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湖帆藏《董美人》抉隱

收藏家的題跋，未必句句靠譜。尤其像吳湖帆這樣的完美主義者，對心愛的藏品又特別喜歡制造韻事。有時，為了滿足心中的秩序感，不惜在題跋中虛構一些故事，但最終也不免會露出馬腳。吳湖帆收藏《董美人》就是一個這樣的例子。

1927年夏，覓得隋志名品《董美人》后，吳湖帆歡喜異常。此志恰好與他舊藏隋志《常丑奴》能配成一對。因此，吳湖帆不光將一丑一美合裝一篋，他還特意鐫刻了一方“既丑且美”的朱文印鈐蓋在兩本隋志上，這也為后世留下了一段收藏佳話。

不過，今天重檢吳湖帆舊藏《董美人》，我們發(fā)現(xiàn)，其實有兩種不同的剪裱本。一為濃墨本，藏上海圖書館，原為歸安陸樹彰舊藏，1932年秋由吳湖帆贈與潘景鄭。一為淡墨本，拓印更精，藏上海博物館，冊前有嘉定錢紅稻題記，冊后附吳湖帆征集的五十二家題詞并五十二首和作，最后還有吳氏1961年贈周鍊霞跋語。

《董美人》濃墨本

《董美人》淡墨本

如果細細梳理兩本《董美人》上的眾多題跋，我們不免會產生一個疑問：究竟哪本《董美人》才是吳湖帆最初獲得，來與《常丑奴》配對的本子？問題看似簡單，其實不易回答。不妨先看看濃墨本上的吳氏題記：

隋《董美人》墓志，道光中為陸耳山之子得于興平，旋歸徐紫珊所藏，深自矜惜，故拓本傳世絕尠。咸豐癸丑滬城之亂，徐氏遭陷，石亦毀去，至今片紙拓本珍如星鳳矣。隋志中以《常丑奴》最為難得，余藏金氏冬心齋舊本，久欲得此為侶。十余年所渴想者，一旦遇之，欣喜無量，遂鐫“既丑且美”小印為押。丁卯六月養(yǎng)疴嵩山草堂題，吳湖帆。

濃墨本《董美人》題跋

這段題記，寫在“既丑且美”的小印之下，既是對全志的題跋，也可看作是對印文的解釋。而從“十余年所渴想者，一旦遇之，欣喜無量”來推斷，濃墨本《董美人》似乎正是吳湖帆尋覓了十多年，才最終與《常丑奴》配對的本子。不過，如果再看看淡墨本，上面同樣鈐有“既丑且美”的小印，也同樣有吳氏題記：

吾家舊藏冬心齋本隋《常丑奴》志，久欲覓此為侶，搜訪十年，始獲此初拓精本，歡喜無量，遂鐫小印為押。丑簃。

隋《董美人》志石道光間出土，陸劍庵令興平時得之，輦歸江南，為徐紫珊易去，遂更號“隋軒”，秘若球圖，不輕氈椎。咸豐癸丑之亂，徐氏構陷毀家，貞珉亦付淪滅，從此一紙之傳等如星鳳矣。丁卯五月識于四歐堂。

余于丁卯五月得此原石真本，制《哨遍》詞于前，集宋人句成《金縷曲》題其后，并乞諸家題詞者五十人，遍和之，都百闋，成巨帙，倚《洞仙歌》殿尾……

淡墨本《董美人》題跋

根據(jù)題記，吳湖帆“搜訪十年，始獲此初拓精本”似乎又成了淡墨本。若看時間，吳湖帆自稱獲淡墨本的時間是“丁卯五月”。而濃墨本上題跋的時間既在“丁卯六月”，那入藏的時間也應在此前不久。如此說來，淡妝濃抹的兩位“美人”，孰前孰后，僅據(jù)題跋，實難判斷。難道兩本《董美人》的入藏時間竟如此之巧，都是在丁卯（1927）夏嗎？

友人王叔重、陳含素伉儷編著《吳湖帆年譜》，即云1927年：“五月，獲……《隋美人董氏墓志》原石蟬翼精本……六月，再獲《董美人墓志》精拓本……”即定淡墨本五月入藏，而濃墨本六月入藏。友人梅松兄在《六朝秀色錦屏空——吳湖帆的“董美人”因緣》中也說：“‘周本’得于1927年五月……‘潘本’很有可能也是得于1927年?！保ò疵肺摹爸鼙尽奔吹荆芭吮尽睘闈饽?。）

