莊綽〈雞肋編〉漫談》和《續(xù)篇》（汲古書院，2012年、2014年）。
在文獻學方面，以南宋為主的著作，還可以舉出70后學者、東京大學副教授榎本涉編纂的《南宋元代日中渡航僧傳記集成》（勉誠出版，2013年），相關著作尚有西谷功《南宋、鐮倉佛教文化史論》（勉誠出版，2018年），以及筧文生、野村鲇子合著的《四庫提要南宋五十家研究》（汲古書院，2006年）。英年早逝的廣島大學副教授岡元司曾在杭州大學留學，是一位非常優(yōu)秀的學者，生前發(fā)表不少相當有分量的南宋史研究論文。去世后，由我們集資為他編纂出版了《宋代沿海地域社會史研究》一書（汲古書院，2012年）。已經(jīng)從東海大學退休的小林義廣教授，近年來專注于南宋江西吉州地域社會的研究，已發(fā)表有十余篇論文。不負期待，在本文執(zhí)筆之際，一部厚重的《南宋江西吉州的士大夫、宗族與地域社會》，便由汲古書院遵著者所托寄來，擺在了案頭。
還有一位值得介紹的專治南宋史的學者，盡管尚無專著，但很有潛力，這就是熊本大學副教授小林晃。他以研究南宋中后期的政治史為主，從孝宗朝的側(cè)近政治到專權宰相韓侂冑、史彌遠都有論文發(fā)表。
擁有一定數(shù)量的在讀博士生的存在，更是代表著日本南宋史研究乃至中國史研究的未來。我大致看了一下近些年發(fā)表的一些中青年學者有關南宋史研究的論文，犖犖大者，列名舉要。有井黑忍以金、南宋關系為主軸論述第二次澶淵體制的《受書禮所見十二至十三世紀歐亞東方的國際秩序》（收錄于遠藤隆俊、平田茂樹編《從外交史料探索十至十四世紀》，勉誠出版）；高橋弘臣《南宋臨安的倉庫》（《愛媛大學法文學部論集》人文學科35）、《南宋臨安的糧食問題》（《愛媛大學法文學部論集》，人文學科37）；小二田章《〈咸淳臨安志〉的定位》（《中國》28）；新田元規(guī)《程頤、朱熹先祖祭祀方案中的身份含義》（《中國哲學研究》27）；宮崎圣明《南宋末期賈似道與宗室、外戚的對抗關系》（《歷史學研究》935）；森本創(chuàng)《南宋初期的茶馬貿(mào)易與吐蕃諸族》（《駿臺史學》154）、《南宋初期的馬政與川陜地方》（《明大亞洲史論集》19）；遠藤總史《南宋外交儀禮都復興與再編》（《南方文化》44）；村田岳《〈癸辛雜識〉“置士籍”考》（《集刊東洋學》118）；原瑠美《南宋臨安對馬的使用》（《馬講述的東亞世界史》）；甲斐雄一《南宋詩文與出版》（《中國》33）；奧田裕樹《南宋士大夫考》（《歷史研究》59-1、2）；山本健太郎《“祖宗之法”與宋代的國都》（《中國社會與文化》32）；清水浩一郎《南宋末期理宗朝執(zhí)政的兼職與序列》（《宋代史料的回顧與展開》，汲古書院，2019年）；毛利英介《十五年的等待：南宋孝宗內(nèi)禪與對金關系》（《金、女真的歷史與歐亞東方》，勉誠出版，2019年）等，不遑枚舉。
包括南宋史研究，日本的中國史研究盡管已經(jīng)失去了往日的輝煌，但畢竟隨時代變化而變化，在與時俱進。跟第一世代、第二世代乃至第三世代的學者以獨學為主的孤立研究相比，第四、第五世代的學者有如下幾個特點。
第一，“抱團取暖”，在日本文科不景氣的當下，更注重集體協(xié)作，互相切磋。以年輕人為主的日本宋代史研究會一年一次，已經(jīng)舉辦四十余次，并且按主題編輯了多本論文集。每月一次的大阪宋代史談話會，已經(jīng)舉辦了幾百次。從2005年到2010年，小島毅主持的“東亞海域交流與日本傳統(tǒng)文化的形成——以寧波為重點”，幾乎把日本主要的中國文史研究學者都網(wǎng)羅在課題組織之內(nèi)。這一課題出版了幾十本相關研究成果，多數(shù)都與南宋有關。