《吳湖帆年譜》與梅松兄的說法，都是以吳湖帆的題跋為依據(jù)，按說不致有誤。不過，對吳氏題跋本身的抵牾之處，也皆未作出合理的解釋。濃墨本說“十余年所渴想者，一旦遇之，欣喜無量”，淡墨本也說“搜訪十年，始獲此初拓精本，歡喜無量”。兩本題跋，顯然都在標榜自己才是吳湖帆初遇的“董美人”。為什么吳湖帆的說法會彼此矛盾呢？

這里，我們不妨先拋開吳氏題跋，也不去管淡墨本上五十二家題詞后的款識，只看看兩本《董美人》上的扉畫和觀款。

上圖濃墨本上，冊前有馮超然“丁卯秋日”所作扉畫，冊中有王同愈“丁卯中秋”觀款，趙尊岳、陳承修“丁卯冬日”觀款，馮君木、陳巨來“戊辰正月”觀款，張紫東“戊辰二月”觀款，程文龍、張士彤“戊辰季秋之月十有二日”觀款，蔣谷孫“己巳冬日”觀款。友朋扉畫、觀款從丁卯（1927）秋開始，至己巳（1929）冬而止。這與濃墨本入藏于丁卯（1927）夏正相吻合。

再檢上博淡墨本，冊前有張大千“甲戌春日”（1934）和鄭元素“丁丑四月”（1937）所作扉畫，冊中有蔣谷孫“癸酉二月”（1933）觀款、陳巨來“丁丑正月”（1937）觀款。不難發(fā)現(xiàn)，如果將淡墨本上的吳氏題跋和詞箋上的款識去掉，那剩下的扉畫和觀款，其實全部在1930年代后。

試想，如果兩本《董美人》都是在1927年夏所獲，那為什么從1927年秋到1929年底，扉畫和觀款都只出現(xiàn)在濃墨本上，而到1930年代后，又都只出現(xiàn)在淡墨本上？對此，唯一合理的解釋是：丁卯（1927）夏，吳湖帆所得之《董美人》，只有濃墨本一種。而所謂“丁卯五月”入藏的淡墨本，其實是吳湖帆在1930年代后所獲。吳氏在淡墨本上的部分題跋（特別是落款“丁卯五月”者），則是他后來才補寫上去的故弄狡獪之筆。

我們看“丁卯冬日”在濃墨本《董美人》上題款的陳承修，也同樣在吳湖帆藏《常丑奴》上題有“丁卯歲暮閩縣陳承修記”。這說明，1927年冬陳承修過訪四歐堂時，在一丑一美上都留有題記。這時，如果吳湖帆還有更好的淡墨本，他為何要秘而不宣，而只出示較為遜色的濃墨本，并請陳承修在其上題款呢？

同樣的道理，己巳（1929）冬蔣谷孫過訪吳湖帆，也是在濃墨本《董美人》和《常丑奴》上分別題寫了一行——“己巳冬日烏程蔣祖詒觀”。這說明直到1929年底或1930年初，吳湖帆出示與友人的一丑一美中，《董美人》仍為濃墨本。而直到1933年，淡墨本《董美人》上才留下蔣谷孫的新觀款：“癸酉二月，與《元仁宗》《常丑奴》二志同觀于四歐堂，烏程蔣祖詒題記?！边@也說明，1933年蔣谷孫再訪時，一丑一美中的《董美人》已經被換成了淡墨本。

濃墨本《董美人》與《常丑奴》之蔣祖詒觀款

究竟?jié)饽竞螘r被換成了淡墨本？我們看1932年夏吳湖帆在淡墨本上的一段題記：

余舊藏《常丑奴志》，頗欲覓此志為丑美伴侶，十年來搜錄之勤，所得都三本，一即此冊，淡墨籠紗，真如蟬翼，且鋒棱畢現(xiàn)，自是石墨上乘；其一濃墨拓，嘉興陸氏鬲鼎樓舊物；一為整本拓，最次，以未剪裁為可貴……壬申夏日重與《常丑奴》《元仁宗》《惠云》《陶貴》《元智姬夫人》共裝四冊，題之。