第二，“十里一徘徊”，注重總結回顧。在90年代末，在佐竹靖彥、近藤一成的組織下出版有《宋元時代史的基本問題》（汲古書院，1998年），此書有中華書局2010年出版的中譯本。十年前，遠藤隆俊、平田茂樹、淺見洋二又組織編寫了《日本宋史研究的現(xiàn)狀與課題》（汲古書院，2010年），包括政治史、法制史、財政史、地域社會史、家族宗族史、城市史、地方志與石刻、儒教思想、佛教道教史、文學、繪畫史、五代十國史、遼金史、日宋交流史，全面總結了80年代以來的研究狀況，提出了新的課題。
第三，“跳出三界外”，打通斷代與學際界限?，F(xiàn)代日本學者已經(jīng)很少自我畫地為牢，從歷史敘述單一化的政治史、經(jīng)濟史、思想史幾大塊走出。不僅北南宋混同，上溯隋唐，下及元明清，歷史、思想、文學、考古、美術等不同領域的學者也常常濟濟一堂，互相碰撞，接受刺激。
第四，放眼世界，展開交流。跟老一代學者相比，從視野到行動，新一代學者更具有開放性。在二三十年前，閱讀日本學者的論著，發(fā)現(xiàn)引述討論的大多僅限于日本本土學者的日文著述，學術雜志上發(fā)表的譯作也很少。在學術會議上，也很少看到外國學者的身影?，F(xiàn)在則不同了。論著的引述、雜志的譯作，日本以外的研究成果相當普遍，而學術會議中的外國學者已經(jīng)占有相當?shù)谋壤踔脸Ｓ泻限k會議的狀況。日本學者的眼界已經(jīng)相當開闊，對歐美和中國等相關領域的研究不再陌生。包括老一輩的土肥祐子在內(nèi)，東洋文庫的石川重雄、愛媛大學的高橋弘臣等學者都與國內(nèi)南宋史研究中心建立了長期穩(wěn)定的學術聯(lián)系，受聘為兼職研究員。
第五，研究領域廣泛。相比較前三個世代的學者，新生代的學者盡管缺少綜合訓練，但課題的選擇則變得比過去傳統(tǒng)的領域拓寬很多。許多博士生的論文題目很專很窄，但卻填補了一個個以往不曾注目的空白。
第六，展露頭角的學者不多，默默耕耘的年輕學者不少。在日本中國史研究走向衰落的表象背后，這種現(xiàn)象其實顯示著底蘊。60后、70后乃至80后的中青年學者當中，將來一定會有人成為挺拔的大樹，讓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再添光彩。
同樣是海外漢學，日本跟歐美有很大的不同。作個比喻，中國學者研究中國史，是置身于房間之內(nèi)的觀察，由于只緣身在此山中，往往或許會不識廬山真面目。歐美學者是站在房間外面的眺望，對房子的地理位置乃至整體輪廓看得清晰，但對房間內(nèi)部則不甚了了。日本學者由于曾經(jīng)同處漢字文化圈，又從中學到大學都有漢文亦即古代漢語的訓練，在史料解讀方面并不比中國學者遜色多少。因此他們對中國史的觀察，可以說是一腳門里一腳門外，處于若即若離的狀態(tài)。這樣的狀態(tài)，決定了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的優(yōu)勢所在。包括日本，對于海外的中國史研究，乃至漢學研究，有一點需要清楚地認識，這就是，他們的研究是站在自身角度對一種異文化的觀照，在意識或潛意識中都有與自身歷史或文化的比較。
海外漢學無論多么興盛，頂多會生長出若干棵參天的大樹，不能指望會出現(xiàn)成片茂密而長久的森林。這一點，日本也是如此。包括中國史研究在內(nèi)的漢學的學術之林，只能出現(xiàn)并生長于中國本土。不過，即使是幾棵大樹，便足以使我們仰視，那片綠茵也值得我們矚目。海外漢學論著的觀察視角和研究方法，會是一股清新的風，給中國學者的研究帶來良多的啟發(fā)。
（本文摘自王瑞來著《日知余錄：?？驼勫蕖罚虾Ｈ嗣癯霭嫔?，20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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