淡墨本《董美人》之吳湖帆題記（1932年）與蔣祖詒觀款（1933年）

據(jù)題記，吳湖帆坦承所藏剪裱本《董美人》，原有濃墨本與淡墨本兩種。而壬申（1932）夏，正是吳湖帆將淡墨本《董美人》與《常丑奴》等五種隋志共裝一篋的時候。而濃墨本《董美人》，在被替換出來不久后，恰恰由吳湖帆送給了潘景鄭。（濃墨本上有吳氏題簽：“壬申秋日奉景鄭兄鑒賞?！保?/p>

雖然未能找到更明確的記載，但我們從兩本《董美人》上的扉畫、觀款等細節(jié)，再結合吳氏裝匣、汰舊的時間，基本可以推斷出吳湖帆獲得淡墨本的時間是在1930年代初，而并非他自己所說的1927年夏（“丁卯五月”）。本來，藏家后來獲得更好的版本，而淘汰掉之前的舊本，司空見慣，并沒有值得隱瞞的必要。那吳湖帆為什么還要在入藏時間上故弄狡獪呢？恐怕，這又與為《董美人》征集題詞有關。

今天，淡墨本后所附吳湖帆為《董美人》征集的五十二家題詞，其中有款識時間者二十六人，起于“丁卯七月”迄于“辛未七月”。稍作統(tǒng)計又可知，題于丁卯（1927）者四人，戊辰（1928）者十六人，己巳（1929）者四人，庚午（1930）者一人，辛未（1931）者一人。可以看出，吳湖帆為《董美人》征集題詞是從1927年開始的，大部分在1930年前已完成。也就是說，今天淡墨本《董美人》后所附五十二家題詞，絕大部分原是為濃墨本《董美人》而作的。

那么，在1930年代初，吳湖帆獲得了更好的淡墨本后，自然要考慮如何將已裱在濃墨本后的題詞改裝到淡墨本上去。而將眾多友朋對彼“美人”的贊美之詞改移到此“美人”之身上，這對完美主義者吳湖帆來說，略顯尷尬，自然也是不愿大肆聲張之事。何況，吳氏于丁卯（1927）夏收獲初拓精本《董美人》且刻“既丑且美”小印的韻事，早已在朋友圈中廣為傳頌。所以，這時的吳湖帆只能硬著頭皮，改認淡墨本《董美人》才是自己丁卯夏（1927）所獲者，而歷年所征集的題詠之詞也就都順理成章地變成為淡墨本《董美人》而作了。

為此，吳湖帆不得不偽造數(shù)則題跋，謊稱淡墨本得于“丁卯五月”（1927），以掩蓋此本是在1930年代后才獲得的事實。但虛構故事，就不免露出馬腳。雖然這次對碑志及題跋的裝裱，可能改請刻碑名手黃懷覺，而不是一向幫他裝裱書畫且與海上藝壇多通聲氣的劉定之。但像蔣祖詒、陳巨來這些關系密切的友人，因為在兩本《董美人》上都題有觀款，所以他們對內幕也一定是知情的。

《丑簃日記》1937年2月17日載：“晚巨來來，長談甚歡，出《董美人》重觀，題觀款一行曰：‘自丁卯迄今十年以來獲觀不下數(shù)十次，丁丑正月巨來陳斝又觀因識?！绱祟}觀款式，可知非泛泛初交與此帖無關者所能辦也?！睘槭裁础笆暌詠慝@觀不下數(shù)十次”的陳巨來，第一次在淡墨本上題款，竟是在吳湖帆已獲《董美人》十年之后？蓋十年前陳巨來所觀者，實為濃墨本，而今天濃墨本上也仍留有陳氏1928年所書觀款。至于吳湖帆說“如此題觀款式，可知非泛泛初交……”正是他心知肚明，陳巨來如此題款，其實是有意幫自己“作偽證”，幫他一起謊稱淡墨本是1927年所獲。而這樣的交情，也自然“非泛泛初交”者所肯為了。

淡墨本《董美人》之陳巨來觀款

附記：淡墨本《董美人》的題詠中，朱孝臧詞雖無落款時間，但朱詞后因緊接有劉未林“丁卯七月”的一行觀款，故可認定朱詞是在1927年夏秋間所書。至于劉未林的觀款，因與朱孝臧詞寫在了同一張箋紙上，自然是后來一起從濃墨本中被改裝入淡墨本中的，而不可被看作是為淡墨本而題的。